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七 张学良与周恩来第二次延安密谈
毕万闻
1.张学良向周恩来“探索真意”
问：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时称“肤施”)首次举行秘密晤谈，此次密谈持续到次日凌晨四时才结束。双方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达到一致或谅解，史称“延安会谈”，学者们对此次会谈早已有过深彻的研究。但一个多月后，张、周二人又在延安再次举行了秘密会谈。对于第二次延安会谈，尤其是会谈的内容，目前尚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请您就第二次密谈谈一谈。
答：的确如此，关于第二次密谈的内容以及密谈之来龙去脉，存在许多蒙胧歧异之处。因为第二次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速即回返，很快就向中共其他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做了口头汇报，没有像第一次延安会谈那样留下文字报告。因此，我们只能依据第二次会谈前后的原始函电和当时的形势，将第二次延安密谈的有关情形考察清楚。
问：有的学者说，1936年4月末，张学良的政治态度，已与半个月前第一次延安会谈时“截然两样”，其证据是，根据4月末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写给周恩来、李克农的密信，张学良这时“突然”提出了“惊人”的计划，表示决心联合中共“抗日反蒋”，在西北另立新局面。史实果真如此吗?
答：这里，至少有两点值得怀疑，其一，在西北另立新局面的设想，究竟是何时提出的?其二，打算在西北另立新局面，是否就表明张学良已下定了“反蒋”的决心?先让我们探讨第一个问题：
其实，早在1935年10月，张学良的亲信幕僚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就在上海密议，决定劝说张学良联苏联共，联合杨虎城，搞西北大联合，举旗抗日，并写成建议书，由高崇民带往西安。12月，刚从南京回到西安的张学良，在其金家巷公馆单独接见了高崇民。在这之前不久，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之后，即11月下旬，张学良曾以料理私事为名去上海，设法秘密会见了杜重远，杜亦劝他在陕甘“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盛世才共同抗日”。如果说上述史料还不足以证明张学良本人是否已经有了“在西北另立局面”之设想，那么，不妨让我们引述第一次延安会谈后第2天周恩来写给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报告里的话：“张之立场，如蒋降日，张即辞而另立，故现时派人去新疆联盛世才，即为打通西北，自成局面，张有把握。”这里的“打通西北，自成局面”，显然就是“在西北另立局面”的另一种说法。而且，“现时派人去新疆联盛”云云，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最迟在第一次延安会谈之时，张学良已经着手准备在“西北另立新局面”了。
1936年1月中旬，张学良接见被俘后又被红军放回去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之时，就已决定要与中共代表正式会谈；1月20日晚，张学良即亲自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密谈了三个小时。实际上，从1936年1月中旬开始的一系列联共行动本身，就是准备在西北另立新局面的最初步骤。
在第一次延安会谈中，张学良虽然向周恩来提到了自己准备在西北另立新局面之设想，但并没有详细地加以叙述，这是因为：第一，张、周二人毕竟是初次相见，双方尚带有相互试探诚意、防止上当受骗的成份。4月9日晚，周恩来进入会谈地点延安城内天主教堂之前，曾下令随来的警卫部队监视城外机场，在谈判结束之前，不准任何飞机起飞。后来，张学良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说到事先约请周恩来去延安会谈，“谅彼等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覆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这份回忆录，是写给蒋介石看的，张学良说自己曾有“扣留”周恩来的念头，可能是写稿时故意编造的，但张学良接着说自己欲“向彼方探索真意”，这倒是真的；在“探索真意”的过程中自然不能合盘托出自己“另立局面”的设想。第二，初次与周恩来会谈，张学良先急于要周恩来解答他的有关联共、联苏、抗日的好多“疑难”问题，实际上，他也是在探究是否存在“在西北另立新局面”的可能性。仅这种可能性就探究了一夜，已经疲惫了，周等必须回去了，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详细谈“另立局面”的设想；第三，在没有弄清“另立局面”的可能性之前，张学良自然不能深入考虑“另立局面”的整个计划，因此，在第一次延安会谈时，张学良也只能略微一提而已。
4月22日，张学良飞抵上海，当时杜重远已从上海漕河泾第二监狱软禁地移到虹桥疗养院，出入已比较自由了。张学良一个人开了一辆汽车，设法把杜重远带到了郊外偏僻的地方，二人就第一次延安会谈所答成的协议进行了商讨。
1936年4月26日，参加第一次延安会谈的刘鼎，做为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回到洛川，当即把随身带去的周恩来4月22日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面呈给张学良。张当着刘鼎的面，赞扬周恩来说：“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我们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给我的印象很深”，而且“解决了我很多疑难，好极了，我若是早见到他多好呀!”
刘鼎则把中共领袖们对张学良的赞扬向张学良一一转述了。例如，说张学良“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次有决心抗日的将军”，“不顾一切地关心中国民族的前途”“对唯物辨证法理论”非常“感兴趣”……刘鼎还说，周恩来认为，“有你这样的将军，一定有你这样的(士)兵和(军)官。有你领头组织，对他们加以训练，加以培养，马上就可以掌握大批有政治觉悟、有才能的干部。在文化技术方面，(东北军)比红军的官兵强多了。有了这样的大批干部，何愁东北军不成为中国最大最有力量的抗日军!”张、周二人一致认为，东北军当时最急需的，是培养干部，刘鼎对张学良说：周恩来“要我尽一切力量帮助你。……他怕我帮不好，他抱歉。(他)叫我特别帮你搞干训，培养抗日干部。”
共产党方面对张学良评价这样高，可国民党方面对张学良却大为不满。“上海、南京大发谣风，说他在洛川与共产党开会”，蒋介石随即“派来大批政训人员，实则监视他”，蒋介石又一再逼令东北军向延安、延川、瓦窑堡进攻，并要派中央军来陕，……对这种“一石二鸟”(既剿灭红军也消灭至少是大大削弱东北军)的双重用心，张学良早已看得清清楚楚，自然要进一步考虑“另立局面”的种种准备问题了。
2.张学良准备“另立新局面”的计划有哪些内容
问：毛泽东早在1936年四月中旬即决定：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一律由周恩来统一接洽并指导，“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毛泽东的指示中还有一句“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那么，是否可以从中共中央的文献中找到第二次密谈的内容呢?
答：这当然是一种办法。事实上，周恩来在4月22日的信中对张学良说：“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也。”这显然是说，是团结还是反对蒋介石，只能以抗日为前提，不能为了团结蒋介石而牺牲抗日，如果蒋介石不抗日，张学良应准备另立局面。4月22日，张学良接阅此信后，当晚就把自己已考虑好的另立局面的“不小的计划”向刘鼎“表白”了。
根据刘鼎写给李克农等人密信的转述，张学良的“计划”大致如下：
1、“最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一边)完全拿过来(东边的一条一路他全圈)，”“他家”指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这庄大房屋”指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地区，这里实际是指中国，“靠他住的一边”的“一角”，即张学良所在的西北地区，“东边的一条一路”似乎指晋东的太行山和河北的京汉铁路。张学良在给刘鼎讲述在西北另立局面的地区范围时，大概用手在中国地图上划了一圈，将“晋、秦、绥、宁、新以及河北、河南一部”都圈在一起了。
2、“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这当然是指要训练东北军的干部。“训练团两星期后开学。将公开以抗日”为指针(实际上，东北军的王曲军官训练团是一个半月后，即6月15日才开学的)。
3、“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兰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这显然是要联络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特别是在西北的杨虎城、阎锡山(“严老老”)、盛世才以及邻近西北的宋哲元、刘湘等等。
4、“据老头儿(指张学良)说：牵延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因为在十一月之前，张学良“一(方)面对内亲外友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方面捧大老板(指蒋介石)登峰造极。”“他还要暂时与大老板周旋，趁此作最低限度的准备”，“从他家得着一些最后的钱财(主要指武器)，来同新爱人(指中共和红军)度岁月。”“到十一月时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指苏联)的表示”看来，张学良计划用“半年”的时间，改造东北军，联络地方实力派，并从蒋介石那里骗得一些武器和资金，更重要的，是能从苏联直接获得援助，然后再宣布与红军联合起来，在西北另立新局面。
5、张学良“已开始用‘爱国’‘抗日’(之类的)的话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张学良说“只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
3.是“决心反蒋”还是两手准备?
问：毛泽东等人接阅这些隐语式的报告，认为张学良要“硬干”，要“彻底干”，要与蒋“打一架”等就是已经“决心反蒋”了。有的权威学者也认为张学良的态度这时已发生大转变，“突然准备反蒋”，“突然决定参加革命”，“决心反蒋”。您认为是否如此呢?
答：我以为，纵观张学良此前此后的种种情形，如此判断，似有简单武断之嫌。我们不妨稍作分析。
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下从4月9日(张周初次密谈)到4月26日(张向刘鼎讲“另立局面”的计划)这半个多月期间，张蒋之间，发生了什么大变故。在这半个月中，蒋介石于8日自南京启程，经汉口“西上视察川、滇、黔”，根本就没与张学良打过照面；张学良也只去了一趟上海，连首都南京都未到。所以，张学良虽“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要提防大老板先来下他的毒手”(请注意，这些都是刘鼎的话)，但落实到具体史实，如前所述，也只是派来政训人员进行监视和继续逼令东北军剿共这两条。刘鼎听张学良说要准备半年，就一再劝说他提前，说这“太危急了，谁能担保此不生不灭之状态(能持续)半年之久呢!”并说，打算用半年的时间来“欺骗”蒋介石，简直是“痴人作梦”，建议准备的时间“先以一(个)月为期”。张学良虽认为刘讲的有一定道理，却不同意“以一(个)月为期”，只同意“加速”准备。张坚持要准备半年之久，这本身也说明张蒋之间的矛盾虽比半个月前有所加剧，但还远未达到严重之程度。要把原为奉军(封建军阀部队)的东北军，改造为类似红军那样的能在艰难困苦之中英勇奋战的“中国最大最有力量的抗日军”(周恩来语)，谈何容易!“半年”恐怕还不够呢!
在第一次延安会谈中，周恩来劝张学良反蒋，张对周说，“在国民党人中”，他“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他认为，“帮蒋能抗日”，“现在反蒋做不到，若蒋降日，他则离开他”，“辞而另立”。那么，在其后的半个月里，蒋介石是否有“降日”行为或对日屈辱的严重言行或事件呢?查诸史实，这些都没有。如果说局势确有什么较大变化的话，值得一提的，倒是日本内阁决定大大增加在华北的驻屯军。但这恐怕只会使民族危机感很强的张学良更加急于抗日，而不是反蒋。其实，就在5月2日的密信中，刘鼎也说张学良“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这里的“新”，是指中共方面，“旧”是指蒋介石方面。张学良既然尚处于一方面热恋着中共，另一方面又舍不得抛弃蒋介石的“歧路”状态中，而且，离单纯的“反蒋”这个“终点还远”着呢，怎么可以说他已经有了反蒋“决心”了呢?显而易见，这是说不通的。刘鼎不无夸张地说张学良“一日千里地进步着”，这些“进步”自然有刘鼎的功劳，可了解实情的刘鼎却没有说张学良已“决心反蒋”了。
刘鼎在4月27日的密信中说王曲军官训练团“将公开以抗日”为办团方针。6月22日，张学良在该团的讲演题目就叫《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他说，“抗战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但他又说，“拥护统一的初衷，我不但没有放弃，而且要求也日益迫切”，只是中国“要想统一，唯有抗日，从对外，才能求得统一”，而且，“唯有这样统一国内，集中国力，拥护领袖，对日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这里，他已把“抗日”、“统一”和“拥护领袖”(拥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这些话，当然是在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必先剿共”)的错误国策。要知道，收入该训练团的第一批学员，都是事先细心挑选出来的，总共108名，几乎都是张学良的亲信或东北军的骨干，换句话说，都是张学良准备将来“另立局面”时要依靠的将领。所以，当着这些军官的面，张学良第一次公开亮出了自己与蒋介石在国策上的重大政治分歧，但同时，他又一再强调说：“本人在作人作事两方面的缺点固亦不少，但对人对事的界线，相信确能把握得住。……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对敌的人，只有对敌的事情”，还说：“前年我在庐山训练团讲过，中国所谓拥护领袖，是为了个人地位和金钱，有几个真正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拥护领袖的?……我们拥护领袖，是把意见贡献给领袖，把力量交给领袖，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诤谏，甚至如古之为人臣者，以尸谏，亦所不辞”。这些话表明，到6月份，他仍然欲通过劝谏使蒋改变国策，如果他已“决心反蒋”了，他还会当着他“反蒋”时必须依靠的亲信和骨干将领的面，讲这些话吗?
还应该顺便提一下，就在这篇对训练团的讲演里，张学良还说：“至于有人说我目前的态度是突变了”，他自己评论道：“这绝对不是!凡细读过我的讲演录的人，都可以知道。”的确，只要细心读过张学良驻节武汉时期印行的三册《张副司令讲演集》者，都会明白，最迟在1934年，张学良已经把“抗日”和“收复东北”视为东北军的“最大责任”和“最高问题”了，而且，早在那时，他已经下定为抗日救国宁愿牺牲一切的决心了。那么，刘鼎密信中的“大事”、“硬干”、“彻底干”、与蒋“打一架”云云，到底何所指呢?周恩来在第一次延安会谈结束的第二天拍给中共中央的密电中说：张学良“确有抗日联共联俄要求及初步决心，但揭旗抗日，必须情况发展到下列程度：(1)红军与日本直接冲突；(2)国际外交有进一步发展；(3)或蒋介石急他，蒋降日卖国状况益显著时。”实际上，张学良的“硬干”等等，就是届时在西北强行“揭旗抗日”，就是在西北公开宣布联共联苏抗日救国的政策，以此“在西北另立局面”。
从刘鼎密信等史料看，到1936年的4月底，张学良准备在西北“揭旗抗日”另立新局面的决心的确是进一步增强了，但其“揭旗抗日”另立新局面的三项“必须”具备的条件，并没有改变。至少，目前我们尚未发现改变这三项条件的有力证据。相反地，我们倒是看到了他坚持条件的证据。当中共方面催促他尽早举事时，“他希望我们不要迫他太急”，他说，“牵延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张学良在等待什么“变化”呢?无非是两种可能：或者是他的“诤谏”起了作用，蒋接受了张的以对外来求得统一的政策，那就联共联苏、举国一致拥蒋抗日，也就是密信中所说的“捧大老板登峰造极”(那当然也就不必在西北另立局面了)；或者是如周恩来所言，“情况发展到”具备了“揭旗抗日”的三项条件，至少是三项条件之一项，那就在西北另立新局面。
第一次延安会谈时，张学良对周恩来一方面说“帮蒋(即拥蒋)能抗日”另一方面又说“如蒋降日”，他“即辞而另立”。可见当时他在思想上就有两手准备。半个月后，他仍然既有劝蒋拥蒋的打算，也有待此路不通之时，便在西北另立抗日局面的计划。这就是说，他一直有两手准备。不过到4月底，“另立局面”这一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上了，可以说，已经从实践这个层面上开始进行方方面面的准备了，但也仅仅是“准备”而已，“离终点还远”着哩!“抗日反蒋”，确是国民党内一些地方实力派当时常有的心理，常用的口号。但张学良与他们不同。张与蒋之间，虽有利害冲突，但并无深仇大恨，主要的，是两者的政见不同。而且，至少在1936年，爱国者张学良正如他自己所言，已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个人以及东北集团的荣辱生死，他都看得很淡了，早在1936年1月20日，当张学良第一次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密谈之时，毛泽东就明确指示李克农向张学良表示，西北国防政府主席及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担任，可张对此却颇不在意。他把国家民族根本利害摆在个人的名利荣辱之上，这也许就是他终于名垂千古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在上述“揭旗抗日”的三项条件中，张学良所特别期盼的是第(2)项，即所谓“国际外交有进一步发展”，这主要指的是能直接获得苏联的物资援助。因为张学良早就说过，一旦离蒋另干，别的不说，南京政府每月发给东北军的二百万元军饷，马上就断，20万人左右的东北军很决就得“饿饭”，还谈什么抗日呢?所以，尽管刘鼎代表中共方面向张学良保证可以从“新爱人方面”(指中共和苏联)“由爱情上获得一切”，张学良还是坚持须有“半年”的准备时间，张学良早年虽然好感情用事，但他并非“小事精明”(蒋介石语)，大事糊涂。早在1936年1月，李克农就在洛川向张学良转达了毛泽东的保证：“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而且，“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暗示有苏联军火援助)；3月5日，张与李克农再次在洛川会谈时，张就特别提出，请中共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与苏联直接商谈；4月9日，第一次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时，张学良又着重提出苏联能否“真心”援助的问题，周恩来保证说，“苏联必助中国”，可实际上，张学良所期盼的苏联援助，却迟迟没有兑现，所以，不管刘鼎怎样劝说，中共方面怎样催迫，张学良仍然坚持“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指苏联的援助)之后，才能另立局面。
4.刘鼎建议：“找八字算得顶好的胡子”(周恩来)，给张学良“算一命”
问：刘鼎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张学良东北军的联络员，他在后来回忆说，张学良一直认为“反蒋抗日行不通，劝蒋联蒋有希望、有可能。”中共中央对待蒋介石的政策也有个转变的过程。当没有做出“联蒋抗日”决策前，一度与张学良发生争论。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刘鼎感到自己说服不了张学良，就说：“顶好找那八字算得顶好的胡子(指周恩来——引者)和瞎子(指戴深度近视眼镜的李克农)一同来给他算一命”这显然是建议张学良和周恩来再次晤谈，刘鼎还说，张学良自己已“提到”“顶好还要(谈)一夜”，刘继续说，张学良自然要把他“策划的事”(另立局面)谈出来，“我们家(指中共中央——引者)也应该先为他组织策划吧”。
4月末前后，由于下层官兵不明真相，东北军与红军在直罗镇、鄜县、甘泉一带频频发生摩擦和误会，东北军105师一部还与红29军因筑碉和破坏筑碉，发生了冲突。这些具体问题也须双方协商，但当时双方似乎还不是太急切。
恰在这时，西北军事形势突然有了新变化。东征山西的红一方面军，正回师陕北。早在3月初，了解山西阎锡山实力的张学良，就向李克农指出，红军抗日，不应取道山西，而应取道宁夏，那里阻力小，且可靠近苏联、蒙古，便于取得外援。4月9日，东征的捷报已经频频传来，可张学良还是坦率地对周恩来说，他既“不相信”红军能在山西“立得住”，也“不相信”红军“到河北能(战)胜日(军)”，因此，仍望红军“由绥(远)出察(哈尔)”，到了4月下旬，东征的红军已被中央军和晋军压迫到黄河东岸永和以南的狭小地区之内。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下令红军西渡黄河。5月2日至5日，东征部队从清水关、铁罗关两个渡口回渡陕北，集结在延长、延川、永坪地区，进行休整，并准备西征陕甘宁交界地区。
当红军西渡接近完成之时，张学良才得到红军即将西渡回陕的消息，并听说蒋介石将以追剿红军为由，派其嫡系汤恩伯的两个师，尾随入陕。张对此颇为忧虑，即让刘鼎于5月4日致电中共中央，说“张求早见周，面商对策”。
这时，受中共上海地下党派遣，途经东北军驻地的周建屏，已在洛川与张学良晤谈多次。周建屏留着八字胡，“其貌不扬，谈吐非凡”，张向他请教辨证法，他讲得生动深刻，使张颇为信佩。周建屏于5月5日离开洛川，经王家坪去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汇报上海情况，张即托周建屏向周恩来“面谈数事”。那时，张与“共匪”之联络，在东北军高层中也尚属机密，周建屏担心途中出差错，耽误了大事，即让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朱理治于5月7日用密电先把这几件事简要地向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做了报告：
l、蒋介石“有令直属四(个)师军队”，西渡黄河，会合杨虎城部队，向北推进。张为使周建屏相信，还把蒋的密令拿给周看。张担心蒋与杨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东北军，即要求红军在山西牵制在晋之中央军，防止其西渡入陕。
2、张希望红军留在山西，“不要回陕北”，并在山西“给中央军以打击”。红军如回陕北，恐有六师部队尾随入陕，这对红军、东北军皆不利。
3、蒋命令张调东北军一部由延安进至延川，另一部由延安进至瓦窑堡，构筑碉堡线。为应付蒋，张要求红军让路，允许东北军在延安、延川、延长之线筑碉。
4、张答应供给红军子弹，一种办法是令东北军在甘泉通往延安的大道上运送子弹，由红军去夺取，但“恐双方有损失”；另一种办法是由东北军一个师进攻瓦窑堡，红军预先避开，留下一些废枪，红军再假装打回来，仓卒之中，东北军带走废枪，留下子弹。这种打假仗的办法，比较“安全”。
最后，他表示，周恩来如愿与他谈话，地点及化装办法均由周建屏面告。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接阅刘鼎、朱理治的函电，“甚为欣慰”，即于5月7日复电刘鼎并转张学良、王以哲说：
再度会谈极为必要，即请张学良决定时间，愈快愈好，地点以川口或延安为佳，弟等三人中可来二人。
一周之前，毛泽东、彭德怀曾从南京广播中听说张学良“有事赴欧出洋”，大吃一惊，当即电询是何原因，请立即见复，毛、彭认为张“万不宜远出”，并说“如有所需，弟等全力为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5月7日，红军已经全部从山西撤回陕北，张学良要红军留在山西的建议自然无从考虑了，但毛、周、彭当然理解张学良的忧虑，中央军如果大批入陕，张学良在西北另立新局面的准备就很难进行下去，这自然也是中共所极不愿意的。因此，毛、周、彭在复电中鼓气说，红军全师回渡，现在正加紧训练，准备对大老板大举。大老板在北方之全部力量，红军有能力应付；吸引大老板全力于红军周围，即可保证张学良及其他友军在适当时间完成政治、军事、经济各种准备。毛等还让张学良立即发布红军有向延安、甘泉、宜川一带前进迹象的消息，以应付蒋要东北军北进延川、瓦窑堡的命令。
关于双方会谈之内容，毛、周、彭建议：
A.张学良准备大举之实际具体步骤，即政治、军事、经济之问题。
B.杨(虎城)、阎(锡山)、马(占山)、邓(宝珊)、盛(世才)、王(均)、毛(炳文)七部之联合战线问题。
C.张学良所部与弟等所部今后行动方针问题。
关于张学良出洋事，原来是夫人于风至赴英国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子女，张仅到上海送行。但毛等再次告诫张：万不可轻易离开部队，以防意外，至少在“弟等晤面前”勿他往。
中共中央显然希望张学良尽速做好准备，提早在西北另立局面，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抗日反蒋”。张学良则担心红军回陕引来中央军。幸好红军已准备西征，可以把中央军吸引到甘肃去。但双方如何相互配合，准备“大举”，确须协商。在收到毛等5月7日密电的当天，张学良即让王以哲复电毛、周、彭说：
与刘君电已敬悉。兹订于灰(十)日晚仍在肤施(今延安)与(二兄)见面，请二兄早到川口，等待派员往接入城。
但周恩来9日尚在延川大相寺参加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红一、红十五军团干部会议，总结东征经验，研讨西征准备，不能及时前往，即于9日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请延迟两天会面：
现在延川与红军同志开会。延川去肤施二百五十里，定明(十)日动(身)，十二日下午赶到川口，当晚入城，与兄等晤面。
周恩来还要刘鼎与张等同到延安。但周恩来迟至11日才动身，却也及时赶到了川口，当晚，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5.张、周二人没有就“西北发动大计”达成具体协议
问：第二次会谈有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比如“西北发动大计”方面是否达成协议?
答：从种种迹象判断，如实地说，并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会谈又整整进行了一夜。13日，周恩来奔赴瓦窑堡，然后，又从那里赶回延川大相寺，先后向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做了口头汇报，没有留下文字报告。因此，关于会谈内容以及所达成的协议，我们只能根据会谈前后的往来电报，做出大致的推断。迄今为止，推断得较为详实的，当属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这里，笔者想略去烦琐的考证，只就重要问题概要地谈一下。
1、关于双方互相配合，共同应付蒋介石军令问题。其一，周恩来答应张学良的请求，不仅允许东北军在临近双方交界地区的直罗镇、甘泉等地筑碉，而且允许其进入苏区，经甘谷驿、交口在延川、清涧之间筑碉；其二，张学良同意红军一部通过东北军驻地，在临潼东边乘东北军船只渡过渭河，南下陕南并相机转进河南，牵制中央军，使其不能入陕，东北军也可以此为借口，推迟北进。同时，张学良答应供给红军十万发子弹。(不久，因获悉两广事变即将发生，中央军纷纷南调，红军一部南下之议也就取消了。)
2、关于东北军配合红军西征以及打通“国际路线”问题。红军主力将于5月18日离开陕北，开始西征。张学良对此颇为高兴，因为西征即可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壮大西北大联合的力量，更重要的，又能靠近外蒙、新疆，打通获取苏联援助的“国际路线”，这一直是张学良厚望之所寄。张学良同意东北军一方面尽可能给西征部队让路，并控制兰州及陕甘大道，准备将来以兰州为大本营，在西北另立局面，另一方面，又再次答应暗中掩护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毛泽东后来在给指挥西征的彭德怀的电报中说：“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还是)站在红军与友军(指东北军——引者)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都)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可见，打通“国际路线”是第二次延安会谈所商定的事。
3、张学良同意为中共代表邓发(化名杨鼎华)办好合法手续，经甘肃、新疆前往苏联，接洽苏联援助。
4、关于联络杨虎城、阎锡山、盛世才等地方实力派问题，双方交换了意见。
5、关于改造东北军问题，张学良对此十分关切，他亟想把东北军整顿改造得像红军那样，具有顽强的战斗力，张细心地听取了周恩来的意见。
6、关于在西北另立新局面，即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的问题。这是中共最为关切的问题。有的学者说，双方对此计划“达成了具体的协议”，“商定了”具体的时间表，“双方在关于计划的内容、行动步骤以及实施的大致时间上，也都有了明显的默契”。其实，对照会议之后双方的往来电报，以及张学良对中共方面的反复催促，迟迟不予响应等情形看，正是在此次会谈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上，双方并未有达成“具体的协议”。下面，让我们举些例证。
6月1日，“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爆发了。稍有政治常识者都知道，如果早已“决心”在西北“抗日反蒋”，此时正是举事的大好良机。中共方面就是这样看的，正如周恩来在电报催促中所说的，“东北军发动时机业已成熟”，“西北国防政府之树立，此其时矣!”6月9日，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催问“晤面后行动方向定否?请告!”此电证明张周第二次晤谈时，东北军的“行动方向”尚未确定下来。所谓“行动方向”，实际上是指“另立局面”发动与否或何时发动。为鼓动张学良即时发动，6月9日或10日，刘鼎已将中共中央制定的东北军联合红军响应两广事变的“具体行动计划书”(此计划书是两广事变爆发前夕拟定的)转呈给张学良。就在这关键时刻，张学良却于10日飞往兰州，亲自安排为邓发赴苏办理各种手续，可见张学良此时心目中关注重点何在!这时，中共中央早已多次劝诫张学良万勿离开自己的军队，以防身遭不测。可张学良还是于6月11日转飞南京，亲自考察两广事变真相及事变发生后的国内局势。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6月12日，急不可耐的周恩来又一次致电王以哲，询问“日(张学良代号——引者)先生回西安否?”，表示“甚盼”其速返西安，以便“能再与日先生及兄(晤)面，速定西北发动大计及其具体步骤”，可张学良至6月20日才回到西安，22日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讲演，如前所述，这次重要讲演表明，张学良在对蒋问题上，仍是作两手准备，或者说，至少仍然企图通过劝谏促使蒋介石改变国策。
周恩来在6月16日致王以哲密电中，请东北军在一个月内完成一切准备，以西北的发动来配合两广的发动。可是，无论中共中央如何焦急，如何催促，张学良仍然不为所动。张学良在致周恩来的亲笔信中说：“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六个月功夫”。这时，从4月末刘鼎给李克农写密信时算起，已又过去两个月了。4月末，张学良坚持要有“半年”的准备，6月末7月初，他仍坚持“必须”有“六个月功夫”，除非“时机迫切”。一方面，这确实是整顿改造东北军所必须，另一方面，他仍然认定“牵延”半年左右的时间，时局就会起大变化。他期待什么变化呢?显然，仍然是第一次延安会谈时，周恩来所总结的张学良“揭旗抗日”的三项“必须”条件，或者红军直接与日军开战，或者获得了苏联的大力援助，或者蒋介石确已“降日卖国”，否则，他是不能轻举妄动的。
可见，“好冲动”(杜重远语)的张学良在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军国大事上，倒是颇有定见的。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