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二·一二 革命 第二节 破釜沉舟
杨奎松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等人陪同下来到西安，紧接着被蒋介石电召到西安来的还有军政部次长陈诚，豫鄂皖边区主任卫立煌，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豫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陈继承，军事参议院议长陈调元，25军军长万耀煌等重要军事将领。而陇海路上更是战车滚滚，蒋鼎文、樊崧甫、万耀煌、裴会昌等各部十几个师这时均受命西进。
可以肯定，蒋介石此次来陕确实包含着可能对张不利的一面。本来蒋早就听说“张汉卿与共妥协”之消息，南京军委会也早就做过准备，“拟调该军(东北军)到潼关以东，俾与共隔，得便×××(解决之)”，但因蒋颇为自信，只把东北军暗通中共看成是某些下属的问题，并不十分相信张有背叛嫌疑，此一计划并未得其正式批准。而此次蒋之敢于冒险前往西安，仍旧是基于对张学良之信任，相信“东北军通共已为不可掩事实，在张汉卿指挥下尚不至为国家害”。甚至直至西安事变爆发之前两天，蒋还是认为张的问题仅仅在其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并无其他。①尽管为防万一，在来西安之际，蒋介石仍做好了万不得已时替换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必要准备，但临阵换将仍为兵家大忌，故直至事变爆发为止，蒋介石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其在12月5日即曾和朱绍良商量：“以蒋鼎文为西北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东路总司令，何如?”②因蒋“料其(红军)在陕北窜蹙，决不能再踞一月”，故很快即拟定好进剿步骤，且“自觉甚稳妥，不患残匪之不灭”。③唯独对东北军的问题，蒋仍无太大把握。8日，蒋介石决定“调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司令，俾剿赤工作得负专责”，随即更决定“命蒋铭三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暂驻平凉”。④然而，9日他却亲笔写信给邵力子，密嘱他将下述“消息”交《大公报》驻陕记者发表：
蒋鼎文、卫立煌先生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蒋令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⑤
蒋介石刻意外泄而不发布这一西北人事变动的“消息”，其目的无非有二：一是想非正式地给张、杨以警告，逼二者就范；二是在张、杨仍不能痛下决心全力剿共的情况下，则不惜取消张剿共的指挥权，并将东北军调开。其基本意图还是想尽可能迫使张学良和东北军服从命令。因为在东北军人心躁动不安的情况下，断然调其南下，不仅颇具危险性，而且势必造成相当混乱，使西北剿共计划的完成受到严重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蒋在信中明确要求此信只送非官方的《大公报》，不送中央社及《中央日报》。而且直到西安事变爆发，此一“手谕”写好三天蒋仍犹豫未决，而未送出。不过，无论蒋介石如何处置，可以肯定蒋及南京方面已在考虑将东北军调离西北的消息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张学良等对此或者早有风闻，或者还有更严重的估计。⑥
从好的方面估计，假定蒋只是把东北军调走了事，那么西北剿共计划有可能顺利进行，红军或者严重受损，或者照原计划转入内地，使内战更长时间地绵延不绝，张学良通过联俄联共推动抗日、尽快收复东北失地的愿望虽再难有实现之日，但此举至少可以使东北军得以保全。可是，如果此举真的能够消灭红军，结果也必定会得罪苏联，苏联政府岂会轻易转过脸来积极助蒋抗日?单纯指望蒋介石来帮助收复东北，不还是河清无日?况且国民党剿共多年，红军岂是那么容易能够一举歼灭的?蒋介石不清楚红军的行动计划，张学良心里明白，若红军真的再度分途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向内地转移而去，内战肯定牵延不决，蒋仍得以共产党为头号敌人，抗日之事照样迟迟提不上日程。那时，东北军就是忍无可忍，再想联俄联共发动抗日，因其与红军隔绝，红军又与苏联隔绝，也全无可能了。而且张学良因尽量顺从蒋之愿望，已久受部下及同乡的批评指责，绥远抗战正在异常强烈地激动着多数东北军将士的抗日复仇心理，蒋介石拒绝东北军就近增援，投入抗战，已使他和东北军相当部分干部深受刺激，这个时候若再遵命南下，远离抗日前线，他有何颜面面对自己的部下，今后又将如何统驭他们?
从坏的方面估计，假定蒋不把东北军调走，而是亲自指挥督阵，逼迫东北军参加会剿，不仅张学良，就是诸多已经同红军有着秘密妥协、保持着友好关系的东北军各部，或者完全无法作战，继续“通共”而被蒋识破，受其“毒手”；或者不得不为着确保东北军上层不受蒋之“毒手”，在军事上尽力敷衍，结果必定会因红军退无可退而使双方统战关系严重破裂，不仅在中央军和东北军联合进攻行动中，东北军注定要成为红军首要的打击对象，因而成为此一战争的牺牲品，而且张学良和东北军也将因此失去中共的信任，进而完全丧失争取苏联信任和支持的可能性，其尽快发动抗日，及早收复东北之望，更加无从实现。
显而易见，如果蒋介石不来，张学良日子反倒还好过一些，总还可以照他原来所想的再等上一两个月，看准时机再说。可现在蒋介石来了，而且并无很快离开西安的样子，其不仅集中军政要员部署大举剿共方案，而且颇有亲自指挥督阵，必欲一举竟其剿共全功之势。况且因蒋之到来，南京方面军、警、特、情各系统也必蜂拥而至，不要说曾经在张的保护下被抗日宣传掀起的西安救亡运动将因而大受其害，就是东北军、十七路军与中共红军的秘密关系也将因此迅速曝光。难怪张学良这时紧张异常，对蒋“出必相随”，几乎寸步不离呢!与其说这是张学良为蒋安全担心，“实恐他人生变”，不如说这是近来越来越害怕秘密外泄的他，担心会有宵小之辈乘机告密。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后来忆及他当时被迫发动事变的原因时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蒋来西安后几度单独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⑦
张学良已再无他法可想了，此时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使尽浑身解数，劝蒋和共，一是破釜沉舟，发动政变。但第一条路显然走不通。
据张学良记忆：事变之前，张学良曾两次与蒋在华清池正式谈话，甚至不惜对蒋哭谏，劝其务必和共抗日，双方情绪都十分激动。关于这两次诤谏的时间大致可以肯定在12月7日和12月9日。⑧特别是第二次诤谏的结果给张学良印象尤深，以致张学良于事变刚刚发生和事隔几十年之后，都在反复地公开强调这一次谈话给他的刺激。
这一次谈话是在一次学生游行之后。这天正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发生一周年。西安学生借纪念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向省政府和住在临潼的蒋介石请愿，要求实行抗日，竟遭警察开枪阻拦，伤学生一名。张学良得知后，急赴西安至临潼路上拦截劝阻。面对群情激昂的学生，想到远远近近的种种苦恼和愤懑，他可谓百感交集，以致当场发表演讲，明确表示：“他决不做走狗或汉奸，誓死收复东北。”结果，“张与学生等声泪俱下，轰动一时”，学生大受感动，退回西安，没有引起更大的流血事件。借着当时的气氛，张学良当晚再赴临潼面蒋，痛切陈词，不想蒋介石却把他骂了一顿，说应该用机关枪打，使张感情上异常冲动。几天后，张学良竟三次公开陈述当时的情况和他强烈的感受。他说：
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明说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⑨
如果仅仅从张学良自己的上述说明看，或者可以认为他是在12月9日以后才下最后的决心要发动事变的。但确切地说，事情恐怕并非如此。
张学良最初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发动事变“捉蒋”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前所述，张学良事实上始终没有确定事变的形式和时间。张最终不得不选择劫持蒋介石，即“捉蒋”方式，是在12月4日蒋介石到了西安之后的几天时间里。问题是在哪一天?有人认为12月7日下午张学良劝蒋失败后，一回西安就决心“捉蒋”，8日即与杨虎城“初步确定兵谏计划”。⑩有人认为12月10日下午张、杨“研究了捉蒋方案，做出了最后的决定”。(11)有人认为12月11日晚张、杨才秘密会谈，决定对蒋实行兵谏。(12)但从7日下午张学良急电邀请叶剑英火速前来西安相商大计的一封电报可以看出，在7日张学良劝蒋前后，他就已经准备对蒋有所行动了。电报称：
蒋来仍督剿匪，有要事待商，盼兄即日来此。(13)
自毛泽东11月30日电说明叶剑英一周后可来西安后，已知张学良当时对叶之到来在时间上并不着急。这说明至少在12月1日当天张学良复电中共中央时，他还没准备立即发动兵变的计划。12月5日，叶剑英又有电报给张学良，说明他将陪同前去西安转往新疆赴苏联就医的王稼祥于8日从保安动身，13日左右到达西安。张在这一天，甚至此后一天，都没有马上复电要叶来商量大计，这反映出他至少在5日和6日这两天还没有下如此重大的行动决心。而张学良的7日这封电报表明：他这一天已经迫不及待了，急于要叶剑英立即赶来西安，以便相商“要事”。此“要事”者何，今天的人一望便知。可惜中共中央当时没有意识到其中奥妙，以致叶剑英出发的日期反又因为一些并不十分要紧的事情后延了两天，致使叶剑英等直到10日才离开保安。故毛泽东电告张学良，叶15日才能到西安。
上述情况足以说明：第一，张学良最初下决心在几天之内发动事变，并采取劫持蒋介石的这种“捉蒋”方式，是在12月7日左右；第二，张学良刚决心采取这一行动就迅速通知了中共方面，要求其速派代表前来就此相商。(14)只是因为张决心下得较晚，保安至西安一般需时近5天，加上中共中央未能从电文中了解张学良急于要叶前去的原因，致使张学良事先与中共代表相商行动计划的想法未能实现。
那张学良为什么不在电报中说得更明白一些，甚至将计划中的行动大致通知中共中央，以便直接与中共方面具体相商呢?这显然是因为这一行动过于重大了，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张必须非常谨慎。中共中央此时与张学良的电报联络固然十分安全，密码被破译的可能性极小，但因张之电台才建不久，使用的波长、呼号均与前王以哲在67军军部与中共中央联络的电台一致，很容易为王台所截收，故张绝不能利用他的电台向中共中央通报此一重大行动计划，即使是语意含混的短电，虽精心措辞，也还是有相当风险的。
那为什么张学良不将此一行动的设想通知刘鼎，与之相商，而非要舍近求远地等叶剑英来讨论呢?这是因为王明等人此前已两度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对刘鼎出狱及被捕后的表现提出怀疑，坚持不应让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中共中央虽然通过与刘鼎的交谈，特别是对刘鼎在张学良处工作的长时间考察，并不相信王明所说的情况，但终究不能不多少有所顾忌，其派叶剑英来张学良处做中共中央的正式代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因此，随着叶剑英就任中共中央代表并确定刘鼎此后只负联络之责，张学良一切重大问题自然只能同叶剑英进行商讨，而不再与刘鼎相商。因此，尽管张学良7日决定发动事变之后急于与中共代表取得联络，刘鼎却迟迟没有得到通知，甚至在事变即将发生的几天时间里，张学良一次也没有找过刘鼎。刘这几天里虽仍有四五封电报给中共中央，但全都是间接得到的一般情报。对于西安城里紧锣密鼓地秘密酝酿着的军事政变活动，刘鼎几乎毫无察觉。(15)
中共中央固然没有得到张学良的有关通报，但是否可以认为中共方面曾或多或少地对张学良最后的决定起过某些作用呢?张魁堂先生倾向于认为中共中央的电报曾经对张学良决定12月12日发动事变，起过某些促进作用。他明确讲：张、杨决定在12月12日采取行动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张、杨已得知蒋介石将要在12日颁布全面剿共命令，一个是中共中央于10日电告张学良国共谈判“有了波折”，难以继续。(16)换言之，如果此时中共中央通知张学良两党谈判已经找到重要的突破口，正在取得积极进展，剿共战争有希望迅速停止，张学良有可能放弃至少是推迟发动事变的计划。此说或者不无道理。
张魁堂先生提到的这封电报的内容是人们所熟知的。其关键在于以下这段话：
陈立夫第三次找汉年，谈红军留三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17)
在此，中共中央态度之强硬显而易见。尽管事实上蒋介石已经从坚持要求收编转而同意进行改编，条件上做了相当的让步,但他仍然坚持要削减红军的人数，而中共中央对此明确反对，坚持红军可以实行改编，唯利用红军目前困难处境，千方百计地削减红军，断难接受。如果蒋坚持这样做，那么“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做无原则让步”。可以想见，这样一封态度强硬的电报清楚地表明战争将不可避免地要继续下去。它当然会坚定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决心。
几乎所有的著作和回忆录都肯定张学良确是在12月10日之后(有些著作说是11日)正式决定于12日发动事变的。不管这是否纯属巧合，我们仍可以把中共中央10日来电看成是坚定其发动决心的一种因素。问题在于张学良为什么要选择12月12日这一天来发动事变。有那么一种说法声称：这是因为“蒋介石准备十二日离开西安”，他为此已经在11日晚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故当宴会之后，张学良便急急忙忙地赶到杨虎城将军的司令部去，于午夜时分召集了所有军级将领，决定了发动事变的时间和具体步骤，然后迅速调集部队开始行动。(18)很难使人相信这种说法是准确的。就连蒋介石自己也否认其11日晚的宴会是一次“告别宴会”，他明确说：当晚的宴会是他为“商议进剿计划”而安排的一次“行辕会餐”。况且，说蒋介石第二天要走也不可信。蒋介石来陕前已明确认为，这次剿共行动一旦部署就绪，“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可此时新的围剿计划尚未安排，张、杨两部的问题亦未解决，加上张学良态度未稍转变，蒋必不能将指挥此次剿共军事之责托付于张，或者须另择他人指挥，或者干脆自己亲自指挥督战，这一切均未最后部署停当，蒋介石又如何会突然间一走了之呢?(19)
还有一种说法虽然否认蒋介石第二天要走，但认为张学良决定12日凌晨发动事变的时间是在11日午夜前后。原因是蒋介石于11日晚宴时与张学良等商定，第二天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故张、杨当晚急急忙忙在再度出席西安宴会后决定了次日凌晨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并分头部署。(20)
此说也有让人生疑之处。试想，11日晚张学良等赴临潼参加蒋之会餐，除了吃饭以外，还要“商议进剿计划”，当时西安至临潼乘车即要半小时以上，再加上商议的时间和吃饭的时间，即使蒋介石的晚宴于傍晚6时以前开始，张学良等回到西安城里至少也要到晚上8—9点钟了(孙铭九回忆张回到城里的时间是“晚八时许”，多少接近)。而这时城里，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的名义也举行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宴会，宴请来陕各军政大员。因此，张学良等参加蒋会餐的将领，赶回城后还要参加城里的那个宴会。如此下来，等到张学良要与杨虎城商量兵变事，亦必至午夜时分(邵力子回忆他参加张学良的宴会，“十二时许才回省政府后楼就寝”，当属可信)。此后距事变之发动至多不过三四个小时，又要与杨商量，又要召集重要将领开会说明，又要向下级军官布置行动步骤，又要调动军队由城里前往临潼……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将使当晚的行动落空。因此，说张学良事到临头才匆忙问决定发动的时间，毫无疑问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比较合乎逻辑的说法是10日晚说或11日白天说。据张、杨两部当时比较了解内情的孙铭九、刘多荃、王菊人、宋文梅等人回忆，均可为此提供一些佐证。如张学良当时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回忆称：11日上午张学良告诉他说，已与杨虎城商妥次日行动。张之105师师长刘多荃也明确说：张学良是在10日晚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和主要行动负责人，具体部署行动计划的。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的回忆更具体一些。他说：“十二月十日晚，张、杨对于扣蒋的意见已完全一致，并已决定于十二日拂晓立即行动。”到11日上午，张、杨二人又在张学良官邸商量两次，至下午确定了共同行动的具体部署。(21)由于此一行动十分重大，且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部密切配合，不能稍有差池，故绝非一时兴起，几小时内可以完成一切商量、筹划、部署、动员及行动过程的。因此，说张、杨10日确定了行动日期，之后至11日白天曾几度秘密具体商议完成行动部署，似较合理。
关于这一点其实还可以证之于11日晚发生的两件事。一件即是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邀请来陕中央各军政要员赴宴之举。考虑到第二天凌晨即将发动事变，如果以为头天晚上张、杨举行这样的宴会纯粹只是一种巧合，怕是难以想象的。兵不厌诈，这是兵家常用之计。在临发动事变几个小时之前通过这种方式麻痹对方，同多数兵家刻意把突然袭击的日期选在节假日里，其实多半都是出于相同的考虑。另一件是张学良当晚在应蒋意外之召赴临潼面蒋时态度之尴尬与紧张。张、杨有意在西安城内安排了11日晚的宴会之后，突然得到蒋介石赴宴邀请，这不免使张、杨感到格外紧张。杨虎城、于学忠两人之所以都借口西安的宴会不去临潼参加具有“商议进剿计划”这样重要内容的“行辕会餐”，多半也是以防万一的一种准备。尽管如此，张学良还是有些不安，其紧张之态甚至连蒋介石都有所觉察。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22)不难判断，如果照11日夜蒋之宴会后张才赶回西安与杨商定次日晨发动事变的说法，张此时当神情自若，不致给人以紧张之感。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因张学良十余小时之后就要发动事变，蒋介石这时竟意外召见，其言行举止难免有些不自然，故给人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的印象。
在12月9日晚为学生游行问题发生争论之后，张学良已经开始了发动事变的紧张布置。11日晚虽因蒋介石突然召见神情有些紧张，毕竟是有惊无险，一切进展顺利。(23)11日午夜过后，张学良、杨虎城已分别做了动员，并指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有关各部开始依照预定计划分别开赴指定位置，准备对临潼和西安市内各处规定目标发动袭击。根据目前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说法，张学良与杨虎城事先规定的统一行动时间是12月12日凌晨6时，而部队实际的行动时间远比计划时间提前了两三个小时之多，大约“凌晨三时左右，东北军外线部队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阵地，包围了华清池。四时许，内线部队卫队第一营一连迅速解除了驻在华清池外院禹王庙一排宪兵的武装，继之与白凤翔、刘桂五和卫队第二营先头部队一同冲入二道门，与守卫内院的蒋介石的卫队约30多人展开枪战”。战斗很快结束，但蒋介石已越墙逃出约半公里路程，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才将蒋从骊山半山腰的一块大石头后面找到带回西安。整个事变5时以前顺利结束。(24)这也就是说，东北军从进攻华清池到最后从骊山半山腰找到逃出半公里之遥的蒋介石，前后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显然这和过去一般著作所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人们几乎一致肯定，部队实际行动的时间在凌晨5时左右，蒋介石被找到时天已大亮。(25)之所以如今人们几乎一致肯定部队实际行动时间大大提前，而蒋介石在凌晨5时以前已被找到，其原因就是当天凌晨张学良致中共中央电报的公开发表。这一电报的主要内容如下：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6)
此电之落款时间写的是“文寅”两个字，文为12日的代字，寅为凌晨3～5时的代字，给人的印象是此电发电时间在12日凌晨3～5时之间。加上电报中有“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的字样，于是，似乎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蒋介石于张学良发电时已经被俘。由于有了这样一封电报，加上几乎所有当事人都记得事变之初确被蒋逃脱而四处寻找，因此人们遂相信部队行动时间至迟不超过凌晨4时，俘蒋时间则应在寅时结束之前。
但仅凭张学良电报中“今已将蒋……扣留”一语，是否就足以断定张学良发电时蒋已被俘呢?难道就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张学良当时自觉夜半偷袭，强兵围堵，稳操胜算，加上急于告之中共其行动计划与目的，故攻击行动刚一准备停当即致电中共中央，并已认定自己的行动必然成功?很明显，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恐怕在逻辑上、情理上，都远较5时以前找到蒋介石的说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根据之一，人们目前依据张学良发报时间来推论蒋被俘时间，这本身就存在着一种误解。第一，张学良之“文寅”电的那个“寅”字，确切地说并不是3～5时的意思，而是5时的意思；第二，张学良选择凌晨5时发电，也并非是因为当时行动已经结束，而是因为凌晨5时是张学良和刘鼎与中共中央规定的守听和发报时间。凡多少了解一些电台联络工作的人都应当懂得，电台联络一般是不可能每小时、每分钟都在进行的，这种联络必须事先规定好双方的守听时间，双方也只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发报和收报。而最初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通电，甚至是隔日守听的，以后才改为每日守听，但每天的守听时间这时也只有三次。根据事变前的约定，双方这时的守听时间分别是凌晨5时、下午1时和晚上9时。因此，凌晨5时发电只是按照约定的时间发报而已，并不能因此就推论张选择这一时间发报是因为事变已经开始并且取得了成功。
根据之二，蒋介石于事变当时摸黑逃上骊山约半公里之遥，又栖身于石穴草丛之中，东北军攻击部队进攻华清池已花去相当时间，又如何能够在黑灯瞎火的情况下，只花去很少的时间就在无路可寻的骊山东侧找到蒋介石?(27)
根据之三，当时亲身参加捉蒋行动的东北军军官也都清楚地记得，攻击行动结束后，天已渐明，蒋介石仍未找到。如当时最主要的两个参加者，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和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均回忆：“天色微明，骊山上下尽是搜山战士”；或直到“天色即将全明了，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部队才大举搜山。更为重要的是事后不久蒋介石和蒋贴身侍卫蒋孝镇对此的说明。蒋孝镇事后不久即说明，当他和蒋介石逃出华清池登上骊山半山腰时，“天正黎明，晨光微熹”，尔后张学良卫队搜山几次经过二人藏身之地均未发现。蒋介石自己也有同样的说法，称他从华清池越墙出来，行约半小时，藏身骊山东隅半山腰一岩穴中，直到天已渐明尚未见有搜山行动，至天大亮约9时许才见东北军“四出搜索”，很快被发现押解西安。(28)
根据之四，刘鼎12日同样于凌晨5时根据张学良的要求通报中共中央，说明“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起抗日义旗”，但内中并无张电中关于已将蒋介石扣留的字样，且明确肯定当时只是“意图俘虏”蒋介石而已，尚未成为现实。故而在当天早晨找到蒋介石后，张学良又令在西安的王以哲以他的电台于下午1时按约定时间再度发报给中共中央，进一步转告中共中央：
“蒋先生已扣留在西安，蒋鼎文、朱绍良等十余高级将领均扣留。”当毛泽东等当晚9时再度来电询问事变详情时，张学良等又有电报称：“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29)显而易见，如果张学良发报时确实已将蒋介石捉到，自不必叫王以哲再打一个内容相同的电报通知中共中央，也不会在当晚告诉中共说早晨6时俘虏蒋介石等。
由上可以肯定，当日凌晨5时前后张学良和刘鼎先后发报给中共中央，只是按照约定发报时间紧急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之计划与目的，此时部队行动不过刚刚开始，并未捉到蒋介石。
那么，12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在西安和临潼开始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究竟是几时呢?能否说，这一行动原定6时，实际提前了两三个小时，发生于当日凌晨三四点钟呢?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第一，关于张、杨预定清晨6时为统一行动时间，而部队却毫无根据地提前行动近两三小时，这是说不通的。对于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张学良等曾反复叮咛并严格督促，加上此一行动数路并进，时间上要求十分严格，不论东北军或十七路军军纪松弛到何种程度，没有特别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参战部队及其现场指挥人员绝不可能擅自提前行动达几小时之多。而遍查所有事变参加者的回忆，也几乎都没有提到因突发事件致使实际行动时间较计划行动时间严重提前的情况，故完全可以推断并没有所谓预定12日6时共同行动，而实际行动时间意外提前的情况存在。
那么，关于当日凌晨三四点钟部队开始行动的说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查关于这一行动时间的说法，大都出自于几十年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当时事变之经历者。他们几乎都肯定，实际行动时间在12日凌晨四五点钟。
如事变发动时与张、杨等同在西北绥靖公署的等候各路消息的西北“剿总”第四处处长卢广绩的回忆，他听到枪声的时间为凌晨4时左右。同为十七路军，当时担任西安市内行动任务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回忆部队行动时间为4时30分左右。据当时负责指挥西安市内十七路军行动的第17师第51旅旅长赵寿山回忆，行动时间为凌晨5时许。当时为东北军骑6师师长白凤翔担任副官，随同白凤翔一同前往临潼执行捉蒋任务的常国宾回忆，向华清池进攻时为凌晨4—5时。当时负责华清池外围警卫的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回忆，他在凌晨4时许命令部下发动进攻。另外，东北军夏时回忆，参加现场指挥卫队二营扣蒋行动的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率部进攻时间为5时左右。(30)其他重要当事人，如孙铭九虽回忆他是在凌晨2时30分到达攻击部队宿营地部署行动并进行动员的，但并未说明部队向华清池具体的进攻时间。时任东北军骑6师17团团长的汪榕回忆，参加扣蒋行动的刘桂五对他说，部队进攻华清池的时间是凌晨约3时许，但因汪榕当时不在现场，听说和记忆均不足为凭。因此事实上，在目前可以看到的几乎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当中，多数人确实记忆事变发生于凌晨四五点钟。(31)
能不能因此就认定上述说法一定成立呢?在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说法全部出自事变发生几十年之后，而多数研究者并没有特别重视事变发生当时的文献和事变刚刚发生后一些当事人的记述。应当肯定这样的史料固然有限，但远比人们几十年后的回忆更具价值，也更应当加以重视。
如上述12日当晚张学良向中共中央通报的事变详情曾肯定事变发生的时间应为早6时，中共中央曾将这一电报的内容一字不落地转报给共产国际，并于第二天以军委主席团名义向全军通报。其内容如下：
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马志超及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缴枪，除蒋死卫士二十多人外，西安城内冲突小小，可谓完全胜利。已宣布政治主张及十大政纲。(32)
细读此电，可知内中固然没有具体提到行动时间问题，但从第一句中关于6时已将蒋介石等全部俘虏的表述中，可以得出两种解释。一种是以晨6时为结束全部战斗行动的时间，即是说，事变统一发动时间早于6时，至6时不仅解决了城里的所有宪兵警察，俘虏了全部中央大员，而且粉碎了华清池所有的抵抗行动，还抓住了蒋介石。但此种说法有很大疑点，至少关于早6时以前找到蒋介石的说法难以令人相信。西安地处中国西北，12月的，早6时仍是漆黑一片，这与找到蒋介石时天已大亮或微明的说法明显不一致。另一种解释则更合理一些。所说的6时实际上是事变统一行动的时间。尽管这里没有说明蒋介石一度逃走的情况，但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在如此短的电报中具体解释和说明这种唯一例外的情况。电报中所要强调的其实只有一点，即事变发动一切顺利。而这是以除蒋介石外，所有行动都在部队采取统一行动的一瞬间取得成功为根据的。蒋介石虽属例外，但也只是一时漏网，并未影响整个行动的成功。故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除蒋介石外，全部中央人员都是在晨6时的统一行动中被俘的。
可以印证这一情况的是同为当事人的蒋介石和蒋之卫士蒋尧祥事变后不久的记述。蒋介石事变后不久出版的《西安半月记》是按日记方式逐日记录事变过程的亲身经历。其成文固可断定经过事后修润，但其基础仍为蒋当时之日记应为不虚，其记述之一般经过因无损蒋之形象相信也无须捏造，加上此为事变后不久即发表之文件，自然要比其他当事人几十年以后的回忆更加可信。蒋记述说：他是在凌晨5时半听到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的，当时他已经完成床上运动，“正在披衣”。(33)根据蒋介石侍从官们的介绍，已知蒋向有早起的习惯，并且一向十分守时，按部就班，通常均在凌晨6时前后开始起床并做床上运动，(34)因此可以相信蒋此言基本可信。固然，蒋当时于匆忙中未必一定看过表，估计的时间未必十分准确，但就其较为固定的生活习惯而言，他断不致突然间在3时多起床，床上运动后于4时听到枪声。其在5时半起床，6时左右听到东北军进攻华清池的枪声，应当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而蒋尧祥回南京后给上峰的书面报告则有这样的说明。他写道：“窃士(蒋尧祥自称)与翁自勉为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时至八时委座寝室外之卫兵。士守西门，翁自勉守东门，官长值班者竺侍卫官(培基)。当事变发生时，系六时二十五分左右。初闻汽车开动之声，未几拍拍之枪声破空而起，士即出枪警戒，并即报告竺侍卫官及翁自勉。当奉竺侍卫官命令迅驰下面查看，急行抵贵妃池后面(即华清池柜门外)，即发现张部之卫队七八名……”(35)蒋尧祥这里所说的时间与蒋介石有所不同，前后相差近一小时，相同者均在6时前后。由于蒋介石黑暗中起床，加上枪声骤起时未必注意过时间，因此蒋尧祥的记述应该更准确些。因蒋尧祥晨6时上岗，绝不可能提前半小时之多。至于说蒋上岗后是否一定是过了25分钟听到枪声，则未必十分准确，重要的是他6时上岗后不久即听到枪声，并亲眼见到东北军士兵冲入华清池院内。
另外，还可以从蒋介石及其贴身卫士蒋孝镇事后的说明中证实事变多半发生于当日早6时左右，而不是凌晨4时。因为如前所述，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蒋孝镇均已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和蒋介石爬到骊山半山腰时，“天正黎明，晨光微熹”。从华清池后墙出来至蒋藏身的半山腰有多远?仅500米左右。12月的西安早晨何时开始“晨光微熹”?大约在7时半左右。即使是从骊山上远望，相信也不能早于7时左右。这么短的距离，又是逃命，试想蒋与他的卫士有可能花了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才爬到那里吗?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事变发生时是早6时多，蒋与其卫士翻出后墙，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爬到骊山半山腰，这时“天正黎明，晨光微熹”。
故蒋之侍从人员于事变后集体回忆记述经过时，就华清池遭袭至蒋介石被俘之经过说明如下：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六时许，华清池行辕外有汽车开动声，继闻枪声两响。值班侍卫官竺培基遂命内厅西侧门之便衣卫士蒋尧祥驰往侦察。下行抵贵妃池后侧，突遇张(学良)部卫队七八名全副武装，以“预备放”姿势喝令“站住”“枪放下”。是时第二步哨之值班卫士张华已中弹身殉，蒋知有变，即出枪射击，正拟归报，被叛兵还击弹中左胸倒卧池旁，疾呼“兵变”。至是内厅东侧门之便衣卫士翁自勉潜趋栏外，察悉敌情，驰报竺侍卫官。是时特务人员施文彪及翁自勉等即凭栏射击。叛兵知我有备，未敢遽进。竺乃率同特务副官蒋孝镇等乘间扶掖委座出东侧门，经飞虹桥至围墙后门，越高墙深沟，行未数步，遇宪兵连长邹璧率领宪兵数人协同护卫于昏黑中登山东涉。山岭陡绝，荆棘丛生，攀近山岭，天色微明。伏兵四起，以机关枪猛烈扫射，竺培基弹贯左肘，施文彪炸穿右胸，翁自勉护驾下山，枪伤右踝，皆中弹伤亡。至是委座始知为东北军有计划之叛变，亦不再作避免之计，乃只身下驰，冀返行辕。不意失足落堕深谷(后经人改岩穴——引者注)中。斯时叛兵会合，往返搜寻，迄不得委座行止。至九时许，委座由深谷抗声传谕，叛众闻声趋集，旋由逆部(加旅长唐君尧)营长孙鸣(铭)九跽前泣请下山登车。当即随护入城。竺蒋施翁诸人亦皆先后被俘，受叛部之监视。(36)
根据以上分析和当事人当时之记述，似不难断定，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完全是在张学良、杨虎城预定的计划和指挥之下实施的。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部队已经开始分别向预定目标运动之后，即凌晨5时左右，张学良首先用自己的“双台”(37)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事变的消息，同时也进一步通知了刘鼎。刘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也用自己的“坤台”(38)向中共中央通报了此一消息。(39)之后，各部队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并在清晨6时左右开始了突然的军事行动。整个行动比较顺利，除蒋介石一时走脱，其余各处均很快按预定计划完成任务。天明时分，蒋介石也被发现藏匿于骊山半山腰之草丛中，很快被带回西安。整个事变发动的军事行动大功告成。除蒋介石、陈诚、朱绍良、蒋鼎文等国民党中央军政高级官员被扣押以外，仅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潜逃，蒋之卫士死亡20多人，其余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被缴械，西安城内没有更大的冲突。
20世纪一场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事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①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三册，478页；《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0日，见《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45页。
②《困勉记》，1936年12月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③《困勉记》，1936年12月4，6日条。
④《蒋介石致太原阎副委员长电》，1936年12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410。
⑤西安华清池五间厅展出之蒋介石给邵力子的亲笔函手迹。另据蒋介石日记，当日也有类似内容，文称：与朱绍良商进剿方案，曰“以蒋鼎文为西北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东路总司令，何如?”见《困勉记》，1936年12月5日条。
⑥据李金洲回忆，当时东北军中已盛传蒋要将东北军“调往安徽及苏北整理训练”。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5页。另据王化一回忆，12月1日何成浚11月初去洛阳为蒋祝寿时，即得知蒋有调东北军出陕意图，他转而告诉了王化一，王12月初将此事通知了张学良。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的一些经历》，见《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2集。
⑦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⑧关于张学良在蒋赴西安后至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周内向蒋劝谏的次数与时间，目前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比较常见的为两次，如由西安事变领导小组组织编写的《西安事变简史》一书即提到两次，并肯定一次是12月7日，一次是12月9日。周毅等主编的《东北军史》也提到了两次，但说明第二次是12月10日，认为9日当天张并未去临潼谏蒋。傅虹霖著《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书则提到了4次：即7日，双方谈长达三小时；9日，试图再谏，因蒋脾气太坏，未深入；10日，再次劝蒋，被臭骂一顿；11日晚，再劝，甚至声泪俱下，被拒绝。米暂沉著《杨虎城传》只提到一次，但肯定张学良最后一次劝蒋是12月10日。另外，王菊人回忆也只是一次，时间在8日。不过，据张学良自己一再强调：自12月以来，他曾几次用书信或当面“诤谏”，而自蒋至西安后，正式与蒋谈话仅两次，可知张并非时时“诤谏”，特别是因为张始终感觉“蒋委员长气太盛，我的嘴太笨”，因此他们的这种正式谈话不可能很频繁。且张事变后不久即肯定地说明，他同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两次谈话中“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自此次谈话后，他和杨虎城及其西北诸将领均不再对劝蒋抱以幻想，是以知道9日之后张已再无谏蒋之心，而是一心准备发动事变了。故此后虽不免仍有相关谈话，但张已不认为是正式的“诤谏”了。故尽管蒋介石日记所记其对张学良“切训之”，时间在12月10日，因一时期蒋之日记有补记甚至改写之现象，故不能确认此一记录一定为当日所记，故且听之。见《困勉记》，1936年12月10日条。
⑨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又一次见张学良《在西安广播电台的广播词》(1936年12月14日)，内称：“十二月九日，西安学生游行，完全出于自动，爱国的精神，并无扰乱秩序的地方，蒋委员长竟主以武力弹压，并申斥必须以机关枪扫射，才能停止这些青年爱国”。另一次见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称：“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的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⑩见《西安事变简史》，36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张魁堂《张学良传》，197页。另米暂沉：《杨虎城传》也认为“他们初定发动兵谏当在八日左右”。见米书118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11)周毅等：《东北军史》，394页；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45～46页。李云汉书认为：“就史料显示的事实判断，张学良可能系在十二月九日夜晚或十日上午，与杨虎城密商后，始作‘决行强谏劫持之谋’的最后决定。”
(12)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187 ～188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13)《张学良致叶剑英电》，1936年12月7日。
(14)一般史书均认为，张学良发动事变之初并未通知中共方面，张自己也回忆说此一发动“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西安事变简史》一书也只是认为：张学良只是到了采取行动的12日凌晨才通知了刘鼎，要其转知中共中央。见《西安事变简史》，41页；张魁堂《张学良传》，102页。
(15)已知存12月4日蒋到西安后至12月12日一周时问里刘鼎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有4封。两封是8日的，一为蒋介石召集各军师长谈话的简要内容，说明东北军各军师长一致要求先抗日，回老家，有人主张联俄联红共同抗日，蒋坚持不消灭红军，绝不可联俄联共云云；一为蒋调动部队来陕的情况。另两封是11日的，一为西安学生一二·九游行，被张学良拦阻的情况；一为有关联络人员进出苏区的问题，以及蒋加调部队来陕，张学良之西北剿总颇感紧张的情况。只是在这封电报中，即11日中午，刘鼎才第一次感到西安东北军上层的气氛有些不正常，照他在电报中的说法，是有些“恐怖”的味道。
(16)张书原文表述不确。其原文称：lO日，“中共中央向张学良通报国共谈判的情况，即蒋介石已将双方停战抗日的谈判改为收编红军的谈判，谈判有了波折”。作者显然不了解两党此前谈判的一般过程与变化情况。中共中央lO日通报的只是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判的情况，前两次陈立夫与潘汉年谈判时，确实可说蒋已将两党合作谈判改为收编红军的谈判，但第三次谈判则恰恰相反，蒋事实上已经再度同意了过去早期两党接触与谈判中的红军改编方案，所谈已不是收编红军问题，双方的分歧只是红军的人数问题。见张魁堂《张学良传》，199页。
(17)《毛、周致李宜电》，1936年12月10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74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18)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187～188页。郭增恺也在其同忆录中有过因为蒋介石的专列12月11日午间升火，以致张、杨“以为蒋准备翌日便离开西安，因此便急不暇择的干起来”的说法。见《西安事变三忆》，40页，香港，大地出版社，1962。
(19)何况蒋9日写好给邵力子关于散布调张、杨离陕，委陈诚、蒋鼎文以西北剿匪重任的密函此时还尚未发出，待发出后也还要假以时日看张学良之反应如何才能最后决定对张之态度，蒋如何会第二天就离开呢?参见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见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附录一)，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20)邵力子：《西安事变追忆》，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90页；张魁堂《张学良传》，199页。《西安事变简史》(40页)也支持这种说法，称：“十一日，蒋介石召集中央军将领和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等商议军事计划……并定在十二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11日晚宴后，张、杨决定12日凌晨动手。
(21)孙铭九：《临潼扣蒋》；刘多荃：《扣蒋前夕》；王菊人：《忆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见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193，166，8l，71页。
(22)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困勉记》1936年12月11日记则曰：“晚召张学良、扬虎城、于学忠与中央各将领来华清池会议，杨虎城、于学忠不到，而张学良形色匆忙，精神恍惚，议未毕而去，公曰‘是又异哉!’”
(23)王菊人的回忆记述了当天晚上杨虎城等待张学良回城时的紧张状况，可为参考。见王菊人前引文。
(24)《西安事变简史》，42页；张魁堂《张学良传》，202页。张书明确说：“攻击华清池的时间比预定的为早，找到蒋介石是在五时前。”
(25)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26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l。
(26)《李宜致东、来兄电》，1936年12月l 2日，见《张学良文集》第2册，1053～1054页。
(27)几乎所有参加攻击华清池的军官都回忆说当时受到了激烈的抵抗，不少回忆还肯定结束战斗时已至清晨6时或7时许。王玉瓒：《扣蒋回忆》；孙锦九：《临潼扣蒋》；蒋介石《西安事变半月记》；见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190，198，272页。
(28)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296—297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29)根据12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的有关西安事变详情的通报的记述，应该是“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见《军委主席团电》，1936年12月13日，载《文献与研究》，1986(6)(载有关于西安事变的34份文电)。(《文献与研究》公布此电时记为12月12日，似不确。)
(30)王菊人：《忆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赵寿山：《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常国宾：《白凤翔临潼扣蒋》；王玉瓒：《扣蒋回忆》；宋文梅：《西安事变》；夏时:《唐君尧参加扣蒋的经过》，汪榕：《刘桂五扣蒋纪实》；孙铭九：《临潼扣蒋》等，见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73，100，169，176，180，189，208，170，184，195页。
(31)只有晏道刚回忆他听到枪声时是凌晨2时许。晏道刚：《西安事变亲历记》，见远方《张学良在一九三六年》，129，184，195页。
(32)《军委主席团电》，1936年12月13日，载《文献与研究》，1986(6)。
(33)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另据蒋日记：“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披衣起，忽闻大门前枪声，命侍卫往查。少顷第二枪声又起，遂连续不止，曰‘此东北军叛变也。’乃率竺培基、蒋孝镇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见门锁闭，乃逾墙而出。”《困勉记》，1936年12月1 2日。此日日记当为补记，但关于起床时间应当不会相差太远。
(34)据蒋介石贴身侍从副官翁元的回忆，蒋介石一向早上5点起床，且从来严格守时，按部就班做床上运动和其他盥洗动作。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见1994年2月3～4日《参考消息》。
(35)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革命文献》第94辑，84～85页。
(36)《侍卫人员临潼抗逆记》，1936年12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51679。
(37)张学良所用与中共中央通报之“双台”最初启用时间是9月25日，但至10月底“尚不通”，11月才真正开始收发电报。
(38)刘鼎所用“坤台”于9月20日左右开始启用，1l月13日起才正式开始通报。
(39)可以看到的刘鼎谈论这一情况的资料分别有两件：一件是刘鼎的《谈西安事变》，一件是张魁堂根据刘鼎70年代末自己记述的西安事变追记笔记所整理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的时候》。在这两次谈话和记述中，刘鼎自己关于这一情况的说法就大有出入。在谈活中，刘鼎肯定地说，张学良是在12月12日0时告诉他要发动事变的消息的，他当时即赶回去给中共中央发报，“但此时停电了，我就从金家巷走到南院门电料行买电池，电池买回时，蒋已被抓到了，我即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在笔记中，刘却说，张学良告诉他事变决定时已过12点，他并没有回去发报，而是在张学良处发的报，“清晨两点多，彭绍坤接通了保安中共中央电台。搜山寻获蒋介石后，张学良又让刘鼎给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略去这里的12点(0点)和12点已过这个细节不论，上述两种说法中仍有相当的矛盾。其一，谈话中刘鼎提到的发报机是自已的，故有回去发报和发现没有电池一说，而笔记中所提到的发报机则是在张学良处，因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因停电和没有电池而要自己去买电池一说。但同时，笔记中的说法又自相矛盾，因其所说“彭绍坤接通了中共中央的电台”指的又是自己的发报机和报务员，并不是在张学良处。后面更明确讲：“张学良又让刘鼎给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似乎张学良自己并无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络，张学良的电报都是通过刘鼎发的。显然这完全不合事实。其二，谈话中讲得很肯定，即强调张学良告诉他之后，因没有电池，他专门由金家巷跑到南院门去买电池，回来时蒋介石已经抓到了。这一来一回花了多少时间呢?也就是说，当他将张学良告诉他的消息发出去的时候是凌晨几点钟呢?据他在谈话中讲，蒋抓到时是“天已大亮，八点多钟”。即是说，他0点得到消息，因没有电池，从金家巷跑到南院门去买电池，来回用了将近8个小时之久，回来时蒋已抓到，天已大亮。而在笔记中，他却告诉人们说，他并没有去买电池，因此0点以后得到消息，即开始发报，接通中共中央电台时是深夜2点多(《西安事变简史》则进一步肯定其为“两点三十分”)，此时自然尚未抓到蒋介石。此两说相距之何止十万八千里。可以想见，根据这样一些完全不确定的，并且是自相矛盾的回忆来推断刘鼎向中共中央发报的时间，无论如何是不足为信的。事实其实很清楚，张学良和刘鼎当时各有电台与中共中央通报，张学良用不着通过刘鼎的电台来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的决定。张之所以通知刘鼎此一消息，只是因为刘鼎这时还是中共中央派驻西安的联络员，有必要在正式行动之时将此消息通知刘鼎，这并非是张自己不能通报而需要通过刘鼎来通报的缘故。同样，既然张学良自己有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络，他也绝不会于正式行动五个小时以前即通知刘鼎，让刘鼎先发报，而自己反而要等到凌晨4—5时再发报。更为重要的是张学良、刘鼎均与中共中央有约定的通报时间，刘鼎回忆所称的种种时间都不是约定的通报时间，在他所回忆的0点、半夜2点多或其他时间，事实上是不可能通报的。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