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亡省奴”的认同——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东北抗日义勇军
（日）西村成雄
张学良执掌地方政权3年间(1928—1931)形成的民族主义政治空间及其领导者们，因“九·一八事变”不得不脱离东北地区社会。
作为难民流亡到北平的东北人中，包括阎宝航、辽宁省商会会长金哲忱、工会会长卢广绩等，东北大学代理校长宁恩承，在“九·一八”那天，曾冒着位于北陵的东北大学上空呼啸的炮弹，让东北大学的学生和职员避难，后经大连从天津逃到北平来。阎宝航等9月27日，与住在北平的高崇民、王化一等，以“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参加者多为知识分子和学生，仅在北平的东北学生就达1000—5000人，其领导者与张学良保持着联系。救“亡省”意义上，以“抗日复土”为共同口号，实际上开始形成了统一战线团体。
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设立了总务部、军事部、政治部，军事部后面要讲到，支援了以辽宁省为中心的抗日义勇军。宣传活动也非常活跃，不仅在北平，而且组织了赴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请愿团，在北平为流亡的东北人开设了东北学院(后来的东北中学)和东北难民子弟中学，重建东北大学。张学良通过发行“爱国奖券”，筹措资金等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在北平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形成了流亡东北人共同体，形成了抗日复土运动的“救亡”政治空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提出了为“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安宁”而斗争的宣言，实际上是符合“救亡”理论的。同时出现了向国民政府请愿的高潮，高崇民等领导者1931年11月初，在南京军校批评蒋介石，指责国民党中央为什么“不发一兵，不明确表示抗日的意思”。
抗日救国意识，通过抗日行动，为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的热望所支配，迅速扩大到沿海城市。但是，当时“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救亡”课题，与意味着国家统一的“救国”课题是结合在一起的。也正如向国民政府请愿，出兵抗日所表现的那样，设计了一条必须建成近代国民国家，才能实现抗日的政治路线。1931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的“要立志救国首先要集中力量谋国家的统一和力量的集中”的理论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经过了1932年1月的上海事变和 1933年2月热河抗战的失败，但是，这种“救国”理论的政治路线认为，妨碍蒋介石统一国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1933年4月到5月，蒋介石强调：“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乃心腹之患”，不剿灭江西的“赤匪”，怎么能“北上抗日”呢?形成了“先安内，后攘外”即“攘外必先安内论”。
因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国家统一”论产生共鸣，所以在 1928年末“易帜”，在1930年秋的“中原大战”中，又采取了支持蒋介石的政治行动。然而，作为丧失东北的当事者，如果仅有“救国”理论，不涉及“救亡”理论及各项活动，就无法调和自己内心的矛盾。这恰好表现出了“亡省奴”的认同。张学良的思想，是以广泛的民众为基础的救亡认同观念和对国民党国民政府蒋介石的救国认同观念的结合体。这两个政治空间，围绕中国的政治主题已经出现了矛盾，但就张学良来说，二者仍然并行不悖。这表现在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关系上。
日军9月19日军事占领沈阳以后，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就把辽宁和吉林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置于其统治下。日本政府24日声明了“不扩大方针”，但是，实际上等于追认了关东军的扩大战线。南京政府9月21日，向国际联盟申诉日本的侵略，请求“公理”的判决。但是，日本方面无视10月15日国际联盟理事会的“日军从占领地撤退的决议”，11月19日进攻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第二年1932年1月3日进攻移驻到锦州的辽宁省政府，1月28日进攻上海，2月5日占领哈尔滨，统治了东北三省。各地展开了抵抗日军的战斗，1931年11月，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1885—1950)的“嫩江桥抗战”就是其中的典型，一年间，留在东北的东北军开始了抵抗。
黑龙江省步兵第二旅长苏炳文(1892—1975)组织了东北民众救国军，1931年12月遭受日军的攻击失败，从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
在哈尔滨防卫战中组织起来的东北抗日自卫军，以依兰镇守使李杜(1880—1956)为总司令，抵抗日军，1932年2月5日，哈尔滨被占领后，转移到吉林东部的密山。与当地的延吉镇守使王德林(1875—1938)营长等联合，进行了一年左右的抵抗，1933年1月因日军进攻从虎山进入苏联。哈尔滨近郊的冯占海 (1899—1963)部队，组织了吉林省抗日义勇军，1933年1月转移到热河，一直与张学良保持着联系。
前面提到的王德林1932年2月在延吉组织了中国国民救国军，因受日军攻击，1932年末进入苏联。这时，中国共产党派去的李延禄(1895—1985)、周保中(1902—1964)等，为使救国军免遭瓦解，分别把他们组织到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游击队中。
辽宁民众自卫军得到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的支援，是东边道的抗日武装，由唐聚五(1898—1939)指挥，部队号称10万人，1932年12月受日军攻击，退到热河，参加了1933年2月的热河保卫战。
辽宁省政府警务处长黄显声(1896—1949)组织的包括“土匪”势力在内的辽西义勇军，直到1932年1月锦州被占领为止，一直在进行抵抗。在—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包括“土匪”的义勇军的抗日意识，或许可以说是典型的基于“亡省”的地区认同基础上的“救亡”认同。
1931年12月，在海城、辽阳、营口等地组织了辽南义勇军， 1932年6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给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二军区的建制，人数最多时达3万。东北民众自卫军的邓铁梅 (1892—1934)与东北大学生苗可秀(1906—1935)并肩作战， 1932年末过辽河，参加了热河抗战。
辽北义勇军得到张学良的承认，1931年10月组织辽北蒙边骑兵部队，1932年末，为日军所败，后参加了热河战斗。
这些东北军系统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系统的义勇军，据日军统计人数达21万，其抵抗一直持续到1932年末到1933年初的热河抗战，但是，两个系统之间无联合与统一的领导，加之正规战的抵抗必须大规模的军需补给，因此被优势的日军各个击破而失败。诚然，非游击战采取正规战的“义勇军”发展到了极限。
当时，张学良个人支持抗日救国会，但归根到底仍期待着国民政府抗战，就这样渡过了1931年和1932年。
但是，在日军占领的东北地区，东北军系统的残留部队、地主武装组织、绿林(山林队和“胡匪”)武装、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仍独立地进行着抵抗，这是1933年以后东北游击抵抗战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这里找到了发展抗日的社会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东北地区社会的准正式的军事抵抗，到 1933年的热河抗战完成了其使命，张学良“救亡”的政治领导也失去了对象。1933年“热河失陷”是其象征。当然，在他的心目中，同时存在着“救国”和“救亡”理论。
就张学良而言，从1931年的“九·一八”到1933年的一年半中，作为政治家他经历了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中国政治的课题一下子涌出，不单是对国民政府，就是当事者张学良个人来说，也承受着巨大而沉重的历史压力。同时，他还作为倍受瞩目的政治家而登上了国际舞台。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