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蒋家-3.内战的停止
戴晨京
3.1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上10时左右，日军向沈阳城攻击，九一八事变爆发了。短短4个月时间里，日军攻城20座，略地千余里，直至东北三省全部，中华民族陷于空前未有的大灾难中。
应该说，蒋介石对日本人侵略中国东北的野心早已洞悉，但他此时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巩固南京中央政权。为此，他要不断地面对地方军阀虎视眈眈的挑战，更要不遗余力地“围剿”红军，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对日军在东北军事行动的反应和政策的选择。既然无力应付日军的入侵，似乎是只能实行“不抵抗政策”，无力收复失地，只能寄希望于国际力量的斡旋。而此时的日本也正是看透了蒋介石的反共本质和地方军阀的掣肘，又发现了英美等国疲于应付世界经济危机而无力顾及，才敢无所顾忌地发动九一八事变。
当时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是十分清楚的，并且曾说：“在我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给日本。”而日本方面则不断给张学良施加压力，并且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制造战争借口。面对日方的种种无理要求，张学良不予理睬。从8月下旬，日军频繁地在东北进行军事调动和军事演练，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电告南京的蒋介石，请求对策。
8月16日，蒋介石回电张学良，明确指出：“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地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9月12日，蒋介石惟恐给张学良的电报说不明白，又特地邀请张学良到石家庄会晤。在专车上，蒋介石反复叮嘱张学良：“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挑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该日上午10时许，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大公报》的记者发表了谈话，表示其本人已命令东北军士兵，对于日军的挑衅不得抵抗，并且说，9月18日晚上日军大约300余人偷袭北大营驻地，开枪进攻，东北军没有武装，自然也就没有抵抗。
9月21日，蒋介石从江西“剿匪”前线回到南京，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开会，商讨九一八事变后的对策。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一再主张对于日本的军事行动实行退让政策，主张“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强调应提交国际联盟和签订非战公约诸国，并且指出这个时候只有诉诸于公理，才能期望获得公平的处理。在这次会议上通过四点决定：在外交方面，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为对付日本的决策机关；在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加强北方的防御力量，同时将进攻广东的部队，进剿红军的计划全部停止；政治方面，由南京方面推出蔡元培、张继、陈铭枢等人专程前往广东，共同协商在当前统一团结御侮的办法；在民众方面，由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分别下发了《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全体人民镇定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且要相信国际联盟会公正处断。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部对部分国民党党员发表了演讲，要求全体国民在国际联盟做出公正裁决之前保持忍耐。次日，张学良派万福麟、鲍文樾飞抵南京，再次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按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张学良听了万福麟、鲍文樾的汇报之后，决定遵照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依赖国联裁决。但是由英法等国把持的国联，虽然一再开会，做出了一纸又一纸的空头决议，却只是停留在“遗憾”、“警告”、“要求立即撤兵”、“避免事件扩大”等软弱无力的外交辞令上，并没有也不可能采取实际的军事行动以制止日军的侵略行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各地爱国工人和学生的抗日救亡示威、请愿活动此起彼伏，不断有大量的学生拥向南京进行请愿。1931年9月28日，各地请愿学生分别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外交部进行示威和请愿活动，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收复失地，严惩亲日派官员。
1931年10月12日，蒋介石在“国父纪念周致词”中表示：“国联这一次开会，一定能依照公道的主张，取得和平的路径，使东亚和平，以致世界和平，不致为日本一国所破坏。”他说：“我们现在要尽力避免战事，且在未到战争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这表明蒋介石直至此时仍不得不把赌注押在国际联盟的身上。而此时，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不断高涨，国民党内的众多反蒋派系也乘机猛烈攻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发表对外宣言：“当事变之初，中国即提请国联处理，期以国际间保障和平机关之制裁……中国政府尊重国联决议，极力避免冲突，加意保护日侨……并期望国联于此次开会时，执行盟约第十五及第十六条之规定，迅速给予日本侵略行动以有效之制裁。更希望非战公约与华府九国条约签约之友邦履行其各该公约上之义务。”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也表示决心北上，竭尽职责，效命党国，他还下令自己的警卫军北上，声称自己要去石家庄坐镇。
当蒋发现日本对于国联作出的限期撤兵的决议置若罔闻，而国联对此又是手足无措的时候，便打算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以改变当时的不利局面，寻求解决事变的新途径。为此，他重新任命顾维钧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反对，蒋介石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打算落空了。
此时，国民党内和反蒋派系则利用国内抗日舆论，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甚至在他们的鼓动下，国民党的全国代表竟然通过了“请蒋北上，收复失地”的紧急动议案，从而在全国各地掀起了送蒋北上抗日的大规模运动。这次蒋介石进退维谷，而此时南京和广州方面的谈判也在加速进行，广州方面的汪精卫、孙科、陈济堂、李宗仁等人明确指出要蒋介石下野。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蒋介石被迫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全国，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务，离开南京，返回浙江奉化故里，这是蒋介石政治生涯里的第二次下野。但不久，蒋介石又宣布复职。
3.2 事局转变的枢纽——西安事变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上午9时，各界在洛阳西宫军分校广寒宫礼堂为蒋祝寿，蒋介石发表了《五十生日感言》。德国元首希特勒、日本首相广田皆致电庆贺，全国各地政界军界要员纷纷前来祝寿。庆祝活动一结束，张学良和阎锡山就去拜见蒋介石，希望能够劝服蒋介石停止内战，立即抗日。
然而蒋介石态度坚决，非要消灭“共匪”以永绝后患，并对工人进行了训斥。
张学良、阎锡山只得沮丧地退出。
第二天，张学良就离开洛阳返回西安。
蒋介石在洛阳的一个多月里，调兵遣将，部署一场大规模的“剿共”内战。他把解决两广事件的嫡系和精锐部队约30个师的兵力北调，集结在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的郑州—灵宝段，伺机开入陕甘；同时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机场，将用麦、棉借款在美国购买100架新式战斗机、轰炸机都部署在西安、兰州机场。另外，他又马不停蹄地偕夫人宋美龄飞太原、飞济南、飞绥远，先后会见阎锡山、韩复榘、傅作义，安抚和策动非嫡系势力，集中力量，紧密配合，共同“剿共”。
同时，蒋介石大肆镇压全国日益高涨的爱国运动。11月23日，蒋介石下令逮捕了上海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等7人，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对此，张学良十分气愤，立即飞赴洛阳，劝蒋释放七君子，并递交了请战书。
然而张学良，在几次向蒋诤谏均遭拒绝和痛斥，心情沮丧。回到西安后，他向杨虎城袒露心迹，两人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商量最后解决的办法。最后杨虎城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打算，令张学良大吃一惊。
蒋介石在洛阳经过一个多月的军事部署后，于12月4日身着戎装，带领大批高级将领从洛阳乘专车，再次来到西安，驻临潼华清池，下榻于五间厅。
蒋介石到达西安后，立即着手实施新的“剿共”计划。
鉴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致不愿“剿共”的状况，蒋决定让蒋鼎文、卫立煌代替张、杨。
若张、杨服从中央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前线，则要在中央军监视下“进剿”红军；张、杨如不愿“剿共”，就把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把陕甘让给中央军。显然，这两种办法都是逼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走向绝路，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向蒋哭谏，8日，杨虎城亦前去劝谏，都被蒋回绝。
二人商量决定了抗日救国，应立即采取行动，实行兵谏。
因此，张、杨二人开始小心谨慎地调兵遣将。张学良决定让自己的心腹部队卫队一营和二营去捉蒋。为了稳妥起见，他又将在固原的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调回，和已在西安的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一同参加捉蒋。
张学良一再强调：“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把委员长平安带回城里，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委员长一定要活着带到。”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谋划如何整治张学良。12月9日，蒋介石给邵力子写了一封密信，要他通知《大公报》，发表撤换张杨的秘密指示。
12月10日，蒋介石召开了一个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参加的重要军事会议，最后确定了“剿共”的计划，解除张、杨的职务，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充当“剿共”主力，定于12日颁布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令。
蒋介石的军事活动使张杨发生疑惧，他们感到蒋介石对他们已不信任，不重视他们了。尤其是张学良与蒋介石的政治矛盾已公开化，最后摊牌的时间已迫在眉睫。
12月11日，张学良仍不动声色，一切如常，白天他来到华清池见蒋。蒋介石照常召见、安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申斥办事不力的人，按他的原计划，12月12日他将离开西安回南京。
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举行一个告别宴会，张学良参加宴会，并始终陪伴在蒋身旁。晚宴结束后，张学良亲自开车送几位军政大员赶往新城大楼，参加以他和杨虎城名义举行的招待会。
新城宴会在晚l0点结束后，南京来的军政大员们个个酒足饭饱，醉意醺醺。张学良、杨虎城送走客人后，马上返回各自公馆，宣布兵谏计划。
12日凌晨2时许，担负扣蒋任务的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王玉瓒等分乘汽车、摩托车，风驰电掣地向临潼驶去。
当王玉瓒率王世民、马体玉等多人冲进二道门时，蒋的侍卫惊醒后，凭借门窗拼命抵抗。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
王玉瓒和王世民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五间厅前平台上。一见蒋住的三号厅门半开着，他们就飞步闯进卧室。发现蒋刚刚逃走，于是王、孙便带兵在骊山展开了大搜索。最后，孙铭九在骊山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蒋介石，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蒋抬头看了孙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孙铭九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介石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12日上午8时半左右，唐君尧、孙铭九、谭海等人把蒋介石押送到新城黄楼。
上午9时半左右，张学良来到新城黄楼，看望蒋介石，向他说明兵谏原因。蒋见张来，神色突变，呆坐椅上长吁短叹。
当张学良说完，蒋才讷讷地说：“你既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张学良继续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
蒋介石一听由群众公裁，坐直了身子对张学良叫道：“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你还是把我先送回洛阳再谈。”说完后，蒋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谈话没有什么结果，张学良辞出。
当天中午，蒋介石向宋文梅提出，他要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事变后，邵力子被软禁在西安绥署卫士队队长室内。听说蒋要见自己，邵便来到新城黄楼。见到蒋介石，邵亦开始劝说蒋抗日，否则会酿成难以挽回的变故。
邵力子离开后，蒋介石提笔给宋美龄写了一份像遗嘱式的电文。
全文如下：
美龄吾妻：
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
蒋中正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另一份是写给蒋经国、蒋纬国的，内容为：
经国、纬国吾儿：
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唯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下亦瞑目矣!
蒋中正
蒋介石写好电文后交给宋文梅，让宋转交张学良拍发出去，张学良答应当日发出。
下午，南京派来的36架飞机在西安上空低飞示威。当宋文梅告诉他是洛阳来的飞机时，蒋介石露出得意之色说：“我估计政府飞机一定会来西安的。”
12日这天，张学良去看蒋介石三次，蒋介石根本不容他说话。
14日下午，杨虎城与张学良商量之后，身穿军装单独去见蒋介石。
蒋要求杨以国家为重，尽快设法送自己回南京，以防变乱扩大，自己亦会原谅杨鲁莽的举动。但是杨借以与张学良商量为由婉拒，至此，蒋“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
在南京，宋美龄、宋子文为营救蒋介石多方活动，22日，两宋亲自到西安会面张学良。宋美龄为了争取蒋介石早日获释，不得不求助于中共代表周恩来。
12月23日至24日，宋美龄、宋子文兄妹代表南京方面，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周恩来进行谈判，基本上接受了西安方面和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说服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担保实现承诺。宋美龄还巧妙地利用了张学良个人极强的英雄主义弱点，软硬兼施，终于使张学良私自决定放走蒋介石。12月24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宋美龄回南京，从此失去自由。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即由全面内战，转向合作抗日。
3.3 处理华北事变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日益猖狂，先是在东北扶植清废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而后又发动了上海“一·二八”事变，接着日本又将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内地。自1935年夏季起，日本侵略者策动的华北五省自治逆流甚嚣尘上，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问题。
1935年上半年，在日中“亲善”、“提携”的幌子下，日本加速了分离华北的行动，先后发动了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等。国民政府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订立《何梅协定》，丧失了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
10月日本又指使汉奸在河北省香河县暴动并占领县城，香河事件发生并在日本人的干涉下越闹越凶，先是大肆策动香河自治，后日本发现香河事态扩大，自己获益不大，遂作罢。
喧嚣一时的“华北联省自治”计划最后不了了之，日本遂改弦更张，调整计划，寻求新的目标，他们挑中了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
1935年10月，日本驻天津领事致函宋哲元，要求其迅速取缔妨碍“自治”的机构，拘捕“反日分子”，在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许以“华北自治政府首脑”的职位，对宋哲元进行试探和引诱。11月份又出台所谓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决定将未来新的自治政权定名为“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政权首领为宋哲元。土肥原让宋哲元于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采取武力行为。
此前，蒋介石迭电宋哲元，软硬兼施，既鼓励宋要忍辱负重，无论如何要顶住压力与日方周旋，又警告宋不得“自生异动”，一切须听从中央，但却提不出任何具体有效办法。宋哲元屡电蒋介石，陈述华北危急形势，请求中央支援，否则将宣布“自治”。
事实上，蒋介石已通过秘密途径获悉日本内部对于华北自治方案存在争议，有倾向于“自治运动”，应循序渐进，“避免要求过高”的意见存在，蒋感觉事有所图，便电示宋哲元，要宋详察敌情，坚忍主持，以救党国。
接着，蒋对在华以土肥原为代表的强硬派给予了有力的回击，要求土肥原离开华北，粉碎了其“自治”计划。然而，土肥原不甘失败，立即又与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勾结起来，密谋“自治”。二人一拍即合，殷于11月25日组建了冀东防共自治委虽会，并鼓励宋哲元等起而效尤。但宋最终还是坚持了“一切听从中央命令的立场”。不过，此时平津形势已岌岌可危。
眼看着华北局势日益恶化，已呈朝不保夕之状，蒋急忙于26日密派刘健群火速北上，防止宋哲元危难关头势力不支，立场有变。11月30日，蒋又派何应钦北上“体察情势，负责处理”。宋哲元等人因地盘、权力等因素对何的到来反应冷淡。何应钦一行四处碰壁，权衡之下，采取了中央已设计好的方案，即允许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由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同一天，又正式宣布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
1937年夏天，驻屯华北的日军不断向负责华北防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寻衅滋事，一时间华北剑拔弩张，战争的乌云弥漫了华北的上空。
百年蒋家/戴晨京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