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篇-营救爱国五青年
孙健明
1938年8月底的一天，一架银鹰腾空而起，离开了硝烟弥漫的武汉城，飞往古城西安。西安七贤庄一号院门外，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等工作人员整齐地列队在门口，欢迎由武汉回延安途经西安的周副主席。一会儿，一辆辆雪福莱小轿车停在他们面前，在热烈的掌声中车门开了，周副主席走下车，伍云甫迎上去说了声：“周副主席你辛苦了。”神采奕奕的周副主席说：“同志们辛苦了。”走进办公室呷了口茶后，周副主席就询问西北五青年营救的情况。伍云甫汇报的话音刚落，周副主席果断地说：“给我接程潜的电话。”程潜当时任蒋介石西北行营主任。电话接通后，周副主席用宏亮的声音说：“程潜主任，我告诉你，省党部逮捕的于志远、蔺克义、李连璧、陈宇、何志诚，他们都是爱国青年，你必须释放他们。”
周副主席非常关怀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期间，周副主席在百忙中专门在长安县长韩兆鹗的办公室接见了西安民先、西安学联、东救、西救等抗日救亡团体的领导人，讲解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民众抗日运动发展的方向。从此，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走向高涨。七七事变后，西安民先队、西安学联、西北青年救国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坚持执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方针，与国民党陕西当局顽固势力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西安民先队组织领导广大学生和各界一起欢送抗日军队出征，募捐慰问抗日将士，为伤兵服务。还做了全面的宣传鼓动工作，动员爱国青年到前线去，到接近抗日前线的沿河农村去，到部队中去。至1938年春，就动员了300多名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到前线参加抗战，并有上百名青年参加国民党举办的空军军事训练学校和机械化部队。从1937年9月开始，西安民先与西安学联一起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组织各校学生到西安郊区宣传抗日，时间长达月余；接着，又连续组织了123个农村工作团和寒假工作团，分赴关中各县以及陕南各地去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救亡，到处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演救亡戏剧、唱救亡歌曲，举办农民夜校。工作团还帮助建立了各县的抗日救亡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的不断扩大，国民党陕西当局的顽固势力深感恐惶不安。省教育厅厅长周伯敏竟悍然下令禁止学生下乡宣传，叫嚷什么要“读书救国”。但这些都不能阻止不断发展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1938年2月22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发出通告，借口未经“合法登记”，提出了解散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会、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等13个救亡团体。同年4月，民先西安队部队长于志远根据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要求，登记了西安民先队部的领导及队员人数，可是，省党部却要交出队员花名册。身为中共地下党员于志远立即警觉到这是个阴谋，坚决拒绝这一无理要求。翌日，省党部令警察闯进西安二中校园去摘卸西安民先队部的牌子，于志远带领民先队员向警察申明抗日大义，并据理力争要求登记取得合法化。5月底的一天，几名警察带于志远到了警察分局。刚进分局，局长杭毅气势汹汹地出现了，他不许于志远分辩，当即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摘掉民先队的牌子；二是彻底解散。于志远面对蛮横的局长，不由怒火中烧，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抗日的合法团体，为什么要解散。”杭毅说：“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于志远心想，杭毅如此气势汹汹，一口咬定民先队是共产党领导的，这与王明违犯党的纪律，于1938年夏初私自在武汉宣布民先队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有关。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于志远果断地回答：“我们与共产党没有关系。”杭毅又说：“你们拥护蒋委员长是假意。”于又答：“不是假意，而是真诚实意。”杭又说：“你们的口号为什么是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于立即答到：“因为七七事变后，蒋委员长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所以，我们就拥护。”下午，西青救西安办事处主任何志诚也被押来了。杭毅对于志远说：“这是省党部的意思。”很快省党部就在西安逮捕了西安新文字促进会主任蔺克义、西青救西安负责人陈宇，在三原县逮捕了西北民先队部队长李连璧。当时新闻界称这被捕青年为西北爱国五青年。五青年被捕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西安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营救、请愿运动。五青年被押在警察局，学生们就闯进警察局，被转移至军法处，学生们就找到军法处。五青年在狱中与特务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6月7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负责人发表讲话，攻击各救亡团体是“不法青年团体”。针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疯狂进攻，6月11日，西青救、民先队、西安文化界协会、西京世界语学会等救亡团体联合发表了《为陕西省党部重令解散十三民众团体拘押爱国青年快邮代电》，强烈抗议当局破坏民主团结，破坏抗日救亡的错误行径，要求当局依据抗战建国纲领解决西安13民众团体问题。6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批评了省党部拘捕爱国学生的错误行径。延安群众团体也发出了《为西安当局封闭十三救亡团体逮捕救国青年致国民党方电》。
程潜接到周副主席的电话后，答应释放五青年，但提出，五青年必须离开西安。
9月4日，西北爱国五青年被释放，冯文彬用汽车将他们接至三原。在三原，周副主席亲切地看望了五青年，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说着指着五青年3个月未理发的头说：“你们理理发吧!”五青年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此后五青年跟博古、徐特立同路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1985年，时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的于志远谈及周副主席营救西北五青年时，不禁热泪盈眶，说：“周副主席的关怀，使我终生都不能忘记。”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