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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也要用“箭射”回来?

郭冠英


  看了华视转播的NHK“张学良专集”,做得很好(是上集,不是删改后的下集),人们不禁又问,为什么中国人的历史要由日本人来做?
  这件事,政府也许没有直接的责任,但有“环境责任”。
  台湾是个没有历史的环境,台湾的历史没有,历史只是官方的说辞,从禹汤文武周公一下就跳到蒋氏父子,只有皇帝,没有人民。
  在台湾,少数有点原则的历史学者,只能在框框下写点不涉及统治神话的旁系史料,要一针见血,就要有李敖的勇气,这种人毕竟少。“传记文学”的野史馆,倒也保存了些史料,但对那些党史祭司们,这仍是离经叛道,一年前传记文学还被指是匪谍。此所以江南会被暗杀,雷震的回忆录遭烧毁;二二八要不是台湾人闹,政府哪愿提?
  孙立人、张学良要不是命活得长,活过了神话王国,他们的历史又会有谁敢提?
  在王国范围内可以饮定历史,在王国外却仍要面对历史,此所以台湾的记者,政府大员从不单独接见,他们被视为喉舌,只有在年终像参加皇家赛马会般的竭见君王。而君王的重要宣布,如解严,都是向外国记者“呈报”的。君王的历史,也没有人敢写,皇家也不会让家丁来写,此所以两位蒋总统的传记,都是由日本人写的,它基本上是国际宣传,不是记史。    
  在这场钦定历史剧中,张学良是被定为最大的反派角色的,偏偏他又命长,因此父亲管了给儿子管,一定要把他管成个没声音的人。早年老记者于衡借着看病,去荣总问了张学良几句,出来就用那几句写了一大篇作文 (媲美陈布雷的“对张杨训话”),虽然有点可笑,但也实在难能可贵了。    
  到了神话王国崩解,许多事都翻案了,但以前划下的圈圈仍在,政府不愿张学良踏出那个圈子,但也不好明说,张学良不愿去碰那个圈子,免得难堪,也不愿让政府为难,因此事情就摆着。
  但是时代变得很快,那个圈子很快变得没必要,也就无声无息的消失了,政府高层有太多事要管,张学良说什么不是那么重要了。这时候,张学良突然被丢在后面,没人管了,这就像CBS的记者最先进入科威特市一样,他发现伊拉克人都撤走了,城空了,而日本人就是误入这个空城的人。 
  日本人本来是按规矩向政俯申请采访张学良的,NHK、NTV、富士产经都提出申请,新闻局问安全局,安全局拿些以前张学良不肯接受访问的剪报回复,叫新闻局自己决定,突然间,没人负责了。
  这时候,政府没有人想到是否问问张学良愿不愿意把他的历史留下来,没人想到他所代表的历史是多么重要。大家仍从政治神话、面子文化去考虑他,想到他就想到西安事变,好像只要他不说事变的真相(其实真相早已为人知),这场历史荒谬剧就仍可演下去似的。
  也或许张学良地位太高,没人敢问他愿不愿说话。
  只有日本人没那些心理包袱,他们来碰运气,NHK找人问了张学良,张学良问了新闻局,新闻局以为他答应了就好,他也想对日本青年说点话,这次访问就做成了。
  在第一次访问中,一位中间人(即作者)曾建议日方不要多问西安之事,张先生不愿谈,也建议他们,找国内的一个媒体合作,以免连张学良这样一个抗日英雄的历史,竟然也是由日本人来抢得独家。若能中日同时发表,一次把电视与文字媒体做完,既免得再劳烦张先生,对NHK的日本独家也没影响,又给中国人面子,岂不很好。那知日本人却有自己打算,他们绕过了中间人,第二次的访问直接与张先生进行了。
  他们以为如此可问到他们想知的“西安事变”,那知张学良不愧老谋深算,他不但请了他的陪同人员全程在场,也明言不谈西安事,日本人非常尴尬,后来气氛好了些,张先生才略讲了些自己的心情,重点仍是不讲,他后来对梁肃戎等东北友人们说:“此事想出自我口绝无可能。”
  张的目的只是想告诉日人不要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他并不想为自己丑表功,伤害他所敬重的人。
  日本人做这次访问是免费的,但它卖给华视却要一万二千美金,还是因为双方有长期契约的关系,否则绝不止此数目。想想看,如果中国人去做了裕仁专访,再高价卖给日本电视台,日本人做何感想?
  但是,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日本人不与台湾媒体合作也是对的,因为台湾自己不尊重厉史。它可能做出那么客观严谨的纪录片吗?又有那么完整的珍贵历史影片档案吗?想想看,如果我方电视台参与,他们会称蒋介石吗?他们会让观众听到张学良说国民政府争权夺利,说周恩来反应明快,一见如故吗?这个节目如果由台湾的电视台自己做,那些小祭司们围在一起,看着人家如此公开谈论他们的故主,不知道会多么坐立难安,剪这删那呢? 
  果然,华视播出上集,没有删改,忠实直译,引起了知识分子极大的好评(大陆称此为“出口转内销”),但是政治干涉立刻来了,乃有下集被删被改之事。上下相比,下集气势差多了。
  张学良是个爱国者,如果政府诚心请他讲自己的历史,他是很愿意的,他愿意同日本青年讲话,他更愿同中国青年讲话,但他实在不愿再花精神去决定可以同谁讲,不可以同谁讲,他也不愿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到处被人品义论足。他更不愿记者去凯歌堂拦阻他,打扰了教会的清静。经过这次“有话要说”的风波,他是不会再多说话了,这倒正合了那些祭司们的主意。
  由此看来,公布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不是基于诚意,仍然是基于政治,是视压力有多大而做的调整,有如挤牙膏一样。过去的历史,是靠“箭射”来的,又以“箭射”来压制真相,现在要公开,靠的还是“箭射”,如此冤冤相报,伊于胡底?
  [注]
  此文由NHK的人看到了,才知道我有不满,他们问清楚了真相,知是台方的女联译在其中捣的鬼,此事使张先生对我有误解,NHK制作人感到抱歉,乃在给张先生请求他接受版税的信中为我辩诬,信由我转了,但我只转了版税那一部分,有关我的那部分我未转,内容如下:
  在我们访问的过程中,一位朋友受到了误解,我们深以为憾。最初是我们主动找到新闻局郭冠英君,请他带我们去采访圆山您的寿宴,而后得以有机会蒙您应允做以后一系列的采访,而郭君对您的敬爱和为您考量之周详亦使我们非常感动。唯至正式访问时,却不见郭君出现,我们亦十分不解。事后了解方知我方联系人员求功心切,刻意将郭君排除在外,此事不但使我们感到对不起一个朋友,也反使访问安排不甚圆满。现虽事过境迁再说已晚,唯对郭君之善意,我们仍愿并此表示最大的谢意。
  日本放送协会文化节目部
  主任制作
  井上隆史
  1993. 2. 2
  

张学良在台湾/郭冠英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