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代蒋受过
李义彬
侵吞满蒙，占领中国，进而称霸亚洲，这是日本田中内阁1928年制定的大陆政策。关东军是实施日本这项基本国策的急先锋。关东军中的少壮军人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疯狂鼓动武装侵占东北，并于1931年6月秘密制定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柳条湖铁路爆破计划”。
大批东北军精锐部队接连入关，致使东北地区防卫力量空虚，这为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方便。1930年9月，张学良为助蒋平定阎、冯，曾派10个旅的精锐部队入关。1931年7月，拥兵6万的石友三在冀南邢台发出反蒋倒张通电，挥师北进，企图先占领平津，再夺取东北，以取得日本帝国主义援助。为平定石友三叛乱，张学良又从东北抽调4个旅进关参战。九一八前，东北军入关部队已达20万人左右，且都是精锐部队；留在关外的10万左右东北军，大多是装备较差的省防军。
张学良1931年5月从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后回到北平，因患伤寒病住院治疗。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东北。关于东北的军政事务，他委托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代为处理。这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发动事变的蛛丝马迹已日益显露出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请示机宜。蒋介石7月11日复张电中说：日本阴险狡猾，但现在不是我们抗日之时，劝张“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张学良自幼即痛恨日本侵略，后又结下杀父之仇，誓与日本不共戴天。但他当时认为日本军事实力强大，仅靠东北军的力量无法与之抗衡，战争一旦爆发，中方必败。他1928年“易帜”，这也是原因之一。因此，他很容易接受并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形势吃紧后，王以哲等部分东北军官员建议从华北抽调部分东北军充实东北防务，张学良不予采纳。9月初，荣臻、臧式毅派人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东北的危急形势，张除将情况转报南京外，嘱咐来人说：东北的大事请张作相、臧式毅、荣臻酌情处理，重要问题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对外。9月6日，张学良致电荣臻，指出：对日外交“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张作相曾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张学良向他发出特急电报说：“奉密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特令遵照。”①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一是因为有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同时也因为他对日本的判断有误，正如后来他向日本广播协会记者所反复解释的那样：“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我的判断是日本的军人实在是无能，实在是狂妄。我想，假如他们真这么做，不但对中国不利，对日本也是不利的。假设我是日本人，我决不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后果对日本一定是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日本不会这样做。”②张学良的这种思想，严重影响了他的部属。尽管当时东北形势已危急万分，可是东北当局丝毫没做应变准备。事变发生时，在沈阳的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正在锦州为其父治丧，参谋长荣臻在沈阳为其父祝寿，黑龙江政府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驻沈阳主力部队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在营内，两个团长也回了家。枪响后，团长王铁汉才匆忙赶回北大营。由于事先毫无准备，部队指挥失灵，在遭受较大伤亡后，被迫退出北大营。当晚，沈阳即被关东军占领。
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正在北平一个戏院里陪英国公使看京剧，当他得知荣臻来电话报告日军进攻北大营时，急忙赶回协和医院与荣通电话。荣向他报告了日军进攻情况，并说根据蒋介石“铣电”指示，东北军没有抵抗。张学良随即用电话向南京报告，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熊斌答复说，蒋介石指示不能打，王正廷已电告国际联盟，静候国联处理。
张学良连夜在协和医院召集在北平的东北军将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开会。张对大家说，日军挑衅，我们守土有责，理应抵抗；不过仅靠我们的力量难以应付。我们应速报中央，听候处理。如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义不容辞。张不想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殃及全国。
第2天，张学良在北平先后召开东北外交委员会会议和部分学者、名流、政客和部属参加的座谈会。这两个会都强调要听命中央，依赖国联。23日，张派万福麟、鲍文樾专程去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请示。
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乘军舰由南京抵九江，准备对红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他得知九一八事变后，立即赶回南京。19日，蒋密电张学良：沈阳事件，可视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22日他对南京请愿要求抗日的学生说：“我国民众此刻必须上下一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以待国际公约之判断。”他对张学良的代表万福麟、鲍文樾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③
由于张学良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关东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三省。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当时，其兵力不过1万多人，当时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10余万人。仅就沈阳而言，中国军队人数超过日军几倍，占绝对优势。但在不抵抗命令束缚下，东北军不抵抗，日军的突然袭击得手，在一两天内就占领了沈阳、长春、安东(丹东)、营口、本溪等地。不到一个星期，就占领了辽、吉两省的大部分地方。日军只是因为兵力不足和耽心引起国际干涉，才没有立即向黑龙江进攻。
九一八后，南京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上诉，请其制止日本侵略。国联两次做出决议，要求日本停止侵略东北并撤兵。日本根本不予理睬。11月，英、美、法等国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建议，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军队撤入山海关，日军停止进攻辽西地区。日本为缓和国际舆论压力和向东北增派军队，假称同意英美等国建议，由其驻华代办矢野出面与张学良交涉。张学良、蒋介石为换取日本停止进攻锦州，决定接受英、美的建议，将驻锦州的东北军三个旅调往关内，锦州及大凌河右岸由公安骑兵总队维持治安。可是，日本接受锦州中立区建议只是个缓兵计。当大批东北军从辽西撤往关内后，他便将4万多部队部署在沈阳及其以西地区，准备进攻锦州。1932年1月2日，日军强渡大凌河向西进犯。此时，在辽西地区还集结着4万多东北军正规部队和公安部队，有人主张要拼死抵抗一下，可张学良仍不主张打。结果，1月3日锦州失守，日军1月10日前即进到山海关外。2月6日，哈尔滨宣告失陷。至此，东三省全部被日军占领。
东三省的沦陷，主要责任无疑应由制定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来负；但守土有责、忠实执行蒋的不抵抗政策而招致领土丧失的张学良，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九一八后，国人一时讥称他为“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仅招致东三省大好河山沦入敌手，3000万东北同胞成为任人宰割蹂躏的亡国奴，也使他自食苦果。如果说，祖宗庐舍的被毁和万贯家财的流失还属小事的话；那么，10万守军溃散，东北空军彻底毁灭，流落到关内的26万东北军须依靠南京的接济供给过活，赖以雄踞一方基地的丧失，由此而带来的声誉降低和政治地位下降，这对张学良来说不能不是致命打击。实力的削弱和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导致在政治上成为他人的附庸。
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张学良1931年12月15日向南京政府提出辞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南京政府照准，改任张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坐镇北平。
东三省沦陷后，热河和河北直接处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之下。为加强山海关一带的防务，张学良于1932年7月设立临永警备区，任命驻守山海关的第九旅长何柱国为警备司令，增派步、骑兵各一旅及炮兵、工兵各一营归何指挥，负责守卫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等地。他指示何柱国要凭险据守，防止日军向关内进犯；但要避免与日军接触，以防事态扩大。这种不战不和的方针，反映出此时的张学良既想抗日又不敢单独抗日的矛盾心理。
日本关东军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轻易占领东三省，使其实力和地位得以迅速膨胀，这使日本华北驻屯军羡慕不已，急欲仿效，首先在山海关发难。根据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在山海关南和秦皇岛都驻扎军队，城内虽驻有两营中国军队，但受上述条约限制不得构筑工事。1932年1月1日晚，华北驻屯军山海关守备队长河落正次郎发起对山海关的进攻。他原以为中国守军不会抵抗，可是日军进攻开始后，城内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何柱国严守不扩大事态方针，战斗打响后，他不派兵支援山海关守军。城内的两营中国军队面对敌人海陆空军的联合进攻，孤立无援，结果除少数人突围外，其余全部牺牲。1月3日下午，山海关失守。日军攻占山海关，为其进犯热河解除了侧翼威胁。2月21日，日本关东军以锦州为基地，发起对热河的进犯。
当时守卫热河的汤玉麟，是张作霖的老伙伴，郭松龄倒戈反奉后就被任命为热河省主席。到任几年来，他横征暴敛，大开烟禁，专横跋扈，是个腐败无能的土皇帝。伪满洲国成立后，汤玉麟又同日本勾勾搭搭。张学良有意撤换他，考虑到他属父辈，先征求张作相的意见。张作相劝张学良慎重从事，张学良犹豫不决，没撤换他。汤知道后更为不满。张作相派人前去劝说，汤虽表示守土有责，但他毫无抗日的决心和准备。在九一八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热河没有认真修筑防御工事，防御能力十分薄弱。
在日本发起对热河的进攻以前，蒋介石于1932年1月25日致电张学良，指出日军侵犯热河，已为期不远，要求张学良“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并强调：“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④蒋在此电中还表示，他已准备6个师的兵力，可随时北上增援，还可接济粮秣弹药。蒋介石的上述许诺是讲给人听的，以表示他主张抵抗日本侵略热河；事实上他并未完全兑现。只是到日军已发起进攻热河时，他才匆忙令驻守潼关的黄杰第二师，驻徐州、蚌埠的关麟征第二十五师，驻孝感的刘戡第八十三师北上。
2月17日，南京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等与张学良一起到承德视察，以表示支持热河抗战。宋对热河军民讲了一套空话，说什么你们打到哪里，我宋子文就到哪里，中央誓做你们的后盾。他慷慨激昂地发表完演说，就匆匆返回北平。至于敌我态势，作战方针等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他未作任何说明。
2月21日，10万多关东军和伪满军队分三路向热河进攻。同一天，张学良才匆忙做应变部署，成立2个集团军，各辖3个军团。第一集团军由张学良自兼总司令，下辖于学忠的第一军团、商震的第二军团和宋哲元的第三军团，负责防守滦东及至喜峰口长城一线。第二集团军由张作相任总司令，下辖万福麟的第四军团、汤玉麟的第五军团和张作相自兼的第六军团，负责防守热河。
张作相担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是在日军进攻热河三天之前，他临危受命，指挥不灵。汤玉麟根本不想抗战，其他部队刚刚进入热河，立足未稳，各线兵力还未完全集结。日军进攻一开始，汤玉麟的旅长崔兴五就叛国投敌，把开鲁献给敌人，致使北路日军直袭赤峰。万福麟部战败后不按计划向承德集中，而直奔喜峰口。当热河危难之际，汤玉麟急忙用汽车队和骆驼队运走自己的财产，便于3月3日撤出承德，逃往天津日租界。孙殿英退往察北。张作相空手退回古北口。日军仅用13天时间就占领了热河。
继东三省后，热河又陷入敌手，全国人民悲愤到了极点，除怒斥南京政府外，失土有责的张学良也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严厉谴责。这些谴责，有的来自社会舆论，更主要的是来自南京和地方的高级官吏。两年前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反蒋，最终因东北军入关而垮台的汪精卫，如今是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热河沦陷后，他率先挑起谴责张学良的运动。攻击张在以往内战中对自己同胞作战十分勇敢，而如今面对外国强敌却胆小怯懦。汪要求张辞职下野，以免使平津再步东北和锦州之后尘。阎锡山、冯玉祥、孙科以及广东、西北的军事将领也附和汪的意见，呼吁张下野出洋。
3月7日，张学良引咎辞职。他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说：“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力行间，妄冀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张恳请南京当局“速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⑤张同时还表示，他要坚持长城一线，并拟亲率东北军反攻热河。他还下令缉拿临阵脱逃的汤玉麟。万福麟败退后想回北平，张学良严令他率部反攻，如擅自回来要拿人头见他。
蒋介石决定让张学良做替罪羊。3月6日，蒋离开“剿共”前线南昌，经武汉到达石家庄，宋子文陪同前来。在这里，蒋征询何应钦、黄绍竑等对张学良辞职的意见，何、黄均表示赞同，并说张辞职后东北军不会发生问题。蒋听后更加放心，遂于3月8日电邀张学良到保定见面。张学良从北平乘火车于3月9日晨到达保定，他在火车上对随行人员说，他此次前来是想同蒋商量反攻热河的计划，若是中央决心抗日，就应对日宣战，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与日本一拼，他有决心亲临前线指挥对日作战。蒋介石派宋子文先到保定，向张传达蒋同意他辞职的意见。宋说，譬如二人同舟，风浪骤起，必有一人先下水，否则将同遭灭顶之灾。张听后决定代蒋受过，辞职下野。他对宋说，当然我先下水，请蒋不必烦心。蒋介石本人9日下午到达保定，张与宋登上蒋的专车，蒋对张说：现在全国舆论攻击我们二人，我与你是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难免同遭灭顶之灾。所以我同意你辞职，待机再起。
遂后，宋子文与张学良商议张辞职的善后事宜。张要求保留东北军，他辞职后这20多万东北军改编为4个军：五十一军，于学忠担任军长，下辖5个师；五十三军，万福麟任军长，下辖6个师；五十七军，何柱国任军长，下辖3个师；六十七军，王以哲任军长，下辖3个师。还商定，于学忠仍任河北省主席，派东北军参谋长鲍文樾担任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当日深夜谈完后，宋子文去向蒋复命。蒋因张辞职保住了他的地位，不得不同意张保留东北军的要求，并答应每月给东北军200万元军饷，其中130万元由南京拨付，其余70万由华北解决。
张学良返回北平后，立刻于3月11日宣布辞职。同日发表通电，以自己“易帜”后的经历表白对蒋和南京一贯忠诚，字里行间流露出他今日辞职并非出于自愿，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电文说，他就任以来，“始终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而为职志，兢兢业业，未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辅导国民党在东北之活动，与夫(民国)十九年秋余奉命入关，拥护中国统一，凡此种种，事实俱在。盖余深信，惟健全政府，然后可以御外侮也。‘九一八’之变发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必主张公道，洎乎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仍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接战以来，将士效命者，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何，然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矣”。通电说：“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命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办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此时的张学良，对他的部属和官兵深怀眷念和惜别之情，在通电中深情地说：“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孰非国家之将士，十九年奉命率其入关，援助中央，于今国难未已，国土未复，无家可归者数万人，但盼中央俯察彼等劳苦，予以指导，并请社会人士加以援助，彼等为国为乡，皆抱热诚，并熟悉东北情形，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之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斯愿矣。”⑥
3月12日，张学良乘飞机离开北平到达上海。在这里，他以惊人的毅力戒除了始于1925年的吸毒恶嗜。4月10日，他在夫人于凤至和赵媞、三个子女及顾问端纳、翻译沈祖同陪同下，从上海搭乘意大利邮轮赴欧洲“考察”。
① 《张学良与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② 《少帅今昔》，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1年编印，第37页。
③ 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④ 《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24页。
⑤ 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8日。
⑥ 《国闻周报》，第10卷第11期。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