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篇-事变中的“事变”
袁武振 石八民
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一下飞机就被蒋介石软禁，随后蒋又亲自导演了一场“审张”、“赦张”、“管束张”的丑剧。从此，张学良便失去人身自由，一直在软禁中生活。蒋介石在迫害张学良的同时，又加紧破坏西安“三位一体”的大团结，调集37个师的兵力分5路向西安进逼。1937年新年伊始，形势突趋险恶，西北上空战云密布，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危急关头，周恩来等中共人士为制止内战、维护和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努力。
1937年1月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张学良被扣留后的形势与方针。会议指出，我们的主要方针是巩固内部“三位一体”的团结，动员援助西安，反对内战，要求放张学良回来。1月5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来电，电报要求揭穿南京方面重新进逼的用心。提出目前的对策应该“三方面团结，真正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此电还从文武两手作了具体部署。政治上，“速发拥蒋通电”；军事上，要彭德怀，任弼时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是日，西安方面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8位将领联名发表通电，揭露中央军完全违背了蒋介石离陕之前“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的诺言，强硬表示，若将内战强加于人，则西北军民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同时，红一军团以及红十五军团全部急行军南下。不数日，红军大部分即出现于西安附近，驰骋于商洛一带，有力支援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此时，在西安的周恩来精心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竭力保卫来之不易的三方团结。
蒋介石摆好阵势以后，即于1月9日抛出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驻防地区的甲乙两种谈判方案。甲案大意是：东北军入甘，十七路军驻陕，红军返陕北，中央军驻防西安和陇海线。乙案不同处主要是十七路军调防甘肃，东北军东移河南、安徽，“三位一体”就自然解体。对此两种方案东北军内部反应尤为强烈。因为张学良返陕问题没有解决，加上部队去向问题，两个问题的联系和解决的孰先孰后，以及甲乙两种方案得失利弊，东北军内部引起了不休的争论，且很快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主和、主战两派。元老派(包括于学忠、王以哲等)主张在甲案基础上谈判；一些中下级军官结合起来的少壮派则主张首先救回张学良，认为在张被扣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形同“叛变”。矛盾十分尖锐，形势极为严峻。
在此关头，周恩来与毛泽东、洛甫电报往返不断。周恩来根据毛、洛电示，两致蒋函，要求撤兵、释张；并多方协调，坚持选择甲案，和平解决。1月21日，毛、洛致电周、博，提出无论和战应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及左派(即少壮派、主战派)自己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同时，中共中央致电上海等地党组织，策动各方调停，维护国内和平。
正当中共中央和在西安的周恩来为巩固“三位一体”、和平解决西安问题而多方努力的时候，东北军中主战派的势力在迅速扩展。
东北军是一支旧军队，整个部队的权力都集中于张学良手中，在张到南京被软禁的情况下，东北军失去了领导核心，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加之内部对南京是和是战问题上的激烈争论，矛盾日益尖锐。以于学忠、王以哲为代表的东北军元老派将领，一致认为应从大局着眼，以和平为重，以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反对打内战，接受甲种方案；以孙铭九为代表的一大批少壮派军官则坚决主张与南京方面宣战，救回张学良。1月25日，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军政负责人会议召开，决定接受蒋介石的甲种方案，少壮派得知更为愤激，他们的情绪影响到广大官兵和群众的情绪，西安上空弥漫着一股浓烈的“主战”气氛。
1月27日夜，少壮派组织50余名青年军官在周恩来七贤庄一号的四合院里“请愿”，会客室里传出阵阵吵闹声，他们一连提出8个问题，力主释放张学良以后才能撤兵，反对就此和平解决。周恩来竭力说服，苦口婆心，终未奏效。会散后，甚至有人当场扬言“如果你们不打，我们就与你们弄不好”。深夜，周恩来、博古又获悉他们中有的人已拟就暗杀名单，内有主和派和共产党人的名字。1月29日，在少壮派提议下东北军在渭南召集团以上军官举行军事会议。由于少壮派的鼓动，会议通过了与南京政府主战的决议，并由到会的全体军官40余人签了名。王以哲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何柱国在会上发言主张和平。会后，王以哲、何柱国不愿执行这个决议。这时，十七路军中不惜一战的打算也有抬头。
到30日，主战派几乎完全控制了局面，形成了不论红军参加与否，均要决一死战的态势，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又一次提到了面前。在此紧急关头，周恩来、博古于30日下午将近5点钟赶到云阳，同张闻天、彭德怀、王稼祥等共商对策。会议认为，我们的愿望是接受甲种方案，实现和平，但目前西安各派均主张同中央军开战，这样在红军面前就只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或者友军打，我们不参加；或者同他们一起打，但在打的过程中争取实现和平。深夜10点，与会者将商定的上述方针联名电告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深夜12点，毛、朱、张复电赞同，将当前行动方针概括为“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用这样的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
然而，东北军青年军官中的少数“过激分子”却不顾大局。到2月2日拂晓，东北军的一个青年连长于文俊走进了王以哲的寝室，将这位最先坚决联共抗日、力主和平解决事变的老将枪杀了。这就是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他们感情用事，以为杀掉王以哲，就可以堵住和谈之路，同中央军开战，把张学良解救回来。
2月2日清晨，王以哲遇害的噩耗传到中共代表团的住处，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周恩来在办公室急促地踱着步，思考着对策。紧接着又传来消息：有人认为王以哲的死与共产党有关。理由是这几个少壮派首领和中共的关系密切，奔走联共最力，此外头天晚上周恩来去王以哲家开会也被看作是枪杀阴谋的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东北军官兵无比愤慨，扬言要对中共代表团采取非常手段，为死去的王以哲报仇，原来驻防渭南的东北军现已调转枪口向西安进发了。
危难关头，周恩来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党的威信和民族的利益，即使牺牲个人的生命，也要设法巩固西安事变的和谈成果。他冷静地对大家说：“眼下西安出下了料想不到的混乱，代表团处境确实有危险，不能不撤，也不能全部撤走。一部分同志留下来，主要是做好东北军的工作，以戳穿敌人的阴谋。另一部分同志则立即转移，暂时到三原红军的驻地。我是代表团团长，和叶剑英等同志留下来工作。代表团成员撤走前，先去粉巷吊唁王以哲，安慰其家属。” 当天下午，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抬着花圈，拎着香、纸、挽联等祭品，出了红军联络处的大门，向南大街粉巷王以哲家走去。周恩来换上灰色的衣裳，左臂上戴着黑纱，走在最前面。寒冷的西北风吹着干枯的树梢，发出嘶嘶的叫声。路边的行人倒吸着冷气，吃惊地注视着这支庄严的队伍。周恩来怀着沉重的心情缓步走进王以哲家刚刚设好的灵堂，敬上祭品，向王以哲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吊唁完毕，周恩来对王以哲夫人沉痛地说：“夫人，对王将军的不幸遇害，我代表我们党和红军表示沉痛的哀悼!王将军是东北军的元老功臣，也是我们忠实的朋友。他的功劳，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为维护和谈成功而遇害，这不仅是东北军的损失，也是全国老百姓的损失!那些不顾大局杀害王将军的人，不但应受到东北军广大将士的谴责，而且应该受到全国老百姓的谴责!夫人，希望您保重身体，和东北军兄弟，和我们一起为实现收复东北而努力!”周恩来的脸色，由于极度的悲伤而变得惨白。他的这番肺腑之言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噙着眼泪，泣不成声。王夫人动情地说：“周先生，你们是以哲真正的朋友啊!”一个事先在灵堂后准备行刺的军官，哭着出来，跪在周恩来面前，声声哀求恕罪，久久不肯起来。
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来一面对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少壮派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一面与杨虎城、于学忠等商量，冒着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派刘鼎把他们3人送往三原红军驻地。他还派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去渭南前线，向要为王以哲复仇并进兵西安的刘多荃师长说明真相，陈述利害，要他偃旗息鼓。杨虎城也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用军事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这样，终于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稳住了西安事变后的和平局势。对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张学良在溪口对前去晋见他的何柱国军长说：“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但交了一个朋友，望袍泽今后维持这个友谊。”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