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热河失陷”的冲击
（日）西村成雄
国际联盟总会开始审议李顿报告书的时候，1932年12月 22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于右任在开幕词中说，第一，国内的“剿匪”有了很大胜利，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已深印在一般民众的思想中，第二，在国际间，由于在国际联盟的努力，已博得世界的同情，取得了决不向日本让步的成果，在三中全会前的12月12日，与苏维埃联邦复交，对东亚和平的保持极有意义(《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69—171页)。
在16日的三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伍朝枢等九委员提出了“抗日提案”，交审查委员会政治组审查，结果未被通过。但是，得到其中部分的内容的日本却这样说：
“有力的部队集中于热河及河北省北部，如遇敌人攻击时就尽全力抵抗，且严命前线军事长官收复失地”(外务省记录：《支那中央政况关系杂纂·国民党关系》,A6—1—1·2—2—2)。
这是为对付1932年7月日军已向热河进攻。蒋介石7月也询问张学良是否向热河派5个师团。12月25日，致信张学良指示热河防卫战。
“……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已密备6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尤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请兄急起”(《蒋委员长致张学良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续编(一)，第562—563页)。
仅从这份电报看，蒋介石表示投入自己的中央军支援华北、热河，强化了张学良的立场。
然而，此后1933年1月1日晚，驻留山海关的日军声称开枪自卫，攻击中国守备队(东北军何柱国负责)，3日占领了山海关。国际联盟正在休会，中国外交部只发表了对山海关事件的抗议声明。张学良连日向蒋介石、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等报告情况，但是，基本上只表明“我军速入热河计划，并未稍有变更”，向热河方面派遣了东北军4个旅(同上书，第568— 569页)。
就山海关及榆林事件，1月8日，张学良会见记者说：
“各国之和平运动，今已无效，我们为争民族的生存，只有拿我们的血肉，我们的性命来维持和平，来保障中国，再无别法了” (《张学良文集》一，第638页)。
要真正准备进行热河防卫战的张学良，认识到部队不够，只东北军4旅，贫弱的后勤工作准备不足以抵抗，又担心包括吉林、黑龙江的“杂军、义勇军、热军一部”的混成部队，装备不良，指挥无人(1月17日致蒋介石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续编(一)，第580—581页)。到2月发展到“热河风云紧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此，蒋介石表示“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吾兄(张学良)，并请吾兄负其全责”，可见蒋把热河保卫战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张学良(同上书，第591—592页)。
日本2月17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征得陆军中央的同意后，决定进攻热河，下令2月22日开始进攻。
在此之前，即2月11日，财政部长宋子文飞抵北平，16日在北平参加了“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成立大会，呼吁全国一致抗日。上海的黄炎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杜重远、王化一等参加了该组织。2月17日，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等赴承德，视察前线，18日，张学良、张作相、热河省长汤玉麟及东北义勇军将领27人联名通电全国，历数“九·一八事变”以来17个月国土、民众的损失，一直希望以国际联盟的“公理”解决，但是，日本无视国联，时至今日，惟有“武力自卫”，来“救亡图存”。认为热河倘有疏虞，势必牵及华北，华北动摇，亦必影响全国(《张学良文集》一，第650—651页)。
2月24日在国际联盟总会开会的前一天，日军开始了占领热河省的军事行动。早在1月21日第64次帝国议会上，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表示热河省是“满洲国之一部”，对“来犯热河省者”，有“维持治安”的责任。日本一直进行着作战难备。3月2日进攻赤峰，4日，占领省会承德，这时，投入了真正的机械化部队，据1932年12月3日，中国方面的情报，得知日本准备了 5000辆载重汽车(《张学良文集》)一，第617页)。
正像张学良所担心的，无人指挥的中国军队包括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内，实际上，没有抵抗就逃跑了。张作相等从承德逃到长城的古北口。
日军追击到长城各要塞，占领了古北口、喜峰口、冷口。但是，3月到5月，张学良引咎辞职后，中国军队开始了“长城抗战”。
日本政府在进攻热河的前一天与国际联盟断绝了关系。
1933年2月20日，斋藤实内阁作出了国际联盟总会根据联盟规约第15条第4项，通过对日本的“劝告案”时，日本就退出了国际联盟的决定。2月24日，国联总会对报告书进行表决的结果，24票赞成，1票反对(日本)，1票弃权。日本代表松冈洋右要求发言，称“与国联协作已到极限”，随即退出会场，3月27日正式通告退出国联。
至此，1931年“九·—八”开始的日军占领东北作战告一段落，完成了通向华北的热河走廊。张学良实际承担了丢失东北四省的全部责任，决定下野。
张学良3月7日，发表致国民政府请辞电，承担了“热河失陷”的责任，8日夜12时由顾问端纳、汤国桢、王卓然等陪同，出北平的西便门，乘专列前往保定。
3月4日，为应付热河失陷，蒋介石6日从南昌飞汉口，转乘火车8日到达石家庄。名义上是“北上，指挥抗日军事”，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保全中央政府的面子，负起“热河失陷”的责任，到石家庄后，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商谈，同意张学良辞职，决定把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置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直接指挥下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二》民国22年3月条，1978年，第278页)。
3月9日晨5时张学良到达保定，上午10时，与蒋介石派来的宋子文会谈，宋告诉张学良蒋介石“同意辞职”的意见。下午 4时，蒋介石亲自来到保定，蒋对张学良说，现在全国舆论沸腾，若免遭全国“愤怒的浪潮”的攻击，要一人先下去，只得同意张学良辞职(《王卓然史料辑》所收《日军侵热与张学良下野》，第141页)。
当天晚上12时左右，张学良回到北平顺承王府时，对王卓然说：“放弃兵权和地盘，别的军人能办到吗？”并发出了“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道变到什么地步”，“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的感慨(同上书，第143页)。
张学良在3月11日的“辞职通电”中对全国同胞说；“始终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表示这次引咎辞职是“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张学良文集》一，第664—665页)。当晚，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召开东北军师长以上军官会议，说明此次辞职的原委，训示“诸君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我出国后东北军要团结一致(武育文等：《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51页)。
恰巧这天第29军的宋哲元和东北军112师对进攻古北口、喜峰口的日军进行反击，取得了“北方战场的最初胜利”(《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二》民国22年3月条，第280页)，直到 5月展开了“长城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年半，在北平主持东北、华北地方政治的张学良，还未构筑好“热河抗战”的体系即告失败，被迫下野，将包括东北军在内的一切交给中央政府，表现了张学良对“党国尽忠”，在辞职通电中，张学良回忆了1928年末的“易帜”， 1930年中原大战以后“拥护中央统一”的思想。易帜后，经过了4年3个月，张学良1933年3月14日在上海说：
“救国非一人之力所能为，热事亦然。须人人负起责任，始克有望”(《张学良文集》一，第666页)。
他的救国意识，已经全部置于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的信赖之中，对“亡省体验”这种深刻命运的发展，他还没有找到出路。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