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李义彬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已过去60余年了。
半个多世纪前，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贪得无厌的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北后，又步步深入华北，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继续实行妥协退让方针。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奉命在陕甘前线指挥“剿共”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悍然发动“兵谏”，将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扣留在西安，用武力逼迫他放弃误国政策，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的爆发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神州大地，也使世界各国为之一惊。在经历了惊涛骇浪、艰难险阻后，西安事变避免了内战扩大的危机，获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以此为契机，国内时局骤变：和平代替了内战，团结代替了分裂，开始了全民抗战的历程。
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外患频仍，灾难深重。到了20纪30年代，更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惨祸。
19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面对的外来侵略者主要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取而代之，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日本早就想侵吞中国的东北地区。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迅速波及日本。1931年比1929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下降三分之一，对外贸易减少近一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黄金源源外流。与此同时，严重的农业危机相伴而来，1931年粮食丰收，米价却大幅度下跌，农民负债累累。经济危机促使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激化。
为了摆脱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日本军部和一些军国主义分子极力鼓噪加快侵华步伐。九一八事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仅仅一星期时间，日军就侵占了中国东北的30座城市。辽宁、吉林两省宣告陷落。不久，日军就侵占东北三省，11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然而，贪婪的日本侵略者并不以占领东三省为满足，它还要染指热河。热河的农业、工业、产业都比较落后，没有多大的经济价值；但热河位于辽宁与察哈尔之间，是东北通向中国内地和察哈尔的重要通道，还可连接外蒙古。因此，它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一个屏障地带和缓冲地带。日军占据热河，既可巩固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又为其进犯华北提供一个桥头堡。
1933年1月，热河陷落。河北和察哈尔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同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也等于认可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非法占领。至此，华北门户洞开，华北处于危亡之中。
中华民族有着反抗外来侵略、捍卫国家独立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光荣传统，当华北危机到达极点、国家濒临灭亡的紧要关头，他们高声呐喊；“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首先行动起来挽救国家危亡的是北平的青年学生。
北平青年学生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又将要灭亡华北时，他们身处国防第一线，切身感受到亡国的惨痛。1935年12月9日，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在古都北平爆发了。北平学生喊出的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华北自治”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声。“一二·九”点燃的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一场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
进入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升级，它除继续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外，还大量增兵华北，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南京政府在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严厉压制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面对这种险恶形势，全国各地的救国力量迫切需要联合起来，共挽时艰。1936年3月28日，全国16个城市的学生代表集会上海，成立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会。他们把促进全国救国力量的大团结视为己任，立即派代表分赴华北、华中、华南各地，与当地的学生组织和救亡团体联系，请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出席全国学联成立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
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对群众救亡运动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由邓洁任书记，胡乔木、王翰、钱俊瑞等为委员，主要负责救国会的工作。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救国会是一个带有爱国统一战线性质的半公开的群众团体。入会者没有严格限制，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主张抗日救国的人均可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把分散的爱国力量汇合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向纵深发展。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是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爆发的。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