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十二 抓蒋前的幕后较量
毕万闻
1.一向疑心颇重的蒋介石，何以对张学良未加防范
问：自蒋介石抵达西安之后，一系列事件已使蒋与张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了。蒋事先已获得张、杨两部与中共暗通声气的情报，并拟好了调东北军入闽的计划，事变前三天夜里，由于误会，杨虎城部竟举行了一次“扣蒋预演”，但蒋介石为何没有发觉并采取更严密的防范措施呢?
答：从参与西安事变的许多当事人、亲历者的口述回忆中可知，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前，对蒋做了耐心而坦诚的劝说工作，直到事变的前5天，即12月7日晚上，才最后认定蒋不会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然后才决定“捉蒋”。劝蒋期间，他备受蒋的训斥和辱骂。张、蒋长期相互救助的特殊关系，以及张圣洁的救国用心和坦诚的态度，使蒋认为，东北军虽确有“通匪”情事，但张学良本人不会“真心向共”，故一直未加严密防范。
问：张学良确是在断定蒋不可能改变主意后下手的，即先礼后兵。据晏道刚回忆说：
张学良在洛阳军校住了一星期。有一日，蒋在军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张站在台下军官中听讲。蒋在台上大骂主张抗日的人，说什么“共产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然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共产党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张站在前面，在场的人都向张偷望，张神气自若。张右边站的是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他恐怕张学良不好受，会后即邀张到洛阳街上去买古董。到会的人说：“蒋这一番话，实在使张过于难受。”我在西安听说这种情形，向蒋去一电报——即所谓“有亥”电，电文大意如下：
东北军自去冬陕北直罗镇役之后，一○九、一一○师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予补充，还要取消一一○师的番号，因而对中央颇有怨望。他们对剿共心怀畏怯，认为剿共不是他们的前途。东北地方被日寇侵占后，一些军官家属逃到关内，流离失所，生活极感困苦。对日寇敌忾同仇，是东北军官兵普遍心理。前线官兵已有许多与共产党联系。张副司令心中痛苦，指挥确有困难，万望对于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他难于忍受。张副司令曾经请求开赴绥远前线抗日，此时可否考虑将东北军开赴绥远、察哈尔一带，担任抗日前线作战。……这一电文发出后，据钱大钧告我：蒋介石接到电报，曾有较长时间的考虑，然终未转变他的顽固态度。
12月4日下午4时许，蒋的专车到达临潼，杨、邵(力子)与我三人在月台上见张学良于列车刚停时便从蒋的车厢走下，面红耳赤，一面走一面对杨等三人说：“我正被委员长骂的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钱大钧)车厢里等你们。”杨、邵和我等上车与蒋略谈几句便下车，我即到钱的车厢去约张同行。
类似这种材料很多，说明劝蒋抗日不但不可能，而且使张学良的威信动摇，这也是他难以接受的。张从蒋处得知要调东北军入闽，这件事可能是促使张学良决定兵谏的最直接近因之一，您看是否如此呢?
答：无论是远因还是近因，归结为一点，就是张要蒋改变政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杨反复劝说，一直到12月7日晚，才万般无奈，下决心扣蒋。一两天后，张便坦率地把他的决心向心腹部将王以哲等人讲了。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也曾在《扣蒋前夕》一文中回忆道：
9日晚6点左右，我去副司令公馆探听消息。副司令正要吃晚饭，一见我，就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对黎天才说，你告诉张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张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蒋孝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张气极了，又说：“我一定要扣蒋，你快去把鼎芳(王以哲的号)找来。”
王到后，张副司令向王表示了自己扣蒋的决心。王说：“副司令有决心干，就干吧!”10日晚9时许，我们被召集到副司令公馆。先到的有王以哲、缪澄流、我、孙铭九、白凤翔及刘桂五。副司令命我到米春霖家将于学忠找来。于一进屋，张就说：“我要造反!”于当时未明白造什么反，张说：“为了停止内战，我已决定要扣蒋。”于问张：“如蒋不同意(停止内战)，第二步怎么办?”张说：“我已和虎城谈过，此举成功则大家之福，如不成功，我张学良拿头去见他(指蒋)。”话到此处，形势已很明了，随后我们即分别按计划开始行动部署。
2.张学良获悉了蒋介石要调东北军入闽的绝密文电
问：另据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回忆说：
张于12月6日前后(应为7日)最后一次劝蒋，说话间，声泪俱下。但蒋介石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勃然大怒，严斥张幼稚无知，受共产党蛊惑，违背“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甚至是反革命。蒋拍案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由此张和蒋的矛盾更加激化。加上这时又接到王化一从武昌拍来的“华密”电报，获悉蒋介石已内定将东北军调离陕西，南开福建，加以消灭。1936年12月初，王化一由武昌打电报给张学良，说：何成浚秘密告知，他在洛阳时，在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拟好的电报稿，内容是调东北军到苏皖，然后调福建去，使之与共产党及杨虎城分离开，请副司令有所准备，等等(大意)。“华密”电报是张与王单独约定来往的电报密码本的称呼。因此，为了联共抗日救国，为了洗刷不抵抗的罪责，为了东北军自身的前途，张学良必须破釜沉舟。
此时的张学良对扣蒋并没有十分成功的把握，表示赌一次。孙铭九追述12月9日学生请愿时的情形说：
张表示：“今天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是负责的。”张学良说的都是内心潜藏已久的话，记得在金家巷公馆吃饭时，他曾对吕正操和我以及秦诚至等人说过：“谁都有哲学，这个哲学，那个哲学，我有‘赌’的哲学，虽然输一次两次，但只要不散局，总有一次，我要把老本都捞回来的。”
11日深夜，张学良对参加扣蒋的主要人员进行动员，据孙铭九追述：张学良下命令时对他说：“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我正待转身退出时，张回过头来，用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我说：“有把握!”他继续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又严肃地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我敬礼回答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王以哲军长在旁边对我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出来，即去找白凤翔。这天的晚间，东北军中除何柱国军长未找到外，其余高级将领均来到张的公馆。张在宣布“兵谏”计划时，用极沉痛的话对大家说：“我今天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当时在座的东北军将领都明白，这是在说，“不抵抗命令”是蒋介石下达的，东北军不过是奉命执行而已)。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反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就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子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我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张说完，无人发言。只有于学忠一个人问：“第二步怎么办?”张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3.“捉蒋大演习”，几乎打草惊蛇
12月9日，西安学生上街游行请愿举行纪念“一二·九”一周年，是张蒋矛盾进一步激化的一个因素，当时双方已经剑拔弩张。9日那天夜里，还上演了一场“捉蒋大演习”，请您谈一下这一事件。
答：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
9日傍晚，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忽来绥署报告：他到东城门楼去看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在城坡上碰见孙带“自来得”枪两支，说：“我去临潼。”还看见城下几辆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准备出发。据他判断，孙是去扣蒋的。这个问题极为重大，发生的又紧迫，需要立即作出决定。可这时候，张、杨正在请蒋系高级将领在易俗社看戏，并都在那里作陪。便请杨回到新城十七路军总部，作了汇报。杨听了这情况后，马上决定配合东北军行动，按以前与张说好的十七路军的任务(在西安城内解除蒋系武装，占领特务机关，接收蒋系各级机关并扣押蒋系高级将领)作了部署。他为了不使蒋系方面的人看出破绽，下了命令后，又去易俗社陪蒋系高级将领看戏了。当夜的兵力部署是：十七路军陕西警备第二旅孔从洲部(共三个团)和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担任西安城内的任务；特务营宋文梅部(四个连)作总预备队；卫士队两个连，包围易俗社担任扣押蒋系高级将领的任务，并担任新城至易俗社的警戒；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驻新城担任临时指挥官。各部队于8时均开始出动，各街口均布双岗，只候蒋扣到后即开始行动。等到10时左右，孙铭九方面仍没有消息送来，杨从易俗社回总部问了情况，决定请陕西几位士绅再点几段戏，以延长蒋系将领看戏的时间，等待临潼方面的消息。他仍回到易俗社陪客看戏去了。过了11时，宋文梅去东城楼见了孙铭九，回来报告说：“我去看孙铭九，他的警卫说，营长已睡了，我大吃一惊，推门进去，孙已睡着。我把他叫醒，问他去临潼为了什么事?孙说，张副司令怕学生晚上又去请愿，遭蒋毒手，叫我去巡路，如果碰上有学生去请愿，叫我劝回来，我才巡路回来，睡了。我看他若无其事的样子，很生气。来不及再说什么，赶回来报告。”这时，杨还没有回来，大家相对愕然。好在当夜下命令时是以夜间军事演习为掩护，便不等向杨请示报告，即时决定：迅速命令出动的部队，立即停止军事演习，限拂晓前，完全归还建制，回原驻地。杨于深夜一时前回来，听过情况报告后，斥责办事人员太鲁莽，把大事当儿戏。10日拂晓，张已得到报告，要求负责这件事的人去面谈，张要求急切，连着来了两次电话。后来杨说：“我去谈吧。”杨对张谈了9日晚间发生的事，并告诉张，看近日情况，学生、市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大部分中下级军官，对蒋是愤恨的，他们的情绪很激动。扣蒋时间，不能再迟了，万一我们对部队控制不了，发生骚动，那更危险。张也是一样的看法。他们便决定：12月10日准备好，11日晚行动。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