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实-第一章 红军在陕南陕北的胜利
申伯纯
一 活跃在陕南的红二十五军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原在鄂豫皖苏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突围远征，向陕西南部进发。一九三五年一月间，红二十五军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多次的阻拦，经鄂北豫西进入陕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是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同志领导的一支在鄂豫皖苏区成长起来的工农子弟兵，总共只有三四千人，但是战斗力却十分坚强。它有一批卓越的指挥员，他们的战斗经验丰富，对游击战和运动战尤为擅长。战士们都很年轻，有的还只有十五六岁，可是他们已经经历了千百次战斗锻炼。他们一昼夜行军一二百里习以为常；只要一听到敌人的枪声，他们就能辨别是什么枪，什么样的敌人，敌人的企图是什么。他们打起仗来更是勇敢沉着，机警敏捷，善于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以少胜多，尤其擅长伏击突击，往往使具有优势火力的敌人出其不意，束手受歼。这支队伍，同其他红军队伍一样，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有着良好的群众纪律，战士们都能严格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能够到处生根，到处受到群众的爱戴和支持。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山区以后，蒋介石即严令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所部十七路军截击。杨虎城最初在一月间调四十二师冯钦哉部柳彦彪旅三个团迎击，被红二十五军先后在蔡玉窑和葛牌镇两地消灭了六个营。杨虎城因柳旅遭到红军严重打击，被蒋介石严令申斥以后，便把他的直属部队三个警备旅全部调出应战，并亲自到蓝田县指挥。红二十五军这时在秦岭广大的山区里边，东西突击，南北横扫，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发动群众。三月十日，红二十五军在西部佛坪、华阳地区，消灭了杨部警二旅两个团，旅长张鸿远负伤，倒在死人堆里装死，才得逃出性命。张鸿远旅是杨虎城收编的杂牌部队，虽受重创，杨虎城尚不感到十分心疼。四月七日，在东部柞水九间房地区，红二十五军又消灭杨的亲信部队警三旅五个营，生俘旅长张汉民。这时杨才感到事态严重。警三旅官兵中有不少进步分子，张汉民还是地下共产党员，被俘后被杀，这更使杨大为疑惧。
杨虎城在三个月中间连续惨败，知道了红二十五军的厉害，不敢再以少数部队应战。四五两月，蒋介石也看到杨部实力不足以应付这支强悍的红军，乃重新布置，调集东北军、二十六军萧之楚部和十七路军共四十一个团的兵力，分进合击，对红二十五军进行第一次“围剿”。在敌我兵力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采取了“先疲后打”、“回马一枪”的战术，制造战机打击敌人。它拖着敌军在秦岭里转来转去，等到敌军精疲力竭的时候，自己却来一个急行军，把敌军甩脱三四日的路程，然后一面休息，—面选择设伏地区，诱敌深入。他们把敌人追击部队快要引入设伏地区以后，又回过头来一个夜间急行军，先到达设伏地区埋伏好，等敌人进入这个陷阱之后，就突然从四面包围袭击，迅速予以歼灭。七月二日，杨部警备一旅的两个整团就是这样在袁家沟口被全部歼灭，旅长唐嗣桐①被俘。紧接着，红二十五军突出秦岭，进军西安近郊，并把唐嗣桐 处死在西安近郊的子午镇上，西安全城大为震动。红二十五军连战获捷，从此威震全陕。
从一九三二年陕北红军势力发展后，杨虎城所采取的基本态度是保存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因此他对红军采取：(1)能不打就不打；(2)在蒋介石威迫之下，作一些打的姿态来应付；(3)在红军威胁到西安、汉中等主要城市及他本身安全而又无法应付蒋的威迫时，才采取以攻为守、勉强应战的办法。他对红二十五军的作战，正是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但是在短短的半年中间，他的部队就被红二十五军歼灭了三个多旅，两个旅长被杀，一个旅长负伤，实力损失惨重。这样一来，更使他失去了对红军作战的信心。可是蒋介石的打算则是借“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仍然一味威迫他继续进攻红军，特别是当张汉民旅战败后，蒋来电指责，中有“国家养兵，失败如此，曷胜浩叹”等语，意含讥刺。杨虎城实逼处此，就下定决心避免同红军作战，而对蒋介石的威迫则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以谋保全实力。自此以后，十七路军在关中和陕北地区再没有同红军发生过大的战斗。杨虎城以后同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并且进一步发展到联共抗日，也是在同红二十五军作战，受到严重打击以后，才逐步走上这条道路的。
注：
①唐嗣桐是黄埔第一期学生，思想反动，性情骄妄，在一九三五年春十七路军屡遭惨败时，他仍不相信红二十五军的历害，还想冒险“立功”。出发时杨虎城嘱他要聪明谨慎一些，注意保全实力，不要冒险死拚。他说：“我是蒋委员长的信徒，与共匪誓不两立，此次出击，不成功，便成仁。”杨听了内心极不满，但又不好说什么。及至唐被杀的消息传到，杨又急又气地说：“你这次可真成仁了！”
二 红十五军团的成立
当红二十五军从秦岭山区出击，到达西安城郊的时候，从缴获的《大公报》中，得到了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川西北、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的消息，并侦知在陕西的国民党军队如于学忠军、毛炳文军等部大部西开，企图在陇东堵截北上的红军。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同志在判明这一情况后，为了牵制敌军主力，迎接中央和一、四方面军北上，乃决定由陈先瑞同志等留在陕南山区指挥游击战争，由徐海东等同志率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向陇东挺进。八月间，红二十五军在陇东打了两个圈子，消灭了一部敌军，打乱了敌军在陇东的部署；但因总得不到中央红军行动方向的准确消息，又加上在陇东人生地疏，不利于长期滞留，同时为了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就在九月初进抵陕北，同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会合。
红二十五军在进入陕南时，在连续作战中间虽然受到—些损失，但是由于得到沿途各地人民的支持，兵源不断获得补充，并且在各次战斗中又缴获了不少敌人的武器，所以在到达陕北时不仅仍然保持原有三四千人的实力，而且每个连已经有了九挺轻机关枪，装备比以前更加充实，威力更加强大了。
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会合之后，两支部队进行了整编，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共七八千人，由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为副军团长，并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即九一八事变四周年纪念日，在永坪镇举行了十五军团成立大会。这两支军队原来都各有特点，红二十五军是装备精良，能征惯战；红二十六军是在陕北土生土长，同当地广大群众有密切联系。两军合一后，战士们都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使这些优点更加发扬。因此，红十五军团一经成立，就显示出是一支战斗力非常强大的出色队伍。
三 东北军猛扑延安
一九三五年九月间，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并代理他的总司令职务。张学良就职以后，率东北军主力，配合陕、晋、宁、甘、绥等省的地方军队，共约十多万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一九三四年三——五月和一九三五年二月，国民党反动军队曾先后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过两次大“围剿”，都被粉碎)。
在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看来，陕北原有的红二十六军是“土共”，没有什么战斗力，剽悍的红二十五军虽然已到陕北，也是疲惫之师。他们以为用十几倍的优势兵力“围剿”这一支七八千人的红军，一定可以稳操胜算。如果在陕甘“剿共”内战中取得一些“成绩”，他们就可以在陕甘暂时立足，对南京蒋介石亦好交代。因此，在开始一个时期，张学良和东北军一些高级将领对进攻陕北苏区是很卖力的。但是，东北军的广大下级军官和士兵对于“剿共”战争却是另外一种看法：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他们亲身受到亡省亡家的痛苦，内心充满着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以后更因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全国人民抗日运动愈加高涨，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再三号召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影响，他们的抗日要求日益强烈。由于东北军的广大下级军官和土兵内心里郁积着这种强烈的抗日情绪，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同坚决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同时，东北军在鄂豫皖苏区“剿共”时，也挨过红二十五军的铁锤，吃过苦头，受过损失。因此，虽然高级将领对这次“围剿”颇为积极，然而广大士兵的士气却是十分低落的。至于参加这次“围剿”的其他地方军队，因为都吃过红军的苦头，知道红军的厉害，所以多数都观望不前。
参加“围剿”的东北军的主力共有七八个师，分作了两路，一路是王以哲指挥的一一〇师、一二九师、一〇七师三个步兵师，由关中经洛川向延安进攻；另一路是董英斌、何柱国指挥的一〇六师、一〇九师、一二〇师三个步兵师和骑兵第一师、第二师，由陇东庆阳、合水一带向陕北进攻。
王以哲那时对“剿共”很积极，一心想立功得赏，能当上陕西省主席，所以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他亲自率领一一〇师和一二九师首先发动进攻，两个师齐头并进，向陕北延安猛扑。谁知扑了个空，沿途未遇红军抵抗，即轻易地进入延安。那时一〇七师驻在洛川，王以哲的后方军部也驻在洛川。
四 劳山战役
红十五军团一面对于进犯延安的这一路东北军采取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策略，把敌军放进了延安，以便待机围歼；一面决定了歼灭敌军的反“围剿”作战计划。当红十五军团领导同志在讨论这个计划的时候，刘志丹同志的意见是从米脂、横山—带下手，先把高桂滋的一个师和井岳秀的一个师吃掉，因为这两股军队是陕北土顽，战斗力不强，把他们消灭后，红军就可以打出三边，发展苏区。徐海东同志却认为这样做虽然比较稳当，但是目前大敌压境，消灭这两股土顽部队，不能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而发展苏区亦非当前最急切的任务；如果先把东北军的主力搞垮一两个师，则整个的陕北战局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徐海东同志提出了打蛇打头、先打东北军的计划。经过一番讨论后，指挥员们一致同意这个计划，并决定派一支部队围攻延安以南九十里的甘泉(那里驻有一二九师的一个营)的策略，以便把进入延安的敌人调出来，拦路加以伏击。
经过三天的急行军，红十五军团的主力绕过延安，到达了甘泉附近，并选择了甘泉以北十五里的劳山附近作为设伏的地区。甘泉以北有一条通向延安的公路，公路两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岭，把公路夹在当中，形成一条天然的口袋，而且两边山上树木茂密，便于埋伏，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伏击敌人的地形。在派出一支部队围攻甘泉的第二天，徐海东、刘志丹等同志对参加伏击战的主力部队进行了严密的部署：每人携带三天的干粮；进入埋伏地区后，不准生火，不准走动；指挥枪不响，任何人不得开枪。部署既定，他们便分头带领部队进入埋伏地区。
东北军向延安猛扑的一一〇师和一二九师，由于红十五军团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围歼策略，这两个师在进军当中没有遇到抵抗，便长驱直入，进占延安。但是他们进入延安以后，才发觉扑了个空，既找不到红军，在城外也看不到老百姓，更找不到粮食。他们随军带来的粮草眼看就要吃完，如由后方运输，不但运输线太长，而且沿途又会遭受红军游击队的截击。他们的补给既发生了严重的困难，无法解决，同时又得到红军围攻甘泉的消息。王以哲一看形势不妙，便急忙拍电向张学良告急。张回电命令：为了缩短防线，先将一一〇师撤回鄜县（今富县)，一二九师听命后撤。一一〇师在十月一日由延安向鄜县撤退，劳山是必经之路。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也并非毫无算计的人，他估计红军可能在延甘公路上设伏截击他，但是，他把红军可能设伏的地区估计错了，在到达劳山的时候，满以为逃出了虎口。他命令部队摆作四路纵队向前行进，同时骑在马上自鸣得意地向他的参谋长说：“徐海东鬼计多端，我还当他会打我一个埋伏呢，可是现在出了龙潭虎穴了。”正在他说这话的功夫，红军的指挥枪响了起来，紧接着，公路两旁的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埋伏的红军从四面八方猛冲上来。东北军措手不及，象挨了一棍的黄蜂窝，顿时乱作一团。一股部队企图抢夺山头，很快地被红军打下去；有的企图向前突围，又被红军短枪团堵住了去路。这时，何立中还想顽抗，但是一一〇师中有好多士兵曾经在鄂豫皖边区做过红二十五军的俘虏，懂得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况且他们对红军作战本非心甘情愿，所以他们一听到红军战士喊出“缴枪吧，你们跑不出去了”、“放下武器，一律优待”的喊话，便纷纷缴械了。六个钟头的战斗，东北军一一〇师两个步兵团和师直属队全部被歼。团长杨德新自戕，团长裴焕彩被俘。三千七百多人做了俘虏，何立中和他的参谋长范驭州都被击毙。红十五军团缴获的武器堆积如山。
一一〇师在劳山被歼后，驻洛川的五十七军后方军部一再电催王以哲速返洛川，但是甘泉被红军围攻，交通断绝，王以哲迫于急行，即着一二九师全体官兵在延安东门外开辟一个飞机临时降落场，由军参谋长赵镇藩乘飞机到延安将王接回洛川。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二九师奉密令，除留一个团守延安城以外，其余部队均绕道延长、宜川撤回洛川。
五 榆林桥战役
红十五军团自从于十月初在劳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以后，实力大大充实，士气更加旺盛，对运动战有点不大过瘾，就想着进一步啃啃硬骨头，向构筑碉堡线的东北军据点实行强攻，以扩大战果。
根据得到的情报判明，在甘泉南数十里的榆林桥镇，驻有东北军一〇七师的四个营和六一九团团部，团长高福源，是东北军的主力。这个部队的任务是构筑由洛川到甘泉公路两旁的碉堡，企图维护洛川到甘泉的交通。榆林桥镇南临洛河，在冬季枯水期间可以徒涉，河的南岸紧靠着一排陡峭的小山，不便攀登；镇北背倚高原，高原上有新建的碉堡，内驻有少数警戒部队，作为榆林桥镇驻军的掩护。
红十五军团对榆林桥的敌情和地形作了研究之后，下定决心夜袭榆林桥，拔掉这个敌人的据点。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夜晚，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同志亲自指挥下开始行动。一支小部队绕道渡过了洛河，秘密地控制了洛河南面的小山，切断了敌军过河南窜的路线。另一支部队乘着昏暗的夜色从北面高原运动到碉堡的附近，乘敌不备，一声令下，迅速占领了碉堡。紧接着，大部队从北面高原上居高临下地向榆林桥展开了猛攻。因为预先占领了碉堡，扫清了障碍，所以大部队毫不费力地就冲进了榆林桥镇。这时候，东北军的官兵从梦中惊醒，慌作一团，刚要拿起武器出来抵抗时，红军已经冲到面前。他们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纷纷缴械投降。一小股士兵趟过洛河，企图从南岸逃跑，也被控制南岸的红军打回来，或被打死在河里，只有少数人顺着河道向下游跑掉。团长高福源手里拿着驳壳枪，带着几个卫兵，抵抗了一阵。最后他的几个卫兵都被打死了，高福源自己臂上也受了枪伤，被红军捉住，当了俘虏。
天亮时，战斗结束，东北军的四个营全部被歼。红军开始清查俘虏，徐海东同志下令要把高福源查出来。高福源混在俘虏群中，伪装成被俘的士兵，红军查了半天，没有查出。于是徐海东同志心生一计，自己走到俘虏群中，随便拉出了一个俘虏，向短枪队说：“把他带走，他就是高福源。”那个俘虏连声求告说：“我不是，我不是，我是理发工人。”他边说着边向旁边努嘴，暗示高福源就在他旁边。徐海东同志于是向着高福源说道：“高福源，你出来吧，看你打的那样坚决，我当是在活人中找不着你了。”高福源隐瞒不过，只好走出来低头承认。
六 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和直罗镇战役
在榆林桥战役中，突然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跋涉了千山万水，历尽了艰难险阻，击破了敌人无数次的封锁和阻击，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十月十九日胜利地来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这个天大的喜讯迅速地传遍了全军。徐海东同志听到消息后，喜出望外，顾不得详细盘问高福源，就立刻骑上他那匹枣红马，带了几个骑兵通讯员，飞快地去见毛主席去了。徐海东同志一见到毛主席，就互相热烈握手问候。毛主席问徐海东同志十五军团有没有无线电台，徐答没有。毛主席立即让通讯部门给十五军团配备电台和译电报务人员。徐海东同志见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劳累过度，身体瘦弱，第一件事就是召集陕北地方党同志动员，尽量供给中央红军小米和猪羊，使中央红军都能吃饱饭，睡好觉，以便及早恢复体力。十五军团的战士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到了陕北，顿时沸腾起来，兴高采烈，乱蹦乱跳，高呼“共产党万岁！”于是全体指战员们很快地就打扫了战场，整理好队伍，准备和中央红军会师，迎接更大的胜利。
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使东北军全军特别是张学良本人大为震动，因为象在这两次战役中那样的整师、整团全军覆没，师长、参谋长、团长们全部阵亡或被俘，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是罕见的。这两次战役粉碎了东北军轻视陕北红军的心理，打破了他们侥幸“立功”的企图，而不得不采取比较谨慎的作战步骤。
东北军进攻陕北苏区的部队原来分作两路，自从王以哲指挥的一路遭到重创以后，张学良赶紧命令董英斌所指挥的一路停止前进，就地待命。这时候，张学良将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要一两个月以后才能回来。他虽然已经电令董部停止待命，但是还不大放心，又亲自驾飞机飞到庆阳，当面告诫董英斌说：“你这个梯队的组织和任务从前虽然规定过，但是现在形势有变化，须暂缓前进。部队何时开动，须听我的命令。”
张学良去南京后，西北“剿总”的日常工作由代参谋长谢珂负责处理。张学良在行前未曾把他亲临前方嘱令董英斌停止进军、就地待命的事情对谢讲过。恰巧，在张学良去南京以后，董部在庆阳、合水一带停止待命的三个步兵师的给养发生了困难。因为这一带地区粮食奇缺，军需人员费尽力气，日夜奔跑到几十里以外去催索粮草，兵马仍然吃不饱。一些军官听说鄜县囤积粮食很多，便向董英斌提出：部队既已确定东进，索性早日开拔，以便解决当前给养困难，同时王以哲也连电告急，催董东进以加强王部的防区。董英斌把这个意见报告了总部。谢珂不了解前方的实际情况，既然董部要求进军，他就同意了董英斌早日开拔进驻鄜县的意见。
董英斌得到王以哲的电催和谢珂的同意后，就把张学良的告诫完全置之脑后，以一〇九师为前导，一〇六师居中，一一一师殿后，摆成一字长蛇形浩浩荡荡沿着葫芦河向鄜县进发。这样一支一两万人的大队伍沿着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长途行军，势必要在沿途设兵站，布置宿营地，并且还要从很远的地方去拉民夫、抓牲口来运输弹药和给养。这样，军行所至，扰扰攘攘，沿途老百姓当然免不了要受到一场灾难，可是却给红军送来了很多可贵的情报。
红军最高指挥机关及时地掌握了东北军东进的情况，立即决定再予东北军一次痛击，要打得它今后不敢再在陕北根据地摆来摆去。接着，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迅速而秘密地通过保安、安塞，来到了鄜县西南的直罗镇附近，与预先集结在该地区的十五军团部队会合在一起，准备迎击东进的东北军。
直罗镇是东北军预定的中途宿营地，三面环山，镇北有一道小河，是一个绝好的口袋阵地形。红军高级指挥员们亲自登上直罗镇附近的高山察看了地形以后，就决定把敌人放进直罗镇，然后从南北两面夹击，予以歼灭。计划决定后，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为了打好会师以后的第一仗，立即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东北军一〇九师在师长牛元峰的率领下来到了直罗镇宿营。当晚，在红军最高指挥部的作战命令下达以后，按照预定的部署，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同时以急行军的速度连夜赶到直罗镇，将全部敌军紧紧包围起来。二十一日拂晓，两路红军象两只铁拳，从直罗镇南北两面高山上砸了下去。东北军虽有防备，却没想到红军会如此迅速，及至发觉被包围后，直罗镇两边的山岭已被红军占领。一〇九师被围困在两山之中的一条川里，山谷里到处是枪声和喊杀声。一〇九师的官兵有不少曾经做过红军的俘虏，有的还不止缴过一次枪，他们在红军猛攻之下，纷纷缴枪投降。战斗不到两小时，红军就占领了直罗镇，歼灭了一〇九师两个整团和直属部队，俘获官兵两千多人。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带着一个营的残兵逃上镇东山头上的一个小寨里负隅顽抗(这个小寨曾经红军事先拆毁，东北军据守后又连夜修复)。
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要求董英斌解围。他哪里知道，董英斌派的一〇六师还没到直罗镇，就被红军击溃了，并且在黑水寺被红军歼灭了一个整团。牛元峰在小寨子里困守了两天，眼见待援无望，第三天便趁着黑夜率领残部突围向西逃跑。红军跟踪追击，一气追了二十五里，追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上，将牛元峰及其残部截住。一〇九师至此全部被歼，牛元峰自杀。
红军正在继续追歼一〇六师主力的时候，忽然一〇六师师长沈克派人前来联络。原来沈克同白区地下党的工作同志已经建立了关系，地下党早已派了一位姓王的同志驻在该师，计划建立入陕北的交通线。在这个紧急关头，沈克便赶紧派遣这位王同志和红军接头；经过他的联系，红军才停止了对一〇六师的攻击，一〇六师的主力才免于被歼，逃回合水。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大大地巩固了陕北的革命根据地，为日后党中央领导全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一个坚固的基础。
经过直罗镇战役，东北军又损失了一个多师，士气更加低落。他们在短短的三个月内连受重创，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的兵力，这个铁的事实教训了他们，使他们真正领教了红军的威力，认识到红军是“剿”不得、“剿”不了的。他们感到如照这样继续打下去，东北军必将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因此，经过三个多月的失败教训，东北军从张学良到全体官兵都一致认识到：“剿共”是一条死路，不能再继续走下去了。
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