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众神各奔东西
（新西兰）贝特兰 牛玉林
“陕西首府落入赤党之手，”报纸的通栏大标题写道，“全西北处于恐怖之中。”我扔下报纸向旅馆的窗外眺望。
不错，是有个士兵在站岗，但他在大门的掩护下显得很舒坦，抽着烟卷，充分享受着一月那明媚的阳光。我极力想在他的帽子上找到红星，或红臂章——报上这么说的——西安的所有军队都带有这个，结果白费力气。当然，他也可能是个化了装的共产党；不过，他看上去似乎并不很危险。
四个女学生走到汽车盘道近前，停靠在西安宾馆引为自豪的水泥喷泉边上，窃窃私语。这座喷泉实际上非常难看，但在姑娘们乌油油的剪发和鲜艳的蓝布衫映衬下，构成了一幅迷人的图像。在中国，一度只要看见剪发女学生，就可以当作共产党而予以枪毙(官方所描绘的。“剪发女匪”曾广为流传)。然而，这几位少女象小猫咪一样羞怯，显然是费了好大劲儿才下定决心，走进了这家旅馆。如果说这也是一个阴谋的话，那么，这阴谋也是未曾经过精心策划的。
我来到休息室，只见这四位姑娘终于鼓足了勇气，进了旋转门。她们走到办公桌近前，其中的一位——比其他三个胆子更大一些的——鼓起腮帮，开始用低低的声音问旅馆职员。
“请您告诉我们，有位毛先生住在这儿吗?”
这位上海职员由于挣得了“面子”，虽然他对这里居住的每个客人都清清楚楚，但还是查阅了住宿登记表。“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个毛先生。不知他的全名怎么称呼?”
姑娘们又凑在一起低声交谈，显然对他的回答非常吃惊，有点不知所措。“这没什么，谢谢您。”代表她们问话的那位姑娘最后说，“肯定是我们找错了。”
她们失望地垂下肩膀，肩并肩地慢慢走了出去。我突然注意到，这四位姑娘都拿着签字本。
中国人是热情的签字迷。姑娘们会是……？在这一刹那间，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些女孩子们找的是什么。在西安流传着一个谣言，而南京的新闻工具则以此为口实，编造出了他们惯于编造的那种耸人听闻的故事，说是中国最著名的“赤色”领袖，中国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在西安坐上了“革命政府”的第一把交椅。这些姑娘之所以来到该市最好的这家旅馆，是为了找到毛先生，并(如果她们能够得到的话)获得他的签字。
至少，她们比南京更信赖毛泽东，而后者曾悬赏二十五万美元要毛泽东的首级，并正在准备采取针对他的联合军事行动。不过，毛泽东不在西安——他绝对没有离开设在陕北的“赤色首都”。周恩来和他的代表团倒在这儿，但一直不动声色地躲在幕后。“赤党”在西安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对一次武装行动发出普遍警告。
但“赤色威胁”——虽然如其所证实的那样，纯属幻觉，却是形势发展中出现的一个切实存在的因素。据说，大概在元月九号，一接到通知，就要宣布召开一次史无前例的群众大会；西安城内谣言四起，说共产党的暴动就定在那天举行。因受到威胁，当地居民几乎都要成批向外逃亡了，而“叛乱”政权的敌对分子，则竭尽全力煽风点火，制造恐慌。商店关上大门，当铺老板怀着不幸的预感，埋起了财宝。到了1月9日早晨，这座城市几乎做好了一切应变准备。
然而这天所发生的，却是统一阵线最令人信服的一次秩序井然的示威游行。根本见不到一个共产党，也没有一支红军开进西安。恰恰相反，十余万士兵和平民涌上街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它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武装示威活动。这也是在西北迄今所见到的声势最为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
整整一个上午，大街上挤满了整队前进的男女。他们早早就开始赶往革命公园——毗邻新城城墙外的一片荒凉的开阔地，于中午在那里集中。这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阳光几乎使人忘却了隆冬。我们一到，便从巨大的“牌楼”下挤了过去，经过一组架在坑道上的高射炮。只见木板搭成的讲台上及会场的大部分已经挤满了士兵、市民和乡下人。旗帜之多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到过的。
讲台上方，凌空飞挂着一面条幅：“西北联合抗日武装大示威”。横幅下有张巨大的海报，描绘着人们所憎恶的政治家汪精卫(他当时正匆匆忙忙地队欧洲赶回中国)和希特勒握手的形象。那位“德国元首”穿着褐色衬衣，站在一堆骷髅中面，而汪精卫则在他面前俯首贴耳，逢迎谄媚。这是德—日反共协定在中国激起的愤怒反响，而汪精卫显然是那些准备加入该协定的中国政客的象征。
参加会议的各阶层队伍，都按照武装示威的主旨行事。士兵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支，人们拿着铁棒和木棍，学生和加入抗日先锋队的市民则挎着步枪。中、小学教师身穿制服，和他们的班级呆在一起。男教师扛着现代步枪，孩子们则拿着几乎和他们身子一样长的中国古代刀剑。艾格尼丝惊喜地发现了我们的老朋友，那些娃娃囚犯。他们现在穿着制服，雪白的棉手套别在皮带上，显得神气活现。农民自卫队也陆续赶来了。在参加会议的大批市民中间，什么武器也不带的，就拿一面小红旗。
下午一时，由大会唯一的发言者，“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一位代表宣布大会正式开始。他简要指出，武装起西北民众，是自卫反击南京那些威胁要发动内战的“亲日叛徒”的一项措施。那些熟悉的口号被一再呼喊起来；尔后，军乐队奏起了进行曲。
首先跨入游行序列的是东北军的骑兵部队，战士们安然稳坐在他们的卷毛小马驹上。农民自卫队紧随其后，长长的红缨枪斜扛在肩膀上。民众团体的队伍拉在最后——有来自棉纺厂的男女工人；有武装义勇军；有抗日“先锋队”——他们打着绣有东北沦落国土“白山黑水”的巨大丝绸横幅；有戏剧界人士、学徒、中、小学生；大学学生——每个人都拿着旗帜和标语。还有由杨虎城夫人领导的“妇女救国委员会”——它吸收了一些达官贵人的妻子。游行队伍代表了西北所有党派阶层。
“咱们直接到鼓楼去吧，”我提议。“那儿会看得更真切一些。”我们溜出人群，坐上黄包车。此时西安主要大街两旁已经挤满了等候的市民。我们登上这座凌驾于市中心的宏伟城堡的古老塔楼，顺着西大街向东眺望。只见走在前面的旗帜犹如汹涌的波涛，滚滚而来。
游行的队伍似乎无穷无尽。确切地说，参加这次示威活动的决不至十万人，而旁观的人大概只有此数的一半。在声势如此浩大、参加者如此众多而又井然有序的游行队伍面前，对武装爆乱的一切恐惧，都烟消云散了。从我们高于街道的有利位置上，能够听见游行队伍爆发出来的呼喊——“东北军万岁”!“抗日战士万岁!”其中最不同寻常的莫过于听到那些并非神昏智迷的市民们公开呼喊——“红军万岁!” 自此以后，西安就不再有“恐赤症”了。
当然了，存在于教士们中间的“恐赤症”则不算在其内，红军已占领了距西安仅40里地方的消息使他们闻风丧胆。根据他们的说法，当地教会的财产已被没收，方圆数里的居民都陷入了恐怖之中。要证实这些报告的谬误并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我曾想找到那怕一个教士受到过骚扰的实例，却毫无结果。可是，他们却把在西北的所有外国人的处境，描绘成一幅最令人紧张不安的景象。那位英国大使馆的助理武官，由于他当时是外国政府在西安的唯一代表，因而也就成了所有这些谣言的特殊目标。
不过，斯科特上尉要比教士们坦率得多。
“就我所见，在西安的外国人所面临的唯一真正危险，是对该市发动的空袭。”他告诉我说。
“换而言之，亦即危险来自南京，对吧?”
“你爱这么说就这么说吧。当然，教士们不信任‘赤党’；他们过去也有理由不信任他们。可是，现在西安的一切都很平静。最大的危险来自轰炸——这里没有任何真正能够预防空袭的设施——或者，一旦在前线吃了败仗，无法防止败兵在撤退时胡做非为。”
形势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现象。当蒋介石被扣押在西安时，对他生命的主要威胁(这现在已经被报纸刊载出来了)来自他在南京的那些深受信赖的助手。在确保释放他方面，共产党是立了大功的。可是现在，共产党却遭受着谴责，说他们威胁到在西安的教士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与此同时，对于处在现场的人们说来，很清楚，要说有什么危险的话，则危险又是来自于南京的同一个处所，来自该处那些声嘶力竭地大叫大囔“赤色威胁”，急不可待地要把轰炸西安做为维护治安的下一个必要手段的人。
“你对这些教士怎么看?”我问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对他们作为一个集体，从不报好感。
“他们无须那么害怕红军。要是他们认识到现在红军不仅改变了政策，而且会坚持这种新政策的，情况就会好得多。在过去，红军是公开反对过教会的，他们说传教士是外国的间谍，而事实上某些教士也确实如此。但他们现在对除日本外的所有外国人，宣布执行一种新的友好政策——他们是会说到做到的。不过，我真想弄明白那些令人恐慌的报告来自那里。”
这个来源，很快便被我们找到了。有这么一位美国教士，他与该国在南京的领事馆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由于他在西北呆得时间久了，因而被看作是分析当地政策的绝对权威人士。因此，他就成了西安外国人心目中的预言家。不知是怎么搞的，在一种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他发现，他和他的同伴们是被关押在这里，作为抵挡对这座“叛乱”首府采取轰炸行动的人质。他把这种感觉报告给了美国领事馆。
这一下，立刻在中国的外国报刊上激起了一阵喧嚣。在所有的中国“故事”中，这一点甚为报刊主笔们所偏爱——外国人濒临绝境，而传教士则首当其冲。西安的传教士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殉道者，而且从此时此刻起，听到的唯一一句话，就是：西北的外国人统统撤离。那位德国牙医的死又被重新提起，并加上了一些遭受折磨，漫无边际的虚构情节。外国列强也郑重其事地受到警告，要他们对各自国家的侨民负责。自然所谓“人质”的故事，只不过是一个挖空心思，凭空想象出来的恶作剧，然而，它却出色地搞成了这个花招。全中国读者的心，此刻都悬挂在了那伙被孤零零地抛弃在西北的外国居住者的命运上。
红军在三原，在西安以北约35英里的这个地方。这个使传教士们闻风丧胆的事实，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身上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这些天来她一直渴望来到这些人中间。对于这些人，她写得很多，但从未在正式场合见过面。现在，她实在有点等不及了。
“我打算去看看红军，”她平静地对我说。“这对我来说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因为丁玲——她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刚刚对西安做过一次短暂的访问。她在南京的监狱里被关押了三年，最近才逃脱了国民党的看管，设法偷越封锁线，准备到陕北参加红军。眼下她正好在三原，呆在中国红军名将贺龙指挥下的第一方面军中。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丁玲的一位老朋友，对于丁玲来信邀请她访问红军营地和陕北“苏维埃”区域这件事，她是不会有所推辞的。
我们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小型饯别宴会；在经过了近一个月的经济封锁后，西安宾馆的储存也日见稀少。艾格尼丝带着一个“红十字会”臂章；她的正式身份，是要旅行到前线做医疗救护工作。这种伪装并不难识破，不过在这个时候，外国人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活动，知道得愈少愈好。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问她。“也许还会发生战争；要是那样的话，你会被完全隔绝在北面。”
艾格尼丝毫不动摇。“要是那儿真的发生了战争，那里就正是我想要去的地方。这个机会我等了多年了，此番决不可让它错过。在此之前，我曾三度计划去江西——每次计划都落空了。这一次是无论如何也不应再落空的。”
“这么说你也许会离开几个月?”
“我预计会是这样。我可以完成我的那本关于长征的书，同时获得我竭望已久的所有写作素材。但最重要的是，我想亲眼看看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那些事情。”
我能够体谅她的感情。她与红军心心相印已经很久很久了；现在，她终于能够和他们在一起，一同旅行外出，亲眼观察他们的那种生活——即便按中国人的普通标准，甚至也是相当艰苦的——而这对她来说，则是预先体验一下今后在中国的生活。我真眼谗她的这个机会。
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西安见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第二天一大早，她下穿笨重的马裤，上穿那件熟悉的棉毛衫，神态干净利落地离开了宾馆。她总穿那身衣服，宛若带着一面旗帜。
有各式各样的革命者。我的朋友苗剑秋，我正是和他一起来到西安的，属于人们最熟悉的那种中国类型的革命者之一——虽然他的一切行为都带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就其天性而言，他是人中的谦谦君子。而使他感到象是自己受到伤害的，则是他的国家遭到的不公正待遇，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了一个不顾后果的阴谋者，甚至带有某种恐怖主义分子的色彩。周恩来——冷静，思维清晰，循循善诱，一位战略大师般的人物——则是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中最卓越的典型人物。他总是带着一种学者风度，这也是一个满清官吏后代的特有风度。清晰明确的思考，毫无头脑发热的年轻人那种临时冲动，这些特有品质使他成了一名政治工作者，一名起义领袖和红军指挥。中国革命的最优秀分子，就是这些共产党人。
可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究竟该算是那种类型的革命者，这却绝不是能够轻而易举就辩别出来的。她自小便自谋生路，终生都是个强烈的个人主义者。孩提时期在美国所受到的非人待遇，使她对整个外部世界产生了一种叛逆精神。早期的经历使她直接萌发的，就是对现行的一切陈规旧习的统统反感：反对结婚，反对家庭，反对一切妨碍她的自由发展，以及迫使她的兄弟们或沦为按日计酬的劳工，或偷牛贼，或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等等的所有事情。他最初与印度民主义者建立起联系纯属偶然，尽管也许正是她父亲血管所流淌的“红种印第安人”的血，使她对所有被压迫种族随时给予同情和支持。然而，她一旦与亚洲人民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尤其是来到中国，她便认识到，在远东进行的这场革命所要取得的，几乎是她所要求得到的全部利益。
中国革命的理论——一种使第三国际那些最优秀的智囊都为之茫然无措，其观点仍为人们争论不休的复杂学说——对她来说并无关紧要，因为她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不能够解决任何理论问题。可是，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她体验过这种斗争的滋味。因此，她带着对中国的一知半解，以一种对一个外国人来说令人难以置信、几无可能的方式，也投身到中国工农出于本能需要而掀起的革命运动之中。她与他们有着同样的仇恨；他们都感到要反对阶级敌人——反对地主和高利贷者；反对统治阶级的官僚统治；反对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一切问题在她眼里都黑白分明：这里是革命的，她就站在这一边——对于其对立的另一面，她决无妥协的余地。毫无疑问，对于那些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与她持有同感的人来说，这种直来直去的脾性使她经常成为一个难于相处的人。但她把自己浑身上下的全部精力，都不知疲倦地倾注到了唯一的工作上——写真理，写她所目睹的中国实际情况。
我俩邂逅相遇，彼此生活背景和教育状况几无共同之处。艾格尼丝对知识分子怀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感；对她来说，那种超越一切党派利益的专题研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她之所以能够宽容我，这也许是唯一的理由——无限钦佩这些普通的中国人民：上海的面粉工人，广州的缫丝女工、在旱灾、洪水和饥饿重重打击下依然在自己的(或别人的)田地里耕耘不息的农民；以及他们所具有的那种非人或超人的吃苦耐劳精神。而且，我们也不象那些把这称之为“坚韧不拔的精神”，把中国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容忍特性颂为“天赐美德”的传教士，因为我们意识到，这种受到颂扬的容忍特性，更应该归因于贫困的命运。而在这个几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种族默默忍受着的耻辱里，蕴含着的是一种悲剧的旋律，而并非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所谓“复兴”计划，这是目前中国政府在某些乡村地区正在实施的一种计划，目的是要改善农民群众生活。其计划不完善的可悲程度，任何一个到中国乡下旅行过的人都会看的很清楚，因而就连“复兴”这个名词的本身，也成了人们的笔柄。
采用土地革命的方式，也是中国农民的一条生活之路。近十年来，中国工农红军在其为建立“中国苏维埃”而进行的斗争中，就沿用了这种方式。然而，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不仅有形形色色的特殊现象阻碍了她的自由发展，而且在近年来，还有来自那个早就威胁要使它完全沦为殖民地的紧邻的不断挑战。在这些危险未被排除之前，在“国民革命”完成之前，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是绝对不可能持续下去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才使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重新提出了过去的老要求：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政党的全国阵线，以此作为西安危机的结果。如果这种统一局面能够实现，为此而付出的任何努力就不能算落空。
然而，在此时此刻也不得不承认，前景是不容乐观的。西安被完全孤立了，舆论界对“叛乱者”和“共匪”的攻击依然有增无减。除了无线电广播外，这里的消息根本无法传出去，而无线电广播的效果却是最准确定的。从“和解”的观点来看，最糟糕的就是本地传教士的那种过分的恐慌情绪。他们对局势的真正情况一点不了解，却只有一个念头——对“赤化”的恐惧。
李维城是陕西省银行的行长。他穿了件黑色绸大褂，神态愉快、安祥——坐在银行后面他家的屋子里，递给我一支烟。几个小孩在室内的厚地毯上嘻耍；李先生看来是个很随和的人。我想了解他对统一阵线的看法。
“当然喽，我们银行界和商业界人士是完全赞成国内和平的，”他态度和蔼地说。“您知道，我们向南京派了一个代表团，请求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可是，中央军在潼关的负责人樊嵩甫将军却告诉我们的代表团，他在洛阳有两百架飞机准备轰炸西安。这些飞机是我们大家捐献的，是要他们用来保卫自己的国家，抵抗日本的。令人遗憾的是，樊将军未能在绥远给它派上更好的用场。”
银行家叹了口气，轻轻弹了弹烟灰。
“现在，我们正设法借助于外国影响。对我们大家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对西北实行的封锁。既然委员长已经被释放了，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呢?在这个时候，还有哪个爱国的中国人想制造内战呢?”
“您对与共产党的合作是怎么想的呢？”我问。“这似乎被看作是一切麻烦的根源。”
这位银行家微微之一笑：“蒋将军被释放之前，我们中有许多人对共产党深有疑虑。我们认为他们想要杀掉蒋将军，然后制造革命运动。可是，现在我们却相信，他们真地改变了自己的政策。”
“我从那些现在为红军占领的地区听到的所有报告，都说情况很好。无论在什么地方，士兵们买东西都付现钱；也根本不存在没收钱财或资产之类的事情。比起我们见过的许多政府军队，这要好多了。其它所有银行都给我们发来电报，焦虑不安地询问关于陕西和甘肃的情况。对此，我们只能说：我们认为没来由感到恐慌。”
他突然停顿了一下，又说：“红军向我们发出了邀请，邀请我们到北边访问他们的地区，亲眼看看他们的经济情况。我倒非常乐意去一趟；在这件事结束以后，我也许是会去的。可是，在南京方面不愿接见我们的代表，只是大谈关于轰炸西安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使在南京的政府相信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实际情况呢？”
他是一位非常诚实的人，也是“救国纲领”的坚定信徒。既然陕西的银行家尚有如此感想，那么(我感到奇怪的是)传教士们对红军还有什么理由担忧呢?
西安在迅速向一个地下城市转变。黄色土壤容易挖掘，凡有后院的人家都挖了地窖。成队的士兵白天忙忙碌碌地在市场上轮流值班，修筑规模巨大的防空掩体。对这座古都地基的挖掘，在考古学上究竟有何发现，尚不为人们所知。不过，这种挖掘对于科学研究至少是会有用的。
但是外国人似乎已经忍受够了；他们不打算再冒险，力求平平安安。最后乘飞机抵达西安的人中，有一个美国使馆的武官。他一直受到这样的警告：在这个陷入极度混乱状态的城市，飞机只能逗留几分钟。因此，他对这里那一派秩序井然的平安景象惊叹不已，直言不讳地宣布道：他的政府受到了蒙蔽，大规模撤退外国人绝无必要。然而，他的这番话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从外地赶来的所有教士都集中在了西安，与那些凭空臆想出来的红军威胁相比较而言，来自空中的袭击才是真正非常危险的。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说，那些身居内地的外国人，也并非每天都有到上海去看一看的机会，而且还要由各自的政府出钱。于是，撤退的决定终于做出了。
但是，无法说服包租的飞机在西安多停留一段时间，以使他们的乘客登上飞机。在西安至潼关之间的陇海铁路上，有好几座桥梁塌陷了(至于它究竟是被叛乱者，还是南京飞机炸毁的，还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不管从那方面说，铁路联系是不可能沟通了)。最后，决定安排公共汽车，把这些外国人运送到那个更合他们口味的环境中去。
1月18日早晨，这支旅行车队即将从西安宾馆出发。来自该市四面八方的形形色色的欧洲人，聚集在宾馆的大门口。有胡子拉茬的意大利牧师：快活的美国人；以及忧心忡忡的英国人。一群孩子扩大了他们的阵容——他们是仅有的一批似乎看上去很快乐的人。在中国的传教士家庭规模之大，每年人口的增加数目之多使大多数游客叹为观止。从经济基础上看，这也许不难解释——通常为每个孩子都领发着一份教士补贴金。
斯科特上尉象往常一样，快活地带着单眼镜，慎重而有效地指挥着人们的行动。这支探险队中最能夸夸其谈的是个亮着大嗓门，金发碧眼，长得活象古代北欧海盗，而实则是从洛阳来安排租用汽车事宜的探险队队员的小伙子。他也是这次旅行车队的“头头”。他的中国话说得很流利，而且脏话满口。
在这群人中间，我注意到了我们那位英国浸礼教会的朋友。他是西安拒不接受仓慌逃离安排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在这里遇见他，我感到有点意外。
“你也和他们一块儿走?”我问他。
“不。我将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三、四位教友。我们要照管医院，而医院终归是需要人照管的。老实说，我并不怎么相信这种做法有什么必要——虽然我认为应当把妇女和儿童遣送出去。”
他那宁静谦逊而充满自信的语调，令人听了精神为之一振。只有极少的几名外国人，能够保持起码的头脑冷静。可是，编造“教士人质”故事的人们受到了强烈的震动，急不可待地为离开此地而跳起舞来。
那位当“头头”的瑞典探险家终于亮开嗓门，吼叫了起来；几辆卡车堆放行李。这支由75名神情紧张，惴惴不安的欧洲人组成的团体，带着他们那些欣喜若狂的孩子，各就各位地被安置到了汽车上。随着发动机那雷鸣般的沉重吼声，这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汽车旅行队，终于驶出了宾馆大门。英国使馆的助理武官陪伴着他们，一直把他们送出叛乱者的控制区。他当天晚上又返回了西安。
第二天早上，我在不安宁的睡眠中被寝室的开门声惊醒。一个戴单眼镜的人好奇地盯着我看。
“噢——你还不快点走？要知道，这可是你免费乘飞机旅行的最后一次机会!”
“多谢了，”我疲倦地说，但我还想呆下去。这没准还倒有意思呢”。
中国的第一幕. 西安事变秘闻/（新西兰）贝特兰 牛玉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