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变动的前夜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
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国历史大变动的前夜，不是偶然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引起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的结果。
日本帝国主义早有独占中国的野心，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占热河省。一九三五年更发动了“华北事变”①，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吞并全中国。我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抗日宣言，全国人民纷起响应，强烈要求抗日。工人、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不断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并迅速形成空前未有的高潮。在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就连民族资产阶级、农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的政治态度也有所变化，国民党营垒中的爱国将领也纷纷要求对日抗战。
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采取不抵抗主义。早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蒋介石就命令国民党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必慎重避免冲突”。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电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主张“一切听从国际联盟”。迫使几十万东北军几乎一枪不放地撤进关内，把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献给日寇。一九三二年日寇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蒋介石丧心病狂地破坏了上海抗战，签订了《淞沪协定》②。一九三三年日寇又侵占古北口、山海关，占领热河省，蒋介石不仅不予抵抗，反而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③，实际上承认日本侵占我国东北，还把绥东、察北、冀东划为日本人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区。一九三五年更签订了《何梅协定》④，以出卖东北的同样伎俩，把华北五省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控制权奉送给日寇。接着又秘密承认了《广田三原则》⑤，进而把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权送给日寇。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投降媚外的蒋介石，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疯狂“围剿”我工农红军，不断扩大内战。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先后以五十万到一百万的兵力发动第四次、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进攻我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又以重兵围追堵截我突破重围北上抗日的工农红军。与此同时，还残酷镇压抗日救亡运动，逮捕爱国人士，屠杀爱国人民，真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全国笼罩
一片白色恐怖。事实说明，没有蒋介石这样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猖狂到这步田地的。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反蒋抗日的呼声不断高涨。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广泛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下，国民党营垒逐渐发生分化。一九三一年十月，日军侵占黑龙江时，马占山、李杜等曾违背蒋介石的命令在东北率部抗日。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也风起云涌。同年十二月，赵博生、董振堂同志率领二十六路军一万余人在江西“剿共”前线起义，参加红军。一九三二年，蔡廷锴、蒋光鼐⑥等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抗战。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⑦曾一度与我党合作，在张家口组成民众抗日同盟军，抵抗日寇的侵略。总之，当时出现了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反革命的形势。如果我们党能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势必出现新的革命高潮。然而，当时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一九三五年一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确定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
毛主席高瞻远瞩，统观全局，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为我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央红军还在长征途中，我党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呼吁：在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的时候，各党派间、各界同胞间、各军队间，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大家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还郑重声明：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有何旧仇宿怨，红军都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见附录一)。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又两次发表宣言，指出华北形势危急，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政党、武装部队、社会团体及任何个人，广泛联合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并提出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主张。
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促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武装侵略华北，国民党反动政府妥协投降，民族危机更加严重的关头，北平学生在我党的领导下，首先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学生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反共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两次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他们赤手空拳，同手持大刀、水龙的反动军警英勇搏斗。北平学生的这次救亡运动，激发了全国青年和各界人民的爱国热情，各地纷起响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爱国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新的情况，迫切要求党对日本进攻中国以来的国内形势进一步给以正确的分析，决定党的政策，纠正在党内浓厚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毛主席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讨论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见附录二)。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中央会议。会后，毛主席又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进一步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毛主席深刻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中国的政策，引起我国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充分说明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毛主席指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总的特点是动摇。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性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毛主席还着重指出：在“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根据这种精辟的阶级分析，毛主席明确地指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主席在严肃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关门主义的同时，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强调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毛主席这个报告，为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是一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文献。
瓦窑堡会议之后，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艰巨的努力。一九三六年一月，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等红军领导人，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党的主张，表示愿意同正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同年二月，毛主席亲自率领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却遭到蒋介石、阎锡山的重兵阻截。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内战，我红军抗日先锋军主动回师陕北。五月五日发表回师通电(见附录三)，除痛斥蒋介石阻拦红军抗日罪行之外，还直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党放弃了“抗日反蒋”的口号，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八月，党又发表了致国民党书(见附录四)，这封信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当时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申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建立国共合作的政策。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为实现这一政策所作的努力，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新的高涨。全国各阶级的关系明显地表现出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一切爱国人士的共同主张。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绥远抗战⑧爆发，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援绥运动。在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形势的冲击下，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日益孤立，国民党营垒进一步分化。西安事变的爆发，更突出地反映了国民党营垒达到空前未有的大破裂。
①“华北事变”是指一九三五年日寇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在华北辱国丧权的一连串事件。包括按照《何梅协定》，中国丧失在河北、察哈尔的大部主权；日寇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冀东汉奸“防共自治政府”；以及国民党政府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寇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②即《上海停战协定》，规定双方自签字日起停战，并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则可以在许多地区驻扎军队。
③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侵占山海关，随即进攻热河占领承德及热河全境和长城各口，直通平津。当时长城各口中国驻军三四十个师，十倍于敌人，蒋介石却不准抵抗，说“侈谈抗日者杀无赦”。五月，亲日派黄郛遵照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指示，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冈村代表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这是一个十足的卖国条约。
④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破坏《塘沽协定》，向北平军分会提出苛刻要求，并由东北调兵进关，进行武力威胁。南京政府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六月初，何与日军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全部承诺日方要求，通称《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⑤《广田三原则》是当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广田在日本议会演说称：“中国政府业已承认帝国所提出之三原则。”
⑥蔡廷锴当时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一个军长、兼该路军的副总指挥，与陈铭枢、蒋光鼐同为该路军的负责人。十九路军原在江西与红军作战，“九·一八事变”后调驻上海，在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影响下，当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军进攻上海时，该部曾与上海人民一起抵抗。这次抗战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出卖而失败。随后，十九路军调至福建与红军作战。蔡廷锴等逐渐觉悟到与红军作战没有出路，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他们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军事压迫下失败。此后，蔡廷锴等人逐步转入同共产党合作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廷锴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及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一九六八年逝世。蒋光鼐曾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及民革中央常委等职。一九六七年逝世。
⑦冯玉祥，安徽巢县人。曾在北洋军阀系统中任要职。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一九二六年九月，当北伐军攻抵武汉时，宣布所部集体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后，冯亦参与反共活动。从一九二八年起因与蒋介石集团发生利害冲突，举兵反蒋。“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一九三三年五月与共产党合作，同共产党员吉鸿昌同志等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后在蒋与日寇进攻下失败。冯晚年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十九四六年出国考察，一九四八年九月，由美国回国去解放区途中因轮船失火遇难。
⑧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本军阀嗾使汉奸部队进攻绥东、绥中。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的推动下，进行了抗战，攻克百灵庙等地，给日伪侵绥计划以重大打击。随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援绥运动，蒋介石却极力压制，结果这次抗战在收复百灵庙后就停止了。
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