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洛川密谈
李义彬
周桓将高福源所谈情况及时电告彭德怀。彭立即转报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请示可否派人去洛川与张学良面谈。中共中央得悉上述情况后，毛泽东1月15日复电彭德怀，表示同意派代表去洛川会见张学良，并提出了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具体条件：(1)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2)目前各守原防互不攻击，互相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3)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征求张、王的意见；(4)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的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5)立即交换密码；(6)欢迎王军长与彭德怀见面。关于去洛川同张、王会谈的代表人选，毛泽东与彭德怀在往来电报中曾酝酿过周桓、伍修权、叶剑英、萧劲光。恰在此时中共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回到红军前方总部，李有白区工作经验，周桓向彭建议派李克农去洛川同张、王会谈。此建议得到中央批准。这样，李克农就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在高福源陪同下，启程赶赴洛川，于17日晚与王以哲会谈。初次会谈情况，李克农于18日给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说：“昨晚和王谈颇洽，内容不多但意较诚，张副司令已电复明后日亲到洛川晤谈。”
1月20日18时，毛泽东急电彭德怀转李克农，再次指示与张学良会谈的方针：(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军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乙)向彼方提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是很危险的；(丙)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中国共产党想以此优惠条件来换取张学良放弃反共，进而同红军一道抗日反蒋。当时红军自己的装备很差，之所以提出要帮助张解决军饷械弹问题，显然是寄希望于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还提出让李克农继续担任我方代表，常驻洛川，并征求彼方同意，准备三天内回甘泉一行，再返洛川；并要求彼方派代表到瓦窑堡谈判。
当天(1月20日)晚间，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举行了三个小时谈判。张学良告诉李克农，他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内同情中共主张的不乏其人，如果红军真有诚意，他本人回西安后将去甘肃、南京，对于学忠、蒋介石做说服工作，劝蒋放弃一党专政，如有成绩，两周后在肤施或洛川与彭德怀见面。张还表示，由于东北军处境困难，为保守秘密，目前只能采取消极态度，东北军与红军双方各就原境划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会谈结束后，李克农于翌日将上述情况电告毛泽东、周恩来。
中共中央得知张学良的政治态度后，1月25日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名红军将领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针对张学良反日不反蒋的态度，书中着力揭露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歧视压迫东北军等罪行；明确指出，打红军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绝路，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并表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①红军将领们建议东北军派代表来苏区，谈判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并进行考察。
经过洛川初步接触，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都有意继续进行会谈。2月中旬，高福源致电彭德怀，说张学良1月下旬去南京返回西安后，希望李克农再到洛川面谈。2月1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指出：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谣言，从中破坏，望张、王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毛、彭在电报中表示，同意派李克农即刻再去洛川面谈一切。
2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与张学良举行第二次洛川会谈，向李克农发出“训令”。“训令”认为，张学良之所以“愿意同我们继续谈判，准备订立互不侵犯协定”，是由于“红军与苏区民众的威力”，“东北军抗日情绪高涨”，“全国民众及许多武装力量反蒋潮流高涨”及“蒋介石军事与政治的控制”。“训令”指出，张学良的政治态度是“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口号”。“训令”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张学良的上述态度，指示李克农在第二次洛川会谈中实行以下策略：(1)处处把张学良同蒋介石分开；(2)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3)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反对蒋介石召集任何违反民意、欺骗民众、丧权辱国的会议。坚持抗日与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张学良如果接受上述条件，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方案；如不接受或不完全接受，在谈判中也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的订立。与张订立互不侵犯协定，这是起码要求，是当时最迫切的需要。在谈判中张会提出一些什么问题，“训令”做了若干设想，并对李克农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李则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强调政府问题应交由人民公决，可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作出取消双方政府成立全国人民公意的政治制度；如张提出取消暴动，李则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封建剥削，全国抗日，如此自无暴动之必要，否则以暴动战争对日本与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训令”提出，在谈判中应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李克农这次洛川谈判应遵循的总原则是“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从1月20日、2月20日中共中央对两次洛川谈判所提条件可以看出：瓦窑堡会议刚刚开过，强调执行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抗日反蒋”，坚持抗日与反蒋不可分离，反对只抗日不反蒋；主力红军即将渡过黄河实行东征作战，红军迫切希望与东北军达成停战协议，这样主力红军可以解除后顾之忧，陕北根据地可以减轻威胁。
李克农由高福源陪同，于2月21日从瓦窑堡启程，途经甘泉等地，25日到达洛川。这次同李克农一起来洛川的，还有负责采购物资的红军贸易局长钱之光和负责机要工作的戴镜元等。
王以哲及其参谋长赵镇藩欢迎李克农的到来，并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张学良因于26日要去南京，电嘱王以哲妥善招待，并可先与李克农谈些具体问题，重要问题留待他回来后再淡。从2月26日至28日，李克农与王以哲、赵镇藩就红军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之间合作抗日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如下口头协定：
“一、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抗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地区之防地)。
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三、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草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准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
四、恢复红、白通商：红军采办货物经过洛川、鄜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但为暂时掩饰外人耳目计，红军去白区办货可着便衣。”②
李克农于2月28日上午8时将与王以哲等会谈情况及达成的口头协定报告中共中央，当晚中共中央即复电，对会谈情况及结果表示满意。双方商定从3月5日起协定生效。中共中央3爿5日将上述协定电告红军各部队、中共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负责人，令他们“将本协定各项之要旨，向延安、甘泉、鄜县等靠近六十七军防地附近及交通路之县区乡党支部、政府、民众团体、红军游击队、赤少队，解说明白，并且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草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入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之目的。”③3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电告中共陕甘省委和红二十九军负责人朱理治、萧劲光：王以哲派兵到甘泉换防，我们已同意，“你们应执行前电不得对王部攻击”。
与此同时，王以哲曾派人掩护红军采购人员两次去西安采购物资，并搜集北平、上海、天津、南京、西安等大城市出版的报刊送给红军。王以哲还向红军赠送了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四省军用地图。
张学良3月3日从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亲自驾机飞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据当事人回忆，张下飞机后，由王以哲陪同来到李克农住处。张“是化了装的，身着银灰色长袍，外套黑绒马褂，戴礼帽墨镜，手提文明棍，颇似富商模样”。④会谈开始前，王以哲、赵镇藩向张汇报了前一段与李克农会谈的情况及达成的口头协定，张表示完全同意，并风趣地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李克农握住张的手说：“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气氛融洽，风趣盎然。正式会谈从下午3时左右开始。会谈内容，围绕着张学良提出的几个问题展开。
(1)对待蒋介石的态度问题。
张学良提出，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李克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他的“训令”，强调说：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专打内战，不抗日。九一八以来，蒋不仅把东北拱手送给了日本，现在华北也岌岌可危。蒋还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包括他。张学良不同意中共的上述看法。他认为，要抗日，不争取蒋介石参加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蒋介石掌握着国家政权、军权、财权，实力雄厚；而且蒋本人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只是他主张先“安内”而后再“攘外”。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张学良与李克农争论得面红耳赤，谁也没有说服谁。李克农后来向张学良表示：你的意见，我们可以向党中央反映。
(2)对抗日战争的看法问题。
张学良问：抗日如何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李克农在回答时强调了以下几点：抗旧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抵抗，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张学良表示同意李克农的上述说法。
(3)关于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会谈之前，在陕北的主力红军已渡河东征，正在山西作战。张学良提出；红军东征为抗日就不应走山西，而应该走宁夏、绥远。他认为，宁夏靠近绥远前线；又接近苏联，阻力小，进展比较容易；去山西，一定会遇到阎锡山、蒋介石的阻遏，恐难顺利进行。李克农着重谈了红军东征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出山西去河北政治影响大；有利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张学良提出的红军去宁夏问题，李未做更多表示。
此外，双方还商谈了派代表去苏联谋求援助的有关问题。
张学良与李克农的这次洛川密谈，达成了几项口头协议：
(1)为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请中共方面派一名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与他会谈。地点定在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确定。
(2)由中共方面派一名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以灰色保护，以利开展工作。
(3)关于红军代表去苏联问题，可经过新疆，由张学良负责与盛世才联系。
这次会谈虽是初步接触，但它有重要意义。它使张学良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一些了解，促使他在联共抗日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通过会谈，中共和张学良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为不久举行的张学良、周恩来会谈铺平了道路。
会谈结束后，李克农于3月5日将会谈结果电告中共中央：“张今日晤面，结果甚佳”，并简要报告了达成的各项协议。当天，毛泽东和彭德怀在晋西前线复电李克农，说：“本日两电均悉，甚慰”，并说“十七号我方负责代表可到延安，赴友邦代表及西安常驻代表人选即可决定”，要李克农径直到山西石楼报告谈判情况。
① 《六大以来》(上)，第747页。
② 《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1990年版。
③ 《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1990年版。
④ 戴镜元：《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钱之光：《洛川会谈前后》，《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