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问题之检讨/未冬//大众知识第一卷第十一期
自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以来，关于西北的情况，因为交通不便利，加之双方戒备，大有战事一触即发之概，所以消息很不灵通。到蒋委员长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乘机离西安到洛阳，更是给了国人一个莫明其妙的谜。到现在西安事变已经告一段落，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也可以说西安事变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然而关于西北的情况，大家仍是不很清楚，作者想从各方面所得的消息中，写成这篇短文，或许使读者诸君之对西北近况尚不甚清楚的，多少能较明了一点吧。
“双十二”以来全国人民对于西北方面之政治了解，不外“人民阵线”、“联合阵线”、“立即抗日”，这些流行的政治宣传，而实际西北领导的理论不但不同于上述，而恰与之相反。彼等之政治动向，为反人民阵线的民族统一战线，为在某种政治商讨之下，拥护国民政府，与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至于对外应有一定步骤与充分标准一点，在和平统一的前提下，除少数感情冲动者外，实无人加以反对。
关于西北这种真实的情况，因为传闻失实，加之政府统制新闻的关系，确实的消息很难得到。所以弄得西北的局面看起来非常混沌，令人不堪没想，大有西北不成世界之概。现在我们这样观察这次西安事变，大家也许认为非常惊诧，然而我们现在从各方面证实，西北的情形绝非象我们当时听闻的那样。
这次张学良与杨虎城之所以用这种断然手段，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实行以兵变方法，为达到其政治上之主见者，并非事出偶然，自有其根本原因，亦非一朝一夕所能酿成“双十二”之事变，其由来远矣。
这次参加事变的实以东北军为主体，陕军为附庸，××军以事后参加的地位，而转成为政治之领导力量。原来自“九一八”之后，东北人民身受国破家亡的惨痛，流离飘泊的辛酸，由于事实的逼迫，“重返家园”的心情，普遍于每一个东北人的心意中。然而回顾自身的力量，决不能单独达到“回家”的理想。张学良氏海外归来，即抱定“脱褂子主义”，无条件地拥护中央，执行中央“剿匪政策”，努力自效，以待时机。东北军在剿“匪”的实际经验过程中，知“匪”确不易剿，且其政治主张亦不易改变。因之东北军的军心便发生了动摇，秘密往还加多。去年以来，陕北剿匪工作实已停止，于是东北军转为希望转变中央之政策。张对中央一再讨论的结果，迄未能变更中央方针，而自身则无法统制其部下。缓远抗战爆发，更刺激张部之动摇，再加以许多人事上的刺激，使问题益趋复杂。张在此情势中，以请求蒋委员长容纳其主张之心情，加上一时的昏急，遂发生临潼的不幸事件。
至于陕军之下级干部，亲视东北军流离之苦，兼受绥战之兴奋，与受××军之宣传，剿匪政策之实行，早成疑问。上级当局再因势而加上若干当前利益之考虑，与夫内心之不安，对“双十二”之支持，遂有与东北军并驾齐驱之势。
突破江西的重围，四处流窜，流离到西北的××军，经过十年的苦斗，到了目前内在外在的实际环境给他们的教训太多了——土地革命虽因中国农村之性质，可以随时发生，而斗争之前途，距政权的获得为期甚远；外感国际情势之严重，眼见自身寄托的国家午台，沉沦可得，逐渐舍弃阶级斗争的策略，而采取民族革命的政纲。其在西北之方针，固然一方面修改自己之政治路线，以待对内政治问题之开展，一方面倡言立即对外，以博国人之同情，而实质上对之期待甚为殷切。其与张杨部队之往还，盖为对内政治问题入手的初步。“双十二”之突发，×军并未参加预谋，其关系人员入西安，仍在事变四日之后。彼等在西安的工作，首先在理论上反对狂热的群众与青年干部，指“双十二”为革命政党所不采的“军事阴谋”，谓此举有酿成内战的非常危险，故力主和平，因此遭受青年派强烈的反对。
自从张氏陪蒋委员长到南京之后，青年派与群众大哗；而张氏被留南京之消息传出后，西北与中央两方之冲突已达于极点，大战可谓一触即发。而坚决主和痛责少壮军人，首先以急行军撤退的、还是××军。
×××的转变，在西北已有不少的事实为之证明。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认为中国不能倡道人民阵线；盖人民阵线为国内的对立，中国此时不需要国内对立。中国此时需要和平统一，以统一的力量保障国家的生存，同时不必反对法西斯，因实质上中国无法西斯，法西斯的条件，一方面侵略国外的弱小民族，一方面压迫国内的工农，中国国内任何势力都没有这一条件。
××军这次从陕北向南移动，它绝不象以前那样尽情地打倒富农阶级，并且大大地改变了政策。每到一村，将存粮过多的富农，先留给他一年的食粮，然后将其所余的公平估价，照价收买，以分配于贫民及供×军之用。所以事变以来，张杨两部军队虽然在起初因为军纪不良，小有纷扰，而实际上西北农村及西安情形，并未像外传的那样恶劣。秩序倒和平常一样，所以西北这次事变，满含着政治的意义，而绝非用武力兵力可以解决的。
据上海字林西报载，×××曾向三中全会提出条件。我们从它的条件里，也可认识××现在是完全变了。条件是这样的：如果中央政府(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全国实力对外抗战；(二)保障言论自由及释放所有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会商国事，共赴国难；(四)立即完成抗×准备；(五)改善人民生计情况；×××即(一)停止以武力推翻南京政府；(二)取消×××政府，而改名中华共和国特别区政府，又取消×军，由中央政府统辖，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三)在特别区政府领域内，采取民主原则；(四)取消没收地主地产的政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是放弃了阶级斗争，而走上了民族主义的原则了。本来我们站在中华民族国民的立场除了中国现时谋和平统一，求民族的光明与幸福而外，其他都不是中国所需要的。然而中国的军队和政治的结构，到现在仍是满带着封建意味，中国现在根本就没有完全超私人而立的国家的军队。军队似乎为私人的利器，在任何部队里，充满了崇拜私人的意味，那里有真正国家的兵呢?在政治的结构上，也处处是以私人关系来支撑大局。私人的集团充满了整个中国的政治午台，这种集团为了自身生存关系，对于各种问题，总是以自身的利害为出发点来看，在实际的封建集团没有被社会突过以前，一般来说，最亲切的某一集团利益，是超于国家利益的。特别在中国这个国家里，小集团常有戒心，唯恐大集团将其吞噬；而大集团的分子确是不时与小集团以威胁，所以问题就这样发生了。况且大集团之内复有小集团，错综复杂，明争暗斗不可收拾，以致演成中国今日之局面。中国之所以这样，多在大家无共同的利害关系，而军事及政治的组织上，多以争各封建集团的私利为目的，民主政治何由达到?所以我们的要求是凡我国民应捐弃私人集团的利害关系，要以民族的利害关系为前提，利害一致，然后大家在思想上及行动上方能一致，“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然后这个摇摇不定的中国大局，方能有点办法吧?
现在全国上下所注目的三中全会，早已闭幕。大会关于许多重要案件的议决，因不宣露我们无从知道。××军所提的条件，大会是否采纳，我们无以得知。而张学良的八项主张已被大会否决，这与西北问题有无关系，仍属莫大之事件。从极端我们可以看到，西北似无甚问题，张部遵令撤退甘肃，杨虎城亦服从中央，遵令改编其部队。事情这样解决，当然举国同庆。×军已向陕北撤退，表示尊重中央意旨。这样解决，是否是彻底办法，我们始终认为西北问题是个纯然的政治问题。西安事变在中国目前的政局上可以划下一个非常鲜明的分界点，即是说“双十二”之后，中国政治组织如无翻新的表示，中国内部的问题，仍然是决而未决，纠纷时时可以发生。这样一个大问题，不是作彻底解决，是无济于事的。这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的中华民族的问题，中国国民实际的生活问题，是绝对不容漠视的。敌人的进攻，大部分人民困苦流离的生活，以及学术言论失却了自由，这是拿搪塞和漠视来解决的吗?
不错、三中全会又议决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日期。这似乎又是以缓和人民的空气，但是人民所要求的并不是在他目前悬上一个遥遥无期的光明，而所希求的是真实的利益。
(原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大众知识》第一卷第十一期)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