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延安会谈
李义彬
李克农3月初与张学良第二次洛川会谈后，根据中共中央电报指示，于3月7日离开洛川，经延长、清涧的河口渡过黄河，径赴晋西，16日到达石楼。当天，李克农问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等汇报洛川会谈情况。中共中央了解到张学良、王以哲的政治态度后，认为他们的抗日要求是真诚的，决定接受张学良邀请，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当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将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通知他和张学良，并对王赠送的作战地图和书籍表示感谢。张、周会谈原拟3月底举行，因张患喉症，延至4月8日举行。
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再次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告知中共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定“于8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20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的安全，请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毛泽东、彭德怀在电报中还对双方会谈内容提出如下建议：“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选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①
从1935年末到1936年上半年，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时刻。他毅然摒弃了随蒋剿共道路，逐步走上了联共抗日道路。促使张学良政治生涯“转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张后来自己在回顾这段思想上和政治上转折的历程和原因时说：“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上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忆记者，略述如下：(一)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之鼓励。(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六)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陕北‘剿匪’失利，良立返陕，本先，一一○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则一○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佼佼者。……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当返陕之后，召开会议，良为促进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军走上死路一条。”
“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不见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的种种献策。”②
张学良写这个回忆录时还身陷囹囫，不能完全敞开心扉，尽其所言，如指引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最重要人物杜重远，文中只字未提；但是，这几段文字基本上反映出他思想上、政治上转变的轨迹。如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倾轧、纷争，使张对国民党丧失了信心，丢掉了幻想；陕北剿共失利、损兵折将，使张认识到红军的战斗力不可轻视，对蒋的“先安内后攘外”方针产生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及对东北军的争取，使他找到了抗日复土的真正朋友；东北军内部强烈的抗日情绪，不能不促使他走上放弃内战、联共抗日的道路。
张学良就是在这种思想认识和政治态度下与周恩来举行会谈的。
周恩来一行4月7日离开瓦窑堡，8日晚到达延安城外的川口。由于当时天下大雨雪，所带电台与东北军电台联系不上。9日上午，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和几个随从参谋、副官自洛川飞抵延安。下午6时，张派人到川口接周恩来、李克农等入城。会谈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内举行，从9日晚8时开始，到10日清晨才结束。会谈开始，只有张学良、王以哲、周恩来、李克农四人参加。后来，张学良对周恩来说：上海来了一位共产党代表，可以来参加吗?当时周恩来还不知道刘鼎就是阙尊民，说可以来参加。于是，刘鼎被临时通知来参加会谈。
由于双方都有抗日愿望，会谈一开始气氛就很融洽。周一见张就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的。”周不解地问：“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张把他接受张伯苓劝告戒掉烟毒而拜张为师的经过说了一遍，并对周说；“我和你是同师。”③
由于张学良对会谈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会谈没有记录。我们今天探讨会谈的内容，没有原始记录可查，只能依据会谈后形成的文件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
张学良在50年代写的有关回忆说：
“某夜，在延安天主教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并举良曾参加某次会议席间蒋公曾以‘等待死去，再谈伪满事’答复某人语以证之。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最恨而抗日最热诚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1)共产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2)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3)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共产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4)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样。
(5)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6)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7)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8)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9)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
(10)待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家然等等。”④
张学良写这个回忆资料时，手头没有任何材料可资参考，一些问题特别是具体细节不准确是很可能的。然其基本精神是合作抗日，则确凿无疑。
延安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偕李克农、刘鼎离开延安返回苏区，当行至川口遇雨受阻，遂将与张会谈情况分两次电告中共中央。依据周恩来的这两个电报和刘鼎后来的回忆，延安会谈的主要内容有五项：
一，关于“停战合作，一致抗日”总方针，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他说：“我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周恩来说：“我们也是这样。”张学良说：“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对中共《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主张，他表示同意，说：“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措施，将来实行时再研究。”这样，双方合作抗日的方针和途径，张学良很爽快地就肯定下来，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周原来设想在施政纲领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问题上会有争论，因此准备了几种方案，结果都没有用上。
关于红军出兵华北，以号召和推动全国抗日问题，张学良没有异议，但他不赞成出兵山西。此前，他曾就这个问题向李克农、刘鼎提出过，李、刘的解释没有说服他。现在张对周说，他和晋军打过仗，晋军防御力量很强，红军入山西，阎锡山能与部下结成一体，坚持苦战，甚至还促使阎锡山和蒋介石联结起来，红军孤军作战，恐难立足。当时的情况是，红军东征进入山西后，进展比较顺利，为避免中央军进入山西，中共北方局派人与阎锡山联系，并通过释放被俘的晋军军官给阎带信，表示红军将撤退，要中央军撤出山西。因此，周恩来肯定地说：“红军在山西站得住脚。所以要兵出华北，不仅是为了我们抗日，还要带动群众一起抗日，这样才有力量。”周又说：“红军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就会推动全国友军和群众抗日。华北大规模抗日战争一起，红军愿担任左路。”张说，红军入河北，他可通知驻在河北的东北军万福麟部4个师和红军联络，并说：阎锡山很保守，不要逼之太甚。会后他想去太原与阎联系。
但是，张学良还是认为红军出山西阻力大，最好还是出绥远，先解决德王，再东向察北，与日军接触。他还指出，去绥远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经延长、清涧、绥德一线北上，二是绕道宁夏。他的理由是：宁、绥人口多，粮食多，红军可作为抗日的后方；绥远靠近外蒙，易于取得苏联援助；红军让出陕北一些县城，他好向蒋介石交待；红军和日军接火后，他即可公开打起联共抗日旗帜，否则只能悄悄地和红军联合。张还向周介绍说，宁夏马鸿逵的军队参加过鄂豫皖剿共军事，战斗力不强，兵也不多。周恩来认真听完张学良的意见后说：“有道理，但是要和毛主席商量，这个问题正在研究中。
周恩来谈到红二、四方面军将要北上抗日。张学良有自己的情报组织，知道红二、四方面军的实力大于陕北红军，他认为这是抗日力量，便说：“欢迎在川西一带的红军北上入陕，来多少都欢迎。红四方面军北上，驻陕甘的东北军可以让路；红二方面军要经过中央军防区，我可以去斡旋。”
二，关于抗日救国的道路。张学良从欧洲回国后，认为中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才能统一御侮。他认为共产党和法西斯都是强有力的政权。经过回国后两年来的实践和与杜重远、李克农、刘鼎交谈，他对法西斯道路已开始动摇，已开始从拥蒋武力统一转向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此时仍未彻底抛弃法西斯道路，所以又对周恩来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中国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是法西斯的道路。对此，周恩来回答说：“法西斯是帝国主义产物，把资产阶级形式上的一点民主都抛弃了。抗日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要发动群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抗日联共。”张学良明白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从此不再谈法西斯主义了。
张学良还提出了几个抗日战争爆发后的问题，请周恩来解答。这些问题是：(1)日本会建立许多伪政权封锁中国沿海，使中国难以接受外援；(2)日军占领要冲地区屯兵固守，怎么办；(3)抗日战争一起，是否可以引起日本内部变化?周恩来解答说：“不抗日则伪政权会愈来愈多，抗日则上下一致，汉奸反而少活动余地。我国领土广阔，从日本兵力和国际关系看，日本不可能将我国封锁起来，而且我们需要的军工器材，不仅可得之于英、美，也可以得之于苏联。日本入侵我国后，如在占领了一定地域即实行固守的防御战略必然导致失败。只要抗日战争能持久，日本革命危机增长，可能引起日军哗变。”此前，李克农、刘鼎向他讲过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现在他听了周恩来的解答认为有道理。不久，他在王曲军官训练团里讲课，就宣传持久战思想，反对唯武器论。
三，关于联蒋抗日问题。张学良对这个问题十分关心，在洛川会谈时对李克农就提过，现在又向周恩来提出来。他说：“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统一战线应包括他在内，如果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张又说：在国民党要人中，他最佩服蒋介石，蒋有民族感情，领导力最强。而且据他回国后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张也承认，在蒋的周伟有不少亲日派，如汪精卫、政学系、安福系等，因此蒋下不了抗日的决心。他向周介绍了南京内部的一些情况：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关系没有恢复，宋就是因为反对打内战与蒋闹翻的；主张抗日和联俄联共的，不止有孔祥熙，宋子文，CC派的陈立夫、陈果夫也主张联俄，蒋的嫡系陈诚、胡宗南“主张抗日，不再剿共”；非蒋嫡系主张抗日或不剿共者更多，如唐生智、蒋光鼐等。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个错误国策扭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认为，做到这一点不容易，要经过艰苦努力。他说：共产党在外面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张表示：“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
周恩来向张说：“中国共产党过去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死敌。蒋的指导思想是‘宁赠友邦，毋与家奴’，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在张学良讲完上述意见后，周恩来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共中央，认真考虑后再作答复。
四，关于联苏问题。张学良希望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从北伐战争的历史经验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判断，他估计苏联会援助中国抗日，但是他为了从中共方面得到证实，还是问周恩来：“苏联是否真心援助中国?”周恩来回答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国是真心诚意。它这么做，既利己又利中国。帝国主义只求利己。”双方商定，共同派代表去莫斯科，谋求苏联援助。张学良派人经欧洲去苏联，利用东北义勇军与苏联红军的关系去联系。中共派人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派人先去新疆与盛世才联系。后来中共中央派邓发经西安、新疆去了苏联。
五，关于停战、通商、合作等问题。张学良“表示不愿打红军”，但蒋介石“有电斥责他”，说他对红军东征是“隔岸观火”，命令东北军“由延安打通清涧、绥德，杨虎城由宜川出延长”，建筑碉垒线。张学良与周恩来商定，红军在关中积极活动，在韩城、澄县牵制杨部，并派人去陕南(由张设法送去)，令陈先瑞向蓝田、鄂县活动，威胁西安，以便让东北军借口不北进，“如此推延一个月，看情势变化，再定以后行动”。以后有军事行动，双方事前要商妥。同年6月，红军主动让出瓦窑堡，就是为了让东北军好向蒋介石交帐。
周恩来向张学良提出：“抗日战争发动了，红军需要无线电器材、医药和医疗设备，请东北军帮助采购”。张学良说：“我方库存军用物资已调入陕西，包括红军在内，二三年也用不完，这事我完全负责。”事后张学良对人说：“这算不了什么，等于东北军多装备一二个师。”张还对周说：“抗日战争一起，我有一笔很大的私款可以移作军费。”
关于经济通商，双方商定：红军购买普通货物，可在东北军防地内设店自购；红军所需无线电通讯器材和医疗器械、药品，由东北军代购；东北军可向红军赠送些弹药。
至于交通，张学良提出双方互派得力便衣侦察人员，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交通畅通，周同意。
张学良还要求红军派出“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作为代表，常驻西安，以便联络。
六，关于培养干部问题。张学良深感东北军内适应抗日需要的干部太少，所以双方在讨论互派代表时，张学良希望红军多多派人来，他则不派。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张请求中共派一批干部到东北军中工作。周恩来说：“我们一是穷，二是人少，文化又低，很多人不识字，文化水平在你们那里不成问题，军事知识、政治知识也很丰富。由于我们穷，才不得不随时地注意培养干部，这才稍稍解决目前干部缺乏的问题，否则更不行了。”周建议张要自己培养干部，办军官训练团，在训练团上面办抗日大学，双方还可以联合办抗日大学。经过周反复说明，张懂得了要靠自己培养干部。后来，张自己在王曲创办了军官训练团。
会谈结束时，张学良将一本《申报》60周年纪念印制的中国大地图赠送给周恩来，并互勉“共同保卫中国!”这是中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高投影着色地图，可辅助军用。当时红军缺少地图，这是一份珍贵礼物，周恩来曾长期把它留在身边使用。另外，张学良还向红军赠送私款2万银元，后又赠送法币20万元。这笔巨额赠款，对当时处境困难的红军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此后，张对红军陆续有所接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在军需账目上，查明接济红军所用款项多达76万元。
对延安会谈，双方都满意。周恩来一行在离开延安途中遇雨停宿，他对同行的人说：“谈的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周又向随他回苏区的刘鼎了解其在洛川同张相处的情况，东北军内干部情况以及张学良与蒋介石相处安全不安全等情况，一夜未眠。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为代表，继续做张学良、东北军的工作。4月22日，周恩来托刘鼎带信给张学良，内说：“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⑤刘鼎4月下旬回到洛川见到涨学良时向他报告说：“那边的同志都欢迎你，欢迎你作为一个大有作为的红军的大大朋友，说你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个决心抗日的将军。”⑥
张学良对延安会谈也很满意。他对从陕北苏区归来的刘鼎说：“我同你来洛川等周先生，预想一定会谈出很多理想的问题，为我解决疑难，树立抗日信心。会谈后，我太满意了，比我想像中好的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到他多好呀!”张还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就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她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并说：“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⑦多年后，他在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时写道：“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迩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⑧中共中央对张、杨两部的统一战线工作，原由毛泽东直接指导。延安会谈结束后，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4月14日致电周恩来，决定今后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由周恩来“统一接洽与指导”，可将进展情况随时告知他们，他们今后一般不再直接与其发生关系。
延安会谈，使红军与东北军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达成默契，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有力地改善了红军在陕甘的处境，对张学良的政迨生涯也具有深远影响。
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东北军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这个机构的书记由周恩来兼任，委员有叶剑英、边章伍、朱理洽(兼秘书长)等。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指出：东北军现在虽“还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指挥下的军队”，但由于它的官兵处于亡国奴地位和红军对它的革命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其理由是“东北军的最高领导者以及一部分高级将领，已经有了抗日的决心与诚意。中下级官兵中间的抗日情绪是很高涨的。”文件还指出，这种状况对中共在东北军中开展“救国的宣传与活动”提供了便利。文件规定：“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为此确定了中共对东北军工作的两项原则：“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纲领，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既然中共“的目的是争取整个东北军”，所以文件规定：“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并互相配合。”⑨
在上述精神指引下，中共对东北军的下层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凡与东北军部队接近的前沿苏区各县，都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刚刚从东征前线返回陕北的叶剑英，7月从中央军委总部调到安塞，负责领导东线(陕北)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7月26日，他召集安塞、延安两县工委负责人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的有关问题。各县下设若干办事处，负责做当地东北军驻军的工作。
在西线的陇东曲子镇，由张浩、张策等人负责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在豫旺堡、固原一带争取东北军的工作由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负责。
中共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除由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直接进行外，东北军中的地下党组织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共产党员刘澜波，早在1932年就被党组织派到东北军中，后来中共北方局又陆续派孙志远、白坚、苗勃然、孙达生等共产党员进入东北军。他们来后，先后发展解方、贾陶、王再天、栗又文等入党。1936年春，经中共北方局批准，成立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刘澜波任书记，苗勃然任组织部长，宋黎任宣传部长。东工委将各地来的共产党统一组织起来，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收到了显著效果。他们和爱国将领黄显声、刘多荃、王以哲、董英斌、赵国屏以及团长吕正操、万毅、陈大章、康博缨、高福源，爱国民主人士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杜斌丞、杨明轩、韩卓如、卢廼庚(广绩)等有密切联系，这些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并在东北军内部产生了广泛影响。
东工委成立初期，由中共北方局领导。1936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特派员朱理治来到西安，直接领导东工委的工作。
到西安事变爆发，东工委下属的总支、支部已达40多个，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有120多人。他们对争取、团结东北军共同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
② 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3—1195页。
③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08页。
④ 《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7—1198页。
⑤ 《周恩来书信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
⑥ 《刘鼎札记》。《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二)，《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⑦ 《刘鼎札记》。《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⑧ 《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8页。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5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