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张、杨改善关系
李义彬
1936年上半年，红军同东北军、十七路军，都已化敌为友，停止了敌对行动，成为抗日友军。那么，东北军同十七路军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935年前没发生过直接联系。他们在投靠蒋介石前，分属于不同的军阀集团，张属奉系，杨属冯(玉祥)系。附蒋后，张先后在东北、华北和鄂豫皖地区活动；杨则在河南、陕甘地区活动。1935年秋，张学良率部进驻陕甘，起初与杨部关系并不融洽，相互间甚至还发生过一些误解和隔阂。
身为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是西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曾想控制整个西北。张学良率部到西北后，任西安“剿共”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杨在军事上要受张的节制，于是杨进一步扩大地盘已不可能。杨对张来陕，心中当然不悦。
张率部来陕本是奉蒋命“剿共”，但有人担心他们是乘机抢夺地盘，西安盛传东北军是“失之东北，收之西北”。长期统治陕西的杨虎城，对此不能不怀有戒心。在西安的蒋系特务，更有意制造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矛盾。他们到处散布谣言，不是说东北军要解决十七路军，就是说十七路军要驱逐东北军。事实上，东北军的人数比十七路军多几倍，武器也比十七路军精良。十七路军中一些人确实耽心东北军将对十七路军采取不利行动，并常向杨虎城作此类报告。两支部队间当时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东北军西调后，大批家属跟随而来，为争住房与十七路军时起冲突；双方少数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为看戏占座位甚至在街上争路，也经常打架，有时几乎演成互相开枪的地步。至于张、杨各自联络共产党、与红军秘密达成停战协议等事，更是互存戒心，守口如瓶，害怕泄密。
总之，在红军已分别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达成默契的情况下，消除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误会与隔阂，增进这两支军队间的了解和团结，就成了在陕甘地区形成“三位一体”、联合抗日新局面的关键。
由于张、杨都有抗日要求，且都已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因此他们都有改善相互关系的愿望，并为此都作出了积极努力。杨虎城于1936年2月在西安绥靖公署内设立交际处，任命申伯纯为处长，规定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联络东北军中上级军官。张学良为缓解两军间的矛盾，曾先后派黎天才、张替华等去向杨虎城做解释工作，说明东北军奉命来西北，是专门“剿共”，绝无任何争权夺利的存心。张学良把东北军部队都部署在前线和外地，西安城内只留少数的卫队；而且规定，东北方面的人士不介入陕西地方行政事务，不担任地方官吏。但是，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关系的根本改善，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的融洽，还是在高崇民到西安后促成的。
高崇民(1891—1971)，辽宁开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1919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回国后在北京、东北等地工作。1928年参加发起组织国民外交协会等爱国团体，与杜重远、陈先舟、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等相友好，并被聘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张学良的秘书，成为张的智囊人物之一。九一八后，高从东北逃至北平，参与发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推举为该会常委，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率请愿团到上海、南京活动，直接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南京当局抵抗日本侵略，收复东北失地。1935年，在其老友杜重远和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胡愈之促使下前往西安，做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和疏通两部关系的工作。
杜重远因“新生事件”入狱后，许多东北上层人士前去上海探望他。杜邀请孙达生和胡愈之帮助他向来访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励东北军放弃“剿共”内战、站到抗日方面来。关于孙达生协助杜重远做高崇民工作的情况，孙自己回忆说：1935年9月高崇民到上海探望杜重远，杜“对高崇民说：你搞政治斗争，单凭民族热情和直冲硬碰是不成的，必须懂得一些革命理论和政策；咱们一个同乡宋介农(我在沪时的名字)论年龄是老弟，论讲革命道理，他可以作老师；在沪几年，我得到他的帮助不少，我介绍你们见面，你应好好听他的。同时重远又向我介绍高崇民说：这个人在东北军中上层交游很广，也有骨气，要能把他争取过来，对反蒋抗日斗争很有用处。但是我的处境和水平，只能对他做个砍大荒的工作，你对他做精雕细刻工作吧”。①1911年出生的孙达生，东北双辽人，九一八后进关，1933年在上海参加共产党。经杜重远介绍，孙达生与高崇民会面，一见如故，共同探讨革命救国的道路。在孙达生帮助下，高崇民如饥似渴地读了《例宁传》、《马克思传》、《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等著作。原来信仰三民主义的高崇民，接触马克思主义后，逐渐懂得了三民主义的局限性，对蒋介石的阶级本质开始有所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表示竭诚拥护。从这时起，高崇民开始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心领导抗日救国的政党，蒋介石已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叛徒。他毅然决然地撕毁了自己的国民党党证，决心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他把孙达生视为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老师。
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也对高崇民做了不少工作。胡愈之回忆说，高崇民来上海探望杜重远时，杜“悄悄地告诉我，他(指高崇民)是张学良的亲信，过去曾经是东北国民党的负责人之一。他是坚决主张抗日的，为人心直口快，希望我在外面约他谈谈，如能争取他向张学良进行工作，就更好了”。胡除在杜重远所在监狱与高谈话外，还约高“在上海一家菜倌畅谈过两次或三次。开始高谈了一套三民主义，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很不理解。我也对他说了一套大道理。过了几天，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的朋友”。②
高崇民到达西安，正赶上张学良去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最先来会见高崇民的是王以哲及其副官刘宗汉。老友重逢，互通消息。高向王等介绍了在上海与杜重远、阎宝航等商议的问题。正听后说：我很羡慕你，我若不是军人，情愿同你一道搞救亡工作。高则意味深长地说：你有人、有马、有枪，可以大有作为，就看你怎么干!王对其在九一八时盲目服从不抵抗命令，不放一枪就丢掉沈阳而深感内疚。他向高崇民透露说，近来有人劝他力谏张学良保住实力，独立自主，联合地方友军(红军)，联合民众救亡团体，组成抗日联军，摆脱蒋介石。可是他不清楚怎么个干法，经费也是大问题。高崇民说：东北军有自己的任务，自己的立场，东北军丢掉了东北，东北军再去把它收复回来，这是全国老百姓所欢迎的。但是，有一条，不拒绝蒋的“剿共”命令，东北军就没有打日本的权利。王同意高的意见，他说：等“剿共”完了再去抗日，则抗日永无实现之期。实在不应该上蒋介石的当了!
在张学良去南京开会期间，得悉东北军一○九师在直罗镇被红军全歼的消息。没等会议开完就赶回西安。张回来后知高崇民已来陕，估计必有要事，便在金家巷公馆小客厅内单独接见他。高向张讲述了在上海与杜重远、阎宝航等商议的意见和建议，向张指出：蒋介石调东北军剿共是一个阴谋，意在使两败惧伤；红军不可剿、也剿不了；东北军应保存实力，准备收复老家，不要在随蒋剿共内战中同归于尽。对高的这些意见，张表面上未置可否，内心是赞同的。张招待高在公馆午餐，并请赵媞小姐陪同。张让高留住西安，只是让他活动不要太露骨。不久，孙达生也到达西安，他们共同做争取张、杨的工作。
还在张学良回西安前，高崇民带着杜重远写的介绍信会见了杜斌丞。杜是杨虎城的重要幕僚，思想进步，反对内战，主张抗日。高与杜政见相同，两人一见如故。高向杜介绍了杜重远在上海蒙冤入狱的情况，杜对日本的侵略、南京的退让十分愤恨。高向杜指出：要抗日，就必须反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政策。打内战，残杀自己同胞，置国家命运于不顾，这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早已被人民唾弃；要抗日，就必须使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联合起来，结成坚强的抗日阵营，反对内战，一致对外。杜对高的坦诚、直爽很欣赏，高的上述见解与他不谋而合，两人很快结成挚友。
经杜斌丞引见，高崇民会见于杨虎城。高向杨分析了国内形势，剖析了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本质，指出：抗日是当务之急，而要抗日就必须反蒋不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挽救国家危亡的唯一出路。杨虎成聚精会神地听了高的发言后说：先生高见，惠我良深，希以后常来赐教。杨虎城虽只讲了几句简短的客套话，然而对高的坦率直言，富有政治见解和分析中肯留下深刻印象。
高崇民在与张学良谈到东北军应与十七路军联合时说，据南汉宸介绍，杨虎城一向思想进步，同情抗日，同他联合是有思想基础的。张学良说：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间存在误会，过去曾派黎天才等去做解释工作，结果，反而使误会加深。消除误会方能成大事。现在急需有人去疏通。当然这项工作说它难也是难，说它容易也容易，就看你怎么做。张对高说：你来做这项工作很合适，我告诉你一个底，你可以开诚布公地对杨说，我张某人无论如何不肖，也不至于不肖到这种程度，失掉自己的家乡不去收复，却来抢占别人的地盘。张还对高沉痛地说：从意大利回来后，我只认为国家必须统一，集中全国力量才能抗日。不料事与愿违。我的内心实在有说不出来的痛苦!
高崇民为张学良的真诚而感动，欣然接受委托，再次前去拜访杨虎城。高除向杨指出蒋“剿共”内战指派非嫡系部队打头阵，目的是将他们的实力消耗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随蒋剿共没有前途外，还向杨说：蒋为便于控制，竭力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团结，以防两军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难以消灭。高向杨表明：张学良志在抗日，志在救国，绝对没有取代别人的意图。为今之计，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停止“剿共”，一致对外，把各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走共同抗日的道路。并说，这样做是国家之福，也是全国人民的愿望。
高崇民披肝沥胆，苦心孤诣，使原来心怀疑惧的杨虎城消除了疑团，表示愿在张学良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工作。杨留高共进午餐，请夫人谢葆贞一起作陪。三人围一火锅，边吃边谈，尽欢而散。
高崇民把与杨虎城谈话情况和杨的态度报告给张学良，张很高兴，说以后要多多同杨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接触。几天后，杨虎城和杜斌丞邀请高崇民到杨的别墅聚会。在那里，杨介绍孙蔚如、赵寿山、申伯纯等人与高见面，并希望他们以后密切联系。后来，刘澜波、卢广绩、车向忱、栗又文等人经常在高崇民住所邀集东北军、十七路军中上层人士共同研讨联共抗日问题。与此同时，在十七路军中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如阎揆要、杨明轩、徐彬如、王炳南、宋绮云等人也做了大量促进两军团结的工作，使两军间的隔阂逐步消除。
为密切两军关系，在高崇民、孙达生和申伯纯、金敏生努力下建立了联席会制度。通过联席会，交流情况，互通声息。后来，又扩大了双方参加联席会的人员，东北军方面有栗又文、应德田、孙铭九；十七路军方面有王菊人、蒲子政。
1936年4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在高崇民串连下在洛川秘密会谈，确定不打内战，共同抗日，与红军三方面联合的方针。此后，张、杨就开始直接联系了。③
关于高崇民在疏通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的关系，促进张、杨团结方面所起的作用，当时作为指导东北军党的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朱理治，1936年11月4日写给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的信中说：“决定C同志(即高崇民)推动杨。C是写《活路》的，被蒋介石查出后通缉。现始回来，是张、杨的中间人。C以语激杨，杨谓西北局面张负领导地位，彼一定受他领导。”④
随着张、杨关系的改善，“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开创西北地区抗日新局面被提上了日程。
① 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页。
② 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196页。
③ 见《高祟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④ 转引自《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