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七章 为国家不惜牺牲一切-第一节 西望云天 不胜依依
张魁堂
12月25日傍晚，张学良送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抵洛阳。蒋介石到洛阳后，扣押张学良的阴谋已经形成。当晚，蒋要张学良电杨虎城，先释放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调元等4人回南京；第二天回南京时，张学良的座机晚一小时起飞，由宋子文陪同前往。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树立起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大旗。因此，蒋介石想继续内战已不可能，但是西北“三位一体”进步力量的合法存在，有碍他的独裁统治。同时，他在西安栽了一个有生以来的大筋斗也于心不甘，必须报复。他决心借张学良亲送他回南京的机会，扣押张学良，瓦解西北的“三位—体”的局面。
26日蒋介石由洛阳回南京。当天，即召来陈布雷为他起草文件、文告，自26日至31日，前后起草了“对张、杨的训词”，辞呈两份，谈话稿及消息五六则，以及对张学良军法审判的判词及请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等。在此期间，蒋介石的行踪只有陈布雷知道，连宋美龄、宋子文都瞒过了，为的是免得有人为张学良向他说情①。
张学良到南京后即住在北极阁宋子文公馆，对蒋介石在洛阳的措施并没有介意。26日下午，荆有岩、鲁穆庭②到来公馆见他，他很高兴地对他们说：“为国家的抗日办了一件大事，蒋答应一致抗日了”，又满有把握地说：“我明天就要回去。”③
也在26日，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张学良，应有个书面请罪的表示，张学良毫不犹豫，立即照办，挥毫写了如下一封请罪书：
介公委座赐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靦颜随即来京，是以至诚愿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 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鉴谅! 专肃，敬叩
钧安
张学良谨肃
十二月廿六日④
27日上午，荆有岩再见张学良，张对荆说：“我尚有事，今天走不了啦，要等几天。”情绪虽有点低沉，但对蒋介石的诡计还识不透。深夜，他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信：
虎城仁兄大鉴；京中空气甚不良， 但一切进行， 尚称顺利，子文兄及蒋夫人十分努力、 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还(圜)京中无味之风，但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过于陕地者，吾等在陕心中仍认蒋先生是领袖，此地恐多系口头恭维，而心存自利也。此函切请秘密，勿公开宣布，恐防害实际政策之实行，少数人密知可也，此请
大安
弟良顿首
廿七日夜中⑤
张学良幻想蒋介石要他写请罪书不过是为他下台阶的例行公事，因而毫不迟疑地写了这封请罪书，殊不知这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刀柄。
自28日起，一般人不能随便去宋公馆看望张学良了。
蒋介石回南京后，弄清楚了他在国民党内依然是绝对权威，但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先收回军政大权，解除了何应钦讨逆军总司令的职务，孔祥熙在事变期间曾代理行政院长，迨蒋介石回京?他将行政院长一职主动归还给蒋。为扣留张学良，威慑西安，蒋介石首先加强军事力量，他在洛阳要张学良电杨虎城先释放蒋鼎文等4人旨在增加指挥官，结果，西安方面已将扣留的军政大员全部放回。他还要讨回被扣留在西、兰一带的军用飞机以增强空军力量。
28日，宋子文邀阎宝航去他的公馆，请阎次日去西安，要回那批被扣的飞机。阎随即去见张学良，述及此事。张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请他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阎问张：“宋子文说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张沉默了一会，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我怎样，我不在乎。”两人默然相对，过了—会，张学良用手指向西北，轻声地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⑥张学良寄希望于“三位一体”，这是保证他自由的后盾。
27日，蒋介石就分别给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上了呈文，中有：“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准予免去本兼各职以明责任，定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剧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⑦，并附了张学良的请罪书。29日，国民党召开第31和32次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此案，对蒋介石引咎辞职，自请处分一节，不仅“着毋庸议”，还予以褒扬；对张学良请罪一节，没有经过讨论即作出“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显然，这一切都是按蒋的意旨安排的。
12月31日上午10时，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开庭，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前往受审。审判长李烈钧给张学良设了座位，并让人代他填写照例应讯问的被审判人的年龄、籍贯等项目。张学良身着军装站着，侃侃而谈，神色自若。
李问：“你何以竟敢出此举动?”
张答：“完全出自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要求。”
李问：“你知道你的这种举动是为国法所不容吗?”
张答：“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条款。”
李给张看了“陆海空军刑法”有关胁迫统帅条款后，又问：“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抑是自己所为?”
张答：“完全出于我个人所为，自作自当，我决非任何人所能指使的人。”接着提出：“我现在想问审判长一句话，可以吗?”
李答：“可以。”
张问：“民国二年，审判长曾在江西举兵申讨袁世凯，有无其事?”
李答，“有。”
张问：“申讨袁世凯是否为了打倒专横独断呢?”
李答：“正是。”
张说：“我在西安所为，正是对中央的专政独断冀有所谏正耳!”
张学良提出的这个问题难倒了李烈钧，李只好大声斥责张学良，说怎能将袁世凯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审判官朱培德、鹿钟麟怕弄僵了，李又患高血压，请李暂时退庭休息。
休息片刻后继续开庭，李烈钧正颜厉色地问张：“你在西安所为的根本目的究竟何在?是否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应据实招供，否则对你不利。”鹿钟麟插话说：“汉卿，审判长待人宽厚，切勿失去这个良好的机会。”⑧
张学良要求作一总答复，李烈钧同意。张学良即作了如下一段陈述：
“这回的事，由我一人负责。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委员长。……我们痛切地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的一切准备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接受。我写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原先我们也想不是这样作，因为事情紧迫，无法作出来的。……我始终是信佩委员长的，而且看见他的日记和电文更加钦佩。但对亲日者更加认识。……至于我个人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如不是崇信蒋先生之伟大精诚，而其他如中枢怎样处置，那我是不在乎，也可说不接受的。我对于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⑨
至此，审判终了，总共不到20分钟。张学良核对了纪录，签字缴回，经全体审判人员传阅并签署后，逞送蒋介石核示。计算时间，此纪录蒋介石“恐尚未寓目⑩”，即将军事委员会先准备好的判决书发下，命令宣判。判决主文是：“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抗日战争时期，李烈钧曾对人说起这次高等军法会审，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真不愧是张作霖之子”。鹿钟麟后来回忆当时经过，也说：“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11)
审判结束，张学良被正式“逮捕”，送往和平门外孔祥熙的别墅，由宪兵和特务看管，从此，他失去了自由。
蒋介石的百戏还没有演完。31日下午，蒋向国民政府递了请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发布如下命令：“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严加管束”是个活扣，可松可紧。事实是张学良在“严加管束”之下被囚禁了半个世纪以上，正如李烈钧所评述的：“蒋以怨报德，表面上特赦了张，实际上把张终生禁锢，蒋介石这人真狠毒啊!”(12)
蒋介石扣押张学良的首要目的在于分化瓦解西安的“三位一体”，维护他的独裁统治。1937年1月1日，蒋介石召见朱培德、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林蔚等会商，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13)，并令顾祝同驻节潼关，指挥陕甘军事。后撤的中央军随即重新涌入潼关。1月5日，行政院明令任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撤职留任。至此，蒋介石背弃了他将西北交张、杨负责及对张学良不予报复的诺言。1月2日，蒋介石去奉化休养，实是在幕后指挥，也借此避免有人为张学良的安全作保和其他说情者的罗唣。
由于张学良被扣和中央军重入潼关，西安方面也针锋相对，紧急备战。1月5日，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发出“歌电”，申述蒋介石在西安时已同意八项抗日救国主张，离陕之前更有“有我(蒋)在决不任再起内战”的诺言，如今大军西进，再入潼关，若不停止，“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同时，杨虎城并致电蒋介石，要求恢复张学良公权，令其返陕，表示“张副司令一日不来，即军民一日不安。”(14)西安方面与南京政府又处在对峙状态。
西安方面表示的强硬态度使蒋介石不敢贸然发动军事进攻，因为这种紧张的形势是由他背弃不报复张学良、不再打内战的诺言所引起的。要求抗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全国人民强烈的愿望，英、美、苏也不赞成中国再有内战。如果真打起来，蒋介石在政治上先输了一筹。此时，中共方面已通过代表潘汉年出面和由周恩来写信给蒋介石，要求他罢兵释张，实践诺言(15)。东北名流也为此在南京奔走呼号。在京的如孔祥熙、孙科及广西、四川地方实力派也不赞成扣押张学良。保人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也承担着责任。端纳为此事终于与蒋介石闹翻了。宋子文和蒋介石大闹了一场，二十几年以后他对此仍深感遗憾(16)。军事上，中央军在陕、甘东西两线共集中了37个师，约30万人，飞机100多架。但是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也有20多万，是“哀兵”，而且又有经过10年围剿、追击而未被消灭的红军3万多人并肩作战，力量不可轻视。中央军虽在人数和装备上略占优势，但不能稳操胜券。
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处心积虑，力图从内部分化瓦解东北军，拆散“三位一体”。为此，他于1月7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派戴笠送去，原信节录如下：
汉卿吾兄勋鉴：……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愈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善后办法，中意：(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使免分散，以备为国效命。(二)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可嘱其与墨三(17)切商办法，余应照已发电令办理。请由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若再不遵中央措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为荷。(18)
此信强调陕甘善后办法“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而且语气缓和，还表示“略愈当约兄来此同游”，显然是蒋介石的攻心战术。
张学良见蒋信后，即于当日复蒋一信，同意去信说服杨虎城，并提出解决陕甘问题的建议(详后)。
张学良除这封复信之外，还写了三封信，一封是给杨虎城及各将领的，一封是给杨虎城个人的，一封是给东北军各将领的。戴笠把三封信内容电报了蒋介石，经蒋同意后(19)，又鼓动王化一和吴瀚涛拿这三封信去西安，王、吴都是四维学会理事，吴更是东北名流。王、吴二人同意去西安后(20)，戴笠才告诉张学良拟派王、吴去西安送信，张学良同意。
从张学良给杨虎城的个人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思想状态：
虎城兄大鉴；委座返奉化为其老兄之丧，南京之处置，有多不合其意、兹由奉化七日早之函，委座亦十分难办，但此事仍有转圜办法，切盼勿发生战事，在此星期容弟在此间设法，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请兄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仍能本我等救国之苦心，全始全终为祷! 专此并颂
近安 弟
良顿首
七日(21)
这封信表明抗日是张学良的首要要求，既然蒋介石继续承诺这一点，他自己就不惜牺牲一切，委曲求全。
张学良一面认为内战有损国力，不利于抗日。这时他又误以为倘内战再起，人们必然看作是他发动西安事变引起的，而不是蒋介石食言所导致的。1月8日，张学良在南京曾对来见他的王化一、吴瀚涛说：“中央扣留我，西安将领发出‘歌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必使抗战力量因内战而受到损失，和我初衷完全相反，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说罢，竟放声大哭。随即，他又取出两封写好的遗嘱，一份给家属，一份给张作相、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等人，表示如果造成糜乱地方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22)。
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张学良还认为他的被扣和南京方面对西安重新进行军事威胁不完全是蒋介石的本意，他看不透蒋介石既不敢不言抗日，又不肯放弃他个人独裁的二重性。
从1月7日张学良致蒋介石信所拟的建议看，他对蒋仍有很大幻想。这建议有两种方案。一是继续“剿共”，如此则东北军由他负责调出及整理，担任国防工程；杨虎城出洋，不开缺，由孙蔚如代理，抗日即召回国；由他陪顾祝同去洛阳，最好到潼关或临潼，请杨虎城与各军长来会商。二是不“剿共”，则调杨虎城去甘肃，以何成濬或刘峙为西北行营主任；东北军调豫鄂，由王树常负责整训，他协助，待整理完毕，他去读书；等等(23)。实际上，如果蒋介石继续“剿共”，则第一方案无从谈起，张、杨也难逃惩处。若蒋不“剿共”，至少也不愿东北军仍保持一支相对独立的部队，这样，张学良也将不可能自由，对杨虎城的报复也只是时间问题。
张学良也知道政治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尽如他个人的设想，因此他寄希望于“三位一体”。他面嘱王化一、吴瀚涛，要加强东北军内部团结，加强“三位一体”的团结，并联系国内同情西安方面的人士，说：“只要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否则回去也没有用。”(24)但是，张学良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东北军内部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能驾驭全军，而且当时情况与他下野欧游时已大不相同，那时东北军处在抗日前沿，任何人提不出擅自行动的理由；张学良又是代蒋受过，蒋不能对张作过分处置。因之，东北军在于学忠率领下，可以保持相对独立状态，拒绝蒋介石调遣南下“剿共”的命令。但是，张学良此时已成阶下囚，在中央大军压境之下，将领们都存在着个人出路问题，蒋介石又正在千方百计挖他的墙脚，用金钱、官职拉拢东北军师以上军官向中央输诚。东北军是“三位一体”中实力最大的部分，也是缺口最多最不稳固的部分。何况时间对蒋介石有利。潘汉年早就看出张学良只有旧的政治经验，是斗不过蒋介石和日本人的，而且东北军内找不到一个可以代替张学良的人。他的这个判断不幸而言中。
张学良1月7日劝杨虎城“切勿发生战事”，“忍耐一时，勿兴乱国之机”的信果然有效。杨虎城和两军将领同意停止军事行动，就释张、部队改编、待遇等问题进行谈判。西安方面发出的“歌电”，在政治上是攻势，逼蒋兑现在西安所许下的保证张学良的安全，将西北交张、杨负责等诺言。至此，这个攻势停顿下来，蒋介石缓了一口气，得以继续玩弄他的分化、压迫的惯用手段。
张学良在审判后，即被送往孔祥熙别墅监禁。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精神颇为沮丧，终日蒙头卧床，饮食很少，生活起居又诸多不便。为此，赵媞于1月11日随王化一、吴瀚涛由西安来到南京，照料他的生活。
12日晚上，王化一、吴瀚涛在戴笠陪同下去见张学良，向张报告西安之行的结果，说明前线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张听了比较愉快，说：“我心平气和地尽我最大力量挽此危机；保存国家元气，准备抗日。”他又严肃地对戴笠说：“不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在一起，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在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25)
西安方面同意谈判后，蒋介石提出处理西安事变的甲、乙两案(26)，并征求了张学良的意见。这两个方案都是否定了蒋许下的西北交张、杨负责的诺言。甲案主要点是“三位一体”各部队仍集中陕、甘两省，但中央军进驻西安。乙案则将东北军东调，彻底拆散“三位一体”，在以后的谈判中，顾祝同说明乙案是陪衬。无论是哪个方案，都是蒋介石操主动权，是要地方听命于中央，即一团都由他摆布。
张学良为了和平处理西安事变，要求移居奉化，以便及时与蒋介石商量问题，得蒋同意。13日上午，张学良、赵媞、米春霖同戴笠一齐去奉化溪口，住在武岭学校。
13日夜，张学良给杨虎城等人写了一封信，要求西安方面在甲、乙两案中择一而行，原信如下：
虎城，孝侯，鼎方，中贤，迺赓，秀方，蔚如，宪章，世甫，开源，柱国，志一，公侠，芳波，伯纯，炳南，菊人诸兄鉴(27)：弟今早同瑞峰同来溪口，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专此并颂
戎安
弟
良顿首
十三日夜(28)
这封信表明，为了和平解决事变，张学良一再退让，同意蒋介石自食其言，要求杨虎城等接受蒋介石控制陕甘的方案，不计较个人与团体的得失。这也是张学良软弱的地方，蒋介石得以乘隙而入。
西安方面，派李志刚、鲍文樾为代表，于1月15日启程经南京去奉化与蒋介石谈判，要求罢兵释张。蒋只是要求西安方面在甲、乙两案中选择一个，对释放张学良的事，则推说是国家纪律问题，不是他个人的事，还说张学良“再三表示要跟着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29)对释张问题没有回绝。李、鲍一行过杭州时，报纸上已登载东北军各军长们拥护中央的通电，鲍文樾和米春霖叹息说：“这一来，恐怕不可能接回副司令了!”(30)23日，李志刚第二次见蒋介石，又提出释张的要求，蒋摇着头说：“我在西安上飞机时，张汉卿要送我回南京，我劝他不要来，他一定要来，我也只好听他来，那时由他，也由我。他到南京后，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他住在这里，你可以去看他，问他是不是那样。”(31)蒋迫令西安方面接受他的方案，并把谈判规格降低，要西安方面与顾祝同商谈如何接受他的方案。蒋介石的分化工作既已得手(32)，释张的问题就干脆回绝了，“严加管束”的活扣就变成死扣。
张学良去奉化时，路过杭州，在机场遇到张钫(33)，见面就问张钫：“你几时来的?委员长让你去陕西吧?你去，我就回不去了。”及至李志刚去奉化时，张学良派副官于锦文向随李同来的李荫春了解东北军内部发生变化的情况，终于明白短期内他回不了西安，李志刚在雪窦寺中国旅行社单独见了张学良，说西安方面坚决要他回去。张神色惨淡，感慨地说：“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估量除非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可以利用我在东北军发挥作用时，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则是不能出去的。”(34)
1月底，经过潼关谈判，西安方面接受了甲案。西安随即爆发了“二·二”事件。1月31日，西安三方面领导人已商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即与南京方面的和平谈判不以释放张学良为先决条件。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少壮军人则主张“不放回副司令，不惜与南京一战”。他们一意孤行，认为除掉主和的王以哲、何柱国即可掌握东北军，实现他们的主张。2月2日，派人枪杀了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等避入新城杨虎城公馆，得以身免。刘多荃、缪澂流要为王以哲报仇。周恩来商杨虎城同意，将应、孙、苗等送往红军驻地，避免了东北军的一场内哄，是为二·二”事件。
东北军老派(以军长为代表)与少壮派原有矛盾，及至张学良被扣，他们之间既有策略上的分歧，又有各自的利害，“二·二”事件爆发，好似在裂痕中加上楔子。大多数军长内心想选择乙案，离开西北贫瘠之地，但碍于“三位一体”团结主张，不便提出，至此，他们公开提出接受乙案。蒋介石原只想西安方面接受甲案即可，由于“二·二”事件发生，原作为陪衬的乙案却被西安方面接受了。但是，师长以下的官兵则仍留恋“三位一体”，不愿东开，他们推何柱国军长为代表，去奉化请示张学良，王卓然、田雨时随行。
2月17日，何柱国到奉化，向张学良报告了西安的情况，说“三位一体”已不能维持。张学良仍主张甲案(35)，但是他以国是为重，不希望内战再起，并让何带一封信给杨虎城，原信如下：
虎城仁兄大鉴：柱国兄来悉兄苦心支撑危局，闻之十分同感，现幸风波已过、迩后盼兄为国努力不可抱奋(贲)事之想，凡有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弟读书思过，诸事甚好，请勿念、西望云天， 不胜依依
弟
良启
二月十七日(36)
张学良失去了自由，对西安三个方面只能依依惜别，各仍劝杨虎城利国为先，不可贲事。同时他还给于学忠及东北军将领一封信，中有：“犹(尤)以鼎方诸兄之遭难，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悼念袍泽之情溢于言表。他勉励各将领：“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供献于东北老父之前，更要者，大家和衷共济，仍本从来维护大局，维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有良一口气在，为国家之利益，为东北之利益，如有尽力之处。决不自弃。”(37)
张学良还面嘱何柱国转告各部属：“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38)他所说的这个朋友，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显然，他要求东北军维持与中国共产党的友谊，是因为他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开幕。这次会议，通过了《根绝赤祸案》(39)，并发表宣言，宣布“和平统一”的方针，十年内战基本停止，在团结抗日问题上基本定局，蒋介石对此毕竟没有食言。张学良的愿望终于开始实现。
这个会议还通过决议，恢复张学良的公权。实际上这纯是空话。张学良被幽禁在雪窦寺别墅，生活上很优待，会客却要蒋介石批准。邵力子夫妇奉命来到雪窦寺陪张学良读书时，张学良曾向邵说：“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护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一出从来没演出的好戏，如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出戏岂不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演坏了!”(40)他心情郁郁的，每天打打球，或者倘佯山水，甚至到雪窦寺大瀑布燃放爆竹，排愁遣闷。
3月，东北军决定东开，吴克仁等六个将领被允许溪口探望张学良。张学良叮嘱他们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准备复土雪耻，不及其他。7月，张学良盼望的抗日战争已经到来，但他仍没有恢复自由，东北军已被蒋介石改编，从此再没有统一的统帅部，东北集团也从此瓦解了。 9月，有一批东北军的将领来奉化探望张学良，他勉励他们服从中央，努力杀敌，收复国土，并且表示：“就是把东北军一个连一个连的调着用，也要服从。”张学良放眼全中国，只求东北军在抗日战场发挥作用，东北集团的利益，他个人的自由等等都不在话下。他所表现的这种崇高襟怀，足以与岳飞、文天祥、袁崇焕等历史人物媲美，民族英雄的称号，张学良是当之无愧的。
①见《陈布雷日记》，存南京第二档案馆。
②西安事变爆发后，孔祥熙请荆由汉赴京准备让他参与营救蒋介石的工作。
鲁穆庭原负责东北官银号。
③荆有岩1982年回忆纪要，存全国政协。
④转引自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65页。
⑤原信全国政协装祯后送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存。信中标点、加重符号及格式均按原信，个别错漏字由著者用夹注注明。
⑥阎宝航：《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35页。
⑦引自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4期。
⑧审判一节见鹿钟麟：《张学良南京受审纪实》，《西安事变亲历记》373至374页。参见同书李烈钧《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
⑨摘引自《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82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名人全宗档案》。摘文照录，不通顺处也未予更改，文中重点号是原有的。
⑩鹿钟麟：《张学良南京受审纪实》，《西安事变亲历记》第374页。
(11)鹿钟麟：《张学良南京受审纪实》，《西安事变亲历记》。
(12)李烈钧：《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西安事变亲历记》。
(13)台湾《西安事变史料》(上册)。
(14)“杨虎城请求蒋介石恢复张学良公权并令共返陕电”，1937年1月5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93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
(15)1937年1月11日周恩来致蒋介石信，《周恩来书信集》126页。
(16)60年代初，宋子文托在香港的郭增恺向周恩来致意，说西安事变时他答应的两件事，一是抗日，已经实现。二是保证张汉卿的安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无能为力，对此深表遗憾。
(17)墨三，顾祝同字。
(18)“蒋介石令张学良劝告杨虎城接受陕甘军事善后办法函”1937年1月7日，《西安事变档案资料选编》第103页。台湾方面资料称之为《蒋委员长致张学良提出处理陕甘军事初步办法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册，3至4页。文中重点是著者加的。
(19)《戴笠上蒋委员长抄呈张学良致杨虎城等函电》，台湾《总统府机要室档案——“西安事变”》五一四，来电号次A122。
(20)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全国政协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集。
(21)此信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写的，原信存周恩来办公室。标点、格式均按原信。
(22)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
(23)《张学良为解决陕甘问题致蒋介石函》，1937年1月7日，《西安事变档案资料选编》96页。
(24)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
(25)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
(26)甲、乙两案主要内容如下：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今彬县)以西的西兰路上；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仅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咸阳段驻12个团。陕西省政府仍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乙案：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及关中地区。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主席可委任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27)受信人依次为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吴家象、卢广绩、马占山、孙蔚如、董英斌、李时中、缪澂流、何柱国、鲍文樾、沈克、刘多荃、申伯纯、王炳南、王菊人。
瑞峰，米春霖字。
(28)格式、标点照原件。原件存周恩来办公室。
(29)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西安事变亲历记》343页。
(30)李荫春：《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全国政协存稿。李荫春随鲍、李去奉化，他们于1月16日飞抵南京，17日再飞抵杭州，在杭州报纸上见此通电，列名者是缪澂流、刘多荃。
(31)(32)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李荫春：《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
(33)张钫曾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当时任第二十路军总指挥，抗日战争中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34)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西安事变亲历记》。
(35)田雨时：《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致于学忠长函》，台湾《传记文学》第49卷，19页。见张时间，田著是16日下午，并说张学良与他单独谈话仍主张实行甲案。田是黎天才主持的机要组工作人员，1935年被黎派往北平工作，西安事变时在北平。
(36)此信用雪窦寺中国旅行社信笺写的。格式、标点照原信，原信存周恩来办公室。
(37)转引自李敖：《不要再赖张学良了》，香港《中报》。
(38)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西安事变亲历记》第7页。
(39)此案主要内容是：统一军队、统一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和停止阶级斗争。这实际是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四项保证的主要内容，即：停止武装推翻国民政府、改工农民主政府为特区政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停止没收地主之土地政策及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但前者作为政令提出，要中国共产党“自新”，摆出受降者的架子，把共产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巨大的必要的让步说成是向国民党政权“输诚”。但是，这次会议宣言中却明确“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此后惟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得以长治久安之局”。这就是说，“根绝赤祸”不用武力而是采用政治方法了，由于国民党十年的独裁统治和党内存在着亲日派，因此，它在政策转变上有如大象转弯。
(40)邵力子：《西安事变追记》，《西安事变亲历记》。
张学良传/张魁堂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