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二·一二 革命 第四节 孰进孰退
杨奎松
关于张学良扣蒋初衷及其在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矛盾心理，在事后曾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要算是蒋介石《西安半月记》12月1 4日“日记”中记述的张学良的一段谈话了。据蒋说，当日晨张学良泪流满面而来，半晌无语，自行退去。正午又来，再流泪称：
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如太简默，如余以身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①
按照蒋介石的这一说法，张学良自事变之次日，即13日就已经读过蒋介石的日记和重要文件，发现蒋早在秘密准备抗日，因而开始悔悟，决心全力保护蒋介石并千方百计要将蒋安全送回南京。由此又衍生出这样一些说法：比如张学良一再向蒋介石、宋子文等表白自己与杨虎城不同；张学良当时主和，杨虎城主战；张学良竭力保蒋安全，杨虎城坚持扣蒋甚至试图对蒋不利。②
蒋介石事变前所记关于秘密准备抗日的日记内容如何，迄今未见其详；而上文所说之“重要文件”，亦仅见于个别人之回忆，且不明究竟。③此等说法虽有张学良20世纪50年代发表之《西安事变忏悔录》等可为参照，但因蒋、张两文均系事后在特殊背景下所作，且曾由专人协助整理，不免有某些人加工修饰之可能，未必可以全然以为第一手的史实根据。
关于《西安半月记》中所谓日记纯系蒋之“文胆”陈布雷按照蒋意加工给时人感知蒋人格伟大的情况，只要对照一下保存在台湾“国史馆”中蒋介石《困勉记》中同一天日记的片断即可。该片断记曰：
端纳、黄仁霖入见，端纳谓张学良已悔悟，恐公居新城为杨虎城操纵，急求公迁居。张学良亦来，谓“迁居后一切事皆服从委员长意旨，并早送委员长回京。”公乃许之。甫迁于张学良宅中，公既至，张学良提八条件，并明言之有共产党参加并言“委员长思想太旧太右”。公乃痛斥之，曰“尔何无耻无信一至于此!”晚端纳告公谓，“南京已决议讨伐张学良。”公乃曰“余心乃安。”端纳又言：“余与黄仁霖乃蒋夫人嘱来营救公者，而张学良昨日亦自知此事不易了，有电告余及蒋夫人，请来陕调处。”公乃嘱黄仁霖曰：“明日携余手书回京，致吾夫人。”是日张学良入见三次，每谒见辄泣，其一次以端纳电文视公，公见电首有“蒋夫人转电已悉。”句，遂泪下，泣不成声。张学良亦泣。曰：“但不可使外人知吾二人在此对泣。”公恶之，不与语。张学良出，公曰：“彼亦明知余为见蒋夫人三字而泣，而乃投机取巧，谓为见彼泣而对泣，其无耻竟至于此!”
《困勉记》因意在从蒋日记中摘取表现蒋介石于艰难困苦中意志卓越的记述，故往往有断章取义之嫌。再加上蒋介石及其编纂者屡作加工，内容亦未必能反映当年日记的原貌。但即便如此，将两则记述稍加对照，仍不难了解《西安半月记》中所记内容并不真实。况且如真有蒋介石准备抗日之日记及相关之文件存在，其对张学良思想触动如何，亦值得怀疑。
这是因为：其一，还在1935年10月中旬，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即派熊斌分别向西北国民党高层军政要员“宣述参部对日计划”，④张学良不会不知道。1936年7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有关于“最后关头”的报告，张学良回西安后曾因此动摇过反蒋决心。⑤这说明蒋介石准备抗日的情况张学良其实完全了解，不大可能因读了蒋准备抗日的日记而突然间感动得泪流满面。其二，如前所述，蒋介石关于实行抗日行动的“最后关头”和他自信所能达到的抗日目标，都是以现实国力所能允许的范围为基础的，因此，张学良固然知道蒋介石有抗日要求与决心，但他更清楚依靠蒋介石所准备的抗日行动，并不能满足东北军和东北人收复失地、重返东北的强烈愿望。在这方面，两个人之间观念上、理想上存在的差距，远不是蒋介石决心抗日与否所能弥补的。其三，即使搜查中得到蒋介石准备抗日的日记与文件，同样也得到了蒋介石写给邵力子的那封密谋驱使张学良部南调的亲笔信，该信表明不论蒋是否有过一个准备抗日的军事计划，张学良的东北军事实上也不受信任，不仅一时不会被派上用场，而且很可能被调离抗日前线越来越远。⑥
其实，说张学良自事变第二天就因为看到蒋介石的日记等转而深感悔悟，相信自己在抗日问题上错怪了蒋，以致与杨在和战及对蒋问题上态度冲突，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第一手的文献史料所记述的情况是完全矛盾的。至于说张学良在12月14—18日之间“心理惶惑”，犹豫动摇，而因17日周恩来等来到西安，态度“又突趋强硬”，⑦更是离事实甚远。
根据第一手的文献史料，可以肯定地说，张学良绝不是那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鲁莽到完全不计后果的人。同样也可以很肯定地说，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也不曾有过所谓犹豫动摇，以致对自己的行为悔悟自责、痛不欲生的情况。张学良自始至终都很清楚，其扣蒋行动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做了最坏的打算，这既包括积极准备为自卫而战，也包括准备不得已时对蒋“取最后手段”，直至“自杀”，或“入山为匪”。⑧
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在这里，不妨将张学良从12日事变爆发之初至20日双方代表开始在西安进行谈判之间的各种信函和电报、在和战与对蒋处置问题上的言论，做一概要的排列。这些公开或内部发表的重要言论都是当时有关张学良思想行为的最真实的记录，相信要比那些事后整理过的和几十年后的回忆更加可信和可靠。
12日晨，在张学良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消息的电报中，他就明确宣称因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他才决心与蒋破裂，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首先打击胡宗南。⑨
同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故“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⑩
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原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训话，严厉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强调“这次举动，对于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假如无便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11)
14日晚8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谈话，张学良一面严厉批评蒋介石“自误误国”，要求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强硬地宣称：“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12)
15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强调：“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同样，“精诚团结，固为必要，但必须中央政策，悉合民意，始足以言团结”。相反若“政府拂乎民意，压迫群情，必难存在”。因此，此一事变“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之觉悟如何。如大众彻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即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国之理。”(13)
16日，张学良进一步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讲演，说明自己与蒋介石“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自己之所以下决心捉蒋，就是因为蒋介石如今已经与袁世凯、张宗昌没有区别，“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同时张电告冯玉祥：“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但抗日主张及行动未能实现以前，要送蒋回京，“势难遵办”。(14)
17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名复电程潜等，仍坚持认为他们只是“不忍见国家之地致覆灭，万不得已，始有文日之举”，强调“只求主张贯彻，决不稍为身谋”。至于放蒋，除非蒋承认西安方面政治主张，否则“在抗日主张及行动未实现以前，尚难办到”。不仅如此，张学良第一次公开表示赞同“容共之论”，并且开始同意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提议，当内战爆发、西安被围时，对蒋“行最后手段”。(15)
18日，张学良复电孔祥熙、何应钦等，强调“救亡无方，空言商洽，非弟本意”，除非中央确有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否则“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张甚至直接警告何应钦：“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16)
19日，张学良致电蒋鼎文及孔祥熙等，对中央军继续进攻反应更加强烈，再度警告说：“弟等发动此种惊天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早已置诸度外。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南京既然早已敌视此间，不惜国家与民命，“弟等虽惜，亦复何用”，“如中央必欲造成内战，弟等亦惟有起而自卫”。(17)
20日，张、杨联合发表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更是下定破釜沉舟之决心，准备与南京开战，故一面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以抗日为名行欺骗之实，一面号召两军将士准备决一死战。书称，绥远抗战，中央只派出两个师，阎锡山要求调20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在绥远的抗战中，中国飞机半架也没有，据中央说是天气太冷，而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轰炸，再不管天气冷不冷了。“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张、杨更批评蒋介石的准备抗日论，称这是自欺欺人，我们准备到五分，日本已准备到十分了，况且他们也不允许我们准备，必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各种各样的枷锁把我们束缚得死死的，教我们动弹不得，我们如何能够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来准备?张、杨明确认为，西安事变的行动正是因为他们不信任那些“变相汉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领导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劝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以致不得不武力制止之。我们这样做，“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18)
在以上所列各种电报和讲话之中，我们完全看不出张学良有过任何退缩的表示。不仅周恩来到西安之后其态度日趋强硬，就是在周恩来到西安之前，张的态度也是同样的坚定。仅以张学良14日晚在广播电台的强硬表示与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所记张14日中午痛不欲生的悔悟谈话相比较，就不难让人对蒋介石事后的说法产生严重的疑问。事情很清楚，在14日晚上张学良的公开讲演中，我们不仅完全看不到蒋介石后来所说的那种悔悟的表示，而且就是在对张学良始终强调的绝对保证蒋介石个人安全的问题上，其态度也是不那么确定的。张学良在讲演中含蓄地表示，无论是对整个事变之解决，或是最关键的处置蒋的问题，他都主张“一切办法，决诸公论”。至于对可能到来的战争，张学良这时的态度更是再明白不过了。假若南京方面“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张将不惜视之为“全国之公敌”而与其“誓死周旋”。换言之，张将不再承认其为正统，而必欲将此全国公敌推倒之。试问，说张学良在14日中午对蒋痛哭流涕、悔悟自新，当晚又对全国民众慷慨激昂地公开宣告，决心与敢于褫夺其权力的南京政府“誓死周旋”，甚至准备将蒋之命运“决诸公论”，这是否能让人信服呢?再对照张、杨20日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其为达到事变目的，不惜以战争为抗日“清道”的态度，与其14日之态度事实上不是如出一辙吗?有什么理由说张学良曾因读蒋介石的日记或文件改变过自己的主张?又有什么根据说张学良曾经在事变过程中有过明显的动摇和悔悟?
有必要强调的是，正如张学良自己所说，他所争的是政治主张。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曾“再三再三地考虑”，正是因为他坚信此举对国家民族有利，他才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因此，他既不是鲁莽行事，也不会轻易放弃。主张实现，捐七尺之躯亦在所不惜；若主张不能实现，纵使因此爆发内战，对蒋“行最后手段”，战败“自杀”、“入山为匪”，也义无反顾。认为张学良在事变过程中并无固定的政治主张，因而事变后因情势与想象不同而左右摇摆，是完全说不通的。
张学良想要实现的抗日主张和行动是怎样的呢?这一点不难在张、杨事变当日向各方的公开通电中看到其究竟。该公告除了强烈批评蒋介石的误国政策以外，特别提出了如下八项政治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19)
这些主张事实上正是近一年来共产党人一直在积极争取和要求的。它的目的已不仅仅局限于一般的抗日要求，而带有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废止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联俄联共等项重大政治革新的内容。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在很大程度上把蒋介石称之为“反革命”，并且在内部从不把西安事变称为“兵谏”，而是称之为“革命”的原因。联系到张早就在考虑是共产主义救中国还是法西斯主义救中国这样的大问题，(20)愿意了解并加入共产党，可知这时张在政治上实际上已经把共产党的主张同样地看成自己的主张了。也就是说，张学良提出或者同意这样一些要求，既非心血来潮，一时兴起，也并非是为了争取苏联同情，单纯地以此来标榜自己。张学良显然相信，蒋介石国民党的那些办法已经行不通了，法西斯主义的办法更不是前途。目前不仅是要抗日，而且还要救国；不论是要抗日，还是要救国，归根到底都必须实行这样一些根本性的政治变革。而这些政治变革之所以需要，很大程度上是张学良已经清楚地看出，仅仅指望或者逼迫蒋介石来领导抗日，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试想蒋介石在内心深处就把东北地区看成是“域外之地”，非今日国力所能及，“我们的东北四省……什么时候才收复回来”?纵使蒋一时答应迅速开始抗日部署，也“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因此，要想彻底抗日，要想贯彻收复东北四省的抗日决心与行动，张学良非依靠政治上的变革不可，非根本改造充斥着亲日派和妥协势力的南京政府不可，非将中央政府置于全国各抗日党派团体的革命监督之下不可。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在事变中始终坚持改组政府等政治主张，并且坚持不达目的不罢休，因为他确信放弃这些主张，收复东北必将是一句空话。正因为这些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政治主张是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过去统治方式的相当程度的否定，因此张学良也不能不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着与顽固坚持既定方针，不惜以武力贯彻其方针的南京政府当权派拼个鱼死网破。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自然更加紧密，他对苏联同情和援助的期望值自然也就更高。
张学良十分清楚，事变的成功解决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结为军事同盟；第二，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第三，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或者众多地方实力派同情并赞助其主张。
没有中共和红军的参与和合作，事变虽可发动，却无论如何不能支持下去。这不仅因为作为缺少政治斗争经验的军人，张学良自知“良部及杨部之无能”，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难免“彷徨束手，问策无人”，(21)而且因为他清楚地了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远不及红军能征善战，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之巩固，也需要有红军作为核心骨干加以支撑。若没有红军的积极参与，一旦南京中央军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不要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军事上将难以抵抗，内部巩固上恐怕也很难不重蹈两广事变的覆辙。况且，在中共与红军同情与支持的背后，更重要的还关系着苏联的同情与援助问题。没有中共与红军的同情与参与，自然也就谈不上苏联的同情与援助。而没有苏联的同情与援助，国内各实力派势必会借鉴两广事变的教训，置身事外，甚至干脆站在南京正统一边，反其道而行之，陷张学良于不义。如此则事变必将陷入长期僵持甚至长期战争的局面，结果必难成功。即使是退一万步，蒋介石屈服于武力压迫，南京方面也迅速妥协，若此举不能取得苏联信任，中国的抗日，特别是东北的收复，也仍将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至于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屈服与众多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却是两者居一即可的事。若蒋与南京屈服，自然大功告成，一切顺利。纵使蒋不屈服，南京公然诉诸武力，若有众多地方实力派取中立甚至同情立场，有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和苏联的暗中援助，西安等重要战略城市和交通要道虽然开始时可能不守，但在除掉蒋介石以后，政治上、军事上群龙无首的南京方面未必能够在军事上占到什么便宜。这也是可以预料的。
问题是在上述三个致胜条件上，张学良最初占了几个呢?
中共与红军的支持是确定无疑的。苏联方面的态度，张最初显然不甚了了。南京政府公开反应强烈，各地方实力派也颇不赞成扣蒋行动，这多少也在张意料之中。重要的是“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非降非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南京除亲日派外，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均主张调和，其内部之分化已显而易见。(22)如此算来，在上述三条件中，张学良最初至少占了一半，苏联且为未知数，地方实力派之表示也各有区别，事实上并非真的就支持南京亲日派之强硬立场。因此，当周恩来到达西安之际，张学良的估计相当乐观，相信“此间诸事顺利”，唯一希望的就是尽快得到苏联的消息了。一旦苏联暗中同情并支持，实际上即可算是大功告成了。
的确，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前途将有最为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张学良这时自然格外关心苏联方面对他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他不仅亲自打电报询问毛泽东：“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并且在周恩来至西安后，更是反复说明他极愿听中共中央的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23)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如何，这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苏联《真理报》12月14日指责张学良利用抗日名目制造分裂的社论，早已尽人皆知。(24)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2月16日给中共中央电报指示的内容也已经公诸于众。可问题在于中共中央究竟什么时候得到来自苏联的指示，而张学良对于苏联的态度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时至今日，这两个问题仍旧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中共中央究竟什么时候得到来自苏联的指示呢?关于这个问题，人们的疑问其实主要集中在中共中央是否较早地收到过一封斯大林的电报指示的问题上。有关这封电报指示的情况，最流行的传说有两个。一个有关斯大林电报的传说来自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57年发表的《红色中华散记》。其中介绍了他在1937年11月与宋庆龄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得知宋庆龄在西安事变时“曾转送过斯大林给毛泽东的那份电报。电报声称：中共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释放蒋，否则莫斯科将把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并与他们断绝关系。一些著作认为，宋庆龄曾经利用她的电台向陕北的中共中央“转发”过斯大林的这封电报。(25)
要证明这个传说的不确切应该说并不十分困难。这是因为斯诺之所以相信斯大林通过宋庆龄转送电报指示一说，是因为他不了解中共中央当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有着直接的电报联系。否则的话，斯诺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斯大林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不通过他们与中共中央的直接电台来发布命令，而要转经远在上海的宋庆龄来向中共中央送交这一高度秘密的政治指示?包括斯诺在内，凡相信此说者在这里都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是不了解中共中央与苏联有着直接的通信联络，完全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其二是误以为宋庆龄这时与中共中央保持着秘密的电信联系，因而相信斯大林这时除了采取这种方式向中共中央传送指示以外，没有再快的途径了。可实际上，宋庆龄这时与中共中央并没有直接的电信联络。
中共中央早期或许曾经试图与宋庆龄的电台建立通信联系，但由于中共中央和宋庆龄的电台功率均不大，这样的联系始终未曾建立起来。当时中共中央驻上海的代表李允生(即冯雪峰)自5月到上海开始工作以后，始终要靠写信向陕北中央报告工作情况。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潘汉年自10月到上海开始与国民党接触并谈判以来，也始终在为不能及时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络而苦恼和焦虑。当时潘在上海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络只有两条途径，一是靠张学良设在上海公馆里的电台，一是靠国民党为便利其谈判而提供的一个专用电台。前者需要中经西安张学良的电台转发，但遇张学良不在时，电台即不能使用，联络十分不便；后者虽因功率较大，可直发中共中央，却很容易泄露秘密，潘汉年急于汇报谈判策略及工作情况，每每愿意使用这一电台通报，以致12月上旬中共中央曾几度严令其停止用国民党电台报告“家事”。显然，如果当时存在着一个自己可用的电台，如宋庆龄的电台可以与陕北中共中央直接通报，自然不会出现这许多困难与麻烦。因为这时李允生和潘汉年都与宋庆龄有着十分密切的工作关系。也正是因为不存在这样的电信联系，因此中共上海组织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建立工作电台。可是，此电台虽经在上海的外国友人协助建立起来，并从9月以后即开始调试，却因陕北电台电力太弱，根本叫不通，因此在西安事变之前未能发挥作用。(26)
不难得出结论，由于并不存在宋庆龄可以直接与中共中央通报的情况，因此也根本不可能存在斯大林求助于宋庆龄的电台来向毛泽东转达指示的问题。因为在没有直接的电台通报的情况下，按照李允生、潘汉年等向陕北递送报告的速度，最快也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行。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相信斯大林会求助于远在上海的宋庆龄呢?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斯大林，不论是这时，还是过去，都不曾利用过宋庆龄的电台转发他们给中共中央的秘密电报。
另一个传说见于当时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的回忆之中。据张国焘回忆：
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27)
张国焘声称：据后来王明回来说，这封电报正是斯大林本人草拟的。
应当明确指出的是，根据有关档案文献记载和一些研究者的具体考证，(28)可以肯定在12月20日以前，中共中央没有收到共产国际或斯大林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任何一份电报指示。
根据一，张学良于12月17日曾专门致电毛泽东，询问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意见，张学良在这一天以及第二天上午与周恩来的谈话中也再度提到希望尽快了解苏联的态度。毛泽东17日回电曾明确告诉张学良，苏联方面尚无电报到来。电称：
我们对远方(即指苏联——引者注)政府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兄令刘鼎将每日民众运动情形电告一次，若远方知此次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29)
周恩来18日也就此致电中共中央，说明他已告诉张学良还不知苏联意见，并请中共中央得到苏联回电后立即电告。周电称：
宜极愿知我们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彼衷心甚虑因此内战绵延，有碍抗战。我已明告国际及苏联意见虽尚不知，但如日本及汉奸硬要挑起内战，我们只有在坚决防御坚持抗日动员，争取同情，分化南京，孤立汉奸，缩小内战，并连接到抗战上去。……国际有电来请即告我。(30)
考虑到三天以后中共中央在得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之后，立即向张学良作了转达，有理由相信，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时的说法是确实的，即中共中央至少在17日还没有收到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有关电报指示。
根据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直至16日才就西安事变发出专门的电报指示，从电报第一句“作为对你们来电的答复”的表述中，不难判断这确是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几个报告的第一份电报指示。但此电以及另外一封差不多同时发来的电报却没有能够被译出来。中共中央18日曾就此给共产国际发电称：接连两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31)
如何看待中共中央18日的电报，在一些研究者中间显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不少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电报译不出来的情况?是不是毛泽东因为自己前此对策与苏联不同，故有意利用这一点搞了一个“时间差”?其实只要多少了解当时中共中央内部分工的情况和电讯方面的情况，就能够看出这种怀疑是缺少根据的。
就当时中共中央内部分工来说，党的总负责人还是留苏学生出身的张闻天，而非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也是由张闻天负责的。况且这个时期也不存在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的情况，这一点与20世纪40年代以后毛泽东因为与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不得不严格控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苏联联络电台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时候，绝不可能出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被个别人扣押起来而拖延向政治局传达的事情。从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16日来电后一连几天没有对其政策进行重大改变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并没有人在这里利用所谓的“时间差”来表明自己的正确。
这时的电讯工作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整个1936年，从已知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共这时的电讯工作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困难和问题。电讯联络在这时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无论是电台的选择、使用、维修、零配件的购置补配，还是发报、接收、译电等等，没有一项不需要一定程度的专门知识与技能。但当时的中共和红军，电台多半都是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来的，型号不一，大小不一，电池以及各种零配件补配困难，从而造成电台使用上经常出现问题。而中共的电讯人员，除极个别在苏联或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时受过专门培训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半路出家，文化水平也较低，因此错发错译、搞乱电码之事时有发生。再加上当时使用的电台一般功率较小，其电台多半又都要靠柴油发电，一旦天阴下雪(雨)或油料告罄，电台联络往往即告中断。因此种种，在电讯联络方面，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包括接收环节配合不当，以及收电或译文混乱不清的情况，在这时的国内电报联络中经常出现。这时的国际电讯联络工作，因为中共中央较为重视，配备人员较强，错误率相对要少一些，但也并非不出问题。更何况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络方面，除了存在与国内通讯几乎同样的问题以外，还存在着密码种类过多(林育英、阎红彦、刘长胜、潘汉年均带回密码)，使用上容易出错的情况。7月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即因电台缺油而一度中断。双方自6月直接通电之后，其间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个别电文因不知用哪个密码翻译一时译不出来，以及个别电报译文中许多字译不清楚的情况。因此，共产国际12月16日来电偶然出现搞乱电码和译不出来的情况，应当是可信的。(32)
根据三，中共中央19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度讨论对于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讲：“国际指示还未到”，因此新拟定的公开通电等暂时还不能发，要等两天再说。20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重新发来的电报指示，21日复电后者称：“来电于二十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33)“来电于二十日才收到”一句，清楚地反映出中共中央正式收到共产国际电报指示的日期。
当然，中共中央在12月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并不意味着它对西安事变的方针在此之前没有变化，或者这种变化没有受到过苏联态度的影响。据说，中共在陕北能够接收到苏联政府的电台广播，因此至少在理论上它应当能够得知12月14日以后苏联《真理报》发动的对西安事变的严厉指责。不过，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中共中央在12月16日以前已经知道了来自苏联的这种批评。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是17日中共中央收到的潘汉年利用国民党电台发来的一封电报，其中译介了莫斯科《真理报》和《消息报》14日和15日的两篇指责西安事变和张学良行为的社论。另外，潘汉年在随后的一封电报中也明确提出：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态度应保持慎重，切勿采取与张、杨同样之行动。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中央至少17日已经得知苏联报刊的评论。只是中共中央这时还怀疑这只是苏联外交上的一种需要罢了，未必是其真实意图。因此，毛泽东在当天回复张学良的电报中，显然不是毫无目的地通知张学良说：“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34)
但中共中央更清楚地了解或者说更清楚地理解苏联态度的日子，看来还应当再错后一至两天。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在18日给国民党中央的通电，仍站在张学良、杨虎城的立场说话，通电中虽然已经开始承认可以保蒋安全，恢复其自由，前提却仍旧是必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并且仍不愿承认蒋介石的全国领袖地位，强调“不愿以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35)而在20日之后，中共中央的通电则明显地站在第三者立场说话，向西安和南京“双方”提出建议，而其建议也不再为保蒋安全问题设置前提条件了，甚至张、杨所提议的改组南京政府、召集救国会议、释放一切政治犯等项条件，中共中央也不再提了，建议的主旨只希望南京政府能够同意停止进攻，立即召集一次和平会议，来讨论抗日救亡及蒋先生的处置问题。(36)这两个通电在落款时间上其实只差一天，但其要求相差之大，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为什么这两个通电的内容会有如此明显的差别?其原因是18日晚和19日白天，南京政府已经通过电台在反复广播苏联《真理报》严厉指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社论。这个广播不仅陕北中共中央听到了，而且西安方面也听到了，就连地处甘北前线的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也都听到了。周恩来当天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特别提到了这件事。电报称：“闻《真理报》批评西安事变无形中帮助日本侵略之发展。”在中共中央当天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也明确提到了这一消息，说：“苏联《真理报》两次的评论，对西安事变认为等于两广事变一样。”20日，彭德怀、任弼时也来电报询问：“南京新闻谓《真理报》载西安事件是挑拨内战之烟幕弹，将来利于日本进攻，张学良之举动乃投机行为云。中央对西安事件意义及前途估计请详告，张之扣蒋乃逼不得已之行动，应告国际。”(37)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在此之前还并不是十分清楚莫斯科的反应与态度的。
正是因为有了南京政府新闻社的广播，中共中央于19日当天紧急召开了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对于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与会者一致同意，事变发生后没有估计到南京方面以及各地方实力派会“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以致形成一个拥蒋潮流，使大规模内战的前途空前严重。张闻天明确认为前此的方针有问题，指出：“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而当毛泽东批评苏联对事变的态度，宣称“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变的实质都有抹煞”时，张则认为：“对苏联的舆论应该解释的，苏联因为日本的造谣，只能这样说，同时苏联如表示同情，便可以使与南京对立，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尽管我们自己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但我们今后的做法在实质上还是要与苏联相一致。(38)
应当指出的是。19日会议较之13日会议在两个重要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一个是否定了任何反蒋的可能性，承认对蒋生命安全的任何明显的威胁都只能造成严重的内战前途；另一个是明确否定了在西安成立政府的任何设想，承认任何否定南京正统的做法必然地要使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当然，关于如何结束内战危险问题，会议上仍未能找到行之有效的具体办法。毛泽东总结说：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有两种方法，一是文章调停，一是武装调停，内中是很复杂的，要转很多弯子的。特别是在南京和西安两方面，我们固然应当争取南京，但更要争取西安。言外之意，不论苏联态度如何，一旦在南京和西安两者之间出现无法调解的冲突时，共产党事实上仍要站在西安一边，甚至不惜用武装调停的办法支持西安来把内战停止下来。(39)这样一种态度，即使在中共中央20日接到共产国际指示电之后也没有改变。
在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发出的党内指示当中，中共中央第一次在肯定事变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批评事变因为“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但指示仍然明确规定：中共与红军仍要“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甚至要“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40)这种决定说明：中共中央在支持张学良的问题上基本没有改变原先的立场。
了解了中共中央在什么问题上转变了自己的做法，自然也就比较容易了解张学良因为苏联的态度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不可否认，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在相当程度上是寄希望于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的。因此，苏联舆论公开的反对态度，不可避免地会使张学良感到不满。但简单地根据这一逻辑关系来判断张学良的反应，甚至说什么张学良因此对共产党也开始表示不满，却未免有些武断。(41)
应当了解的是，张学良因为高度重视苏联方面的反应，并且与上海有直接的电台联系，还在他17日打电报给毛泽东询问“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时，就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莫斯科的公开反应了。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当然不是依据几十年后某些当事人的不那么可靠的回忆，而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张学良在询问国际反应时所用的“批评”二字。张学良本来在这里有许多字眼儿可以选用，像“意见”、“指示”、“看法”、“反应”、“态度”等等，可他偏偏只选用了“批评”二字。这很有可能是他在听说了苏联舆论的公开批评之后，所作出的一种本能的选择。但一切细心的读者恐怕不应当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张学良由此对苏联“最感烦恼”、“表情愤懑”。仔细读一读张学良的这封电报，我们就会看到，张学良并不是那种轻易地会被表象所迷惑的人。如果张学良这时已经对苏联表示“愤懑”，他还有必要急切地再去证实这种消息吗?而且在电报中也看不到张学良有任何“愤懑”和“烦恼”的表示，相反他表现得相当乐观，宣称“此间诸事顺利”。如果张学良把苏联的反应看成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他还会有这种乐观的表示吗?可以肯定地说，张学良对苏联报刊的公开反应固然重视，但他更重视的其实还是内部的意见。也就是说，他并非不了解外交关系与党的关系其实是两回事；他同样很清楚，“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的道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学良在这封电报里并没有问远方政府的意见如何，而且是特别选用了“国际”一词，希望了解“国际……有何批评”。
张学良什么时候了解到来自国际的指示呢?确切的时间应当是12月21日晚8时。毛泽东在前一天曾在这个时间通过住在张学良公馆内的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了共产国际当天来电的内容，后者似未收到，第二天这一时间再发，周、张始有复电表示收到并赞成国际来电。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的电报内容，有一点重要的不同，即毛泽东转述的电报删去了季米特洛夫原电中的第一段的内容，这段话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段话在实质上与苏联报刊上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即根本否定西安事变具有任何积极意义。它区别于苏联报刊宣传的唯一之点，就是它虽然仍不能相信张学良，但并不认为张学良的这次发动带有《真理报》社论所说的日本阴谋的背景。(42)不难想象，如果张学良得知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在对事变的评价问题上如出一辙，其感受必然会相当复杂。问题是毛泽东删去了这段足以让张学良感到不舒服的话，只将下面这些内容告诉了张学良：
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
(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43)
我们从上面这段文字和建议中能够看到些什么呢?第一，共产国际未必完全赞成发动这样的事变，但它并没有否定这次事变，相反，它赞成通过这次事变来达到某些积极的政治目的。第二，共产国际赞成张、杨所提八项政治主张的基本内容，即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保障人民权利，联红联俄(尽管不要公开提出联俄口号)共同抗日。让我们实事求是地并且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这样一封国际的来电，对这时备受外界讨伐之声困扰的张学良，究竟是一种宽慰呢，还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呢?结论大概是不言而喻的。
事情的发展至此只有一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多少有些情绪化的关于公审或除掉蒋介石的要求，重新准备在承认南京正统的基础上解决事变了。除此之外，一切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从周恩来的复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西安的所作所为，也只是在处置蒋的问题上的策略将有所改变，其余对策一概照旧。复电称：“来此四日，中心抓紧在反对和推延内战，要求改组宁府，巩固三方联合，加紧战争准备。对取断然手段，故(已)觉不利，今得国际电当更照此方针做去，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而与张、杨讨论结果，他们现在也“更懂得坚持有利”，准备加紧向各省活动，以推动改组政府，并且相信要“促进南京分化，与红军合作，仍宜先从西北做起”，而西北“欲停内战，除政治活动外，战争胜利亦可促其反省”。基于这一认识，“西北联合局面张、杨及其部下左派均望早日宣布”，以坚定内部，影响国内。其办法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前此之提议，此事因毛泽东后来顾及外交及为延缓内战，一度提出暂缓发表，但考虑到红军现在正在向西安附近集中，迟早必须宣布，因此，在征求张、杨意见后，周恩来明确提议：
(甲)红军过邠县后，即应对外发表宣言。
(乙)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亦应联合宣言，说明联合抗战保卫西北的意义，并坚决抗拒企图侵占西北、破坏统一战线的任何敌人。最后宣布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政委员会，并推举张为总司令统一指挥。
(丙)抗日联军西北军政会我方推毛、朱、周、彭、贺、刘、宋、宋。
(丁)红军即为抗日联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朱。
(戊)军政会参谋长拟推剑英(张要他)。
(己)军政会下各种组织，我方应准备伯渠、尚昆、瑞卿、季壮来参加。
(庚)红军加入抗日联军后，其给养薪饷补充应有初步改变，并由西北军政会统筹。
(辛)地方武装一概以抗日义勇军名义出现，其供给仍由地方筹给。
(壬)在全国民主政权未建立前，苏区政府仍旧，只名义上冠以抗日字样。
(子)红军在抗日地区行动的政策请……速定出宣布。
(丑)在抗日联军宣布后，共产党应在群众中公开活动。(44)
显而易见，在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中央的关系不是变得不信任了，而是更加密切、更加巩固了。张、杨“闻红军东来均甚高兴”，并催红军快来，希望尽快公布西北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张学良并且明确告诉周恩来，现仅西安城内，就存有现金和钞票1800余万，此地每月仅开支250多万，武器弹药也有大量储存，如果南京方面坚持不妥协，坚持几个月绝无问题。
①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②关于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期间在和战以及对蒋处置问题上立场矛盾的说法比比皆是。除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屡有关于张私下向蒋介石、宋子文等述说事变皆因杨催促再四而起，杨一度反对停战，反对释蒋的文字外，张学良自己以后也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有类似的说法。其余如蒋鼎文的回忆，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等也都认为张“于了解蒋公抗日计划后，内心实有愧悔，因而有心保护蒋公脱险”，杨虎城“不愿和谈，意欲决裂”，并且“态度恶劣，不愿释蒋公回京”。
③迄今所见公布之蒋介石决心抗日的文字，仅见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手书“期于十年内湔雪国耻”等极少数文件，日期均远在西安事变数年以前。相信这数件早期文件，蒋当不会于1936年12月仍带在身边。另这里所说的“重要文件”亦仅见于唐君尧的回忆中。唐君尧在回忆中称他在搜查蒋于华清池的房间时，发现蒋亲笔所拟“对日抗战计划”一件，但计划书内容如何则只字未提，只记得其中有新编部队序列表一件，内定蒋为“最高统帅”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张学良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三方面军总司令……见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299页。
④《徐永昌日记》第三册，477页。
⑤潘汉年1936年8月的报告。
⑥关于蒋介石不信任东北军的情况，还可以证之于徐永昌的日记。徐日记称：10月9日，阎锡山建议徐向蒋介石建议“拉东北军入绥”抗日，徐谓：“东北军作战力薄弱，而军纪太坏，若久戍而敌不至，失尽民心，是用之则所得不偿失。”阎坚持不可，仍要徐请示于蒋。10月17日，徐到杭州见蒋，询以阎先生拟请东北军守绥事，蒋当场否定，称“东北军通共已为不可掩事实，然在张汗卿指挥下，尚不至为害国家，否则不堪想”。至于请其守绥，显不妥。《徐永昌日记》第三册，475－476、480－481页。
⑦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98、104－105页。
⑧蒋介石：《西安半月记》。
⑨《张学良文集》第2册，1053－1054页。
⑩《张学良文集》第2册，1056－1057页。
(11)《张学良文集》第2册，1066－1067页。
(12)《张学良文集》第2册，1070页。
(13)《张学良文集》第2册，1073，1085－1077页。
(14)《张学良文集》第2册，1080－1081页。
(15)《张学良文集》第2册，1088页。
(16)《张学良文集》第2册，1089－1090页。
(17)《张学良文集》第2册，1096－1097页。
(18)《张学良文集》第2册，1102－1103页。
(19)《张学良文集》第2册，1055页。
(20)周恩来在1936年4月1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转述张学良的话：“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蒂。”
(21)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22)《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文献与研究》，1986(6)。
(23)《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
(24)《文献与研究》，1986(6)，46－47页。
(25)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奚博全译，2—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傅虹霖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不仅以斯诺此说为依据，而且明确肯定这一过程是：“斯大林的电报发给了上海的孙中山夫人，然后由她转发给毛泽东”。见傅虹霖前引书，237页。
(26)参见《李允生报告》，1936年9月14日；《周恩来致刘鼎转汉年电》，1936年12月10日；《周恩来致小开电》，1936年12月12日，等。有关中共曾经在上海依靠外国友人帮助建立过一个电台的情况，还可以参看路易·艾黎著《西安事变前后中共地下党员刘鼎》一文，内称在他家的顶楼的小房间里，曾“设置了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由甘普霖负责。有两个德共年轻的女党员维特·玛亚和菲莉·玛亚协助他工作。我们通过这部电台与在国内一些地方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路易·艾黎所说的这个甘普霖叫亚历克·甘普霖，是位英共党员，公开身份为上海电力公司职员。关于这一回忆的具体细节可能还有一些需要详加考证的问题，比如回忆中说这部电台是“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显然令人怀疑。因为路易·艾黎未曾参加过共产国际的任何工作，且艾黎与史沫特莱关系密切，刘鼎即是史沫特莱送到艾黎家藏起来的。可是共产国际这时对史沫特莱的政治背景深表怀疑，对刘鼎也不信任，再三告诫中共要对他(她)们保持警惕，因此很难想象共产国际中国组(事实上共产国际也没有这样的组织)会毫无顾忌地在与此二人关系密切的艾黎家里设置秘密电台。当然，从回忆的内容看，这部电台确实是存在过的，只不过它并不是共产国际的电台，恐怕正是李允生在上海建立的那部电台。从回忆内容也可以看出这部电台与陕北并没有直接的电讯联系。
(2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333页，北京，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深信张国焘这一说法的有关西安事变问题的著作有吴天威的《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和李云汉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
(28)为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考证的文章主要是丁雍年的《有关西安事变史实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83(11)〗和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
(29)《毛泽东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l7日，载《文献与研究》，1986(6)。
(30)《文献与研究》，1986(6)。
(31)《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8日。
(32)可以相信中共中央18日电报所言不虚的理由还有一点，即这时分工负责与共产国际电报联络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从半年来已知的大量与共产国际来往电报的署名看，由毛泽东署名或参加署名的致共产国际的电报只有8月25日一封，其余去电署名绝大多数为“洛甫”(即张闻天)或由张起草，署名“中央书记处”，另有少量署名“林武”(用林育英带去的密码)。且这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也不存在40年代后由任弼时一人掌管，直接向毛泽东个人负责，非经毛泽东同意，不向政治局传达通报的情况。这时，共产国际凡有重要指示，中共中央还从来没有不经集体讨论就贯彻的。
(33)丁雍年：《有关西安事变史实的几个问题》。
(34)载《文献与研究》，1986(6)。
(35)《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载《文献与研究》，1986(6)。
(36)《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致对西安事变通电》，1936年12月19日(实际日期应在20日)；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彭、任致主席团电》，1936年12月20日。
(37)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
(38)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
(39)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
(40)《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实际日期应为20日)，载《文献与研究》，1986(6)。
(41)根据当时曾经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人的回忆，一些研究者向我们描述说：当时“最使张学良烦恼的是苏联的态度”。“张学良原以为发动兵谏是为了抗日，可以取得苏联谅解，尽释中东路事件前嫌，以遂多年联苏的愿望，结果却适得其反。他问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刘答：‘可能他们还不了解情况。’以后苏联连续抨击西安事变，16日，苏联正在广播，张对刘说：‘听见了么?’表情愤懑。张以为他背了比‘九一八’事变时更大的黑锅。苏联的抨击使张学良对中共也有点怀疑。一次，张学良拿着内容载有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下楼，宋黎在楼梯下面给他让路，听见张学良似乎自言自语，说：‘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见张魁堂《张学良传》，208页。
(42)苏联政府的真实态度应该说是同这里所说的内容相一致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15日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时就明确表示：“我不认为张学良是与日本人直接勾结采取行动的，我更倾向于这种推测：张是受了某些人心怀叵测的恶意唆使。”载《文献与研究》，1986(6)，48页。
(43)《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6年12月16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3)，78页。
(44)《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2日，前引《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公开发表此电文时误注为23日。)
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