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国际反响/《大众知识》第一卷第六期/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悲剧场，现在却演了一出中外讪笑的喜剧。
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伦敦《泰晤士报》写道：“自前周末以来，西安事变成了一个歌剧场，说不定就有普遍的，严重的反应。在现在阶段上，我们不能卤莽的推测，这是悲剧或是笑剧了……”
可是现在可以断定是笑剧了。国际的反响，很多是值得我们反省的，我们得用很冷静的态度，把周围看过几遍。德国这次对中国事件的关心，不下于伦敦的报纸，他唯恐中国新内战会危害到中国的统一和经济发展，同时又怕现在的事件会牵连到其他国家。《弗朗克福尔特报》谈到张学良的“几乎是天赋的油滑”，说他的生涯可以证明，二重性是他性质中的一个整个部份。汉堡·布勒门东亚俱乐部和远东协会的机关报《东亚评论》说他的行动是出于财政上的理由，因为他过去要求增加补助费，都一再给南京政府拒绝了。意大利的空气，和德国差不多。他们并极力攻击苏俄，认为这回事件都是苏俄所耍的手法。法国报纸且有认为这是对于日德反共协定之报复的。《纽约泰晤士报》以为这事是因为“许多中国人恐怕蒋将军保存国家实力，为个人统治万机计，而不用去对日本的侵略抗争。同时也有可能是张学良愿望把远东烽火勃发的可能性，明白指示日本，指示西方。”
认为西安的叛乱可以爆发国际危机的还有罗马法王厅的机关报，《罗马观察者》。他写道，“张学良的叛变，结果是使日本干涉中国”。《纽约先锋论坛》也含着同样的意见，他说：“南京政府若依从张学良的要求，承认共产党员，日本便要解释为对于日本武力干涉的恳挚的陈情。……蒋介石将军所采取的态度是尽可能不给日本以侵略的口实。张将军的政变只能害中国，并引起西方人对于远东权益的焦虑。”同时《东亚评论》说道：“在困难的对日交涉中，蒋将军表示出一个政治家的性格，如果中国有人能在中日间求得友善合作的基础，而适于担当这种任务的便是蒋将军了。”所以法国《共和国报》会这样预测：“这次事变，将引起全世界极严重的反应”。所谓极严重的反应当然是指战争了。
对于这战争的责任，德国意大利指责苏俄处，还比张学良多。日本《日日新闻》据传也曾讽示苏俄帮助张学良，苏俄叫塔斯社正式加以否认。同时苏俄《真理报》亦著论说，“日本的见解是要把过失推在他人的门前，说张学良的兵变是出于‘莫斯科之手’，这种见解的失败，全世界报纸的评论都可以畅说。”另一方面伦敦《泰晤士报》写道，“《柏林日报》虽认为这次事件和莫斯科有关，可是他方面又提出日德反共协定中意气自得的日本军部是否援助叛军的凝问，事实似乎的确可以替这个见解保证……”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张学良决没有苏联的援助，同时我们也不能相信日本军部援助张学良。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事实，就是各国还在利用中国的事件作为攻击对方，特别是苏俄的武器。他们对于中国的观感，比起以前还不见得有什么改善。其中固然也有对中国现状表示同情的，可是她们所希望的政局安定和经济发展，可以说多半是为着自己的“权益”着想。最近德国沃尔夫等公司向中国投资四千万元，以三千万元兴筑由株州到贵阳的湘黔铁路，以一千万修理黄河铁桥。法国银行团也由中法工商银行代表，对华放款三千四百五十万元，以兴筑由成都到重庆的成渝铁路。金融资本最盼望投资市场的安定，因为市场安定，投下的资本才妥实可靠，同时政局安谧，华币稳定，将来收回的本利才能折算无亏。除此而外，真正为中国前途设想，真正为中国人民利益抱着一腔热望的，恐怕是少之又少。中国政治现在已经和国际政局结了不可分离的关系，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要耸动全世界的视听，所以中国以后的行动，都希望是庄严认真的“轴子戏”，不要随景应和，胡哄一场，反落人笑话。(侃)
(原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大众知识》第一卷第六期)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