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日本的大陆政策
松崎昭—
西安怀古
1978年12月，初冬的西安。华清池笼罩在一层薄薄的晨雾中， 隐约可见无数朱红色的廊柱，环绕着一汪碧水。中国的造园技艺，真可谓巧夺天工，不能不令人赞叹。随着太阳的升起，晨雾渐渐凝聚成一个个的小水滴，在阳光的映衬下，渐渐地、渐渐地消失了。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的世界里。
我穿过五彩斑谰的宫殿群，走进华清池的深处，我终于见到了那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建筑物。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是多么的惊奇：这里，既没有前面宫殿楼阁的那种巍峨气派，也没有耀眼的浓妆艳彩。这里只有最简单、最平常的五间中国式平房，四周是灰色的墙壁，只有朝南的玻璃窗中透进的几缕阳光，照射着用土石夯成的地面。这就是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地——“五间厅”。厅内，放有一张陈旧的木床和茶色的几案。当年，蒋介石为了指挥第六次剿共战争，曾在这间屋里住过一周左右。
面对当年的旧景旧物，丝丝凉意从我的脚底升起。也许是时间上的巧合触动了我的思绪吧， 我仿佛又回到了42年之前，回到了1936年12月那个“历史的瞬间”。
吃过晚饭，我漫步在西安街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正式宣布结束，街头的一切都还留有那个年代的痕迹。街心路口，几盏昏暗的路灯指引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一些大型商店里，人们点着蜡烛作买作卖。当然，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前几日从电视节目中看到，华清池已装饰一新，恢复了旧日的奢华，陈旧的“五间厅”也已重施粉墨，不复再有那寒酸的苦相。对于这些“变化”，我似乎又无言以对了。
对于与“西安事变”密切相关的人来说，这接踵而来，令人目不暇接的世纪的交替，以及历史对四周风物的自然淘汰，是与中国为开发这座大规模的旅游圣地所作的种种努力交织在一起进行的，这种变化是无法阻止和改变的。但是，不论历史的发展多么瞬息万变，人们对于“西安事变”这一历史剧中的主旋律——“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功绩的评价，却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当我们将“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放到今天日本与中国日益发展的合作关系中来考察时，我们日本人必须再一次地反问自己：为什么在中国民众中会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强列的对日本的憎恨，为什么会以“西安事变”为顶峰形成中国人民的抗日高潮：我们只有通过对历史的检讨和折射，才能更清楚地理解“张学良采访录”中所蕴含的日本与中国所走过的“现代的轨迹”。
毫无疑问，“抗日”是促成“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那么，就让我们沿着这条主线，来梳理一下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吧。
动荡不安的昭和十一年
发生于半个世纪以前的“二?二六”事件，尽管已属于遥远的过去，但它的冲击波却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和渠道一直影响到现在。因为，这是一部直接诉诸于人的感情的、唯有痛哭的记录。
当我们将理性的、历史的眼光停留在那曾被“二?二六”事件涂抹掩盖着的1936年(昭和11年)时，我们看到的乃是一副被极度扭曲了的时代的表情：日本的对华政策正朝着战争逆转，政治倾轧已接近崩裂的边缘。而这一切的预兆，是从新年欢乐的躁动尚在四处飘荡的1月13日开始的。
这一天，日本陆军中央总部向设置在中国天津的支那驻屯军司令长官下达了对“华北五省”的施政方针。
所谓“华北五省”，指的是当时中国的河北、察哈尔(现在属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缓远(同)、山西、山东等地区，其中也包括北京(当是称为北平)、天津两大城市在内。这块广阔肥沃的华北地区乃是中国的心脏。日本陆军中央总部将对“华北五省”的施证方针称为“(第一次)华北处理要纲”，内容大致如下：
“(军司令官)不使华北五省民众得以‘安居乐业’，要在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指导和推进华北五省各自的‘自治’，当务之急是完成冀(河北省古称)察二省与平津二市的自治。自治的母体即北京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和通州的冀东自治政府(长官殷汝耕)。以内部指导为原则，而不建立‘满洲国’式的独立国家。”
对以上述文件中一些不好理解的事件，有必要加以稍稍的解释。
首先，“中国驻屯军(又称天津军)，是在处理‘北清事件’(1901年的义和团事件)过程中，日本根据日清两国签署的文件，根据该事件参加国共同认可的驻兵权设立的军事机构，目的是保护在华日本人和贸易通路。而在上述文件中，日本陆军中央却要驻屯军司令官出面干涉华北的内政。这种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状况是由于当时关东军的行动造成的。
众所周知，1931年(昭和6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阴谋发动“满洲事变”，并于第二年策划中国东北三省以“满洲国”的名义独立。当时，张学良麾下虽有十几倍于关东军的东北军，但却毫无抵抗地撤出了(从关东军方面来说，当然是驱逐出了)东北地区。在“张学良采访录”中，当事人也谈了当时的有关情况。
关东军在建立了傀儡“满洲国”后，虽想方设法要强化育成之，但历史证明一个无端被夺走家园的民族是一定会用各种手段来抵抗新的统治者的。当时在与满洲接壤的中国北部长城一带，掀起了众多规模大小不等的抗日游戏战，威胁着“满洲国”的治安。对关东军来说，一方面要用武力平定华北地区的军事骚扰，同时也希图使用谋略——政治手段进行内部策动工作。
1933年(昭和8年)5月31日，日中两国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满洲国”的国境划定为长城一线。同时，中国方面须将军队撤至北京及天津的最北侧一带。这样一来，华北地区便出现了一块中国的主权事实上顾及不到广阔和非武装地带，换言之，《塘沽停战协定》实际上具有对“满洲事变”进行总结算的性质。
唇亡而齿寒。中国方面对此反应十分强烈。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军事状况，旧军阀地方割据的色彩浓厚，中央政权——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主要兵力又重点用来围剿以中国中南地区即江西根据地为中心、势力不断扩大的共产党军队(红军)。这乃是蒋介石倡导的“安内攘外”政策的具体体现。
于是，强行进入华北地区的日本“势力圈”乘机不断伸展。1935年(昭和10年)5月，终于导致了两名亲日派报社社长在天津日本租界内被杀，关东军为追击抗日游击队进入河北省的事件。
事件发生之后，日本方面乘机要挟国民党政府将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撤出河北省，获国民政府口头应允。同年6月10日又以当时双方负责人的名义签署了“梅津(梅津美治郎，支那驻屯军司令官)——何应钦协定”(即何梅协定)。
但是，仅仅过了十七天，6月27日，日本又强迫南京政府签署了“土肥原(土肥原贤二、奉天特务机关长)——秦德纯协定”，将察哈尔省的国民党党部及由宋哲元的当地驻军29军赶到了河北省。当日军以动全面战争的导火线“卢沟桥事件”爆发时，中国方面驻守卢沟桥的兵力正是被日本人从察哈尔驱赶至北京周围驻防的29军。
日本强行将华北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后，通过土肥原等人的政治策划，于1935年11月25日在通州成立了以亲日派自诩的殷汝耕为长官，统辖北京周边22县之地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5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宣布脱离南京政府。南京政府不予承认，视殷汝耕为汉奸（卖国贼）。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政权。
于此前后，北京也于同年12月8日成立了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南京政府为与日本方面保持某种弹性而采取的一个苦肉措施。宋哲元表面上对日本表示顺从，但在关键问题上却总是躲躲闪闪，采取了一种消极抗日的态度。
但是，日本方面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为渠道公然进行的几乎完全免税的走私贸易，却使中国方面断然采取了抗日反日的态度。当时，通过这条渠道流入中国的为数众多的日本商品充斥中国市场，扰乱了原本就很微弱的中国经济，对民众生活打击甚大。中国到处充满了抗日的呼声。
以上这一连串的华北政策即所谓“华北分治(分离)工作”。毫无疑问，华北分离的出发点乃在于“满洲事变”和维持“满洲国”的独立。不过，日本将这些措施放在华北地区实行，从反面也暴露出极大的缺陷。即：关东军的主要任务是对付苏联，而关东军进入华北，就使日本的北方兵力配置出现了处于绝对性劣势的危险。
从地政学上来说，在“满洲事变”之前，日本与苏联之间横亘着中国的东北地区，并无直接接壤的国境线。但是，“满洲国”建立之后，日本与苏联政治及军事上都产生了直接的相互影响。
毋庸置疑，“日俄战争”之后，日苏关系是相当紧张的。对日本来说，最大的假想敌便是帝俄及后来的苏联。“满洲事变”使关东军开始直接面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大国。这种情况使得那位曾在“满洲事变”中扮演过主要角色，并于1935年(昭和10年)升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要职的石原莞尔大佐焦虑不安，他不得不经常为关东军兵备的不足而提心吊胆。
为了强化育成“满洲国”而由关东军勉强进行的这种对华政策——华北分治工作，终于由于北方对苏兵备的考虑而不得不中断了。依照日本中央军部的指示，投向华北地区的关东军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向后转全力向北。而关东军原在华北地区的各项军政措施，便只能委托中国驻屯军来担任了，这就是所谓“(第一次)华北处理要纲”的目的所在。作为这一措施的具体手段，日本军部于当年4月17日将支那驻屯军的兵力增加到原来的三倍。这一情况自然使中国方面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和不信任感，并成为卢沟桥事件的隐线。
日本陆军的重点转向了北方。但是，即便仅从这一点来说“(第一次)华北处理要纲”也有其显而易见的不妥当之外。在这个“要纲”当中，日本明显地是将华北地区当作日本自己的领土来看待的。这一点在7个月之后于8月14日制定的“(第二次)华北处理要纲”中才予以更正。这次是由首、外、陆、海四相会议的形式决定的，即此乃正式国策。它与第一次‘要纲’的根本区别在于明确了中国在华北地区的主权，由别的国家来重新承认本国神圣的主权的行为，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侮辱。但是，日本政府之所以必须公开表明此事，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二?二六”事件之后日本军队在“肃军”的名义下一直朝着军部(陆军)独裁的方向狂奔。因此，从军部的态度来说，也可以看作是开始出现了一种虽然微弱但却是欲与中国协调的路线。不过，“(第二次)华北处理要纲”实施的结果，与“二?二六”事件后成立的广田弘毅内阁(3月9日)的基本政策是紧密相关的。
“二二六”事件是震撼日本国家体制的重大事件。广田内阁肩负着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重大责任，可以说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它必须设法实行一种庶政一新的划时代的新政策。8月25日，广田内阁提出了自己的所谓“七大国策，其辟头第一项就是受军部意向支配的“充实国防”。日本国部极力推行这一政策的意图虽然是为了大幅度提高对苏战备，但这样一来，如何保持日本在华北地区军政状况的稳定便成为实施这一政策的重要前提条件。这可以说是“第二次要纲”的含蓄之点，而其具体内容则与“第一次要纲”大同小异。对于已经到手的华北权益，陆军是将其作为既得权益来使用的。而“第二次要纲”则以国家的名义(而不是像“第一次要纲”那样以军队司令官的名义)使之明确化了。这是一个严重的误断，其中充满着日本那种浓烈的一厢情愿的味道。
“充实国防”同时也反映了海军的要求。到1936年(昭和11年)末，华盛顿裁军条约及伦敦裁军条约的有效期限均将结束，日本海军处于一种即将进入“无条约时代”的危机感中。因此，围绕如何加强国防的问题，必须设法统一陆海两军的思想，而海军一贯主张的却是“确保中国大陆(寻求资源)，向南方发展”的所谓“北守南进路线”。
陆海两军间的交涉迂回曲折，困难重重，最后终于达成折衷，即所谓的“南北并进论”。8月7日，在首、外、藏、陆及海相“五相会议”上，正式以“国策之基准”的名义决定了下来。这种“南北并进论”是所谓“七大国策”的主要背景，也可以说这时日本已勾划出了通向后来的太平洋战争的具体轮廓。
人们还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东京审判中，文职官员中只有一个人被判处绞刑，这就是广田前首相。主要罪状即他是所谓“国策之基准”的责任者。
就在日本抓紧制定“国策”的同一时期，中国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队和五次猛攻围剿之后，又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完成了叙事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安事变”正在前头等待着他们。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震撼远东地区的“大地震”爆发之前，日本与德国于11月25日缔结了“日德防共条约”。这是一个军事协定，目的是当日苏德间发生不测事件时，纳粹德国或日本不采取有利于苏联的行为。以此为契机，日本军部加深了向纳粹德国的倾斜。也可以说，这是以满洲的存亡为坐标的日本军国主义必然的选择。
日清、日俄战争与中国权益
如前所述，围绕有关“满洲国”问题，1936年(昭和11年)的动荡在日本国内产生了极大的共鸣。这种情况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思考。
满洲，这块广饶的中国大地，毋庸赘言，它与日本后来的道路紧密相关，并左右了日本的前进方向。时至今日，那里仍留有“战争孤儿”，这是活生生的战争残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日本人中间具有了“国家经营”这一近代概念的呢？这件事乃是日本从近代至现代国家发展的出发点。
关于“近代”的社会结构，曾有过各种见解和意见，其中之一便是国会(议会)的设立。这种议会应该是完全形态的民选过程。即或其间尚留有一些“官制”的味道，但总之它应该是从封建这一古老时代脱胎换骨的重要阶梯。
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是1890年(明治23年)11月25日召开的。当时的首相是被视为明治元勋的山县有朋，他在那次值得纪念的议会上发表了他的施政演说。内容大致是——国家各有其固有的疆界，这叫作主权线。而与国家的主权线之安危相关的区域则称为利益线。日本处于列国当中，为维持本国的独立，必须设法保护这种“利益线”。
山县认为，作为一个近代国家，为了扩张和发展国权，要扩大这里所说的“利益线”，而且要不断扩大、越来越大。
明治维新实现了日本的国内统一，西南战争标志着这种统一的完成。山县的上述讲演距西南战争只不过才过了13年。他所谓的“利益线”指的是自幕末到明治维新期间日本一直不断与之打交道的邻国朝鲜(韩国)，这也是山县对当时日本国内喧嚣一时的“征韩论”的答复。但是，山县提出的这种国家概念，乃是从国际政治这一新的视野出发得出来的。而19世纪末的国际政治只不过是西欧列强奴役东亚各国的帝国主义侵略的投影。当时，山县头脑中描绘出的乃是由历史的传统遗留下来的当时朝鲜的宗主权。说明白些，就是要努力排除视朝鲜为附属国的清朝中国的影响，而由日本取而代之，可以说这是“后进帝国主义”国家的非同寻常的意图。
于是，由此而产生的国际纷争，便直接或间接地波及到了与朝鲜相邻的满洲(中国东三省)地区。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或日本人是以山县的这次演说为起点而开始意识到(即便是以这一地区为轴心展开的。
4年后，爆发了中日之间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而进行的“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1894—1895年)结果是日本战胜，清朝被迫割让台湾及满洲相接的辽东半岛，日本在“利益线”朝鲜获得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先权，不过后来又受到了西欧列强——俄、德、法等国的所谓“三国干涉”，其具体内容已属于历史教科书叙述的范围。总之，这次战争加速了列强对清末中国领土的瓜分。而最令日本感到危机和深刻不安的乃是帝俄针对中国和朝鲜实施的南下政策。
从满洲的角度来看，俄国租借辽东半岛，获得了从满洲里、哈尔滨到绥芬河一带以及连接哈尔滨、旅顺、大连间长约2400公里的东清(即中东)铁道的筑路权，开始全力致力于满洲及西伯利亚的经营。为此，日本曾提出在一定时期内将日本的利益线限制在朝鲜的所谓“满韩交换论”。但是，由于贪得无厌的俄国军事呼量已开始直接到达了朝鲜，同时，尽管有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北清事变最终议定书”的约束，但俄国不但不从满洲撤兵，反而显示出一种强硬的态势。这种态势意味着俄国欲把满洲攫为已有。这种国际政治力量的变化，首先使在中国享有众多权益的英国感到极大的不安。“日英同盟”结成之后，日本便以这一同盟为杠杆，开始了与俄国的战争。
“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是一场代价高昂、损失惨痛的胜利。日本继承了俄国在满洲地区扶植起来的为数众多的权益。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同时还设定了日本对满铁(南满洲铁道)和朝鲜的优先权。于是，得以实现。这种“实现”使日本在自我膨涨与狂奔的轨道上向着吞并韩国突进。
当时，铁道被视为国权的象征。这是因为铁道的敷设和运营不仅需要巨额投资，而且还要有为了保护铁路安全运营所需的驻兵权、居住权和包括各种营业内容在内的行政权。日本在满洲的这些权益便以所谓“满洲特殊权益”的名义而不断增大了起来。
日本——一个远东的小国，打败了号称世界最强的俄国，这件事给世界带来了种种震动和冲击。首先，从日本国内来讲，这一胜利使日本国民中的大国意识开始抬头，人们对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似乎具有了一种强烈的“神圣感”。
从数字上来说，“日俄战争”的决定战役——奉天战役结束时，俄国在满洲的总兵力约有85万人，而日本只有大约48万人。当时，日本全国的总人口约4700万人(儿岛襄《日俄战争》)。也就是说，日本已动员了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子，从“人”种国力来说，日本已接近崩溃的边缘。
在日俄战争中，日军死亡84400万人，伤14300人，二者合计227400人(沼田多稼藏《日俄陆军新史》。日本共用去战费15亿2300万元，其中约7亿元为外债，20年还清，本利合计14亿7000万元。请不要忘记，当时一碗荞麦面才2分5厘钱。
日本人将自己在满洲获得的权益视为用“20万人尊贵的血的代价”换来的。因此，死守满洲权益，便被作为日本国民的命题而被继承了下来。当是曾任满洲军作战参谋并民炸死张作霖事件密切相关的田中义一中佐，便是直接通过自身的体验(原体验)而强烈意识到堪称为日本国家总力战的日俄战争，并将自己的行动完全置于这场战争处长线上的人物之一。据说，当时尚是马贼①的张作霖被日本军逮捕之后要被枪毙时，田中曾救过张的命，因为田中认为张作霖是个有用的人。
日俄战争是一场复杂的战争。一方面，这场战争排除了俄国对日本的威胁，具有卫国战争的性质。另一方面，它又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步，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它触动了东亚各国那质朴的、民族的琴弦，刺激了东亚各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尽管世界历史的车轮在帝国主义争霸及民族主义的争吵中向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滚动，但中国还是通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并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
中国国内的动荡，引发了深刻、激烈的军阀混战，它使中国成了一个混沌的世界。由于这场混战的经过太错综复杂，已大大超出了本文解说的范围，所以这里只想就军阀问题说上几句。
在“张学良采访录”中，除张学良外，还有一位主要角色，这就是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张作霖原是一个以保护地主商人的利益而建立的武装集团头目。他运用出色的政治手腕，渐露头角，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很快掌握了满洲的军政大权。在中国的军阀当中，既有像张作霖这种出身草莽的人，也有曾在清末政府建立的讲武堂中受过教育，后来以自己的故乡或出身地为中心结成武装集团、掌握当地军政大权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征收军费——税金，募集兵员，并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断扩充自己的地盘。中国军阀的势力范围有时俨然就是一个独立王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像日本群雄割据时代的战国大名。
一般认为，中国的军阀起源于清朝的崩溃，结止于由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结束的1928年6月。但也有人认为，1937年日中战争的开始作为军阀政治的结束期。如果这一看法成立的话，则“西安事变”中抗日统一战线的结成，是给军阀时代打上了一个终止符号。中国的军阀与日本人平时所说的“军部军阀”在含义上迥然不同。细分的话，中国军阀的派系在10个以上。
从“对华二十一条”到西安事变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央政权的基础相当薄弱。1914年，欧洲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马上加入了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出兵德国占有权益的中国山东省，占领了青岛。旋又利用大战中的混乱，于翌年1月18日对中国政府提出了所谓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对华二十一条”的目的是要进一步强化和扩大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所获得的满洲权益②。对于中国来说，“二十一条”等于是要中国放弃对满洲的主权。“对华二十一条”的关键条款是要把将于1923年(大正12年)到期的关东洲(辽东半岛)租借权以及即将满期的满铁经营权各延长99年。同时，“二十一条”还要求日本人可以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根据工商业建设及耕作的需要租用和占有土地(商租权)等，范围相当广泛。
在日本的高压下，中国当局于当年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的大部分条款。这在中国点燃了反日抗日的怒火，各地不断有暴动事件发生。但是，由于中国本身正处于“军阀混战之际”，抗日运动尚只能是分散的和自发的。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11月11日)后来，围绕着巴黎和会的召开，这种力量才终于爆发了出来，并成为左右中国历史发展的“五四”运动。
1986年5月初，笔者曾访问过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到处都贴满了“纪念五四运动”、“回忆五四”的大标语。对中国人来说，“五四”是使中国从浑沌走向统一，通向新中国的民族独立的跳板，是严肃的、活生生和历史象征。“五四”运动今天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日本及世界各国都出版了许多有关“五四”运动的研究著作。“五四”运动的焦点是应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无条件地转让给日本，而造成这一状况的法律依据则是“对华二十一条”。“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众面对日本的武力恐吓所发出的怒吼。“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示威游行。运动很快发展为工人的罢工和商人的罢市，波及了全中国。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遭到了沉重打击。山东问题最终还是以中国方面的失败而结束。不过，“五四”之后，抗日之根深深地扎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中国国内的军阀混战以及日本外相币原喜郎为首奉行的所谓“币原外交”(又称协调外交，实际上是一种不干涉政策，被强硬派称为软弱外交)，对华实行融和政策，所以当时的日中关系虽然暧昧，但尚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平静。
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的政友会内阁成立。田中亲自兼任外相。这意味着币原外交的结束。田中内阁上台之后，实行了一连串的对华强硬外交政策，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当年6月27日召开的所谓“东方会议”。这次会议集中了外务省、陆军省和关东军的首脑，以确认如何“保护”日本在中国的权益。会议共开了10天，后又于8月14日、15日召开了大连会议。与此同时，日本也更加重视对山东地区的实力统治，即出兵山东事件。这是日本自进入昭和“新时代”以来第一次向海外派兵。它预示了后来日本从日中战争发展到太平洋战争这一动荡时代的方向。山东出兵炸死张作霖事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势如破竹，到达华北地区。日本担心自己在山东地区从德国手里继承下来的权益受到战乱的破坏。日本政府为保护在济南及附近地区的日本人，于5月28日决定出兵，即“第一次山东出兵”。它一改日本过去一直奉行的方针，使之由“当不测事件发生时将在华侨接回国内”变成了“现地保护”。幸亏这次事件在军事上未造成太大麻烦，9月8日日本撤兵。
但是，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以更大的规模再度北伐，日本遂于4月19日又实施了第二次山东出兵。日军在济南市内的日本人居住区(日侨约2000人)修筑了街垒。5月3日，由一次小小的冲突事件，约3300名日本军与进入济南的15000名国民党军开始战斗，即所谓“济南事件”5月9日，日本决定第三次向济南增兵，而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将这一连串事件向国联提出公诉，一方面将北伐的主要予头指向了北京。
在北京坐镇的是以张作霖为大元帅的奉天军。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打败了张作霖，就等于统一了全中国，完成了北伐。而对于张作霖一派的奉系军阀来说，如果打败了，则不仅断绝了他想称霸中国的梦想，而且甚至威胁到其作为军阀的生存。而对于日本方面来说，如果张作霖一败涂地，国民革命军将会势不可当地进入满洲地区，从而使日本已经获得的满洲权益丧失殆尽。
日本政府决定，要将国民革命军的进攻阻止于山海关一线， 不许其进入满洲地区。如其欲强行越过山海关，则以实力(武力)解除其武装。这无疑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当然会遭到各国的非难。在这种情况下，田中首相打算让他的好友张作霖返回满洲，在张作霖的名义下开展日本的满洲经营。于是，日本方面强制劝告张作霖早返回奉天。
但是，此时的张作霖，已经不是个当初的奉军首领了。他已经接受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成了领导一方的领袖。回到满洲的张作霖，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可以任日本人随意操纵的张作霖，他已具有了自己的主张和实力。换一个说法就是，对于日本来说，张作霖已变成一个十分危险的、与原来的人格迥然不同的人物。
在此判断的基础上，日本方面开始暗暗酝酿炸死张作霖的阴谋计划。
如上所示，围绕“满洲”或所谓“满洲权益”问题，日本人，尤其是陆军军人中，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潮。
一种是以田中义一为代表的日俄战争中的“原体验派”。对于他们来说，所谓“满洲权益”，是日本从满洲也就是从中国将俄国势力驱逐出去的所攫取到的权益。同时，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在满洲地区与中国人有了一种连带感，而所谓“满洲权益”正在建立在这种朴素的血肉联系之上的。这是一种信仰，一种超乎理论的信仰。日本人曾为这土地付出过血的代价，这种代价便成了一张“免罪牌”，而使日本有资格行使所谓“权益”。也许，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暗伏着一个巨大的错误，即他们将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原封不动地当成了日本的主权。这种特殊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完全说清的。因此，当“权益受到某种损害时，他们会从肉体上感到痛苦与愤怒。
另外一种便是继田中等人之后的那些少壮军人们。从形式上来说，这是那些没赶上参加日俄战争的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以后的士官们、满洲事变的主角之一、关东军高级参谋、后来担任陆相的板垣征四郞虽是第16期生，但他参加了日俄战争，并负过重伤。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他对满洲的看法中，有一种与“原体验派”相通的心理特征。而后来担任关东军参谋长、首相的东条英机是第17期生。“满洲事变”实际上的策划者、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是第21期生。
对这些人来说，满洲已是日本国权的象征，是日本的生命线(就像后来的满铁总裁、外相松冈洋右所倡导的那样)。他们有一种使使命，即保持和扩大这咱权益。这种使命感经过他们的反复咀嚼，越来越被“纯化”，终于成为一种教条使他们朝着将满洲逐渐傀儡化的路上狂奔。
“原体验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总有一种爱憎参半的亲近感，而非体验派则只以一种客观的态度看待所谓的“满洲权益”。两派均以武力为背景，为日本的“国益”提出了各自的理论意见。从这些“昭和期军人”们的理想来说，张作霖欲在满洲“恢复失地”的一切行动都是不能允许和必须排除的。
于是，日本便由此而进入了所谓“15年战争”的时代。在这一历史洪流中，“西安事变”显得是那样的鲜明和强烈。“西安事变”的发生标志着历史已发展到了爆发日中全面战争。
① 当时张作霖已被清政府招抚，驻军新民，任巡防游击马队管带。——译者注
② 二十一条旨在灭亡中国，并非仅为了获得满洲权益。——泽者注
缄黙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 :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 /管宁.-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