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篇-肩负重托赴西安
白竹林
华北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请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蒋介石不仅加以拒绝，反而进一步逼迫张、杨进攻红军。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怒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广大官兵，张、杨两将军出于爱国热忱，于1936年12月12日实行“兵谏”，拘捕了蒋介石以及当时聚集在西安的几十名南京军政要员，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的当天，在保安(今志丹县)石窑洞里的中央军委机要科，首先收到了刘鼎从西安发来的急电，报告了“兵谏”捉蒋的消息；接着又收到张学良和杨虎城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到西安参与解决事变的电报。张学良将军特别邀请周恩来副主席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
“兵谏”捉蒋的消息在保安传开后，全体指战员兴高采烈，载歌载舞，高呼“打倒卖国贼蒋介石!”苏区群众也强烈要求清算蒋介石的罪行，有的说：“赶快把蒋介石送到保安关起来!”有的说：“关着干什么?宰掉算了!”还有的说：“宰掉太便宜他了，还是把他捆起来，戴上高帽子游街，边区所有的村庄都得游一遭……”十余年来蒋介石在战场上和刑场上残杀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成千成万，对他谁能不怒目切齿的痛恨!
捉蒋、杀蒋还是放蒋，这个问题摆在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面前，他们必须冷静地对待这一问题。
在复杂的局势面前，中共中央从全民族的利益和前途出发，高瞻远瞩，制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决定派周恩来为首，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等为成员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解决事变问题。
12月15日，时值降冬季节，大雪纷飞，周恩来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率代表团由保安启程。代表团一行骑着马，沿着山间崎岖的小路，以急行军的速度，日夜兼程，向延安进发，以便从延安乘飞机到西安。17日下午到达延安城下，驻守城内的军队以未奉命令不让进城。为了避免误会，代表团一行只好顺着城外山路绕到机场。这一带山路又陡又滑，只能牵着马徒步攀登，警卫人员担心周恩来身体吃不消，想搀扶却遭到周恩来的拒绝。一路上，周恩来同大家有说有笑，大约下午两点钟赶到延安机场。这时，张学良将军派来的飞机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周恩来不顾两天急行军的疲劳，一上飞机就投入紧张的工作。为了更好地贯彻党中央的方针，他必须详细地了解事变爆发后的情况，因此，他从事变发生的经过到各方面的反映，从张学良到东北军、杨虎城到十七路军的思想动向，从群众的要求到蒋介石的态度等情况，都一一询问前往迎接代表团的刘鼎。刘鼎作了详细全面的汇报。
当时的形势十分紧张。12月16日，何应钦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宣布了“讨逆令”，明令“讨伐”张、杨。何自任“讨逆军”总司令，指使中央军开进潼关，向华阴挺进，直迫西安，并派大批飞机轰炸渭南和赤水车站。因此，南京“讨伐”部队节节进逼、大军压境，与西安方面军形成对峙局面，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另一方面，南京方面在事变发生以后，派遣大批特务、汉奸涌入西安，到处乱窜，刺探消息，造谣挑拨，进行所谓策反工作，使张、杨部队一部分人如冯钦哉、沈克、黄永安等发生动摇，乃至公开叛变，投降南京。
西安方面，连日来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军政措施。首先撤销了“西北剿总”，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明令改组陕西省政府；设立了联合参谋团，采取紧急措施把在陕北的东北军、十七路军所属的部队调往关中东部，准备迎击何应钦的进攻。政治方面，成立了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事变后亟待解决的各项重要政治问题。同时还成立了宣传、交通、财务3个委员会和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接管国民党在西北的各省、县党部，负责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领导和协调各群众救亡团体的活动，以配合整个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
西安的广大群众，出于对蒋介石的深仇大恨，在事变发生的当天，纷纷涌上街头，自动形成队伍，沿街示威游行。“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的口号，一呼百应。12月16日上午，由西安各救亡团体联合发起，在革命公园召开了工农商学兵10万余人的大会，热烈庆祝“捉蒋”的胜利，坚决拥护张、杨二将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救国主张。那天，虽然阴云密布，风头如刀，但是广大群众欢欣鼓舞，手执小旗，秩序井然，精神振奋，一片欢腾。会上各界代表相继发言，愤怒谴责蒋介石丧权辱国，专制独裁，要求公审蒋介石，热烈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决支持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行动。大会还特别邀请张、杨两将军参加。
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情况也很复杂。由于事变的爆发极其突然，张、杨的意图来不及也不可能很快传到部队的中下层，甚至驻防外地的中上层军官，也不完全了解，因此部队内部还缺乏统一的认识。除有一小部分军官的情绪是动摇外，绝大部分中下层官兵都积极拥护和支持张、杨两将军的义举。他们同广大群众一样，认为象蒋介石这样祸国殃民、罪恶滔天的元凶，就是碎尸万段也难以解恨。既然已经抓获，就应当宣布他的罪状，然后杀掉，绝对不能释放。当时，张、杨组织的设计委员会曾研究了3种惩处蒋介石的办法：(一)交付人民公审立即处决；(二)递交红军；(三)送往苏联。大家对这3种办法，赞成前两种的居多。
至于张、杨两将军，他们都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救国愿望，对于联共抗日和逼蒋抗日，态度也很坚决，但是，如何处理善后事宜，怎样达到发动“兵谏”的目的，实现“逼蒋抗日”的主张，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方针，特别是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颇感棘手。而且两人的认识也不尽一致。张学良从他单纯的善良愿望出发，以为他抗日救国的赤诚和仁至义尽的做法可以感动蒋介石，一开始就抱定主意，准备释放蒋介石，但他又不得不听群众和部下的呼声。杨虎城认为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阴险毒辣，倾向于惩处蒋介石。究竟是杀蒋还是放蒋?他们两人的认识既不一致、又都处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深感骑虎难下，束手无策。对此，张学良曾说：“抓住他(蒋介石)就象抓住个刺猬，拿在手里感到扎手，放在地上又怕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急切地盼望中共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能早日到来，张学良曾满怀期待地说：“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飞机在云层中翱翔，俯瞰大地，山川壮丽。祖国大好河山岂容日寇侵略，在民族危亡关头，怎能让亲日派猖獗!代表团的同志们决心为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实现党中央的重任，贡献一切。周恩来一边听取汇报，一边思索着如何开展工作。他那炯炯的目光，坚定的神情，告诉人们他胸有成竹，满怀信心，一个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蓝图，已成腹稿。
17日天近黄昏的时候，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周恩来健步走出机舱。他身披霞光，气宇轩昂，神采豁朗。他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在张文彬的陪伴下，乘张学良派来的专车向西安城驶去。古城西安的大街小巷，秩序良好，熙来攘往的行人，面带喜色，还沉浸在连日来的欢腾气氛中。然而，就在这一片欢腾的气氛中，正隐伏着一场激烈的斗争风暴。
进入西安城，刘鼎将代表团首先安置在七贤庄一号休息。周恩来一直蓄着胡须，来到西安，要接触各方面人士，留着长须不便，他下决心剃掉，而七贤庄却找不出一把剪刀和剃刀，几经周折，总算在一个地下党员家里，找到剃刀，才把胡须剃掉。
“中共代表团来了!”“周恩来先生来了!”
当周恩来到达金家巷张公馆时，张学良将军已在门口等候多时了，周恩来一边和张将军握手，一边转达了毛泽东对张、杨两将军的问候，在一片欢快友好的气氛中，张注视着周恩来的脸庞，问道：“美髯公，你的长胡须怎么不见了?”周恩来微笑着作了一个手势说：“剪去了。”张学良将军以略带惋惜的神情说：“那么长的美髯，剪掉太可惜了。”站在旁边的人，看到周恩来和张学良如此亲热，惊讶地说：“少帅和周先生很熟悉呀!”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告诉他们：“我们是老朋友。”当晚，张将军宴请代表团一行，并特意把他们安置在自己的公馆里。杨虎城特意派来他的炊事人员负责供应伙食。
宴会后，周恩来同张学良进行了通宵达旦的谈话……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