解说 关于张学良
臼井胜美
一
张学良之所以会引起我特别的兴趣，那还是在我读了他在欢迎国际联盟派去调查满洲事变的李顿调查团的宴会上的讲话之后。
据出席这次宴会的日本公使馆矢野参事官的报告，张学良讲话的内容大致如下：
⑴ 东三省(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人种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和内地有不可分离的关系。4亿中国国民也都认为东三省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河北、山东没有什么区别。那些诈称东三省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或嗾使其建立伪政府，使东三省与中国其他部分相分离的(日本的)行动，包藏有领土野心，违反了九国条约中关于保全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
⑵ 中国现在正处于改革时期，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发生了种种变化，这与19世纪的德国、法国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没有多大区别。在改革时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纷争，各国均是如此，并非中国的特例。进一步讲，中国的国土比欧洲和日本加起来都大，人口与欧洲相等，在政治、经济改革中当然会遇到种种困难。日本人诽谤中国不是一个统一国家，这是故意隐瞒事实，混淆世界之视听。
⑶ 中日间纠纷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日本仇视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与政治上逐渐统一。李顿先生在南京讲道，拥有广大领土的中国的困难，乃在于铁道及其他交通机关的不足。东北人民为了开发领土，自己修筑了铁道，在产业、教育、交通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些经济社会上的发展，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产物。这些事实，以及我本人为了中国的统一经常与中央协调行动的情况，引起了日本的反感，使其终于发动了对东北的侵略。(日本外文书《满洲事变》第三卷)。
张学良所指出的这些问题，可以说是箭箭中的，非常具有说服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于是我开始对这位年轻的东北领袖所成长的环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李顿调查团与张学良的会谈从4月12日到15日连续进行了4天。在公开场合，张学良一般不用英语，但这次却破例用英语进行了流畅的问答。通过这几次会谈，美国代表麦考尔等人彻底改变了过去对张学良的认识(认为他是一个不成熟的、不负责任的年轻人)，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具有理性的、真挚的、具有确切判断能力的领导者。
在与调查团人谈时，张学良曾谈到，在“满洲事变”爆发之前的8月份，赵欣伯(“满洲国成立后任立法院长)曾到北京的医院拜访过他，说道关东军欲发动武装事变，并请求派他到东京去寻找解决的办法途径，遭到了张的拒绝。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没考虑到日军会不顾各种条约及联盟规约的约束而悍然挑起军事冲突。但是，9月5日，当冲突骤起之际，为了不给日本人以攻击的口实，他指示部下不许抵抗。这件事虽曾得不到南京政府的口头认可，但他认为这种不抵抗政策是判断上的错误。在本次“张学良采访录”中，张学良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并说道：如果有人责备他在“满洲事变”爆发之际判断错误的话，也是承认的，这种态度与他和调查团的谈话是一致的。
张学良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判断上的错误，恐怕与当时他认为“时机”对他有利有关。1931年，正是张学良政治经历上的最高峰。在国民政府中，他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2号人物，统治着北京、天津，在东北的经营也正在取得成果。在这种时期中，他当然极力想回避与日本的战争。反过来对于关东军来说，却是在认为“时机”对日本越来越不利的认识指导下，才断然发动武力事件的。
二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开始与日本的驻华公使、总领事或关东军的司令官有直接的接触。在张作霖生前，日本方面是把杨宇霆或张作相作为张作霖的接班人的。但是，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炸的突发事态，一举把张学良推上了奉天军阀继承人的宝座。他从北京秘密返回奉天(此间情况直至今日才明了)，于19日就任奉天督办。日本方面要求张学良维持东三省现状，具体说就是阻止在东三省悬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日本人原来强迫张作霖返回奉天，也是为了阻止国民党的影响波及到东三省。
6月24日，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拜访了张学良。奉田中首相之命，一方面对张作霖的死表示吊唁，一方面表明今后将继续对张学良给予援助。29日，田中又通过林总领事通告张学良，表示日本非常关心维持东三省的治安和保境安民问题。这是日本为阻止张学良与南方政府统一而采取的行动。7月9日、16日、19日，林总领事连续与张学良举行了三次会谈。在19日的会谈中张学良告诉林，今天成立的东北保安会的主要领导人一致同意与国民政府妥协，悬挂青天白日旗，因此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他希望能由日本方面向蒋介石发一表示反对的通告，如遭到拒绝，他也可以给蒋介石打电报，说明日本方面反对妥协的意向。并说他也许会下野。
值得注意的是应张学良的要求于20日举行的张与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的秘密会谈。这次会谈是在奉天城内的满铁公署举行的，双方谈了约2个小时。会谈中，张学良讲述了他不得不与南方妥协的情况，希望得到日本方面的谅解。对此，村冈司令官语气强硬地说道：
“尔父张作霖先生十几年来一直维持着与日本的提携，才建立起今日东三省的繁荣。今父丧未满，阁下便欲废三省而屈伏于敌，作为三省保安司令，阁下脸面何在？当此之际，阁下宜采取断然处置措施也。”
在村冈的会谈笔记中，有“此时学良涕泣歔欷不止”的记录。歔欷者，饮泣、抽泣之谓也。面对这个应对杀害自己的父亲负责的关东军司令官的责难，张学良是如何想的呢？在他的痛苦当中，肯定蕴藏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忿恨。在这次采访中，张学良说他不记得与村冈司令官的这次会谈了。作为东北军阀的继承人，这一时期恐怕是张这良最困难的时期了。
在这次对张学良的采访中，张学良对他父亲张作霖的崇敬和深深的爱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谈到他小时候乃至年轻时代屡次受到父亲责骂时，他的脸上充满着无限怀念的神情。对于张学良来说，他是绝不能饶恕那些杀害他父亲的凶手的。
林总领事与张学良的会谈在7月21日、28日、8月2日、3日又举行了多次。8月4日，日本特命全权大使林权助以参加张作霖葬礼的名义，带首田中首相的特别使命拜访了张学良，对张强调绝不可以悬挂青天白日旗。第二天(9日)，张学良回拜，说道他的父亲张作霖也是承认三民主义的，奉行三民主义绝非违背乃父作霖的遗训。当时在座的林久治郎总领事警告说：如果张学良不顾日本方面的劝告而与南方妥协的话，日本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果，8月12日，张学良又与林权助举行了第三次会谈。会谈中张学良告诉林大使，要求给他3个月的时间，以观察形势的发展变化。这样，有关中止妥协的问题至此告一段落。
在采访当中，张学良谈到他在听完林大使的劝告后，最后还说了一句话：“先生忘了一点，那就是，我也是中国人。”张学良的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在日本方面的记录中，没有关于上述语句的记载。可能这句话是在第二次会谈时说的。
我手中有一幅扇面，上面有张学良亲笔手书的“林总领事拂暑 亲仁善邻。”这是林总领事送给栗原健先生，后来栗原先生又送给我的。书写的日期即1928年的8月。恐怕是林总领事回国之后，张学良写了送给他的。从这幅扇面的词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当时心境是复杂沉闷的。
1928年底，张学良在东北实行易帜(悬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受到极大冲击。
三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自1928年夏季张作霖死后，直到1931年9月“满洲事变”期间张学良对满洲的统治呢？张学良的目标是实现满洲的近代化，其中包括整顿经济开发所必需的交通网、强化军备、充实教育事业等。为此，他不可避免地会与侵犯满洲中国主权的日本及苏联产生对立。我们应该认识到，张学良并非天生的好反日、反苏，他的反日反苏行动完全是他为实现东三省的自立的自然结果。
众所周知，作为今后满洲问题解决方式，李顿报告书既不承认将事态恢复到事变之前，也不承认“满洲国”，而准备在保持中国主权的情况下，对满洲实行实际上的国际管理。报告书认为，一切军队(包括中国军队，也包括日本军)均须撤出满洲，使满洲成为一个中立地区。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这样一来，不仅日本军不能再驻留满洲，中国军队(张学良军)也必须撤出去。李顿报告书的这种设想完全无视张学良的立场，那么，张学良又是如何看待李顿的这种提案的呢？在本次采访中，张学良也曾谈到过李顿调查团的事，但他只简单地回答说，他一开始就对国际联盟不抱有太大希望。
对于张学良的这种回答，我们可以解释为这表示了他对李顿报告的失望。引人注目的是，李顿报告中的上述解决条款是在与行政院汪兆铭(汪精卫)密切联系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汪兆铭是张学良最大的政敌，在这次采访中，张学良也毫不隐讳他对汪的敌意。从另一方面来说，汪兆铭当然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削弱张学良的势力。
对于张学良来说，日本军队进攻热河又是等待他的一个难关。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一致通过采纳了根据李顿设想起草的决议(只当事国日本一票反对)。日本代表松冈洋右退出了会场。与此同时，在满洲的日军开进热河省，开始进攻热河省会承德。在日内瓦，为使国际联盟采纳通过上述决议而倾尽全力的中国代表们(其中就有与张学良关系密切、并参加了李顿调查团的顾维钧)，密切地注视着当地的中国驻军如何抵抗日本这一新的侵略。很明显，即使在国际联盟中得到一致支持，但如果中国政府及军队自己不进行殊死抵抗的话，也只会招致世界各国更大的失望。2月28日，全体中国驻国联代表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表示如不加强抗战，便请撤换他们这些代表。
一月下旬，关东军板垣征四郎少将秘密访问上海，向须磨书记官讲述了解决热河问题的必要性。同时指出，张学良的存在对“满洲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必须将张学良打倒或赶走。并说关东军目前正在研究具体的方案(1月25日有吉公使报告)。这种情况说明当时日本方面对张学良依然怀有很大的戒心。
保卫热河的直接负责人是张学良(他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但结果很惨。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部队几乎没放一枪便放弃了承德，任凭日本军占领了热河(3月4日)。继东三省之后，又丢了热河，一切指责都理所当然地都集中到了张学良身上。张学良在与北上而来的蒋介石直接商议之后，引咎自责，于3月10日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其间经过，前文中已有评述，此处从略。不过，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汤玉麟是父辈之人，自己的威望尚不足以使汤听命于他。汤玉麟是张作霖在绿林时代的好友，据说对张作霖还有救命之恩，张学霖称呼他为“二大爷”。因此张学良说的可能是真的。不过，将热河战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张学良未免有失公道。从国民政府本来说，实际上也不具备抗战的能力。仅仅两个月之后，国民政府也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带屈辱性的塘沽停战协定一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张学良下野以之际发表的声明中如下一段文字：
“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孰非国家之将士，十九年奉命率其入关，援助中央，於今国难未已，国土未复，无家可归者数万人。但盼中央俯察彼等劳苦，予以指导，并请社会人士加以援助，彼等为国为乡，皆抱热诚，并熟悉东北情形，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之效命，逐其志愿，免于飘泊，於愿斯足。并盼国人鉴余诚悃，谅余庸愚，虽愆尤丛脞，而余本心祇知为国，余皆不复自计也。”①
也就是说，此时张学良心中念念不忘的乃是他那些被日军侵夺了满洲家园，无家可归的部下的前途，企望着能恢复满洲，使他们免受“漂泊”之苦。在下野出游外国之际，尚为那些与他同甘共苦的东北军的前途命运担心，这当然是一种把东北军当成自己的私人军队的“军阀式”的想法，与近代国家的概念相差甚远，当然应当受到批判。但不容否定的是，张学良头脑中这种对东北军前途的忧虑，正是后来他在西安事变中的复杂心情的一个侧面。
四
下野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张学良在上海专心治疗鸦片中毒症。在本次采访中，张学良很爽快地向我们讲述了他戒毒时的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而对他的采访之所以值得信赖，也完全是因为他在讲话中绝不隐瞒自己的弱点。解脱了鸦片的困扰之后，张学良携夫人于风至及其家人、秘书等，于4月11日由上海乘意大利邮船 孔迪罗索号出国游览。当时有意大利公使齐亚诺与之同行，先至罗马。5月4日到达意大利。之后，张学良又先后游历了伦敦、巴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等地，受到隆重欢迎。12月15日，他离开意大利回国。
1934年1月9日，张学良将家眷留在意大利，回国到达上海。他在国外共呆了8个月。张学良回国的消息在中国政界引起不小的风波。还在张学良从意大利出发之前的1933年12月1日，汪兆铭行政院长就向日本有吉公使表示，他与日本一样，反对张学良回国，并说道，即使张学良回来了，“也绝不会返回北方。而且，只要自己(汪)在位，断不使张学良有所动作。”驻天津的栗原总领事也于1933年12月14日向广田首相报告说，如果张学良回国，将对北支②的政局产生重大影响，恐排日风潮会再度抬头，因此，“最要紧的是应该考虑如何阻止张学良回国的办法。”担心张学良回国后的影响，欲阻止其回国的，有汪兆铭，也有日本。
张学良回国之后，被委以付伐共军之职(三月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10月任西北剿“匪”副司令)，直至西安事变。其中经纬，前文已有详述。这里，我们先来看看海外各界对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的评价。在事变爆发之初，苏联认为在张学良的背后有日本人支持，而日本则认为张学良是被苏联所操纵的。这些判断当然都是毫无根据的认识评价中，也有很大的问题。
以中国通著称的美国国务部官员洪贝克认为，张学良的抗日主张只是一种表面假象，实际上是为了谋求东北军乃至个人利益，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一种旧军阀式的行为。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认为，张学良是个吸毒成性的马贼之子，就像芝加哥的地痞、流氓一样，搞了一次绑架，要了点儿“钱”。对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去南京一事，也认为这是由于张学良看到人们对抗日的主张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得到普遍的支持和反响，为了自身的安全，才逃出了西安。很明显，美国方面对张学良的印象很不好，相当鄙视他。
12月18日，英国向列国提议，以列国负责保障张学良的生命安全，保其出洋为条件，要求释放蒋介石。美国、法国、意大利表示同意，而日本拒绝了英国的提案。日本指出，南京政府内部有对立，对事件的看法不一致。同时，由于张学良是想强迫南京政府采取容共抗日的主张，所以日本不得不采取保留态度。日本期待着中国以西安事变为契机发生内战，期待着中国自己败亡。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这次采访过程中，在对西安事变中的几个微妙问题上，张学良采取了极力回避的态度。为什么他要回避呢？看来只能靠我们的推测了。
1937年1月13日，日本驻上海大使川越曾打电话给有田外相(第31号)，其中记述了使馆参事官须磨弥吉郎得到的有关情报。电报中写道：
在西安的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态度始终强硬，蒋答应补给张学良5千万元军费，关于其它条件，经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之间协商后，达成四项协议(1)立即实行抗日、(2)改组政府、(3)容共、(4)停止内战。据信此事蒋是知道的，但正像蒋回南京后发表的那样，蒋对任何条件都没有签字。“但是，张学良来南京后，被交付军事法庭，严密监视之事，显然违背了双方在西安的诺言，出于宋子文等之意外，故宋子文于12月至奉化与蒋会谈，请求解除对张学良的监禁及起用汪兆铭的问题……”。
尽管尚缺少充分的根据，但我认为这封电报中的内容大体比较接近当时的真相。宋美龄在她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表示非常理解张学良的立场，很同情他，有时还给予张很高的评价。现在，张学良正在清算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但他与宋氏兄妹有友谊，却是情意悠远。据说宋美龄经常向张学良说对不起。在张学良所说的“如果他说起西安事变就会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中， 肯定有宋美龄的存在。
日中战争爆发之后的第二年，即1938年7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与蒋介石会谈时，劝说蒋介石释放监禁中的张学良，让他参加对日作战，蒋介石予理睬。卡尔同时还提出请蒋起用宋庆龄，蒋介石亦未接受，认为宋庆龄不过只是共产党的代言人而已。张学良自己也于1938年9月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战，同样遭蒋拒绝。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日中战争结束。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赞扬张学良和杨虎诚是“九年前拯救了国家民族重大危亡”的人物，批评了蒋介石对张学良将近10年的“严加管束”。同年11月2日，蒋介石把张学良从重庆转移到台湾。当时，国民政府在大陆上尚占有优势(西村成夫：《张学良的政治消像》、《现代中国》63)。
最后、我想介绍两个在放映时被删掉了的镜头。
其一，采访时，矶村氏曾问道：日本战败时，蒋总统曾在发言中谈到，对日本是要报仇雪恨，但我们没有仇恨。蒋总统的发言使战败后整天惊恐不安的日本人很感动。张先生是否也是同样的心情？张学良表情非常严肃地答道：“不，我和蒋总统不一样。日本应该对中国赔罪”。
其二、这是张学良反过来对我们提的一个问题。他说道“日本为什么要把东条英机这种战犯放在靖国神社中祭祀？靖国神社祭祀的是英雄，战犯不是日本国家的罪人吗？你们祭祀他们，是不是认为他们是英雄呢？”
张学良话里真正的意思是：他还没有饶恕日本。
在连续3天的采访活动中，我每天都有几个小时与张学良同席，还陪他吃了3顿午饭。毫不夸张地说，我被张学良那豪爽的人格彻底征服了。在我开始的印象中，他只是一个操守很高的军人。随着采访活动的进展，一种思绪开始深深地印入我的心田：或许，他就是世人所称的“英雄”中的一个吧!
① 见香港（中国）市场信息出版社1911年8月出版之《张学良文集》第230页。
② 即中国华北地区。
缄黙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 :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 /管宁.-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