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日记
蒋介石
蒋介石12月10日的日记记载:
雪耻 静敬澹一
预定:一、陕南决派廿八师进剿,抑派四十师乎?二、樊军拟派陕北。三、孙军暂驻陕南。四、发表蒋卫名义。五、各清剿区主任参加。六、催三军填防。七、催筑天水铁路。八、复曾鼎铭信。
注意:一、对汉卿说话,不可太重,但于心不安。
二、此人小事精明,心志不定,可悲也。
三、对蓉案之解决,须待绥远、青岛问题之先解决也。
四、王英所部杀倭寇反正,恐倭寇恼羞成怒乎,抑其以后不敢利用匪奸乎?
上午批阅,传见十三师官长。下午与汉卿谈话,心甚悲愤。晚与虎城、武鸣谈话。
由于蒋介石拒不接受张学良的劝谏,张学良和杨虎城便决心扣蒋,实行兵谏,并分别加紧周密部署。蒋介石11日日记记载:张学良、杨虎城部署的行动,引起了他的怀疑,但未加深究,没有加强戒备和防范。
雪耻 住华清池
预定:一、第二期整军武器补充计划核定。
二、智囊团条例及组组[织]纲领草案成。
注意:一、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时心颇犹豫,及回厅前,见有军用汽车由西向东者甚多,心又疑虑。但以批阅公文之时间已到,乃即入室批阅,亦不复深究此种种发现之状态。
二、黎天才与孙蔚如(杨部)二人忽来求见,余心又稍□[疑],然亦照见。其实此二人乃张、杨派来探察余是否仍在行辕也。
晚,招张、杨、于(指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笔者注)与中央各将领(在此句前面写有续昨——笔者注)来行辕会议进剿计划。杨、于不到,而张之行色匆忙,精神慌[恍]惚,甚觉有异,乃以为其今日来时,或彼听得余对黎天才训诫之言,使彼心不安;又以其为昨日闻余切训,使彼不乐而已。
昨十时前临睡时,余心更觉汉卿今日形态之奇异可虑,本欲招钱慕尹叮嘱行辕警卫应特别加严,然以寝时已到,亦不再招,以余过十时以后临寝,即欲失眠,故亦不加防范也。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日黎明时分,蒋介石被活捉；同时,西安城内蒋介石的随从军政大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十余人也全部被拘。当日张学良、杨虎城即通电全国,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蒋介石在是日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被执经过:
雪耻 成仁取义 住西安新城绥靖公署
十二日上午五时半,余床上运动已毕,正在起床批[披]衣时,忽闻大门前枪声一发,余即命侍卫速即往查。少顷,闻第二发枪声继起,此后枪声连发不止。余乃知为东北军叛变,即带竺培基与蒋孝镇(竺培基是蒋介石的侍卫官,蒋孝镇系蒋介石的侄子———笔者注)上后山,经飞虹桥到东侧后门。以门锁紧闭,未得开钥,不得出,乃即越墙而出。是墙内低约丈许,而不知外墙脚下有一深沟,其高约二丈余。此时又黑暗,不辨高低,故跳下外墙时,身体即不能行动者约三分[钟],时乃勉强起行。及至骊山娘庙时,已有余卫兵守候。见余,乃即负余登山,但山甚徙[陡],东面有[又]无山路,而西面山上也恐遇叛兵也。行不百余步,以无路之山而又倾斜,甚急,卫兵力乏,余乃自行。行约半小时,将登山巅,卫兵告余曰,至此已出险,当无虑。乃少息,一面令卫兵向巅上侦察有无叛兵。
少顷,手枪与轻机枪自巅上向余身上连发,卫兵已多中弹射死。余乃单身下山,及至山腹,适有一岩穴,荆棘丛生,但恰可容身。此时天已黎明,由穴中向外探望,见叛兵行动皆甚瞭然。
不一时机枪与迫击炮声大作,余乃知行辕卫兵尚在抵抗中,所以叛兵乃用炮进攻也。此时当在九时许矣。
自此即不闻枪炮声。叛兵乃登山搜索,行经余穴之前后者约二次,并未发见。忽闻离余穴约二十余步之处有人被执,与叛兵问答,余闻其音,乃知为孝镇尚在余之附近不忍离也。余乃知孝镇被执,则余穴必发觉,以叛兵皆知孝镇为平日侍余最忠实之侍从也。叛兵乃在其附近尽力搜查。在余洞穴之上闻一叛兵曰,这里有一个是著便衣的。又一叛兵曰,此必委员长。前一叛兵应声曰,先击他一枪再□□□□□□□□□□□□□□□□□□另一叛兵曰“:不要胡乱。”余闻此言,乃知叛兵中尚有能明大义者。少顷,叛兵即问曰“:你是谁?”余应之曰“:余即蒋委员长。”问曰“:你是委员长吗,请委员长暂驻。”余曰“:余为蒋委员长,今既为你等所执,你应即可将余枪毙。但余尚为你之上官,除枪毙余以外,你不得对余有所侮辱。”叛兵曰“:你为我们中国救星,又为我国领袖,我们无敢加以侮辱,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此时叛兵向天空连放三枪,声言委员长在此地。
未几,有一营长前来向余跪泣。余不知其所以然,余问其姓名,彼答曰:余乃沈[孙]鸣九。□□□乃知围攻行辕部队,为张之卫队第二营□共产党也,以□□□□党也。此余被执时经过之大略也。
蒋介石被捉后,由搜山的卫队营官将他背下山,然后乘轿车回西安城内,扣押在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总部)新城大楼。蒋介石13日日记云:
雪耻 住新城 生而辱,不如死而荣
张连来见余四次,见其暗泣二次。余不知其所以然。是夜十二时半,孙营长逼余迁往,余坚不允。
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南京政府陷入一片混乱。军政部长何应钦以及戴季陶等人坚决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轰炸西安,并扣压了事变后张学良拍给孔祥熙、宋美龄说明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苦衷以及保证蒋介石安全的电报。当时在上海的孔宋家族主要成员宋子文、宋美龄和孔祥熙等人连夜出发,于13日晨到达南京。他们见到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后,认为主要是为了抗日,只要同意抗日,事变是可以得到和平解决,因而反对讨伐。不过因张学良发给他们的电报被南京扣压,蒋介石的情况和张学良、杨虎城的真实意图都无法知道。于是宋美龄派英籍澳大利亚人、曾任张学良顾问的端纳,飞往西安了解真相。14日端纳携带宋美龄给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到达西安,通过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详尽地了解了他们的主张后,对蒋介石进行了劝说。蒋介石态度有所和缓,同意迁出新城大楼。14日,蒋介石日记写道:
雪耻 明礼义,知廉耻,今日幸无自负。住新城。我迁住张宅
端纳来见,邀余移住张宅。学良表示悔悟之意,似甚诚。彼实恐余住新城与杨接近,为杨操纵,故急求余离新城。及至其宅,彼乃提出八条件,并明言此时有共党参加其间。余痛斥而深恨其无耻无信一至于此。
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端纳乃余妻托其来营救。而张于昨日自知此事不了,亦电彼与余妻来陕设法调处也。
张上下午来见共三次,向余连泣三次,然余知其伪泣也。
张持端纳电文示余,首见蒋夫人转电已悉句,余泪下如雨,泣不成声,而张亦假泣。□□□□□□知余二人在此对泣,其人之投机与无耻至此。其实彼亦明知余为见蒋夫人三字而泣,而非为彼泣,而余亦与之对泣也。
随同端纳一起来到西安的还有黄仁霖,他是励志社和新生活运动的负责人,同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关系均极为亲密。蒋介石15日和16日的日记,详细记载了他见到黄仁霖,委托黄仁霖设法转交他写给宋美龄的信件(实际上等同遗嘱)一事。
雪耻 住同前。以至暂至轻之痛苦,换得永久永生之胜利,小心勉之
十四夕移住张宅后,余欲其实行在新城所约之言,即移□□[住后]一切事大家皆听从委座之意办理,送余早日回京也。及至其家,彼食前言,并提出八条件,并言此事有红军亦参加其间,故须事事□决。又言余太旧太右。余问其何为右,则彼答非所问。(此段文字加于15日日记正文旁———笔者注)
□□□[张学良]以通信社电告余,以日本第三舰队集中,及华阴方面中央军前进之消息,见其状似甚悔悟,有欲求陕事速了之意。但未知其用意果何在也。张又云:“如果为此亡国,余只有二路:一则自杀；一则上□”云。(此段文字也加在15日日记旁———笔者注)
十五日,余甚盼黄仁霖来见,携余信寄妻也。以黄昨与端纳同来,亦余妻使其来见也。张恐黄见余时将知真情,乃令黄候于机场,而将余信欲派人转送机场,言黄如再来时已不及也。余对张又贱视,不与之言,亦不写信。其后端纳出面为张言,如此太不对。然后张乃约黄来见余。事前张谓余曰,汝见黄时不必多言,只言身体(以下文字系16日所写。蒋介石在是日日记提要栏内写:“雪耻。住同前。人生何为,惟留正气在人间耳———笔者注)甚好,以慰夫人足矣。余不之答。见黄时,余乃写妻信。大意为:兄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为余妻之丈夫,亦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归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经国与纬国两儿既为余之子,亦即为余妻之子,务望余妻视如己出,以慰余灵而已。但余妻切勿来陕。写毕,余为黄朗诵者二,恐张扣此函,而使黄回京见妻时,能以此意口头报余妻也。
黄出,张果将此函劫持不发,并令黄亦留陕,不准回京报告也。以张本欲求余妻来陕调解,而余函尾有余妻切勿来陕之句,则于其鬼[诡]计不售也。然尔不敢获罪于余妻,乃私属端纳飞回洛阳拍电话于余妻以慰之。盖张惟一希望,为余妻在京能阻止中央军攻陕也。
南京国民政府于16日明令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向西安进军,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同日,经端纳斡旋,宋美龄表示愿同宋子文、顾祝同到西安会商,张学良表示欢迎。当日晚,张学良请被扣押的蒋百里劝说蒋介石给南京中央写信,停止轰炸西安和军事行动。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以限期送他回南京为交换条件。17日蒋介石日记记载:
雪耻 住同前 读圣贤书,受圣水礼,此时不树万世之楷模,其将何以对生我之天地与父母也
是日鲍文樾来见,并言端纳与另一人已飞洛。余以为此同行者必黄也。其实鲍之来见,乃张所指使,欺余以为黄已回洛而已。
是晚张来见曰,此□□为虎城早已催促再三,余始终未允。惟十日受你痛斥刺激太深,故始允纳,然后悔莫及。
十六日下午,端纳回来。是晚张托蒋百里先生来见余,托余致函中央,勿即攻陕,不久当可出来。余答曰：“如有一期限送余回京,则余可致函中央,或能停止进攻。”
张来为余言,前方已冲突,中央军在华县城与杨军接触,如仍向前攻,则此间军队只有退却云。余知其退却一语,乃借此恫吓余,将挟余他往之意。余置之不答。相信若彼言欲四日至七日,则此为缓兵之计,中央必不信也。
17日,蒋介石写信给何应钦,令他19日前停止军事行动。同日下午,蒋鼎文(字铭三)带着此信乘飞机专程送往南京。19日,南京方面接到蒋介石手令后,同意宋子文以私人身份飞西安营救蒋介石,并决定停止轰炸到22日。18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 住同昨 临难毋过[苟]免,庶不愧为黄帝之子孙
以张今晨来见余时,行色仓皇曰:“昨言我已将委员会说服,本定四日至七日可以送你出去,不料中央空军在渭南华县突然进攻,故昨夜之议,又将不能实行矣。”余闻其四日之[至]七日之期,乃知此为逆辈欲请示于莫斯科者也。余心颇安,以苏俄决不能赞成张之叛逆行为,而且素知苏俄贱视张之为人也。
十七日上午,张又约百里先生来言曰,张意即照委员长三日内回京之意致函中央,并令停止进攻,请派蒋铭三携信回洛。余乃允之。致函敬之,属其暂停三日,至星期六为限。
下午,张又来见余曰:“不管如何,先派铭三飞洛通信,余事再议,故刻已送铭三上机场飞洛矣。”余乃知前方进攻甚急,而一方则知张“余事再议”一语,是其为欲图赖三日之约之余地。固知张为急则求援,缓则罔信之徒也。
十八日晚,张来言,今接电称,子文、墨三(指顾祝同———笔者注)皆将来西安。又言墨三电称,如张与虎城二人中之一人能约地相见,则墨三当可出面调解。张又言□□已复顾电称委座望你来西安甚切云。余乃始安心墨三之不来矣。如墨三再来西安,则张对中央将领一网打尽之计更售矣。张又云,铭三到京,尚无来电云。
是日铭三到京,正决定中央对西安剿抚之议。余甚盼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也。
蒋介石移居高公馆后,虽然对张学良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他拒绝与张学良谈判的立场没有改变。19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 住同昨 昨日以前,上身骨髓疼痛难受,今日则臀部亦大痛,几不能起座也
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承辱,谁复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无愧受洗礼矣。
看墨子完。
十九日,至今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并无任余回京之表示,余亦并无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张之前日之约言为诈也。
是晚,张又来见,言子文、墨三尚未有来陕之确讯。惟铭三来电则称,彼到京报告后情形颇佳云。彼又言:“前所要求各件,最好能实行几条,以便速了此事。”余曰：“此八条件,如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行。”彼曰:“现在只须四条,无须八条。”余曰:“所删者何四条?”彼曰：“后四条皆可不谈。所谓后四条者,即:一、建立人民阵线：二、联俄：三、容共：四、实行总理遗嘱是也。”余始则骇然,继乃知彼等对第三国际请示之结果,不愿提此四条,以避去共党参加此事之嫌疑也。因此余乃更知苏俄之反对叛逆。彼等荒谬如此,无能为之助也。
是夜,张又以警告方式言余曰：“现在中央政府皆为亲日派、贪污者所包围,你(指余)虽有御侮五分之决心,但易为群肖六分亲日之势力所打消。”余问其所谓贪污与亲日者之证据何在。彼曰:“如要证据,则现无犯罪之人矣。”彼乃指杨畅卿(杨永泰,字畅卿,蒋介石的亲信幕僚之一。1935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次年10月被暗杀———笔者注)而言曰:“夏斗寅之妻明告其妻曰,杨受其十万元贿赂。”余乃斥之曰:“杨要受贿,在余左右虽数百万元亦不难得,何贪此少数,而且何能受彼之贿,此虽至愚者亦能辨其真伪而竟信之,试问证据何在。且杨为余所用之人员,杨之□□□□□□□□□,皆应由余个人负责,随时可以杀,余只要你有切实指证其事实可也。”彼又无言而退。(此段话写在正文的上端和旁边———笔者注)
20日,宋子文以私人名义飞抵西安,张学良对他明确表示,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一致同意,只要蒋介石答应八项主张,就放他回南京。张学良、端纳和宋子文一同见蒋,宋子文转交宋美龄致蒋函。随后,宋子文单独和蒋介石谈话。20日蒋介石日记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其与宋子文会面的情形:
雪耻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本日上午,时闻飞机声。余以为停战期满,前方已经开战,故空军对西安不时来侦察敌情也。谁知子文不一时与端纳及张来见,余不知泪自何来。子文即□[出]妻函交余,称:“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不觉咽呜,不忍出言者再。子文乃命张与端纳出外,而彼独自与余谈话。余先将遗嘱交彼,属其转寄余妻也。
次乃询问彼此情状。余将余之日记为张所得及其阅余日记后之言行告之。相谈约半小时,余催其速出,盖恐久谈为张所疑也。余并将以应即速进兵之意见属转达中央,并示以进兵之方略。
晚傍,子文又来见余,约谈半小时。余告以此时之处置与营救,应为公,而不可为私。□□□□□□□□□□□□□□□□□□□
是晚,张来言曰“:趁子文在此之机,最好以改组政府与释放六人事决定办了,俾事得早日结束。”余曰:“余不回京,无论何事皆不能办也。”
在西安事变两周年时,蒋介石捡出了时间落款为1936年12月20日写给宋美龄和蒋经国、蒋纬国的遗嘱,录于1936年12月13日日记内。日记云:
本日捡得前年在西安寄妻与两子之遗嘱,读之不禁有隔世之感。此特录之。
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正
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父 十二月二十日
另外,据蒋介石1938年12月20日日记,在这一天他另写有告全国国民的遗嘱,遗嘱全文如下: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国民政府万岁!国民革命军万岁!蒋中正。
蒋介石告全国国民遗嘱,连同上述给宋美龄和蒋经国、蒋纬国的两份遗嘱,均交宋子文携回转交,但被张学良扣留。有一点值得讨论,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记述蒋介石交遗嘱时间系21日,而且是在宋第二次见蒋时,与蒋介石日记记载不同。从蒋介石三份遗嘱落款时间来讲,系20日所完成,同日送给宋子文,似乎有巧合之嫌,21日送给宋子文似乎更为合理。但究竟谁是谁非,尚待考证。
21日,宋子文离西安回南京,行前向蒋介石辞行。21日蒋介石日记云:他授意宋子文,五日内进攻西安,则他的生命可保安全；又嘱咐宋子文不要再来西安,也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
雪耻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
上午十一时许,余正在睡中,子文忽入门,余目犹迷雾,不辨其为子文也。少顷清醒,始识其真为子文,告余曰：“余(子文)即欲回去,后日或将再来。”余甚骇其回去之速。以彼昨告余,约住三日再回京也。余拟欲与之私言数语,彼乃近余曰“:门外有人窃视偷听,已不便言,惟京中军事计划与兄相同也。”余曰:“照余之计,五日内可以围困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惧,不可为余生死有所顾及也。”
彼不愿与余多言。余知其意,乃托二语曰：“尔切不再来。”以手势全力示以速即进兵;其次切属余妻,无论如何余不欲其来此地,务请转达。彼乃强应之。又曰：“我约后日回来。”余以手势示之切勿再言。彼曰“:不要紧,彼等对余尚好也。”
子文既出,仍回身向余曰：“余后日必回。”余知其不忍离舍之状,亦未有甚于此者也。
晚间,张来言,称彼须离此一二日。余问何往?彼曰：“前方已开战,且杀伤甚多,故推彼往前方指挥。”观其语意,似想探余对其所言者是否惊恐也。余泰然处之,彼乃拜去。
是日,宋子文与蒋介石辞行告别,情形悲惨,以至蒋介石刻骨铭心,后来他在是日日记上加写了如下字句:
此时诚为生离死别,托家托妻之状,今日回忆,任何悲惨苦痛,未有甚于此者也。
在蒋介石期盼南京迅速进攻西安时,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蒋鼎文和戴笠一行到达西安。蒋介石见到宋美龄,悲喜交集,不可名状。是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今日唯静盼飞机与炮声能早入于余□[耳]鼓。
昨夜张之状态,叛军必于[已]惨败,中央军进展必速也。不料待至傍晚,仍无所闻。而贤妻忽于下午四时余飞到西安营救,相见时悲痛不可名状。余切属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乃不料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也。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为之忧。以今后所作,乃须顾虑妻之安危,而本身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也。
是日为冬至,早清晨祷告毕,翻阅圣经,恰至耶□□□一节,其文句为:“耶和华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也。”
妻先告余以外间各方情况,并劝余能先设法出去再说。余曰：“妻来此,须知为公而非为私,为国家而非为夫君,决不可允其有签字违法之事,如签一字,则余即违法,更无离此希望；即使离此,则余难□□□□。”妻曰:余决不使夫君签字或违法□,夫可安心。但余来,夫有□□□□□□□□□□□□□□□□
西安事变发生后,应张学良的邀请,17日周恩来率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等以红军代表团名义到达西安,为和平解决事变,推动抗日,做了许多工作。蒋介石授意宋美龄、宋子文代表他出面谈判。23日,宋子文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西安事变发生后,应张学良之邀,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右)、叶剑英(中)、秦邦宪赴西安参加谈判)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六项条件,即双方停战,南京方面撤军至潼关外;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合作。宋子文个人表示同意,并承诺向蒋介石转达。关于放蒋介石的条件,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即应允回南京,到南京后再释放爱国七领袖,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要求先撤兵,释放政治犯,蒋介石才能回南京。23日蒋介石日记记载表明:由宋子文出面谈判系其授意,其中还说道,他事先授意宋子文谢绝周恩来要见蒋介石的要求,约定由宋美龄次日上午代见。这和《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记载23日周恩来曾和宋美龄谈话有所不同。23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 属子文准见周某
清晨未起,趁监视者不能窥视时,余乃窃为妻私语曰:此事症结□□□□□[在于共产党]。该党代表周恩来前托张要求见余,余坚拒。而现今子文已来此,不如属子文与之相见,察其态度如何,再□□□□□。后子文即约彼相见,与张、杨同座会议□□□□□□□子文与之所谈者之大略。子文对其所谈结果,颇觉满意。以彼□□□□,但彼只要求余与之一见,虽不谈话亦可。余固知其有此要求,幸事前明告子文,如其有此要求时,可答以蒋先生近日精神不佳,似不便见,蒋夫人可以代见也。约定明日十时来见余妻也。
是日,妻谓余曰：“吾夫不如总理之人。昔总理蒙难时,尚有学生如吾夫者为之赴难。今吾夫遭难,无有学生前来侍护者。”余曰：“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共患难尤难得乎!”
24日,谈判继续,宋美龄也参加了。由于各方的诚意和努力,谈判进行得较为顺利,结果达成了如下协议:孔祥熙、宋子文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中央军撤离西北;蒋介石允诺回京后释放爱国领袖；苏维埃政府、红军名称仍旧,两宋担保蒋介石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共产党公开；开放政权,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分批释放政治犯；抗战发动,中共公开；联俄,与英、美、法联络；蒋介石回京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同日,张学良称,蒋介石具体答复,表示同意: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外,中央军决定离开西北；委任孔祥熙、宋子文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要孔、宋与张学良商组政府名单,决定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回南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联红容共,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待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立即召开国民党会；联俄联英美。周恩来与博古将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也有类似记载。当晚10时许,周恩来在宋美龄的同下见蒋介石。24日蒋介石日记对该日谈判和同周恩来会见都有简略记载,但其中说因他反对“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余在西安”这一中共提出的条件,而引起谈判风波,这和上述谈判达成的协议和对张学良的答复有明显冲突。蒋介石该日日记云:
雪耻 本夜周某来见
上午,共党对余忽提出七项条件,并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余在西安,此与昨夜子文所谈者完在[全]相反,余乃知其中另有其故。盖料此为张指使共党做黑面,而彼自可做红面,卖情讨好,以为将来谅解之地也。
余乃嘱子文即将其条件退还,并言此条件不能示蒋先生也。子文照此进行,并声言如此只有决裂,以后不再谈判。
未几,张果出而调解,并声称：“共党之无信义,只弄手段,如其作怪,我(张)必对周反面云。”此张自言对周痛斥之言也。未知其后经过如何。
共党并不再言条件,只要见蒋夫人时顺见蒋先生一面已足。余乃允之,但余必须张同其来见也。
夜间十时许,妻带周来见。此时余实已睡觉。余与之握手。一别多年,未免生情。彼尚□□余□□□□□□□□□□□□□□□□。余仅曰：“你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余已属其与你接洽也。”彼知余意,乃即道别而出。
事后闻是夜杨虎城甚反对余回京,几乎与汉卿决裂,不知其果何如耶。
张学良为表示自己的坦诚无私和发动事变的光明正大目的,同时有意取得蒋介石的谅解,决心送蒋返抵南京。对此,在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中是有分歧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意无保证放蒋,更反对张学良送蒋。杨虎城为此在24日夜和张学良发生了激烈争吵。25日上午,宋子文要蒋介石、宋美龄当日即走,张学良同意并愿亲自伴送。周恩来、杨虎城认为蒋介石在走之前应该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介石当日走和张学良随去。最终各方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张学良未告知周恩来,即亲送蒋介石和两宋飞往洛阳。25日蒋介石日记记载:周恩来在这天上午与他第二次会面,希望他亲自表态“以后不剿共”。周恩来答应他提出的以后中共拥护其领导,红军接受其指挥。他则明确同意对红军不但不进剿,而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这一记载和周恩来所概括的蒋介石对中共的承诺基本一致。是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 本日四时由西安飞回洛阳,五时半安全到达。感谢上帝保佑
晨刻子文来言,张决心送委座回京,惟格于杨虎城反对,不能公开□□□[送出城],故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上飞机先行。昌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座仍留陕缓行,然后委座化装□□出城,先到其部队,然后再设法起飞云。余妻即往访张曰：“如委座不离此,则余(妻)亦必不离此。余(妻)决与委座同生死,共起居也。”张闻此言,心有所感,乃允设法同飞。
十时许,周又来见余妻,其事先为子文言曰:共党对蒋先生并无要求,但希望蒋先生对余面说一语“以后不剿共”是矣。余乃属妻找周来见余。余妻与子文求余强允之,否则甚难也。
妻与子文在邻室先见。余及见周,余谓周曰:“尔当知余平生之性情如何。”周答曰:“余自然知蒋先生之革命人格,故并不有所勉强。”余又曰:“尔既知余为人如此,则尔今日要求余说‘以后不剿共’一语,则此时余决不能说也。须知余平生所求者,为国家统一与全国军队之指挥,□□□□余革命之障碍而已。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但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答曰：“红军必受蒋先生之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言至此,余乃曰:“此时不便多言,余事望与汉卿详谈可也。”周乃作别而去。(关于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时的谈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是这样记载的：“周恩来一进蒋的卧室,望见蒋躺在床上。蒋见周进来,做出勉强在床上坐起来的样子,请周坐下。周恩来先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周恩来问蒋介石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接着,据周恩来二十五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作了三点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指周恩来———编者注)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谈完这三点后,蒋表示出很疲劳的样子,指着宋氏兄妹说：‘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周恩来说：‘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谈。’蒋说：‘好,好。’周恩来就辞出。”———笔者注)
子文属其再说虎城,使其赞成余今日回京。周乃允之。
约至下午二时半,子文来言,请先准备,约即可行。未几,张亦来言,虎城□□□对飞机已准备,可即出城上机。余乃属张召虎城来。约半小时,虎城果来。余命张、杨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切训之,训话约半小时。训毕,问张、杨之意如何,有否□□□□□□而退。
余乃整衣而行,登飞机□□□,余再三辞张,不欲其同行入京,彼□动,强求同行。余无法阻止,乃准其同飞。到洛已五时廿分矣。
晚,宿洛阳分校,接见各高级将领后休息。26日上午12时20分,蒋介石回到南京。当晚,即向国民党中央报告西安事变经过大略。蒋介石是日日记云:
雪耻
本日上午九时三刻,由洛阳起飞,十二时廿分,与妻同到南京。
晚,召集中央各要人报告陕变经过大略。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变了脸,派宋子文示意张学良写了请罪书,又在给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呈文内称: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在其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剧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准备军法审判张学良,以治其罪。27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
本日医病,下午会客。
胞兄介卿正午逝世。余在病中,家犹不愿使余闻知。呜呼,兄弟三人,今只残余一人矣!蒙难之中,使病兄惊悸,致其速亡。但余出险之讯,彼已闻知,当可慰其灵矣。
是日腿部痛苦未减,精神亦不甚佳,仅会客数人。问岳军(指张群,字岳军———笔者注)外交情形。
晚见汉卿。彼犹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以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
28日,国民党中央举行谈话会,讨论对张学良的处置意见,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等一批军政要员以及与张有宿怨的人,主张不能让他回西北,且要求将其处以死刑,遭到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抵制。蒋介石认为宋子文这是只知私人感情,而不顾及国家。是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 本日会客,征求各方意见
本日会见各部长,征求对汉卿如何处理之意。
中央谈话会,多主张不能令汉卿再会[回]西北。惟子文则不肯失信于其友人,必欲任其回去,并深信张以后必能服从到底也。子文只知私人感情,而不顾国家□□□□□□及也。余仍以好言慰之。妻为此事□□□□。
蒋介石对于在西安答应的各项协议,曾企图否认,他命令缓撤在西北的中央军,同时为恢复自己的尊严和权威,决心不准张学良回西北,并找出各种不放他回的借口。29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 本日约张来谈
本日病痛未减。
为处置汉卿问题,想求公私两全之法未得也。乃决心不准其再回西北而保全其生命□□□□益之、天翼(朱培德,字益之；熊式辉,字天翼———笔者注)分别进行,并缓撤西北□□□□以备叛军抗命也。若复放其回任,不惟后患无穷,而政府之地位立即动摇。以彼回西北,不仅为其所为欲为,且可藉口前所要求者如有一件不行,彼即可叛变也。彼所要求者为中央在西北部队一律撤退。此为其惟一要求。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一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况西北动摇,则统一之局全隳,经济计划无从实行,十年建设成绩毁于一旦矣。
蒋介石曾先后两次提出引咎辞职,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两次挽留。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组成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对张学良进行审判。同时对陕甘的善后和人事问题也作了安排。30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 以静制动,持志养气
预定:一、先发表判决文与呈请特赦文；二、特赦令暂缓发表；三、令速占宝鸡；四、朱逸民为皖主席；五、王德浦、罗贡华或吴次威为民厅；六、杨虎城免职或留任,孙蔚如为陕主席；七、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顾墨三为西安行营主任；八、逸民为□□□□；九、发告西北将士书。
注意:一、对□□□□俄态度；二、对共方针；三、对力行社方针；四、□新组织之干部。
上午,会客。往访□□。对中央再呈辞职,准假二月。
下午,妻赴沪疗病,以在京刺激太深,此次操急,实非常人所能担负也。
对张处置办法决定方针也。
31日,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开庭审理张学良,判决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同日下午,蒋介石向国民政府呈文请求特赦张学良。国民政府通过特赦,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失去自由。宋子文原是张学良人身安全的担保者,他激烈反对扣压处置张学良,是日他亲自陪同前往受审。蒋介石也觉为难了宋子文,致函慰之。是日蒋介石日记云:
雪耻 壹是皆□,修身为本
预定:一、多□总预备队；二、多用钢甲车；三、问天才能否回陕;四、放鲍志一；五、皖主席由□□□□；六、杨、于革职留任；七、委□□□□副主任；八、与杨交涉驻兵东北□□□
注意:一、心燥性急病中应自忍耐；二、对侍卫应□之。
上午,军法审判张学良,闻其卫队陆续到宋寓,已十有一人,如不审判,卸其武装,则彼逃也。余致书子文慰之,使其为难,于心不安也。
□□□□□□□对军事迟疑不决,且不愿负责,可谓无人格之至,不仅[禁]愤怒。
笔者按:几年前,蒋介石后人蒋孝勇的遗孀蒋方智怡,将她保存的蒋介石日记和蒋经国日记从台湾运往美国,存放于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蒋介石的日记自1918年起,至1972年止,共55年,无日不记,篇幅浩繁,内容庞大。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翻阅了全部日记,认为它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认识20世纪中国的新视窗”。2006年胡佛研究所将蒋介石1932年以前的日记复印出来,供读者阅读研究。2007年4月下旬,又开放了1932年至1945年的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天度乘去美国探亲之际,于5月前往该处翻阅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日记,时间是1936年12月10日至12月31日,共22天;然后寄回国内交由同事孙彩霞编审编排整理,并加文字说明。日记没有中规中矩地按版面的页面书写,在正页的上下两端以及左右两侧也写有内容。日记有的地方写有“续昨”,还有的在页前写“(接上页)”,页后写“(接下页)”,由此推断,日记的部分内容不是当日记述,而系日后补记。因日记原件不能对外,提供读者的是从缩微胶片还原的复印件,有些字句被油墨遮盖,无法辨认,以□替代。同时,为帮助读者理解,笔者在一些地方添加注解,个别明显有误或能推断内容的文字也力所能及地指出。
虽然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台湾蒋介石档案《困勉记》公布了日记的部分内容,但因为这两者都意在表现蒋介石在“艰难困苦”中“意志卓越”的记述,故往往有断章取义之嫌,再加上蒋介石及其编纂者屡次加工,内容已不能反映日记原貌。现在公布的日记原件,为西安事变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关于蒋介石与周恩来在西安会面晤谈情况,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明确提到此事,并概括说蒋介石做了三点承诺,但蒋介石一再否认曾在西安事变期间做过任何违心的承诺与让步,《西安半月记》、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对此一无所记,以至于这一问题长期成为悬案,后人争论不休。现公布的日记原件25日记载:周恩来在这天上午与蒋介石第二次会面,希望蒋介石亲自表态“以后不剿共”。周恩来答应蒋介石提出的以后中共拥护其领导,红军接受其指挥。蒋介石则明确同意对红军不但不进剿,而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这一记载和周恩来所概括的蒋介石对中共的承诺基本一致,也与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吻合。由此,这一长期以来的争论基本上尘埃落定。又如: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提到蒋介石事变时在一天之内写下三份遗书,即寄其妻宋美龄、两儿蒋经国、蒋纬国和全国国民,但从未有人看见过具体内容,此次也是首次公布。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至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亲自坐镇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准备对红军发动全面进攻,同时调遣中央军主力至潼关一带,对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形成大兵压境之势。但在此之前,张学良、杨虎城鉴于日军入侵华北,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以及在和红军的作战中,损兵折将,屡遭失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多方面的团结争取下,已经改变了过去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内战政策,同共产党和红军达成协议,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蒋介石到达西安后,张学良曾多次前往蒋的住处,苦口劝谏,请求他改变内战政策,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但均遭到蒋的申斥。
《党的文献》杂志(责任编辑 汪文庆)
百年潮/周天度，孙彩霞.—北京：百年潮杂志社，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