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十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阎锡山到底密谈了什么
毕万闻
1.张学良不让阎锡山做成“这桩买卖”
问：张学良对共产党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抱有十二分的赞成，为此，他积极争取实力派，阎锡山即其一。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连发密电，请阎锡山全力支持。14日，张、杨派人飞抵太原，“请阎来领导”。同日，南京代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电请阎锡山“密加运用”，先将蒋介石从西安移居太原。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谓“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于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一时间，阎锡山似乎成了扭转时局的“关键”人物，为各方所瞩目。阎自感身价倍增，遂踌躇满志地施展其居间斡旋的计谋。可是，素重情义的张学良，却不领阎锡山的这份情，他对部属们说，“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自己了。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还说：“我决不让老阎做(成)这一票买卖。”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潜赴太原，与阎举行过秘密会谈。
1936年9月中旬前后，张学良对身边的中共代表刘鼎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联共抗日，即便因此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同时，他试图通过他从前的部下，当时正在陈诚手下任职的冯庸，去说服既是蒋的心腹又有抗日热忱的陈诚，能与自己一道劝蒋，没想到陈诚向蒋告了他一状，张学良遭到了蒋的电报申斥。但他没有灰心，转而去争取阎锡山。
张学良与阎锡山打过多年的交道。1927年秋，张正率奉军主力在河北与北伐军对峙，阎却背弃诺言，突派晋军东出娘子关，几乎把奉军拦腰截断。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又出兵助蒋，把阎赶下了台。张学良认为那都是自家兄弟打架，“事过境迁，恩仇俱了”，在国难时期，则应一致对外。况且，1936年8月，日本指使伪蒙军侵犯绥东，阎锡山已经增派晋军李服膺等师赶赴绥东，协助傅作义抗战。因为阎很清楚，如果绥远沦陷，下一个，就要轮到他的老家山西了。面对日寇的凶焰，阎锡山在暗中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对策。他原先是“防共”第一。红军东征，蒋派陈诚率十万中央军进入山西之后，他说，他是在三个鸡蛋(指日本、红军和蒋系)之间跳舞，踩破哪个也不行。日寇侵犯绥东之后，他则说中国今日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以图存的问题。8月下旬，阎密派他最信赖的梁化之去北平草岚子监狱，密晤晋籍中共党员薄一波，请他回省“共策保晋大业”。
张学良对阎已开始暗中“容共”的内幕并不知晓，但对阎担心日寇侵犯山西以及他以“实力困难”为借口，不愿增派晋军去陕北“剿共”之内情则是了解的。再者，张学良认为，阎虽非蒋之嫡系，但有地盘，有实力，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委会副委员长，如果阎肯在蒋面前为自己帮腔，阎的话还是有份量的。但张学良刚刚有了陈诚告状的教训，在不明底细之前，他不敢贸然行事。
2.先派秘书去试探，再派参谋长打前站
当时，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为副司令，总司令名义上是蒋介石)有个秘书叫李金洲的，从前与阎等晋系人物有交情，并为阎锡山及其军政亲信们所信赖。于是，1936年9月末，张学良单独召见李金洲，令其纯以“私人身份”前往太原一游，“顺便”拜谒阎氏，试探一下阎氏对“剿共”的真实看法到底如何。
李金洲到太原后，先去探望阎锡山素来倚重的智囊人物晋省主席赵戴文，“闲聊”中，无意地谈到了绥东抗战，进而“漫不经心地”谈及“剿共”与抗日的关系。没想到，赵戴文非常明快地告诉李金洲：由于“对内”则无以“对外”，阎主任(阎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时以“剿匪”非计为念。这就是说，阎认为打内战就无法抗日，继续“剿共”并不是好政策。随后，在赵氏的陪同下，李金洲又去拜谒了阎锡山。阎氏之所谈果真与赵之所述完全相同，阎并要李氏转告张学良，有机会将与汉卿联合向委座进言。在李金洲离晋时，阎氏还写了封信，让李捎给张学良。李金洲返回西安，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向张学良报告。张感到阎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颇有喜色。
为了能与阎联袂劝蒋，张学良必须亲自与阎深谈一次。可是，李金洲所带回来的信息是否完全可靠?李并非东北籍(李是山西人)，在东北军任职时间也不长，地位又不高，李又只是一人去的，若是晋方否认了，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作证。更让张学良放心不下的，就是阎锡山的老谋深算。但考虑到山西已临抗日前线，事关其自身存亡，这一次，老阎似乎不会有诈。那么，他会不会变卦呢?为此，张学良决定再派一个级别更高的人，去一趟太原。他觉得最合适的，莫过于戢翼翘先生了。
戢翼翘，曾在张学良手下任军长多年，后升为张的参谋长。阎的智囊赵戴文和参谋长朱绶光，都是戢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时的同学。中原大战后，戢奉张学良之命到山西缩编晋军时，对晋军又相当宽容，颇得晋系上层人物的好感。九·一八事变后，戢即辞职，此时正在北平闲居。
1936年10月初，张学良在西安王曲镇太师洞单独接见了戢翼翘。张说，东北军已不像从前那样了，现在官兵都要求打回东北去，请你转告阎先生，希望将来在蒋先生面前要支持我们。戢说，山西大同已吃紧，东北军要帮忙，阎定会同意。张说，东北军抗日，要借道山西，从陕西入山西，乘同浦路经过太原到前线去，也请他答应。并说：“我要亲赴太原见他，请他不要宣布，不要接我，保守秘密。”
戢同意去见阎，但怕去太原再回西安报告，然后再返回北平，万一消息走漏，让日本人知道了就不好办，不如让他带一个随从，待见阎后，他把交涉结果写成文字，密封好，让随从带回西安，他可径回北平。张考虑了一下，即让李金洲陪戢前去。临走前，张给阎写了一封亲笔信，让戢带交阎。原文如下：
百公赐鉴：
李金洲返，述尊意并手教，拜聆之下，不胜雀跃。国事急矣!有我公一呼，抗敌之士必皆追随而起，可促成政府抗战决心。事可为矣，国有济也，岂限于东北秦晋乎?兹嘱戢劲成兄晋谒，俯乞进而教之。专肃，并颂
勋祺
张学良顿首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
戢到太原的当天，就去见老同学赵戴文和朱绶光，午夜12点，阎即接见了戢。阎爽快地表示，在蒋先生面前支持汉卿，没问题，有什么要他说的话他都肯说；借道也没问题，还答应预先把道路修好；汉卿要秘密来太原，很欢迎，保证绝不透露出去，阎还对是年春天红军“东征”山西时，与红军激战，表示后悔。戢离开太原之前，阎还给张学良写了封复信，全文如下：
汉卿仁兄勋鉴：
劲成兄莅并，并赍到手翰，并共洽谈，敬悉一一。(日本)对绥远，势在必得，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败，我辈亦可了矣。此后情形，弟随时奉闻。目下状况，统乞劲咸兄代达。专此奉复。敬颂
勋绥
愚弟阎锡山上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三日
戢之使命顺利完成，即直返北平。李金洲则把戢的密信带回西安，报呈张学良。
3.解开张、阎密谈之谜
当时，蒋介石一方面让曾养甫做出邀请周恩来去广州谈判的姿态，另一方面，又令胡宗南等部在甘东堵剿红军，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张学良为减少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一方面将堵剿红军的军事部署密告正在西安帮助他整训东北军的红军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另一方面，又致电蒋介石，表示有要事报告。10月20日，张学良得到通知，蒋介石明后天即来西安。当天下午，张即秘密乘机飞抵太原。当晚，阎屏去左右，只身一人与张学良彻夜密谈。翌日，张学良飞离太原。22日，张学良即在西安迎接蒋介石一行。
1936年10月20日夜，张学良和阎锡山两人究竟密谈了些什么?由于没有其他人参加，他们二人又都一直讳莫如深，所以，长期以来，会谈内容就成为一个历史之谜。现在，让我们根据原始档案来解开这个谜。原来，阎锡山虽赞同张学良提出的劝说蒋介石“联共联苏”的抗日主张，但对中共和共产国际不无疑虑，故提出了三个问题要中共答复，因此，张学良回到西安，便将与阎秘谈的内容向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叶剑英、刘鼎做了通报。10月22日，叶、刘用密电向中共中央作简要报告。从这份电文看，张、阎会谈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如下几点：
一、蒋介石即将莅陕，阎锡山向张学良明确表示，他决心赴西安晋谒蒋，请求蒋领导全国军民，联合红军，一致抗日。
二、请中央拨款，加强绥远国防工事，并调十个师来加强绥远、宁夏、山西的国防力量。
三、倘若蒋介石不干，阎锡山表示，他已下定决心，不顾一切牺牲，让晋军与红军、东北军联合起来，全力抗日。
四、阎锡山准备把绥远的固阳、包头、五原、安北和临河五个县让给红军。
五、但阎锡山问张学良：
l、共产国际能否批准红军开赴绥远抗日前线?
2、共产国际能否接济联合抗日的红军、东北军和晋军?
3、联合作战，红军能否服从指挥?
从目前已知的上述内容看，张、阎的这次密谈，不仅十分融洽，而且异常深入。可以肯定，在“联共联苏”以求增大抗日力量这一重大决策问题上，阎信誓旦旦地保证与张采取完全一致的立场；张则把阎当作自己抗日救国的可靠盟友，因而将东北军秘密“联共联苏”的大致情况向阎作了介绍。这样，在国民党所有的地方实力派中，阎锡山就成为了解张学良联共内幕最多的一位。更值得注意的是，阎已向张许诺，倘若蒋介石不听劝谏，不同意“联共联苏”抗日，阎决心不顾一切牺牲，与张一道，联共抗日(显然，这就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后对阎锡山寄以厚望的主要原因)。不过，阎锡山对共产国际实际主要是苏联对抗日能否提供援助，较为担心。张学良是否也有这种担心呢，张是否也想借阎之口来求得答案呢?不得而知。
4.阎锡山对张学良表示：你干了天大的事，我也能帮助你
10月30日，阎锡山飞抵西安，与张学良等作竟日长谈，商讨借为蒋庆贺五十大寿之机如何劝蒋联共之事。当晚，张、阎等人同乘陇海路特备专车一道去洛阳。31日，寿典结束后，张、阎便联袂劝蒋。恰在这时，蒋已得到了他最为高兴的“寿礼”：胡宗南、关麟征等部，依照蒋之命令，在甘东靖远一带，已将正欲西渡黄河的红军拦腰截断，于是红军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以求抗日和发展的大计划，再也无法实现了；而且，无论是河西的两万红军(后称西路军)还是河东的三万红军，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之中，处境都极为困难。蒋介石自认为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可于短期内彻底剿灭。于是，无论张学良、阎锡山如何婉劝，他还是怒斥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张、阎二人只好唯唯而退。晚饭后，张、阎二人在洛阳军分校操场里散步，边走边谈，谈了很久，内容无从得知。不过，后来有来自二人亲信的传言，说阎对张说：“你要恢复你的家乡，我要保护我的家乡，一切得全靠我们自己，我认为蒋先生永远不会采纳我们的抗战主张。今后，我们要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要干就得靠我们自己干了。”张表示势单力孤，阎说：“你干了天大的事，我也能帮助你!”显然，阎的鼓励也是推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因素之一。
张学良和阎锡山的密谈还商量了晋方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的问题。11月初，阎把亲信大员们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如果成为事实，我们守中立呢?还是帮助日本反共呢?或者联合红军抗日呢?”数日后秘密开会表决，“到会38人，以3l票对7票形成决议，赞成联合红军抗日”。同时，在张学良的协助下，阎秘密派人到陕北保安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遂派当时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红一军团第四师政委彭雪枫，作为中共驻晋代表。11月12日，彭抵达太原，化名彭雨峰，以上海一个“公司”的“副经理”身份，与阎的亲信梁化之谈判。彭的办事处对外称“彭公馆”。经过谈判，红军答应在抗日作战中服从阎的指挥，阎则答应补助红军给养和弹药。
5.张的失望与阎的失算
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原以为只要他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不料，斥骂他的函电雪片般地飞向西安，拥蒋浪潮在全国涌起，而在国外，苏联竟把他与汪精卫扯到一起。当时，张学良虽也希望中共全力支持他，但怕舆论会更加责难他“赤化”，因而急盼了解他之爱国用心而又绝非共产党的阎锡山，公开站出来，为他辩护。可是，阎不仅不这样做，反而隐瞒了他暗中曾支持过张学良的事实，还把拍发给张、杨的“五乎”密电(电文中有5个斥责张、杨的“乎”字)抄发给南京，使之公开发表，传诵一时。张学良曾过于激动地对李金洲说，“此事他不要想摆脱干净，必要时我将调华北军队，会师太原”，这自然是一时的气话，但也如实地反映了张对阎是多么地大失所望!
12月25日，张学良毅然陪侍蒋介石自西安飞抵洛阳，阎锡山得讯，尚“疑信参半”。翌日，张、蒋飞抵南京，阎锡山收阅电报，当即呆坐中和斋(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厅)的皮沙发上，默然无语，“好久未说话”。其内心所思所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片言只语。不过，前此，即在张学良派戢翼翘到达太原的前夕，即10月10日，阎就曾令其亲信徐永昌向蒋介石报告，他既不“引共以抗日”，也不“藉日以防共”，并要“使张学良不因日本而亲共”。西安事变一爆发，他即对身边的人说：“现在的事比天大了，我不能帮助张学良。”
客观地说，西安事变爆发之后，阎虽偏向南京，但暗中还是不同意南京讨伐西安的。可是，已有被阎“出卖”之感的张学良，怎能还让阎坐享居间斡旋的便宜呢!这就是西安事变爆发后阎锡山没有当成调停人的内幕。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