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
栗又文
一、西安事变发生前的酝酿经过
(一)事情还得从九一八事变前说起
1928年6月，张作霖由北京出关回沈阳，到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军炸死。当时张学良还在滦东和直鲁联军作战，在东北元老张作相等主持下，密不发丧，每天还请医生去大帅府看病。因此日本军未敢妄动。直到是年8月间，平定张宗昌叛乱后，张学良返回沈阳继承父业，担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掌握东北的军政大权，这时才正式为张作霖治丧。
由于国难家仇使张学良改变了过去东北的亲日政策，决心靠拢国民党拥护全国统一。同年12月国民党政府派张群、吴铁城等来沈，送来青天白日旗，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遂于12月29日下令易帜。接着于1929年，全东北普遍成立了国民党的省党部，多年来独立的东北关外王，至是始隶属南京政府。
这事开始即遭到杨宇霆等亲日派的反对，种下了后来枪毙杨(宇霆)常(荫槐)的根子。日本也向张学良提出警告。接着就连续制造中日间的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以及神*(左木，右厚)农场等种种事端，作为侵占东北的借口。这实际已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前奏。
1930年，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在北平召开国民党的扩大会议，联络各方共同反对蒋介石。蒋又派张群、吴铁城等来沈拉拢张学良。因为张的地位和实力举足轻重，站在哪方面谁就胜利。阎、冯虽然也都派人前来，但张终于在9月18日发出巧日通电，反对扩大会议，并率东北军30万进关，扩大会议就坍台了。这是张对蒋的又一次大力支持，蒋随即送张一个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后来任命他为北平军分会的代委员长，实际掌握华北军政大权。
这时反复无常的石友三(长春人)拥兵数万，占据平汉路中段梗阻南北交通。他反阎、冯之后又投蒋反蒋。到扩大会议失败，张学良主持华北军政工作，石又派毕载宇(长春人)来见张，接受张的改编。张派石的同乡旧友张云责去担任石的秘书长。至1931年7月石友三复叛变发出讨张通电，并将张云责杀害。到8月间石部被东北军击溃，其部下沈克投降东北军被编为暂一师，后改为一○六师，直到西安事变时仍归东北军领导。讨伐石友三的战役，虽然击溃了石部，但东北军亦受相当损失。
由于东北大军进关连年作战，致使后方空虚，为日寇侵略东北造成有利时机。
(二)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发动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首先进攻沈阳北大营，占领东北兵工厂，接收大帅府，查封各机关、企业。当时东北军留在后方的还有 20万人，加上几百架飞机，日本关东军不过1万多人。如果尽力抵抗，日寇很难得逞。但是由于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当时张学良还在北平，由参谋长荣臻代理他的工作。经过往返磋商，还是遵照蒋的命令不准抵抗。就这样一枪不放地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了。有些军队已被缴械，有些部队则自动撤到关内。我当时正在沈阳，于事变后第五天北宁路通车，我即由沈阳来北平了。
张学良因丢失东北遭受全国人民唾骂，背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替蒋介石担负丧失国土的罪责，真是“哑叭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后来我才知道张的怀里一直保存着蒋当时的秘电，但为了维护蒋的威信始终没有对外发表。
1933年热河沦陷后，全国舆论哗然，群起责难国民政府，追究责任。当时蒋任国府主席，觉得事情不妙，于是又找到张学良这个替罪羊，后来我听说蒋对张讲：我与你好比同乘一只小船，目前风浪太大，如果下去一人，还可避免全船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可以再上船，否则势必同遭灭顶。张当即表示丢失国土责无旁贷，唯有引咎辞职。张学良就这样于1933年3月宣布下野。由蒋派亲日派何应钦来北平接替张学良军分会代委员长的职务。这次丢失热河的罪责就又加在张学良的肩上了。
张下野后即在上海经美国医生米勒为他治病。在治病时还有一段情节也值得一述。本来张因注射烈性药针多年中毒很深，一旦戒除非常痛苦，甚至有着生命的危险，他自己是很清楚的。但张当时已下定决心，宁肯一死也要彻底根除。唯恐在忌针最痛苦时难以忍受，又被左右重新打针。因此把手枪放在床边，并命令左右侍从：无论我怎样痛苦呼喊，你们也不准给我打针，谁要是胆敢走近我的床头，我立刻就一枪把他打死。正是他这样坚决，才终于把毒针忌掉，然后出国去欧洲了。
张于1933年夏出国，先到西欧各国进行考察，特别着重了解德、意法西斯的一套办法。他还想去苏联了解一下社会主义情况，因为东北曾发动过“抗俄”战争，苏联对他不表欢迎拒绝入境。到 1934年春他就回国了。
他回国之后，表示拥护“领袖”，对蒋极表恭顺，取得蒋的信任。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并兼鄂豫皖“剿共”总司令。这时把原在华北的东北军也调来武汉一带从事“剿共”战争。
我于1934年7月间去武汉见张时，那时他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与前判若两人。谈话之间流露出锐意革新之意。这时他把过去亲信宵小一概摒弃不用，只调吴家象来任行营的秘书长。他还说：人家墨索里尼有个智囊团，我有个什么?表示他部下乏人。他又告诉我有个共产党员潘冬舟在武汉被捕，他曾亲自审问过几次。他说潘会六国文字，很有学问，是个人才。潘写过几万字的供词，讲的都是共产主义的理论、主张，和将来一定成功的道理。张说，他曾建议把潘留在武汉长期监禁，但蒋介石不允，最后还是杀掉了。言下表示不胜惋惜之意。
这时张学良曾派赵毅(赵希坚，曾任师长)去欧洲，先到法国，企图经苏联绕道回东北搞义勇军配合抗联作战。因苏联不允赵绕道去东北，赵即于1935年返回武汉了。说明张已在着手做抗日准备了。
(三)东北军调西北“剿共”促成了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1935年武汉“剿共”总部撤销后，我于1935年暑假又去武汉见张，并曾到孝感县参观过所谓东北军“剿共”胜利展览。其实是当地红军业已转移陕北，东北军只落个胜利的虚名，却遭受到损失的实害。这是后来张和东北军将士所共同承认的。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张被任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东北军也陆续西调。当东北军和红军接触后，一一○师于10月间在甘泉被歼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接着一○九师又于11月间在直罗镇被歼，师长牛元峰战死。其他部队凡与红军作战的都有不同的伤亡。由于短期内连续被歼两个整师，使整个东北军震动很大。本来东北军自“九一八”以来，背井离乡，倍尝流亡之苦。加以连年和红军打仗，屡遭失败，官兵厌战，认为“剿共”是无期徒刑。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
我于1935年10月间由北平去天津，经南汉宸同志谈话，他对我讲，红军已到陕北，全国形势大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已为各方所接受。杨虎城那里也有我们党员，问题就在张学良了。如果张能接受联共抗日，一定会得到各方的拥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能否打入东北军去做些工作?我说，去东北军我有办法，我可算是张的旧部下(曾在东北汉卿教育基金会工作)。现在张的秘书长吴家象又是我的老上级，通过吴向张提出，那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怎样联系张、杨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打通和红军的关系，那我就没有把握了。南说，你先去吧，杨虎城那里有申伯纯我先介绍给你，以后还会派人去东北军的。后来1926年一二月间，刘澜波和苗勃然都先后来了。宋黎又以东北大学同学代表资格也来西安了。……人越来越多，经北方局批准成立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刘澜波同志任工委书记，苗勃然、宋黎为委员，领导东北军地下党的工作。各方面的工作就陆续开展起来了。
关于张去西北总部之前，还有一段插曲。即1935年八九月间，蒋在成都，张去见蒋商议去西北成立总部一事。当时蒋曾面许西北总部设18个处，每月经费40万元。过了几天之后，CC派陈立夫向蒋建议说，你让张学良去西北，等于为虎添翼。如果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搅到一起，局面还控制得了?因此蒋第二次和张谈总部编制时，又表示，西北总部只设8大处，每月经费减为20万元了。这时宋子文也在成都，因为宋和张是儿女亲家，宋对张讲：你还不快走，再过几天，你的总部还不知缩小到什么样子呢?因此张才匆忙去西安。这事已露出蒋对张不信任的端倪。
张去西安之前，蒋已令人散布空气说东北军是丧家之犬，这次来西北是抢杨虎城的地盘，以挑拨西北和东北两方面的关系。加以东北军开入陕甘声势很大，对西北的风俗习惯又不甚了解，也给人以不良印象。谣言也果然生效，张到西安后，没有办公地址，张气愤地说，我们就在东城门楼上办公。后来还是经过邵力子(国民党陕西省主席兼省党部书记长)通融把南院门省党部的房子拨给张作总部，省党部就迁到东大街去了。那时张有小轿车，时常自己开车出城，城门卫兵是十七路军的，每次对张的汽车都要拦住检查，使张很不愉快。后来经过地下党员分头做双方的工作，又加上东北、西北上层人士，社会名流如东北以高崇民、车向枕等为首，西北以杜斌承、杨明轩等为首，互相往来关系密切，双方隔阂逐渐消失，又进一步成立了群众组织“东救”和“西救”，军民关系就都打成一片了。
1936年1月初，我与张学良、杨虎城同乘飞机去绥德会见高桂滋(八十四师师长)，同去者还有地方士绅二人(一为冉寅谷，另一名忘了)，他们都和陕北军民有一定联系。事前张曾对我讲，陕北共产党创始人李子洲当年任绥德师范校长，绥师有党的基础。到绥德后他让我留下几天，设法从绥师要几名师生去西安工作，让他们口角吹风说我们几句好话，免得西北人怀疑我们。说过之后他就同杨虎城、高桂滋等一同去榆林见井岳秀和离石的孙楚(阎的部下)等人。我这时就搬到绥德师范和绥师校长高协和同住，从他口中逐渐了解陕北党的情况和绥师校中曾参加党和进步工作的人。他当时介绍教员李登霄(子洲之弟，原系党员，毕业后留校任职，后来他到总部在办公厅工作，我还见过他)和四名同学去(一名赵仰概在总部四处一科工作，“文革”前任甘肃省武都县委书记；一名魏鼎三在四处三科工作，现下落不详，另二名未去)。后来高协和校长被国民党撤职，给我来信，经我向张建议任高为总部参议。这件事虽不大，却引起西北人的好感。有次我去看高桂滋，正值杨虎城在座，他俩同声表示感谢，说张副司令不派东北军干部到地方工作，反而引用西北人到总部来，真是大公无私。
张在绥德还办这么一件事。他听说高岗的哥哥被捕，关在绥德监狱，就问高桂滋高岗之兄是否共产党员?高回答不是。张说他本人既然不是共产党员，就应该释放，高桂滋就把他放了。后来到东北，高岗有次还对我讲：多亏你们那次去绥德，要不然我的老兄就没命了。
我在绥德住了几天，张从离石回来，杨虎城借口有心脏病，改乘火车经太原回陕，实际是联系阎锡山去了。经过这次绥德之行，张更多接触一些西北人，也为张、杨进一步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张在乘飞机回西安前，忽然接到王以哲由洛川来电说高福源 (原一○七师团长被红军俘虏)被释放回洛川，问张是否到洛川降落。张让我复电说不到洛川降落，让王把高福源密送西安。之后我在西安见到高福源，还听说高带来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给张学良的信。不久高又往返苏区，到1936年2月间刘澜波来西安，高福源又由苏区返回，我和刘与高见面谈话并一同照了像。听说高这时已被吸收入党。这就是东北军和红军经过高福源团长往返奔走达成互不侵犯的经过(当时双方约定两军接触时为了掩蔽国特耳目，规定都向空中放枪)。不久，在甘泉县城被围困的东北军一个营就被放回西安了。当时西安总部还为他们举行一次欢迎会，我曾看见过他们经过几个月的围困，个个衣衫褴褛狼狈不堪。如不达成协议只有死路一条，他们怎能不赞成联共抗日呢?
1936年春节时，张学良召集军官训话。我听他在训话中讲了一段孟子。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讲起古书来了。他所引用的是孟子离娄章里的一段话：“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然后做了解释说，现在是没有君臣关系了，但是上下级的关系还存在。他说按孟子的意思用到现在，就是说下级可以批评上级，也可以向上级提出良好的建议，那就是恭与敬。接着又反复讲“吾君不能谓之贼”这一句的意思说，下级应当相信上级，不能认为上级办不到而不信他，那就成为贼害上级了。我理解他当时决心要抗日，唯恐下级用旧眼光看他，所以借孟子的话向大家表态。当时也确实有人不信他能抗日，张廷枢(张作相之子任师长)即表示不相信张能抗日而离开的。关于张廷枢辞去一一二师师长而回天津后，孙铭九曾向张学良提出由张学铭继任师长，受到张的批评说：你(指孙)有私心，你以为他是我弟弟，又和你同学，就可以来当师长吗?军队是国家的，应该找到更合适的人当师长，决不能循个人私情。以表示他的大公无私。
《活路》小册子发行的影响。1936年三四月间，我们东北军的地下党员在刘澜波同志的领导下，为了统一宣传口径，由栗又文、高崇民、孙达生等写成三篇文章(都未署名)，提出“联共、抗日、拥张”的口号，在十七路军印刷厂印成个小册子，封面上并画个东北地图，取名《活路》。意思是东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活路，如果继续打红军就是死路一条。我们在文章中还特别提到张学良将军“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他是最适合领导东北军抗日的。而他要想决心抗日就必须联共，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国家民族，他个人也才有出路。全军将士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也只有这样做，才不辜负全军的期望。这个小册子在全军发行后影响很大，张本人对此也很重视，曾在发给他的小册子上对重点词句划上许多红蓝铅笔记号，表示他的重视。这时全军将士抗日情绪高涨。后来这个小册子被国特发现，奉蒋的命令进行追查。张就把担子完全推在高崇民的身上，暗地把高送走了事。因为高不是总部的职员，张就可以推卸责任了。后来我在洛川见张时，他还提起此事说“你们以后做这类事要事先告诉我，免得被动。”我同应德田到洛川时住在张的行辕。当时有两个国社党员李春甫和李公衡也住在那里。大家有时在一起闲谈，李春甫就给张学良写信告黑状说，我和应讲过张学良不如毛泽东。……张把李的信给我们看，并嘱咐我们以后在这些人面前讲话要慎重。我明白他是怕这些人向国民党告状。1962年周总理来长春时还问过我：《活路》小册子现在还能找到吗?我说都销毁了。总理又问小册子写和印刷的经过，我如实讲了。总理说：那是咱们地下党搞的，还不错嘛!
在这年的4月间，我去过西安城东的八仙庵，遇见一位东北军下级军官。他对我讲述了他一家的苦难遭遇，并表示对“剿共”没有信心，要求打回老家去。我就根据他的谈话写了一篇《致西北向导编辑部》的信。《西北向导》是政训处的机关刊物，向东北、西北全军发行。有一位编辑名丛德滋(东大同学)，把这封信发表了。但出版不到一天就被政训处负责人发现，把全部刊物收回，撤销那封信，重新付印。我曾看到张学良所阅的一本刊物，他在那封信的重要词句上都划有红蓝铅笔记号，说明他认真看了。后来我在洛川见刘鼎同志时，他已知此事，就对我讲：以后像这类文章应该送《秦风日报》(地方进步人士办)登载，不要登在《西北向导》上。
在这年五六月间，士兵们修通往洛川的公路时，张学良化装士兵混在修路队里。听到一些士兵边修路边谩骂：他妈的，这些事何时是了!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呀?张对我说：“参加修路的都是山东、河北的兵，他们都拿东北当家了，咱们如果再不抗日，连这些兵也带不了啦。”
当时红军对友军的士兵工作很好。在前线上发“告东北军将士书”，喊话、演出等活动都针对东北军士兵心理。如“休把亲人当仇人，莫把他乡当故乡”以及“援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在东北军士兵和下层军官中都收到很大效果。
就在这事的前后，张有次对我讲：从1931年东北军第三次进关打石友三，打红军直到现在，南京从来没发过一粒子弹。我们打的都是原来东北兵工厂的弹药。而且自从一一○师和一○九师覆灭后，何应钦下令吊消了两个师的番号，停发两师军费。这件事使张最为寒心。他说照这样下去，不要说没力量打回老家，连本身存在都成问题了。言下不胜感慨。这些铁的事实终于促使张学良不能不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四)张学良和周恩来副主席在延安会见是转变时局问题的关键
1936年3月间，高福源去苏区返回后，张立即决定在洛川和李克农同志见面。为了掩人耳目，事先在洛川设立行辕。张和李见面后提出要和党中央同志面谈。李返瓦窑堡汇报后，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去延安和张学良会见。这时刘鼎同志经潘汉年由上海派来西安。当4月初张乘飞机去延安时，刘和王以哲、孙铭九同行陪张到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与周副主席见面。听说这次会见谈得很融洽，东北军和红军由互不侵犯进而达成了互助合作。刘鼎同志从此就以红军代表资格常驻洛川了。我于4月10日左右到洛川时，在行辕见到刘鼎，他对我讲，现在东北军正在为红军代购布匹和缝纫机运往苏区。他这里还留下一个排的军服，他看我穿的是西装，就拿出一套军服让我换上，并说在这个地方穿西装，太引人注意了。
张和周恩来同志会见后对于抗日的准备工作更加积极。当时东北大学的同学反对王卓然，同时也反对把学校迁到西安，认为这样就会限制了他们的革命活动。因为“一二九”之后东大在北平已成为学生运动的主力之一，所以不愿离开北平。宋黎等东大代表来西安请愿就是反对迁校的。经过与张谈话后，他们明白了张的意图就不反对了。这时张曾对我讲：东大非迁来不可，东中(东北中学在鸡公山)将来也得迁来。蒋先生(张对蒋介石的称呼)有中央军校，我们有个什么?要想抗日，首先须改造东北军，要改造东北军首先要培训基层军政干部。师长以上的可暂时不动，团以下的要逐步更换。东大同学基本可当营、连级干部，东中的可当班、排长，这样我们就可掌握全军领导抗战。
当时东大同学反对王卓然(东大秘书长)相当激烈，张开始不想换王，张说王劝他治病等事有恩。在“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时，东大许多同学被捕，张曾写信给王卓然，让他出面保释。我们说你可以给他些钱让他生活的好些就是报恩，但大学是国家的公器，既然同学们反对，你就不能以私害公。后来他同意了，才令我两次去上海敦请杜重远来当东大副校长，杜坚决不干。杜当时以“新生”事件入狱，在上海时常与张学良会面，张受杜不少的影响。后来我又两次奉命去北平聘请王之相任东大副校长。王开始也表示不干，后来同意了，但并不主张迁校。王想聘请几位名教授，把东大办成个名牌大学。他的主张又和张的意图相违背，所以也未成功。最后由周鲸文出任代理秘书长，那就是后话了。
张自4月间和周恩来同志见面后，抗日情绪大为高涨。张、杨两将军一致表示同红军合作，当时被称为“三位一体”，即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结成一体之意。这个口号在当时已很流行，大家见面谈话往往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这种说法甚至也流传到进步青年耳中。记得有次南京进步青年几十人来西安见张，张令我陪见。当时同学们提出许多问题，由张回答。其中有一条，同学们问：你看共产党能成功吗?张答：一定能成功。同学们又问：为什么?张答：因为共产党代表穷人的利益，而穷人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以他当时的身份敢于这样公开向青年回答问题，使我都有些吃惊!
张这时很用心研究哲学，而且对他的部下将领也谈论辩证法。他时常对他们讲辩证法的三原则(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有次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就问我：副司令让我们学习三原则，说不懂得三原则不行，请你告诉我什么是三原则?我说：这个问题一下子说不清楚，你先看看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吧。那本书刚出版不久，在西安的青年干部中几乎是人手一册。
我体会张对他的旧部下，虽然知道这些人的思想落后，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进步。有次我同应德田一起和张谈话。应提出象何柱国这样的人，不仅应当撤职，而且还应该杀掉。张马上表示反对。他问应，你知道何是谁介绍来东北的?他并不是蒋的嫡系，他是黄绍竑(桂系)介绍来的。张还责备应说，象你这样做法，还能和人共事吗?过去咱们是那样的人，人家来和咱们共事；现在你要革命了，就把人家都搞掉，真是岂有此理!
西北总部当时内部情况很复杂。有个王公简(即王抚州)系国家主义派青年党小头头；又有王卓然的部下国社党的李春甫、李公衡等；还有戴笠的军统特务及曾扩情、黎天才的政训处。而东北军内部元老派和少壮派也时常发生矛盾。张对这些人表面是一律宽大包容。有次他对我讲：他和王公简说，“我要左倾了(当时系指同情共产党)，你怎么办?”王答，“你如果左倾我即离开你，不过据我看你不可能左倾”。后来西安事变一发生王就悄然离去了，张对他也没有扣押。说明张对政见不同者也是宽大的。
这年的五六月间，张派我去平津动员一些人筹备成立东北同乡会，以团结东北各省的流亡人士。当时以东大同学习为主体并吸收过去上层人士共同救亡。后来在北平开成立大会时被国民党唆使一批反动分子在会场捣乱，结果没有开成。
为了积极改造东北军，张于1936年五六月间筹办王曲训练团。地点在西安以南的王曲镇，抽调东北和西北两军营以上的军官轮流受训，并先办个干部连作为训练团的骨干力量来领导全团。万毅、贾陶等都参加了干部连，我也曾参加干部连受训，后因去新疆而没有入训练团。在8月间该团正式成立时，每个班都发给一部留声机，专门放送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唱片，很受大家欢迎。又请一些人来团讲课，主要是讲抗日救亡的道理。后来蒋介石知道了，特为来团作过一次“训话”，除了“安内攘外”那套陈词滥调之外，蒋还说共产党是最近的敌人，日本离我们很远，你们不打眼前的敌人，轻谈抗日，不服从长官就是不忠不孝。引起学员们大为不满。当时苗剑秋(外号苗疯子)也在该团讲课，他就对大家说：咱们东北人，有小子骨头的，就不能让他(指蒋)站着走出去。这事被国特查知，张学良就把苗送到日本去了，直到西安事变后他才回来。
当时东北军地下党组织考虑到为了便于进行工作，坚定张学良的抗日决心，决定成立抗日同志会。军工委负责人刘澜波同志指定我为同志会简章起草人之一。在简章中规定推举张学良为会长，下设干事会由王以哲任干事长，我们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军官担任干事。这个组织于9月正式成立，那时我已离开西安去新疆。后来听说同志会成立时由张亲自主持，并由张自己指定一些人参加，地下党也提出一些人参加，第一批三四十人，后又发展一批合共百人左右。入会的都经张亲自批准。宣誓拥张积极抗日等语。
后来又在东城门楼办个学兵队，招收各地参加救亡运动的知识青年，主要是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民先队员。前后共招四、五百人，由康鸿泰(东北军团长)任副队长，李梦令(西安二中教员、党员)等任教官。西安事变后一部分队员被分配到部队工作，大部分队员与卫队团合编为抗日先锋队，归张政枋领导。东北军东调改编为一一○师，由张任师长，贾陶、解方分任团长。但该师番号未经批准，贾团又被编入五十一军了。后来张政枋到我一二九师以东北干部为骨干又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
1936年7月在上海时，张曾和党中央代表潘汉年见过面。事情经过是这样：有天张让我去广州路东一家古玩铺找一位周先生 (即邓洁同志)，然后由他约好和潘见面。我通知周先生于当天夜半 12点到张公馆和张面谈。以后就由张和潘在法租界一个大饭店会面了。张还告诉我，他已和苏联驻华鲍大使见过面，谈了我将去新疆的事。所以我一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就有苏联的教官安德烈夫来找我接上了关系。
1936年7月国民党开二中全会时，张令我同黎天才一路去南京，我的名义是张的代表和各方面取得联系。那时两广事件已经发生，广西代表刘仲容已到上海，张即令我去上海与刘见面，刘当时提出要和张面谈。待二中全会闭幕张来上海时，我向他汇报和刘见面情形和刘提出的要求。张说：两广事件已经解决了，我不能和刘见面，你可用我的名义给李宗仁、白崇禧写封信交刘带回。
上海救国会的活动。1936年六七月间我同张去上海。杜重远曾对张建议，大致是稳定西北，打开新疆和苏联的国际通道，才能考虑抗日。这与我后来的新疆之行也有关系。经杜重远的介绍张和救国会的领导人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等会面。畅谈当时各地救国运动风起云涌一派大好形势。他们要求张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张也慨允。后来救国会七君子被捕，西安事变时张提出八项主张，释放救国会领袖也是条件之一。当时张在上海的行动受到国民党的监视。张每天外出活动，时常跳舞到深夜才回他的公馆。他和我约定都是在夜半12点之后去见他。他约杜重远和救国会领袖也都是在深夜会面。
这时在上海听到国民党内部也在分化，亲日派和亲英美派发生矛盾，国民党的左派黄埔军校毕业生与留日士官生在抗日问题上也有争论。
国际形势的变化。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接着成立冀察政委会，日本侵华势力逐步向长江流域发展，这就不仅直接威胁蒋的江浙地盘，而且也影响英美的在华利益。同时由于法西斯轴心国声东击西的策略使英法和苏联同感不安。国际和平阵线正在发展之中。蒋介石对日寇提出的什么“广田三原则”、“共同防共”等无理要求，虽没有公然拒绝，但亦采取了拖的政策。这时日本首相田中奏章提出的大陆建国政策、满蒙政策早已被揭露公布，全国人民知日寇决心灭亡中国，是可忍孰不可忍!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证明如此。日本把长春改为新京，修建新皇宫，八大部，都是为日本天皇准备的，他们并未把溥仪当一回事。这种情况，英美也完全知道。国民党内部也产生亲英美派宋子文等和亲日派的矛盾。亲英美派并通过江浙财阀对蒋介石施加一些压力，不让他急剧投靠日本。至于苏联那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为了防止两面作战，也希望能安抚东方专力对付希特勒，所以也愿意和英美合作阻止日本独占中国。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抗战和世界和平。
(五)我的新疆之行
1936年8月末，我奉张学良之命去新疆联络盛世才，目的是通过盛打通国际路线，以便一旦抗日战争爆发好求得苏联的援助。
由于盛世才的要求，让张加派一名跟随多年的军官与我同去。张就派一○五师一旅旅长董彦平和我同往。因为董与盛又是日本陆大时的同学，谈话更方便些。在我去新之前，已知叶剑英同志即将来西安助张部署军事。去新疆主要也是从军事着眼。
我们由西安动身先搭飞机到兰州，然后换乘新绥汽车公司的卡车去新疆。我俩都化名说是去新疆当教员。不想到肃州(酒泉)受到马步芳部旅长马步康的留难不准通过。延搁约一周之久，我们不得已才给西安总部打电报，得到回电才准予放行，实际他们已知道我们是总部派去的了。至9月下旬才到达迪化。我们先见到苏联教官安德烈夫，他会汉文汉语，他已得知我们来意，并让我写一篇东北军情况和全国抗日运动的形势。然后与盛世才开始会谈，盛开始不相信张学良能抗日，经过多次谈话，说明国内形势和东北军官兵情绪不抗日没有出路，才比较相信了。但每天都有两位秘书陪伴我们，实际是严密监视。本来由北平去新疆的人，多半都经我替他们办的手续，那时国民党曾称我任校长的北平市立高级商科中学是新疆的办事处。但我到迪化后连一位老朋友也不准见面。后来只让我二弟栗致远(当时任市政府工程师)见一次面，盛还在旁边坐着，什么问题也不能谈，最后我去厕所时我二弟跟随前往才简单谈了几句，说明盛世才已实行法西斯统治。这时苏联教官成为我唯一了解情况的人。他对我说，这里有苏联顾问和中共领导人，有机会你去看看他们。后来他又说恐怕引起盛世才的怀疑。因此，就一概不见了。安还说，你的那篇形势报告已送给斯大林了；对于你们要求的援助没有问题，可以在平凉(甘肃省)建立个兵工厂，不知那里有没有电灯厂，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我说平凉是专署，有电灯厂，但我不知是交流直流。他说那没关系，可以用变压器嘛。我在新疆住了两个月，事情已经办的差不多了，就打电报要求回西安。这时张又来电让盛也派个代表团去西安，盛没有立即答复，我们又等一个时期，西安事变就发生了。这时大家都紧张起来了，盛派新绥汽车专门送我们。苏教官让我再次来时带个军事代表团好同去莫斯科。我们动身来新时张曾提出把杜鹤年(党员，原东北军团长)要回来给他当个师长，杨虎城让我们把刘佛吾(党员，陕西人在新疆任县长)带回来，过去盛一直不表态，这时也都答应等他派代表团去西安时一同去。
当时我们归心似箭，谁知刚过星星峡不远就遇到由甘肃返回的汽车，说是河西走廊有马回回军队正和红军作战，交通断绝不能通行，而且见到汽车就扣留等等。我才考虑怎样走法，能否改道走北路奔绥远。这时董彦平决定不能前进，只有返回迪化另想办法，或由飞机来接，他还直接和盛世才通了电话。我们就这样又回到迪化。经过和西安联系，张同意派飞机来接，新疆又不同意在迪化着陆。西安又来电说在星星峡外降落，只要新疆在那里设个标志，也回电不行，于是就考虑经北路奔绥远了。正在这时得电蒋介石已释放回京，过几天又得知张学良在南京被扣。我们此行任务已完全落空，延迟到1937年1月才向北路进发，一路因设备不全，每天住帐篷喝雪水，于2月2日到达归绥。这时见报载双二事件已经爆发，我与董彦平商妥，我们已被通缉，只有化装蒙民，赶快去北平，再迟就走不成了。恰好次晨即有平绥快车，我们买好车票乘人乱之际于开车之前登车。这时国特已在登车查找，因为我俩分坐在一节车的两头，相互约定有一人被捕另一人即下车逃跑。我看到军统包景华率几名宪兵上车，因我隐蔽在靠车厢门的一角，他没有注意，只顾着向前看，然后往前几个车厢去查，不久就开车了。到了北平我们从西直门下车，我到一个朋友家暂住。到4月间听说通缉令已失效，我才又开始活动。我于1937年4月到西安办事处见到叶剑英同志，他对我说：张先生好啊，他一见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就决定放蒋，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在我去新疆前后，苗勃然曾两次去绥远见傅作义。解方也曾代表张去广西见过李、白。这都说明在西安事变前后张的对外联系。
(六)包围陕西省党部是促成事变的近因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1936年8月末，宋黎和关时润(即吴俊如)在张学良公馆秘密研究成立学兵队的事情。宋离开后，当晚关即接到孙铭九通知说宋黎和马绍周被捕。关赶快去西北饭店宋黎住处想找回有关学兵队的计划。当关到西北饭店宋的住室时，国民党特务正在搜查宋的东西并将关撵了出来。关到饭店大门将要回家时，即被两个特务将他绑架到省党部，并被关在一间小屋里有两人看守他。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时，忽然听到紧张的砸门声，两个看守人员持枪外出，关也出门观望，走到西院，看见10几名穿草绿军服的士兵和几名军官，其中有一○五师副师长谭海和卫队第一、二营的营长，他们认识关。谭海就问咱们的人呢?关说都在东院，就有人去东院查找，关就回张公馆了。
宋黎这时已先来到张公馆。他是昨晚在一个胡同里走路被两个特务逮捕的，在押送途中遇到十七路的宪兵营巡逻队，宋大喊“土匪绑票”，巡逻队上来把他和特务一齐送到宪兵营部。宪兵营长宋文梅认识宋，就让宋给张学良打电话，张即派汽车把宋接回来。马绍周是在西北饭店住处被逮捕的。
在宋黎被捕的当晚，车向忱曾去西北饭店找宋，一进院看到情形不对，他就在院内大骂说：“宋黎这小子借我的钱不还，跑到哪里去了……”一边骂一边走就离开饭店了。
在关、马、宋被捕后，张学良曾三次派人到省党部要人，省党部推说没有捕人，张发怒说这一定是土匪干的，于是下令西安全城戒严，调一○五师第一旅将西安城包围起来，并用他的卫队一营将省党部大门砸开，救出关、马二人，同时还逮捕了省党部肃反室主任，押在张公馆的卫队二营营部，过了一些时候才释放的。
当西安全城戒严时，陕西省主席兼省党部书记长邵力子率领国民党在西安的一些头目来见张学良，询问为何戒严?张说：“西北由我负责，你们乱抓人也不告诉我，我把抓人的和被抓的都抓起来，亲自问问。”那些头目说抓的是共产党，同时拿出一个要逮捕的黑名单共有200多人，其中有刘澜波、力秘书(即栗又文)等人。张说：“我的秘书我还不知道，哪有这个力秘书?”同时张学良出来告诉别人去把刘澜波接来，在另一个屋子里，要刘回去把住屋收拾干净，在家等着张派人去抓他，送他到军警督察处，好和国民党打官司。刘澜波就这样被抓到督察处了。
关和宋见面后接到孙达生电话，因孙见刘被抓走不明真相，想来问问情况。孙来后正和关等谈话，谭海进来对孙说，你不是孙达生吗?我领你去见副司令。见面后张问孙：“你是不是共产党?”孙答不是。张说：“人家都说你是共产党，我把你送到军警督察处去，你和国民党打官司去罢。”就这样孙达生也被送到督察处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开庭审判刘澜波、马绍周、孙达生三人。刘澜波在法庭上大讲抗日救亡的道理，经军法会审宣判他们无罪，刘、马、孙三人就都释放了。
因为这次事件发生在8月29日，按照韵目计算是个“艳”日，就称为“艳”晚事件了。
发生事件的当夜，邵力子一再向张学良道歉，连说几个“副司令息怒”……并保证今后停止陕西省党部的活动。张学良也给蒋介石去电自请处分，经陈果夫、陈立夫代蒋回电大意是处置恰当，免予议处。这件事表面上是平息了。但包抄国民党省党部非同小可，在南京认为是大逆不道，不过慑于张的势力和正值“剿共”之际不得不暂时压下而已。实际是从各方面对张施加压力，却是促成西安事变的近因。
1936年9月朱理治同志来西安任东北军党的特派员。东北军工委仍由刘澜波同志负责。由于朱来后可以直接和党中央联系，比东北军工委向北方局联系方便得多，党的各项工作就更顺利地开展了。由于东北军各基层多数已建立起党的支部，士兵觉悟大为提高。加上前线红军发表告东北军将士书以及各种形式的喊话和演出、联欢等等，使全军将士联共抗日的形势日益高涨。
1936年9月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女士即《续西行漫记》的作者，来到西安。张和她见面时曾发表讲话，主要内容是主张抗日，反对内战。这个讲话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了。
同年10月5日，接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写给他的一封信。信的上款称“汉卿先生阁下”，中间提到“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华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下款署“毛泽东、周恩来10月5日”。
(七)蒋亲临西安部署“剿共”军事，加速了事变的进程
1936年10月，蒋介石在洛阳庆祝50大寿后，率领军政大员 10余名来到西安。蒋住在华清池，继续借庆寿为名，实际是在研究“剿共”军事行动。蒋这时已完全不信任张学良和杨虎城了。蒋在军事会议上公开指责东北军、西北军“剿共”不力。并且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东北、西北两军立即执行命令彻底消灭红军。如果这点办不到，即按第二个方案，将东北军调到福建，把西北军调到安徽，由中央军直接担负“剿共”任务。当时已经任命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中央军主力部队已在潼关外沿河南一线待命。在这种情势下，除了发动事变外还有什么其他出路?因此蒋的亲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正是促成西安事变的直接因素。
二、西安事变当时的实际情况
(一)1936年10月间，蒋介石在洛阳庆祝50大寿之后，假借避寿之名来到西安，住在临潼的华清池。当时召来军政大员10余人，其中有陈诚、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蒋作宾、万耀煌、蒋百里、钱大钧、朱绍良、邵元冲等。张继这时也以他事来西安，他们都参加了“剿共”军事会议。这个会议主要是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迅速剿灭红军，并责难东北、西北两军“剿共”不力。
张、杨两将军对蒋一再陈述日军节节进逼，两军将士不愿再打内战，表示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意见，反而遭到蒋的严厉斥责，并重申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不消灭共产党，谁也不准谈抗日等等……。张、杨两将军经过苦劝无效，才终于被迫实行“兵谏”(战国时代楚鬻拳故事)，于12月12日凌晨派兵捉蒋。
(二)在事变的前三天，当一二九周年纪念时，西安学生游行示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浩浩荡荡向临潼蒋的住处进发。蒋已命令卫兵布置机关枪，准备实行大屠杀，张学良闻讯后唯恐同学们遭受惨杀，随即驱车赶到游行队伍前面拦住同学们，劝大家回城等候他去劝蒋，并向同学们提出保证：我一定苦劝，保证在三天内答复同学们的要求。这样才把游行队伍劝止住了。过了三天正是“双十二”，就爆发了西安事变，可见这时张已胸有成竹，善劝不听只有诉诸武力了。
在派兵捉蒋之前一天，曾由警卫团孙铭九团长等到华清池前后院，借保卫为名察看地形。并由张学良亲率骑六师团长刘桂五 (后升任骑六师长)去见蒋，张对蒋说，刘是我部下的一个团长，他是热河人，有爱国心，一心想要抗日，我说服不了他，请委员长直接教训教训。经蒋同意，张即把刘带进蒋住室，令刘认清蒋的面貌，将来包围时如蒋逃走好便于捕获。后来刘桂五到马占山东北挺进军时，亲自对我讲：副司令(指张)胆子真大，他把我介绍给蒋后就出去了，到别的屋里和那些侍从们闲谈。如果我当时向蒋告密，这件大事不就全完了嘛?
次日孙团长率兵攻进华清池捉蒋，刘桂五所部骑兵即在骊山周围巡逻，如果蒋由山上逃下，刘认识了他，骑兵追得又快，马上即可捕获的。张曾一再嘱咐他们，一定要活捉蒋介石，决不准伤害他。
在12日凌晨，蒋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经卫兵报告东北军已攻进院内。这时蒋惊惶失措衣服也没穿好，满口假牙也没来得及戴，即由卫士扶过后墙向山上逃去。因为墙高跳下时摔伤了腰，又因山路不平，荆棘丛生，把他的手足都刺破了。后面追兵正在向山上搜寻，这时蒋才不顾一切地爬到一块大石头后面的山窝里躲了起来。经过一番搜索，蒋终于被发现，他颤巍巍地被孙团长背下山来塞进汽车送到西安新城大楼(杨虎城的办公地点)。后来又被转移到金家巷高桂滋的公馆。
(三)蒋被捕后，张、杨二将军提出八项主张通电全国。这八项主张是：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杨的通电在拍发时被内奸交通处长蒋斌所扣压，并向何应钦报告西安事变情形。何即将国内邮电全部加以控制，并造谣说西安已全部赤化，蒋介石已被杀害。这事经查出后，当即把蒋斌逮捕，由陈先舟接任交通处长，才与各地取得联系。
后来上项通电发出，各方回电不一……阎锡山曾提出几个什么乎?后来经过三方面会谈，蒋已表示同意了，但他回南京后除了停止内战外，其他各项均未实行，并且扣留了张学良，说明蒋的背信弃义毫无诚意。
西安事变后，当即接收了国民党的机关报《西京日报》并改名为《解放日报》。此外还有张的机关报《西京民报》，和杨的《西北文化日报》以及地下党的《工商日报》和地方人士办的《秦风日报》等，还接收广播电台等宣传机构。当时由王炳南同志和江隆基同志负责宣传和群运工作。
外国友人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到西安，张学良曾与她谈话，说明这次事变的意义，经她由美向世界广播。
(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胜利。
张、杨捉蒋后，立即去电请中共中央军委派代表前来协商解决西安问题。周恩来副主席于12月14日由保安出发，16日到延安乘张学良派来的波音飞机来到西安。周副主席和张、杨两将军见面后，首先肯定西安事变是正义的爱国行动，然后根据中共中央解决事变的方针，向张、杨和两军将领耐心地进行说服工作，使张、杨两将军赞同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事先叶剑英同志已来到西安，直接参与这项工作。周恩来同志向各有关方面用各种方式分别进行座谈说服工作，终于使大家意见趋于一致，然后与蒋进行谈判。事后我听张学良的秘书长吴家象讲：周先生实在令人敬佩，他能够把那么多反对他的意见的人说服过来，真是不易!
12月12日天明，群众得知蒋介石被捉后，欢声雷动，自动地组成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东大街行进。这时西北“剿总”的牌子已被换上“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的牌子。陕西省党部的牌子也被换上“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的牌子了。
南京政府当时一片混乱。亲日派何应钦决定组织“讨逆军”，下了讨伐令，并由刘峙、顾祝同等率领大军向潼关进发，同时又派飞机来西安附近上空进行轰炸。其目的是欲置蒋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
张学良命令驻守洛阳的东北军炮六旅旅长黄大定截断陇海铁路，阻止“讨逆军”通过；杨虎城也命令冯钦哉军扼守潼关抵抗南京部队西进。但黄、冯二人均叛变，致使南京军队顺利到达潼关并向华阴渭南进犯，被东北军常恩多等部击退。
这时蒋的顾问端纳(原张学良的顾问，澳国人)先来西安，探听情况。当他与张、蒋见面后即电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前来西安与蒋会面。在开始会谈时蒋拒绝张、杨的八项主张，更怕和周副主席见面。及至宋氏兄妹来到向他说明南京是戏中有戏，特别是宋美龄对蒋说：人家(指何应钦之流)是想害死你，你还不赶快答应条件，争取早点回去?否则夜长梦多，前途不堪设想。这时蒋介石才恍然大悟，不禁痛哭起来。随后举行张、杨、周、蒋三方面的会谈就比较顺利了。最后蒋虽然答应了和平解决的条件，但仍不愿签字，并表示个人以人格保证。这才于12月25日释蒋送回南京。后来，蒋介石还发表了声明(即所谓“对张、杨训话”)，说什么“言必信，行必果”。至于为什么在这天放蒋，则是由于宋美龄向张学良提出：蒋先生是基督教徒，25日是圣诞节，应该让他回南京过节呀。实际她是怕夜长梦多，不知又发生什么变化。
(五)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并失掉自由。
有人说张不了解蒋的为人，送蒋回京缺乏考虑。据我所知，张当时还是经过一番考虑的，正因为他了解蒋的为人，才不得不亲自去送的。平时我们与张闲谈时，曾涉及到蒋的一段故事。他说在北伐前，蒋曾给国民党元老许汝为(即许崇智)写过一封内容不大妥当的信。后来蒋当了总司令，认为这封信是他的盛名之累，就派人疏通想要回这封信，许答应退还。但当原信退回时，蒋仔细观察发现信纸的四角有图订痕迹，知道已经拍过照，就把原信又退给许了，从此两人一直不睦。张说蒋疑心太重，是睚眦之怨必报的人。
张当时曾把蒋介石和张作霖相比，他说：“大元帅(指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而无雄才。”意指蒋的气量狭隘，缺乏一领袖人物宽宏大量的气魄。
在张送蒋的前一天，东北军领导干部开会时，有周恩来副主席参加，大家一致意见，劝张不要亲送，周副主席还讲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放蒋是为了合作抗日，亲送大可不必。张当时未加可否。到第二天即12月25日，张送蒋登上飞机后，接着自己也登上飞机走了。
谁知到了南京之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先是对张实行军法会审，定为以下犯上罪判处10年徒刑。蒋又耍个花招，用他个人名义保释，说念张年幼无知，由他负责教管。直到现在经过40余年，尚未获得自由，成为无期徒刑。当时有人把放蒋比作京剧连环套里窦尔墩曾“摆队送天霸”，可惜张亲送蒋回京又来个“负荆请罪”。
在张送蒋中途到洛阳下飞机休息时，还有一段插曲说明蒋的奸诈。蒋当时假惺惺地对张说：“汉卿，你回西安吧，不要再送了，因为南京有人对你不谅解呀!”实际他用的是激将法，正是因为这样，张才不能不亲送到南京的。至于蒋发表的所谓“对张、杨训话”根本即非事实，无非为表示他的人格伟大。后来宋美龄还发表了什么《西安半月记》就更是一派谎言了。
(六)西安事变中的一些轶闻。据我回忆，当时有以下几件事都在传说。
1．在西安事变的前夕，张学良和几位军政大员由华清池回西京招待所，张亲自开车路经灞桥时，他对大家说，你们的命都在我手心里攥着呢。众惊问何故?张笑着说，我的手一偏汽车掉在桥下，你们不就都完了吗?大家为之一笑。实际这正是张即将举行事变的双关语。
2．特务头子戴笠在蒋被捉后来见张学良。张笑着问他说：老戴，你们的特务工作怎么做的?这么大的事情竟然不知道?戴嗫嚅半晌答道：我们从来也不敢做副司令的特务工作呀!
3．蒋孝先闻变逃往临潼，被东北军拦住问他是什么人?他报了姓名让士兵把他送交张学良，他认为张决不会杀他。在送往西安的途中遇到学兵队的人，其中有在北平遭受宪兵三团毒打的，认识蒋孝先，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当时就把他打死了。这个杀人的魔鬼就这样结束了一生。
4．南京来的军政大员都被扣在西京招待所。外边有卫兵包围，不准他们自由行动。邵元冲妄图爬墙逃出，被士兵一枪击毙。后来其他大员都释放了，邵并不是带兵的人，反而丧了性命。偌大的西安事变就这样只死了以上两个知名人物。
5．把蒋由新城大楼移住高公馆时，他不肯去。孙团长亲自来搬，蒋怕得要命误认为是要枪毙他，双手紧扳住床栏，连说我人格伟大，要死就死在这里。孙一再向他解释，这里地方小不好警卫，搬到高公馆，那外边还有围墙，警卫安全，而且来人谈话也方便。经过长时间劝说他才同意了。
6．蒋在被捉后由西北军、东北军几道防线看守。最初看守他的西北军官宋文梅是杨虎城的宪兵营长。蒋想收买他，就问宋住过什么学校?宋说住过中央军校。蒋这时更高兴，又问是哪期毕业的?宋说，没有毕业，因为被校长(指蒋)把我开除了，使蒋贿买的阴谋失败。后来就改变保卫方法，由东北军和西北军里外几层每天轮换，不让蒋再有施展阴谋的机会。
7．蒋被捕后一天没吃饭，给什么饭菜都不吃，张、杨都着急了，后来一个士兵笑着说，蒋的满口假牙都没戴，没法吃东西。于是张才悬赏一百元去临潼找到假牙，给他戴上才开始吃饭。士兵们后来笑着说原来他是个无齿(耻)之徒，即由于此。
8．当蒋听说周恩来到西安时，吓的要命，因为和共产党的血海冤仇，认为这回一定准死无疑。及至和周见面寒喧，周说10年不见了，委员长可好。接着周向他表示只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绝对不记前嫌，他才放心了。据目睹的人说蒋当时吓得浑身发抖。
9．在张亲自送蒋被扣后，有说张太感情冲动，吃了大亏，据我所知，张当时决定送蒋是有他的目的的。因为捉蒋是为共同抗日，亲自送蒋求得谅解，还是为了共同抗日。表示心地光明，没什么顾虑。还有人告诉我，少壮派孙团长曾跪着抱张的大腿不让他走。张把手拍住胸膛说，你用手枪打死我吧，不然我就得走。可见张送蒋的决心。
我从过去张的许多行动中如东北易帜，枪毙杨、常，戒毒药针，下野出洋，以及这次的捉蒋放蒋等一系列行动肯定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不决定则已，既然作了决定就不顾一切贯彻到底。
10．西安事变之后，陈诚曾发誓说：“今后如果消灭了东北军我不姓陈，但是如果还让东北军继续为害我也不姓陈”。后来东北军东调以及抗战后，把东北军分隶几个战区，使东北军这个集团不复存在，正是实践了他的誓言。
由于我所知道的当时情况不够完整，也只能写这些了。
三、事变的余波和后果
(一)张送蒋回京被扣使东北军内部矛盾激化
西安事变捉蒋后，几乎是举国欢腾。后来听说放蒋回南京，大家同感愕然。尤其在东北军，东北大、中学校，东北流亡人士中间，都纷纷议论。当时东北学兵队即开展很大的争论，我们地下党派人去解释为了和平抗日必须放蒋的道理，但在一些人心中仍然抵触很大。有的认为放蒋是纵虎归山，留下后患。当时在北平已成立了“东联”的组织，是由十几个救亡团体联合起来，其中也对放蒋与不放争论很大。但总的说来，对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认识大大提高，这对于后来实现合作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
张学良送蒋到南京被扣，在奉化软禁时曾给东北军高级将领写过一封信，引起了全军特别是少壮派极大的悲愤。
张的信是写给于学忠并转东北各军长的。信的开头即讲：“话不知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中间一段是劝告东北军将士要以大局为重，要注意保持团结，打回老家去。最后两句是：“西望云天，不胜依依!”语极沉痛!
由于张学良被扣，在东北军内引起很大波动。当时营救张的气氛很强烈。少壮派更是慷慨激昂，提出要以全军将士名义打电报给南京政府请求释放张学良。但是由于有些元老派将领主张慎重从事，请求放张的电报一直没有发出。这时张慕陶等托派分子正在西安从事破坏活动，并造谣说：王以哲军长已受南京收买，得到黄金几千两。这就扩大了少壮派和元老派之间的矛盾。
(二)双二事件，王以哲被害
1937年2月2日爆发了杀害王以哲的“双二”事件。据我所知，杀王的主张是应德田的决定由孙铭九执行。王被杀后经过搜查，并未发现家中藏有大量黄金。但大错已经铸成，局势无可挽回。元老派为了悼念王以哲，竟然将高福源同志(当时任一○五师一旅旅长)杀害，声称为王军长报仇。其实高旅长也并非杀害王的凶手 (凶手是于连长，也被杀)，只是为少壮派所拥护而已。这样一来，东北军新老两派互相敌视更加紧张，大有爆发内战之势。后来高陵会议，经周副主席指示由刘鼎同志把少壮派三个主要头头(苗、应、孙)护送到三原红军驻区。又由三原送到淳化，以后送往平津。张学良得知此事，很慨叹地说：王军长死的冤枉。这三个人，苗是疯子，应象头牛不听话，孙象个小孩，他们怎能办好事情。听说张对此事甚为伤感。
这事还可追溯一下。在张离开西安时曾把东北军的指挥权交给于学忠，而没有委托王以哲。实际在东北军中王以哲的威望较高，而于学忠原非东北军嫡系(系由直系投来的)很难控制全军。我于1937年4月去西安见于学忠时，他对我讲：东北军东调的方案已定，不久即将开往安徽、河南。又说这次行动(指西安事变)人家不谅解呀!说明他对事变的原因既不够了解，而对张被扣后的局面更无力控制。如果当时张把兵权交给王以哲，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关于张送蒋被扣事，因为当时宋子文曾作过担保。1937年四五月间我在上海曾和高崇民、苗勃然等去过宋子文公馆，谈及此事。宋耸耸肩膀说，张的生命安全没有问题，至于恢复自由就很难说了，因为蒋先生还很生气，现在不好讲话。随后他又问了一下东北军东调后的情形。张学良将军从此就被长期监禁了。
(三)东北军东调，杨虎城出洋，三位一体被肢解
在西安事变前人人盛赞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三位一体，由于王以哲被害，东北军内部分裂，接着就全军东调。与此同时杨虎城也被迫下野出洋了。我于1937年在西安见到杨虎城时，他曾对我讲过，南京对西北怀疑心很大，正在逼迫他去职出洋，他正在等南京的电报，后来南京来电报，他就出洋了。
由于东北、西北两军的首领都不在了，蒋介石就放手地大杀大砍，把三位一体肢解了。红军由于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继续团结各方面抗日力量，在以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还听说，当蒋介石接到双二事件电报时，唯恐东北军内部矛盾尖锐，少壮派将请红军进入西安以解决和元老派的对立。这时蒋曾想放回张学良解决东北军内部的问题，以避免红军进入西安。听说已令张自乘的波音飞机升火了，待接到电报双二事件已经和平解决，几个少壮派头头被送走时，他又不放张学良回西安了。
(四)东北流亡人士的继续奋斗
东北救亡总会的成立是西安事变的继续。1937年4月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由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陈先舟、卢广绩、李延禄、孙山、刘澜波、栗又文、解方、张希尧、董林阁、刘丕光等 10余人发起筹备成立东北救亡总会。上海筹委会确定起草简章内容及大会成立日期等项，并以筹委会名义通知各地征求会员。
1937年6月在北平东北大学礼堂开成立大会，参加者有各地我党同志、东北名流、刚从海外归来的东北爱国人士及东大同学等共千余人。“东联”各团体亦以集体和个人名义参加总会。
大会选举常委若干人，秘书长及各部委工作机构负责人。总会经北方局批准成立党组，由刘澜波同志任党组书记领导总会工作。大会成立后即派有关同志分赴各地建立分会。当时已成立分会者有西安、武汉、安徽、绥远等处。抗战后绥远分会以东北挺进军驻地为中心(在陕绥交界)改称西北分会，并在太原、延安设东总通讯处。
七七抗战后，总会先迁南京，于1937年底又迁至武昌明月桥。这时会员已达10余万人，由党组书记刘澜波同志负责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受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当时总会办有青训班，请邓颖超等同志来讲课，并派徐寿轩等参加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工作。总会还出版机关刊物《反攻》由于毅夫同志主编。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东总”迁至重庆，在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同志领导下，继续进行工作。
(五)周恩来同志指示要“抗战到底”
这时国民党借口全国抗战，已实行取缔各地救亡团体，唯“东总”巍然独存。当时国民党曾散布妥协投降，失败主义的论调，我党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的口号。
后来周恩来同志告诉我们说，抗战到底的这个“底”字，国民党的理解和我们不同。他们的底是“芦沟桥”，打到那里就停战，不要东北了。我们的“底”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有你们东北救亡总会的存在，国民党想不要东北也办不到。所以“东总”的活动是很重要的。今天看来，周总理40年前的指示是何等明确，何等重要啊!而“东总”的同志也确实遵照总理的指示不断地进行战斗，直到全国解放。许多优秀同志在战斗中牺牲，大批同志则回到东北担负领导工作，成为建设祖国的骨干。
周恩来同志对张学良将军一直是很关心的。
1961年12月，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会上，高崇民曾赋诗一首，题为“有怀张将军”，其末两句是：“今日座中皆旺健，一人憔悴在东南。”周总理阅后说：憔悴二字太消极，可改为奋斗二字，即最末句为“一人奋斗在东南”。说明总理认为张是在那里奋斗呢。就是在这次纪念会上，周总理提出成立西安事变史料征集整理小组。
张学良被囚禁多年，失掉自由。但党中央、周恩来同志始终确认张先生在历史转折关头，是个好样的爱国者，是个好朋友，是个民族的有功之臣。这就是党对张将军的评价。
张学良对周恩来也是非常钦佩的。记得在1962年前后，我在高崇民处曾看到张在莫德惠所办的刊物上发表一篇自叙体的文章。其中提到他之所以举行西安事变，是由于目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不可能抗日救国。他在文章中还提到在延安和周总理见面一事，他写到：“周恩来真算大胆，敢只身来和我见面，如果我把他扣下怎么办?”接着他又写“安有鸩人羊叔子?”(通鉴晋纪羊祜，陆抗故事)说明只要彼此相见以诚，可以化敌为友。张的文章中还提到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到西安后即成为事变当时的谋主。可见周恩来同志当时所起的作用，和张学良对他的尊重。登这篇文章的刊物刚发行就被蒋帮收回焚毁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回忆的。
抚今思昔，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安内攘外”的错误政策，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促成了国共的二次合作，才有以后的全面抗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这就是在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亲临西安，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成果。
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