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西安事变前的东北军学兵队
康博缨
自从1935年下半年张学良将军率领东北军进入西北以后，由于东北军在战场上一再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同时也由于我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张学良和东北军进行了多方面的争取工作，形势变化很快。不仅东北军广大官兵日益滋长着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张学良本人也逐步认清了形势，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特别是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在延安和周恩来同志会谈以后，他的联共抗日的决心更加坚定，在行动上也更加积极起来。他接受了周恩来同志关于“干部要在培训中选拔”的建议，一面和杨虎城联合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训练连长以上，团长以下的军官，一面在东北军内部秘密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培养新的军事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我当时曾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干部连受过训，又曾担任学兵队的队长，现就成立学兵队的经过及其前前后后作如下忆述。
一
先简单写一点关于王曲军官训练团干部连的情况。
1936年五六月间，张学良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成立了一个干部连，调集了东北军各部队的少校以上军官120余名集中受训。我当时在一○五师任第七团中校团副，驻军洛川，这次也在被调之列。干部连由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分任连长、副连长，下分9个班，除班长由军职人员担任外，副班长由政治工作人员担任。我的副班长即是刘澜波同志。他当时是我党东北军工委负责人之一，我在他的启发和帮助之下，政治觉悟得到了不少提高。
干部连设在王曲镇太师洞院里，讲课开会就在城隍庙的大殿里进行，训练为期一个月，以抗日教育为中心内容，除了经常举行形势报告外，主要课程还有游击战术，军队民主生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张学良亲自主持干部连的训练，他自己也住在太师洞连部附近，并且经常在午、晚两餐时间和大家一同在餐厅进餐，利用进餐时间和大家交谈，或者提出问题，指名叫某个学员回答。有一次他突然点了我的名字，问我东北有多少条铁路。我猛地站起来，来不及仔细想好就说出了各条铁路的名称。他接着就问：“还有没有了?”我一时愣住了，幸亏身旁一位学员提醒，小声说了一个“吉”字，我才想起，我漏说了一条吉会路。
某天晚餐后，张学良在暮色苍茫中同我们大家谈到了九一八事变的问题。他感情激动地说：“我张学良可以向大家表示，我一定不辜负东北父老兄弟姊妹们的期望。我把你们从东北带出来，也一定要负责把你们带回东北去!”接着他谈到九一八事变的责任问题，说：“有人说我不抵抗，我可以对你们说，是谁叫我不抵抗的?”随即用右手拍着军服左上方的口袋说：“不让我抵抗的证据，现在还在这里!”他还对九一八事变后一些有关他的私生活问题的传说进行了驳斥，愤慨地说：“这完全是造谣诬蔑，我直到今天连胡蝶这个人是个什么样子都还不知道呢?”
干部连训练结束后，所有受训人员除另有任务者外，一般都留在军官训练团，担任以后各期的班长，起着骨干作用。我在第一期后则仍回到洛川。
二
我回到洛川不久，就接到张学良调我去西安的电报。我到了西安，首先和孙铭九(当时在张学良的警卫部队手枪营营长)见面。他告诉我说：“副司令现在要成立一个学兵队，从北平组织一批青年学生来西安接受军事训练，目的是把他们培养成为新的血液，输送到各部队中去，以便改造部队，为抗日做准备。副司令让你担任学兵队的队长，另外调于经哲做队副。”
原来，成立学兵队这件事是我党东北军工委通过刘澜波、宋黎等同志向张学良提出的建议。张学良同意后，就指派孙铭九负责筹备，并派人去北平与北平学联联系，招收青年学生来西安受训。我接受这个任务后，感到很兴奋，立即着手筹备。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所有一切筹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为了便于保密，选定西安东门的城门楼作为队部。当时张学良手枪营营部就设在东城门楼的东楼一楼，一切后勤，如经费、伙食等等，均由手枪营的劳需负责办理，以手枪营的名义提请“剿总”拨发，不用学兵队经管。除由我和于经哲分任队长、队副外，另外还有一个队副孙巨奎，专门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各分队长一律由东北军各军、师中选调，各班班长则从手枪营中选调，另由每班学生中选出一名副班长，也叫作政治班长。军事训练计划由于经哲负责拟订，确定以3个月为一期，以完成连的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为初步目标。
筹备工作大致就绪后，大约在8月下旬某日，关时润等同志前往北平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到达西安。我们事先包好一家澡塘，学生一下火车，就带领他们径奔澡塘，先把头发一律推光，然后洗澡，洗澡完毕才把他们带到东城门楼上，换上军装。
第一批学生共有120余名，编为一个连，第二批学生到达后改为第一连。这个连下分3个区队，每个区队3个班，共9个班，住在东城门楼的东楼上，一律地铺，伙食按士兵标准待遇，衣服用具都由部队供应。第二批从北平招来的学生于10月下旬到达西安后，编为第四连，住在东城门楼的西楼上。另外还有一批是在西安就地由各救亡团体介绍而来的，分编在一连四连中。其中还有一些东北军干部的子弟以及一些在部队参军的学生。全部学兵队共有300多名。
学兵队招收的这300多名学生，由于都是经北平地下党组织和西安各有关团体介绍来的，政治素质是好的，特别是从北平招来的两批学生，绝大部分都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其中除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外，很多人都是民先队员。
学兵队中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同学，以及就今天回忆所及，有以下一些人：王一平、王西萍、刘景希(谷牧)、吴铎、赵天野、秦川、曲径、张保忠(张化东，西安事变前被调到手枪营任第七连副连长，参与了华清池捉蒋的战斗)、张桂、孙树峰、王建中、高良(高寒松)、徐瑞林、王林、谷乃瀛(谷小波)、何畏之、陈志孝、任志远、张岗、汪洋、张琳、丁克、邢程、高翔(郭峰)、杨恬、赵化南、向阳(原名刘××，现在防化兵)、贺威、方树栋、臧超英(冷拙)、杨西光、乔晓光、罗立宾 (赵秋苇)、李伟、陈克、黄耀华、苏恩起(苏我华)、孙应毅、谢方平、李震、高阳、姚伦、纪廷榭、林千、王再天、敖伯风(高锦明)。
第一批学生入队后，8月下半个月是准备教育阶段，9月初开始正式训练。军事训练在制式教练，战斗教练的基础上以学习游击战争的战术为重点，并以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作为重要内容。政治训练除形势教育外，政治课一律由关时润同志负责安排，与于经哲同志协议时间。还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课程，分别请人讲授，此外还曾邀请刘鼎、孔祥桢等同志讲授“军队政治工作”、“红军的军事民主”等问题。这些课程都采取课堂教学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由于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比较高，学兵队的政治气氛非常热烈。他们编写了许多反映抗日救亡问题的墙报。如斯诺的《西行漫记》译稿也最先在学兵队的墙报上刊登。此外歌咏、演剧等等文艺活动也展开得很活跃。在这种气氛影响之下，不仅各军事班长的思想迅速起着变化，甚至手枪营的士兵也受到感染。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件事，一件是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的纪念活动，一件是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一件是请愿援绥。
9月18日，学兵队在西安城里东南角的一块空场上举行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会。全体学生面向东北，会场主席台正中悬挂了一幅特制的象征东北白山黑水图形的旗子，气氛庄严肃穆。刘澜波同志在会上讲话，大意是说：我们东北军流亡关内已经5年，我们不应忘记我们的家乡还有3000万父老兄弟姊妹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过着悲惨的生活。目前，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他勉励同学们要本着抗日救亡的初衷，遵守组织纪律，克服自由散漫习气，努力学好本领，为还我河山、光复故土贡献力量。应德田、孙铭九、苗勃然、宋黎等也参加了大会。大会最后在高唱“流亡三部曲”的歌声中结束。这次纪念会实际上可以说是学兵队的开学典礼，也是一次效果很好的抗日救亡动员大会。
10月19日，在学兵队隆重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会上，刘澜波及许多人也参加了；特别有的区队长讲：“要打下城门楼去!”都说明当时抗日气氛的高涨。
11月中旬，全国各地由于日伪军进犯绥远，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援绥运动，西安各救亡团体也纷纷起而响应。学兵队第一、四两个连由王西萍等同志带头，首先提出了直接参加绥远抗战的要求，得到了全体学生的热烈响应。他们要求面见张学良请愿，并且为了表示决心，实行绝食。经我们几个负责人进行劝说并答应把他们的要求代为转达张学良，学生们才在绝食一天之后开始进食，但表示如果张学良不允接见，他们仍将继续绝食。
我和孙铭九商量之后，由他把情况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表示同意接见。第三天下午，张学良在金家巷西边手枪营一个连部的院子里接见了全体学生。他站在“凹”字队形的前面，向学生作了一番极其真诚坦率的讲话。他首先对大家关心当前局势表示嘉许，并且说他自己身上压着国难家仇，要求抗日的心情和大家一样的。但是，我们抗日不能只凭少数人一时血气之勇，必须全国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才能把日本赶出中国去。国内问题不解决，意见不一致，抗日是不可能的，现在需要解决目前存在的障碍。最后，他说，“许多真实情况你们还不了解，我现在也不便向你们说明。希望大家相信我，我一定要很快促成一致抗日。我绝对不会在你们面前失信，很快，也许就在最近，你们就会看到我的行动!”
张学良讲话结束后，全体同学回到东城门楼上进行了分组讨论。大家都表示满意，并且怀着热切的心情期待着张学良许下的“很快，也许就在最近”所要采取的行动。果然，不久之后，他就和杨虎城将军共同以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实践了他的诺言。
三
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学兵队在前几天就开始了纪念一二九运动的筹备工作。学生们编写诗歌，练唱歌曲，排演话剧，准备在这一天晚上在东城门楼上举行纪念晚会，欢迎东北军到西安来开会的军、师长参加。
当时西安已经面临剑拔弩张的局势。蒋介石于12月4日由洛阳来到西安，向张、杨两将军摊牌，迫使东北军、十七路军“剿共”。张学良“哭谏”无效，便下定决心和杨虎城实行“兵谏”。东城门楼下，四周密布宪兵、特务，如临大敌，西安古城上空弥漫着一片杀机。
9日那天，学兵队仍按照训练计划，到大雁塔附近进行野外演习。休息时间，很多人登上大雁塔眺望，有人在塔里用白粉笔写了“打倒蒋介石”的标语。演习结束后，全体学兵队迈着坚定的步伐，高唱着革命歌曲，怒视着密布在东城门楼周围的反动鹰犬们，从马道登上了东城门楼。我临时决定，利用时机举行一次以排为单位的“分列”和“阅兵”的检阅。从西楼下开始，经东楼下通过检阅台，绕瓮城一圈，回到西楼下集合。检阅时，同学们个个精神振奋，态度严肃，步伐整齐，充分显示出他们的高昂斗志和几个月来军事政治训练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我们野外演习回来以后，才了解到，这一天西安全市1.5万名青年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轰轰烈烈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愿运动，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竟向请愿群众开枪射击，打伤了东望小学的一名学生。请愿群众激于义愤，临时决定徒步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竟悍然下令：“格杀勿论。”张学良闻讯，赶来竭力劝阻学生，这才避免了又一场血腥镇压。
这天晚上，孙铭九曾根据张学良的命令，在通往临潼的路上布置了警卫。据说是因为张学良听说蒋介石要溜走，所以一面作了布置，一面以见蒋为名亲自到临潼进行侦察，如果消息确实，当夜就准备把蒋介石扣起来。经过侦察，并没有发现蒋有溜走的迹象，所以没有动手。
四
12月11日清晨，孙铭九到东城楼来找我，传达张学良派我任一○五师第八团团长的手令，让我去见刘多荃师长，并说今天就有飞机，让我赶快去准备，到平凉一○五师所在地。我随即到金家巷见到了刘多荃。他说，“你到平凉后去找高鹏云旅长，他会安排你去隆德。”他还特别嘱咐我说：“部队很快要回开，要注意。”
我在当天午前10点左右就离开学兵队，乘波音机离开了西安。西安事变爆发以后，我听说学兵队的同学们分别参加了各军的宣传队的工作，以宣传员的身分活跃在各个连队之中，对于宣传兵谏的意义，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以及我党所主张的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都起到很好的作用。还有一部分同学参加了抗日先锋队，并成为骨干分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东北军东调豫、皖和苏北一带。学兵队除有些人去了延安之外，大部分人都从宣传队和抗日先锋队调回，到彬县集中，由郭维城同志率领随同东北军总部东开。参加党的领导的还有谷牧、郭峰、王西萍、王一平、任志远等同志。
自1937年2月2日王以哲被东北军少壮派枪杀以后，刘多荃即采取“预防”措施，将我囚禁起来，因此我对外边的消息很少知道，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是刘澜波同志来高陵看我时告诉我的。
3月初，一○五师从高陵开往临潼时，刘多荃把我送回西安，从此我就离开了东北军。我在西安由刘澜波同志介绍，同一位从延安来的同志见了面，并表示关于我今后的工作问题由澜波同志和我研究决定。后来澜波同志对我说，本想让我去苏联学习或者送我去延安，但考虑到形势发展很快，如果抗日战争一旦爆发，外边需要很多人做工作，为了便于今后开展工作，必须在外边多留些人，因此决定让我回北平。这样，我就在西安事变解决以后回到了北平。
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