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们去西安
（新西兰）贝特兰 牛玉林
他看上去就象从监狱里刚放出来。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并不稀罕。
这是一幅肖瘦而显得皱巴巴的形象，穿了件深褐色外套，皮领翻上去把耳朵裹了起来。他老戴着帽子，即便在旅馆的休息室里也不脱下。他的嘴唇绷得紧紧的，眼睛不停的四处张望，密切注意着周围不熟悉的目标。
他一口接一口地不停抽烟，一双细致的手神经质地动着。肖瘦的面容，显得非常富于理智。他的微笑十分迷人。与周身装束不甚协调的是，他打着一对淡紫色绑腿。
据说他姓周，我们对他所知道的也仅此而已。那天晚上，尽管他看上去神情十分紧张，给人留下的却是一个完全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印象。这一点，正如我们以后所知道的，正是他最典型的个性特征。
我匆匆卷起几件衣服——大都是羊毛线衣和厚毛裤——塞进背囊里，然后把长筒靴和马裤打进——个带绸子被里的铺盖卷(我最后带的这东西，可用来防御传播班诊伤寒的虱子，这种虱子在冬季的华北最为常见)。我当时还认为这算得上是轻装上阵，然而过了不久，我便为有这么大一堆行李而后悔不迭。
我们到达北平西站，距开车尚有十分钟。其他人都有了车票，而我还得为自己买。此时票房已关门了。
“买票!”我竭力用汉语大声喊道，尽可能引起里面的注意。搬运夫拿着我的行李呆呆地站在行里车上。有位警察冷漠地耸了耸肩，说火车已坐满了。我狠命敲打着售二等车厢的窗口，即将开车的警铃已经响了起来。
那扇窗户很不情愿地拉开了，一个睡眼惺忪的职员用冷漠的眼光扫了我一眼：“没位子，人太多。”他漠然地说道，然后咂了一口茶。
这简直令人绝望。“头等车厢怎样？”我急切恳求道。他郑重其事地查了查票本，正巧，还有一张卧铺票。于是，他摆出一副卖力的学者风度填好了票单。我几乎等不急他给我找零钱。
我们总算找到了我的包厢。我和一个胖乎乎的中国商人分住在这里。他在下铺已经鼾然入睡，畅胸露怀，看上去活象今睡佛。车厢里的高温令人实在难以忍受。
在站台上，我见到了唐和他的朋友，周却不见了。火车的汽笛在凄厉地鸣叫着。
“喂，再见。你们都……”
“再见——等着你们的消息!祝你们一路顺风!”
我觉得的确需要这几句话。
火车从北平城墙下缓缓驶出，墙脚下的积雪反衬着周围的暮色。向车后走去，我发现周独自站在一等和二等车厢的入口处，呆呆地望着渐渐逝去的城市灯火。他看上去非常忧伤。
“我妻子在那儿，”他突然说。他那忧郁的语调使我认识到，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尽管他的神态十分谦和，但唯有这一次，我听到了他的话音里有点语词支吾。
“你估计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她?”
他耸了耸肖瘦的肩膀，有气无力地笑道：“谁知道呢?反正我已经跟她道了再见。”
唐沿着过道拉着一个体胖神怡的人走了过来。“噢，你们在这儿呀。去喝杯酒怎样?这位是神甫……您叫什么名子来着?”
那位神甫冲我俩微微一笑：“科克伦——科克伦神甫。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他有一头灰发，显得孩子气十足，且极为友善。我们几个在餐车上搞了个奇妙的杂餐会。
科克伦神甫属于美国一家圣公教会，正要返回他在华中的传教点。他旅途经过了西伯利亚，满肚子都是急于找人倾诉的俄国故事。一杯啤酒下肚，他便大谈起来。
“那些俄国人掌握着正确的观点呐，”他吵吵嚷嚷地大声宣布道，好象预计要招致反对似的。“我给你们说，我们都可以从苏联学得不少东西哪。”
我看了一下唐的眼色，令人有一种新奇的感觉。本人为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当特约记者(此时荣任这一职务已有一个半小时)，因此，这本应是我的事。但我与《太唔士报》还有一点关系，我一度曾通过该报的正式审查，得到过那么点不大牢靠的特权，这可能对我的西安之行更为有利些。我最安全的保护色还是大英帝国的报纸记者。唐是美国人，一个正儿八经的报人，因此他对任何事情都要求作到令人信服。我们客气地表示了自己对他说法的怀疑。
然而这位神甫有着改变我们信仰的强烈愿望。他的激情汹涌澎湃，犹如波涛一般。我不时看周的眼色，他一直在用一种神圣般的敬仰目光注视着这位奇异的传教士。我们把他当作一个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介绍给了神甫。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不诚实，我感到我们仿佛全都是出席化装舞会的假面人。
“你们会这么想”，这位和善的神甫滔滔不绝地说，“他们不会在干我们这行的人身上花多大功夫。可是，我从没遇见过比他们更友好的人民。他们把我领到他们的反宗教博物馆，认为我会因此大吃一惊。”他模仿“切斯顿方式”(Ches-tertonianFashion)嘿然一笑，继续说：“当我告诉他们说，他们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在美国的一次优秀科技展览会上不曾有过时，感到吃惊的，反而是他们了。他们肯定认为资本主义者的态度愈来愈软化了。”
我们怀着遗憾的心情和科克伦神甫分了手。正如我此后将认识到的那样，在中国象他这种人实在太少了。他的声音顺着车厢的走廊在我的耳畔回响“……记住，孩子们，正因为我是在教的人，我无须闭上自己的双眼。我觉得，我们对一切问题都不应怀有成见，对一切问题都不应怀有成见。”
在头等车厢内那温室般气温下，是无法睡着的。大约四点钟，我走到包厢外面的过道上透透空气。再过不了一小时，就要到石家庄了，它是到太原的中转站。火车伴随着平汉铁路线上那种特有的颠簸摇摆，轰隆轰隆地向前开进。这条铁路曾因一再发生战乱，在内战中不时被打断，路轨、机车、车辆都尚未完全修复。
列车员在过道顶头的一把折叠倚上昏然入睡。然而象是受到了什么暗示，他突然四处张望了一下说：“滹沱”。我们此时正在过滹沱河。
透过钢骨铁架的桥梁，只见一脉河水隐隐泛光。病恹恹的月亮朦朦胧胧地在水面上闪烁。这就是所谓“月在黄河中” 吗?也许，它还有一定的含义吧。
一到石家庄，我立刻下了车，对此番旅行因情况不明而被迫付出的超额小费而很有点愤愤然。在列车的另一端，我发现了唐和周，后者正和几个穿皮袄的中国人在热烈握手。这几个人看上去很神气，而且见到他显然非常高兴。在他们身后的几个士兵——马弁——提着我们的行李率先从车站的进出口快步走向市内。停机待发的机车喷出的蒸气，一下子湮没了我们。
车站周围那种神秘气氛，使我们这两个外国人有一种惬意感，而其他的人对此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在中国搞政治，总使人感觉到存在着一种阴谋气氛。这些人都是“少帅”的朋友，因为从石家庄到保定的铁路沿线，均掌握在万福麟将军领导下的东北军手中。万将军以前是驻扎在满洲的一位指挥官，为人多疑是出了名的。据说他外出走动时总在一只口袋里装着一把左轮手枪，而在另一只口袋里则藏着他的想法。这些东北人对社会舆论力量之信任，达到了令人为之动容的程度，而且他们最渴望外国记者进入西安，以便能够至少把他们那边的真情实况告诉给外界。正如事态发展所证实的，他们没料到在全国实行新闻审查制度的利害程度。
我们跟着响导穿过铁路，走进一家灯光昏暗的旅店。我们径直被领到楼上一间可能只适用于革命前的俄国贵族居住的房间里，房门上标着一个小铜牌，上面写着“豪华间”。室内只有床是中国式的，这种两头配有镜子的中国床，在大城市的妓院中，你可以见到。窗户关得很紧，遮掩得严严实实。
茶端上来了，我们围坐在大理石桌旁讨论下一步计划。报信的人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我们展开地图仔细研究考虑。周现在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眼睛闪烁着热情的火花，完全失去了我在北平初次打量他时那种被追捕的惊恐神情。我们现在是在朋友中间。
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个行动方案相当简单，我们要乘第一班列车赶到山西的省府太原，在那儿过上一夜，第二天我们将改乘南下潼关的窄轨列车继续赶路，在一个叫“候马”的小站溜下车，走到陕西、山西两省交界处的黄河岸边，然后设法渡过黄河。周说，我们可以先派人给西安送信，然后我们一过河，就会有一辆汽车在等我们。从那里到西安只消两天功夫。我们这趟旅行最多只要五天时间。如果幸运的话，还用不了这么久。
即使这么多的延误，也能把人急得发疯，但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安全方法。南边的大路为南京军队所封锁——随时都有爆发激烈战斗的可能。唯有这条渡河入陕的道路还行得通。
在我们的整个计划中，我们还必须考虑某些我们无法掌握的因素。目前，山西省在“模范省长”阎锡山那种比仁慈的独裁强不了多少的统治下，多年来一直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就他在中国政治上的表现而言，阎将军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者，大家对他的精明、乖巧、工于心计传闻很多。在西安问题上，阎 锡山一直扮演着一个在西北和南京之间充当调解人的角色，随着大多数人因其势力强大普遍倾向于支持南京，他可能会被视为是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终将站到南京一边。
个人因素之二，是冯钦哉将军，他据守着陕西境内的一部分地区，我们如果成功渡过黄河，那里是我们必经之地。冯钦哉是杨虎城的部下，换而言之，正是由于这位陕西领袖的垂青眷爱，他开始才得以获得军队的指挥权。即便按照盗匪所崇尚的那些行为规范来要求，他也理应支持他的前首领。但有消息说冯钦哉在动摇，由于他所占据的是关键阵地，包括潼关要道和东面临近西安的战略位置，所以南说对他提出的许多富有诱惑力的条件。我们有可能在到了陕西叛军的这个地方之后，却发现实际上还是处在南京方面的阵地前沿。但这却是个必须要抓住的唯一机会，因为除此而外唯一可行的途径——一条位于北面的通道——在这个时候由这条路进入西安，意味着至少要花一个月的旅程。
我们在旅行出发之前，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些可能发生的情况。
又有一个人进了我们的房间，正在压低嗓门和周谈话。我听到了“飞机”这个词，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趣。周喜气洋洋地转身对我们说：“有架飞机明天将来到太原——是从西安来的!没准儿我们在其返回时还能在上面找个位子呢。”
“这真是个好主意!”唐由衷地称赞道。“这架飞机来太原干什么呢?”
“西北方面的代表要去见阎锡山。这是架大飞机，可乘坐六个人。”
“你能把我们带进去吗？”我急于想知道。周温和地答道：“当然可以喽。那是少帅的飞机。”
如果这种安排能够顺利实现，我们次日即可到达西安了。看来，我们真得要吉星高照了。
石家庄至太原的铁路支线是由一家法国公司经营的。这条铁路线铺着用铁钉铆起来的短铁轨，就象沿着小车站建筑物屋顶上的防盗钉一般，煞是好看。我们花了点功夫，在二等车厢里为我们和行李安置了一块极为紧凑的地方，其余大部分地方，均为巨大的木桌所塞满。车上的窗户——一种漂亮的法国式样，镶着花玻璃，玻璃上漆有情人结和小簇的玫瑰花蕾。
由于我们的旅伴希望尽可能地不引人注目，所以只有我和唐在尽情交谈。我惊奇地发现，列车员在说“是”和“不是”这两个词时，带有标准的巴黎口音。遗憾的是，他所掌握的法语词汇也只到此而已。
象在中国旅行所见到的所有铁路站台一样，石家庄车站的站台上也挤满了士兵和警察。“他们全都认识我”，周从他角落里悄声说道。我再次对他的真实身份感到诧异。这个形容消瘦，总带着一点疲惫神态的东北青年，他那双目——一双梦幻般的，或者是一个狂热分子的眼睛——能够很方便地变成一个笑容。也许，我们不完全了解他反倒更好。
就在火车行将开动之即，一队奇特的中国青年人出现了，他们带着一面巨大的绸旗。他们对这面旗显得有点过份爱护，护着它走进了另外一节车厢。这队人有四个男的，看起来是学生或职员；还有三两个梳着短发，穿着宽大裤子的姑娘。后来我们才得知，他们是从南方前往绥远的一个代表团，带着锦旗和大量食品，去慰问英雄的民族保卫战士。他们从广州来，说的话大部分很难听懂。但那两位姑娘长得非常迷人。
我们的列车终于开动了。我们离了这熟悉的景物，这在中国几乎是任何城市都可以看到的城墙，和高耸在城墙之上那残破的古塔。起先，我们和一个便衣警察同坐在一个包厢里，这可能会使人感到有点不便。但在大部分旅途中，他显然睡得很死。我们相互用英语交谈，这么做绝对安全；唐和周说的是日语，这就更安全了。这次的旅途平平安安。
在直通山西的山间要道娘子关，列车爬上了一个夹在两座险峰绝壁之上的河床。我们的视野里开始出现长城——一座蜿蜒伸展于座座山脊之上，一个个堡垒横贯云天的砖石防线。再往低处看，清凌凌的雪水贴着山石流淌。我们的列车摇摇晃晃地刚驶过一座大桥，悬崖绝壁便扑面而来。一座无线电铁塔，几个士兵微小的身影，就象是沿着山顶峰在用墨水描绘出来的。过了这座天桥，我们就进入了山西。
这就是令日本人唾诞不已的煤都，它的每一块路基都是浅黑色的褐煤。一座座黄土丘陵从河谷中逐渐升起；昏黄的村庄沿着山间的平地，象堡垒似的簇拥着。冬天，它是一片无遮无盖的区域，但山丘的外貌则很清晰。宛若保罗·纳西的风景画①，铺排得错落有序，美丽极了。这里的农民都穿着黑色服装，人影与昏黄色的原野和山丘相映，形成强烈的对比。这就是真正的西北，真正的黄土地带。
当我们驶进太原的时候，天色渐暗，刺骨寒风荡涤着这片辽阔的平原。铁路线外的积雪被寒风吹成座座雪堆。来自广州的那队人被这种景色迷住了；他们过去还从来没见到过雪，抓住停留的每一分钟，在站旁相互用雪球打着玩。他们仍不相信这是真的。
太原首先让我们领略的是它的火车站，林立的岗哨，和站旁的一个大广场，伴随着傍晚刺耳的山鸟鸣叫。褪了色的窗帘，巨大的拱形顶居室，使“山西大厦”看上去活象上个世纪的遗物。你会在任何一个法国省份里找到我们用餐的那个餐厅。一个头发蓬松，长着一绺黑髭的小个子男人，象伦德·克来尔②所摄影片中的人物一样，就着旁边的一张桌子在闷头喝苦艾酒。
我们的精神一下子上来了。周对旅馆的旅客登记本做了一番侦察，通知说那架飞机肯定已经来了，因为东北军的代表中有两人刚刚才离此前往北平。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们三个人合住一个大红套间，这是我的主意。它的地板铺着红色瓷砖，天花板的颜色剥落得模糊不清了。还有一个虽然式样老一点但还是很宽敞的浴室。于是周便嚷着说他要洗澡。他说这对他是一个安慰。
唐此时外出去寻找一位朋友，打探消息。
没等警察来检查我们的护照，我就开始编起了能够把他们糊弄过去的美妙故事——要是有人盘问我们的中国旅伴身份来历的话——这时周突然从浴室里神秘地闪了出来，凑到我的近前说：“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他看上去非常年轻，穿着没有扣子的衬衣，湿漉漉的头发搭拉在前额上。很难看出他已结过婚，而且有了个八岁的女儿。
我说，欢迎他来向我提出他要我解决的问题，不论是什么样的问题。但我对他下面要提些什么问题则毫无准备。
“今晚我想去见阎锡山，您看怎样?”他问我。“我想，要是我能见到他，我就能劝说他加入我们的人在西安发起的运动。”
这话听起来使我感到非常有希望。我深知阎锡山有什么样的名声：没有明确的报酬，他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就被说服了。周并不认识阎本人，但他曾被介绍给了阎的一位秘书。
然而，事情到此还不算完。由于我突然问起的一个问题，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才一下子暴露了出来。
周是个被追捕的人，首级上标着价码。他过去一直是张学良的秘书，在最近两年里，他和张学良一起生活在西安。他属于“双十二”事变前数月中活动非常积极的东北“激进派”青年小组成员。他本人在今年十月“委员长”首次访问西安时，曾公开攻击了蒋介石，全然不考虑后果。这件事发生在“东北军事学校”③。
(记得我在上海曾听到过关于在东北军校学生举行的著名会议上的那段插曲。“少帅”曾下令逮捕那位攻击蒋介石的发言者，然而他却毫不费力地逃出了西安。那人的名子叫苗剑秋。此后，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对他进行了广泛抨击，把他视为此次兵变最可怕的主谋人物之一。在北平，在中国的所有地方，警察都在寻找他。此时，此人……？)
他用一个指头点着鼻子，淡淡地说：“我就是苗剑秋。”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显然，此时我们的朋友呆在太原，或除西安外的任何地方，都面临极大的危险。而他还要去拜访阎锡山，这简直是胡闹。他太出名了，任何侦探或官员都会把他认出来。退而言之，就凭他在我们中间出现，就使人很为难。
尽管我们觉察出他易于冲动，很有点神经质，但立刻都喜欢上了他。在这以后的日子里，随着对他的了解逐渐深化，我对他的羡慕和尊敬也与日俱增。不管一个人对他所作出的判断认为如何，都会承认他是个非常诚实、直来直去的人。
所有的报纸都称他为共产党，但没有一个了解他的人会相信这些鬼话。他内心深处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严格的纪律。他是个类似孙中山那样的民族革命者——思想混乱，神经质，完全置个人名利地位于不顾。由于他在日本受过教育，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满州的被侵占使他对日本人怀有东北人所特有的那种刻骨仇恨。对日战争，收复曾生养他的“沦陷领土”，就是他生活的全部目的。就目前而言，除非他能够顺顺利利地抵达西安，他也许就活不长了。
我费了很大劲竭力劝他不要去找阎锡山。他热烈地和我辩论。他对自己的雄辩才能极为自信，我对他个人安全则更为关心。因为我知道，不管他要给阎锡山提出什么建议，这都意味着，这些建议一定早已有人对阎提过了。我丝毫不相信他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会取得多少成效。
最后，他的勇气受到了严重挫伤，索性又去洗澡。我后来发现，这是他在这种情况下的固有习惯。
唐带回来的消息说：那架飞机次日将满载阎锡山的私人代表返回西安，机场由一团军队担任警卫。我把苗的情况告诉了他。
“上帝啊，瞧瞧这些中国的爱国者吧!”唐绝望地吟呻道。“这家伙怎么还不赶快闭上他那鸟嘴?既然我们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怎么也不能再跟着他走下去了。”
唐的处境比我更糟，因为他所属的那家通讯社不大可能愿冒与南京发生不愉快事件的危险；然而迄今为止，苗一直在旅途中给他当秘书。看来，大家除了散伙外，再没有别的选择。浴室传来的水声提醒我们，我们的这位革命派朋友很快就要再次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必须立刻作出决断。
“我和苗不能分开，”我说，“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完成使命的最佳时机。此外，他独自一个也不安全。”
“那好，这可是你自己决定的。现在我们最好把问题计划得周全些。”
苗带着一种历经磨炼的神情参加了进来。我们躲在锁着的门后，召开了一次战时紧急会议。苗呆在太原显然不安全，每时每刻都可能有警察来找麻烦。此外只要还有乘飞机直达西安的一线可能，我都不想走穿越黄河的那条“漫漫长途”。在石家庄与东北战士在一起，苗是安全的。而且我们也能与“叛乱者”直接取得联系。
最后我们决定，唐依然留在太原，而他的朋友和秘书则因紧急业务，奉召返回。在此之后他可以按自己的想法经潼关入陕。苗和我在回到石家庄后，再看情况而决定行踪。
当我们把这些谈完之后，天已很晚了，苗有好几天都未睡成觉。在这个隐含着任何不测事件都有可能发生的不祥气氛的旅馆里，我们几个都有点过于紧张。唐和我提心吊胆，心慌意乱地渡过了这天的后半夜，唯恐听到那突如其来的敲门声。
译注
①保罗·纳西(Paul nash)1889-1945英国画家和雕刻家，其英国风景画中饱含某种神秘和梦幻般色彩。
②伦德·克米尔(Rene Clair)法国电影导演和制作家。
③据有关同志回忆。当时在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完话后的第二天，苗在会上公开说：“昨天有人说，有的人不明敌之远近，事之缓急。把东北三千万人都丢了，还讲这混账话，简直是放狗屁。”苗把上衣领子一把扯开，又说：“什么领袖，稍有血气的人，就应该让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中国的第一幕. 西安事变秘闻/（新西兰）贝特兰 牛玉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