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延安会谈
姬乃军，申辉
正当东征红军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突破阎锡山部队二百里封锁线，消灭其三个旅，并占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五县广大地区之时，毛泽东和彭德怀接到秦邦宪的电报——瓦窑堡2月27日来了两名神秘的“客人”。这两名“客人”分别是周继吾和张子华。
周继吾，即董健吾(1892—1970)，上海青浦人。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其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德教堂的牧师，并参加由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的互济会的工作。董健吾与宋庆龄等进步人士来往密切。1936年1月，宋庆龄交给董健吾一封信件，要他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还交给董健吾一张由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签署的委任他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上海地下党组织介绍时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的张子华与董健吾同行。
张子华(1914—1942)，原名王绪祥。宁夏中宁县人。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秘书。1934年9月，张子华受是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委派，到陕北根据地视察工作。当时化名黄汉的张子华，曾在清涧河口听取了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郭洪涛的工作汇报，并以中共北方局巡视员的身份致信陕甘边区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希望中共陕甘特委和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1935年初，张子华调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同年11月至12月间，张子华受上海地下党的委派，曾以中共长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国民党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会晤。张子华此行的目的是向中共中央汇报同曾养甫会商的情况。
董健吾和张子华于1936年1月离开上海，结伴前往陕北。两人虽然同行，但互相却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和目的。两人到达西安后，见到了张学良。据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所记：“财政部曾派一专员(即董健吾)持公函来西北总部见我，并出示孔庸之(即孔祥熙)致我的私函，请我帮忙此人要到‘匪区’去调查经济状况。我十分诧异，再三询问，该员不肯吐实。我说你如不肯明白说出真情，决难获得通过。彼不得已说出真实任务，是要向‘共匪’有所接洽。”①
2月19日，张学良派飞机将董健吾和张子华送到延安。在驻延安的第六十七军第一二九师骑兵的护送下，两人进入苏区边境。2月27日，董健吾和张子华到达瓦窑堡。
2月28日，秦邦宪分别同董健吾、张子华进行了谈话，了解了情况。随后即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汇报了有关情况。毛泽东和彭德怀收到电报后，即于当天向正在洛川与王以哲进行会谈的李克农进行了通报。毛泽东、彭德怀在电报中指出：周继吾(董健吾)、张子华昨日到瓦窑堡。据谈，蒋介石系陈果夫主张联红反日，曾扩清主张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并云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②
3月2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秦邦宪：“请你随同高(福源)、周(继吾，即董健吾)、张(子华)三人并林伯渠同志来石楼，除外交问题外，尚有对日作战战略策略问题，主力红军取道问题及其他问题亟须讨论，已约(周)恩来来此。”③
就在同一天，正在清涧折家坪红二十八军部与该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指挥攻打绥德义合镇战斗的周恩来，在获知南京政府代表来到瓦窑堡的情况后，即致电彭德怀、秦邦宪等：对蒋介石、张学良的外交工作应分别进行，对张(学良)工作仍经过王以哲。和蒋(介石)谈判以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条件。④
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连续就有关与南京政府谈判问题发出三封电报。在致秦邦宪并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甲、向彼方(指南京政府)提出如下三个基本条件，作谈判联合抗日具体步骤的先决条件：(一)停止进攻红军，并容许主力红军向河北集中，首先抵御日帝迈进；(二)政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乙、邓发、(王)稼祥能来石楼均请回来。”⑤电报还指出：“彭(德怀)已电王以哲许高福源来前方一行，商向晋冀鲁活动问题。”⑥在致秦邦宪的电报中说：“同意周继吾先回南京，兄偕高(福源)、张(子华)二人来此开会。”⑦在致秦邦宪转周继吾的电报中，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提出了同南京当局谈判的意见：“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⑧第二天，毛泽东又将上述五项意见电告李克农，请李克农通报王以哲，并由王以哲转达张学良。⑨
董健吾于3月5日离开瓦窑堡，踏上返程。在途经西安时，他再次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回忆说：“当彼返来时，告诉我说，彼之接洽有相当的眉目。”⑩应该说，南京当局的作为，更促使了张学良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的决心。
3月中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在大麦郊地区(时属隰县，今属交口县)汇合后，分别听取了王世英关于北方局党组织情况，以及同第十七路军的联系情况，和张子华关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以及他同曾养甫会晤的经过。⑾
从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统一战线问题及战略方针问题。由于当时正处战争环境，会址不断变动，会议先后在大麦郊附近的上益干村(时属隰县，今属交口县)、隰县石口、石楼城西南端四江村、石楼县罗村等地召开。史称此次会议为晋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王稼祥、张浩、林伯渠。
在3月20日的会议上，张闻天作了题为《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的报告。报告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到：“南京政府内部和一些军阀也在与我们接洽谈判”，并指出地主买办集团内部“分化很明显”。⑿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⒀
就在晋西会议开始举行的当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及抗日东北军全体官兵，指出：“敝军迭次宣言，全国红军、白军亟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阎锡山置若罔闻，不顾民族国家之存亡，甘心依附仇人，而与同胞为敌，诚不识是何居心?诸公深明大义，抗日救国早具同心，应请仗义执言，责阎锡山以叛国之罪，劝其即刻悔悟，撤其拦阻红军之兵，开赴张家口，与红军一同执行抗日。敝军本民族大义，决不追究其既往。”“至于陕甘苏区(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为抗日战争之后方。坚决巩固此后方，使我抗日将士安心杀敌，应不独红军与全苏区抗日人民之责，诸公近在接壤，自亦具有爱护维持之心。倘有捣乱此抗日后方者 (例如毛炳文辈)，愿诸公与敝军联合制止之”。⒁
毛泽东在23日的会议上发言时指出：中央提出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联系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集中河北”，“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这些口号，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是冒险主义的。超过会冒险，不足会右。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恰如其分的。⒂
周恩来在同一天的会议发言中指出，要正确运用上下层统一战线，推动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周恩来还提出中共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不放松准备建立，但又不麻痹群众；在抗日讨逆、停止内战原则问题上决不退任，并要求国民党有实际行动；我党保持批评的自由；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⒃
毛泽东在27日的会议上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国民党破裂为民族反革命派与民族革命派。民族反革命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坚持其自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反动路线，他们可能在民众逼迫下假装抗日，其作用在瓦解抗日阵线。民族革命派中的右翼(其中又分为左派和右派)，是民族改良主义，不相信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赞成联俄联共。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包括宋庆龄等和中下层军人、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坚决联俄联共，有坚决进行民族战争的勇气，赞成土地革命，在我们的领导下可以坚决走上抗日。这一派很有势力，是我们同反革命派争夺的中心。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共中央的外交(统一战线)方针是：(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义与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义的左派和右派区别开来，要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使民族改良主义中的右派同蒋介石进一步分离，使其中的左派同蒋(介石)决裂。(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三)向蒋介石提出的五个条件(即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秦邦宪转周继吾电报中提出的与南京当局谈判的五条意见——引者注)，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四)中央对李克农的外交训令，今天仍然适用。对张学良的策略是：(1)蒋(介石)、张(学良)分开；(2)互不侵犯；(3)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对蒋(介石)召集的会议原则上反对；(4)不破裂，求得实际利益；(5)(如张学良)提出“取消苏维埃”，则以“取消国民政府”相对；(6)(如张学良)提出“取消暴动”，则以“取消国民党压迫”相对；(7)不反对红军集中河北。(五)苏维埃成为问题时，由人民投票。(六)不管任何派别，都与其进行外交谈判。(七)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妥协。(八)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九)外交谈判随时准备破裂，届时宣布谈判经过与内容，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十)发表普遍的或个别的请求书。⒄报告最后指出，关于外交(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⒅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会谈。会议根据有些同志的提议，决定中央不再随军行动。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召开期间，蒋介石于3月24日委任陈诚为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总指挥，调集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增援阎锡山。蒋介石还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26日，陈诚所部进至三交、留誉、石楼等城镇。
3月28日，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邓发、林伯渠和李克农等离开石楼，经义牒、延川、永坪等地，于4月初回到瓦窑堡。在张闻天和周恩来等离开石楼之后，陈诚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即占领了黄河以东的各个渡口。
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瓦窑堡召开，讨论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张浩、李维汉和吴亮平。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情况。张闻天在发言中就东北军方面的工作指出，如若张学良的部队向苏区前进，我们也还是要抓紧对其“外交活动(统一战线)”，同时加强自身的武装力量，并利用宣传口号，做争取其下属士兵的工作。⒇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蒋介石出兵山西后的形势和后方的动员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战争动员”报告。鉴于蒋介石已命令张学良、杨虎城北上进攻苏区，会议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军事部署的当天，毛泽东、彭德怀在山西东征前线复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敝方代表周(恩来)同志偕(李)克农依约于8日赴肤施(延安)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21)
4月7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和警卫部队，离开瓦窑堡，前往延安。随行的戴镜元回忆说：“我们从瓦窑堡出发时，天就阴着，8日到达川口附近，先是大雪，后下大雨。电台和东北军联系不上，中央的电台(在石楼)和东北军联系上了。9日，晴空万里。上午，张学良随带王以哲、刘鼎由洛川飞到延安。下午张学良派专人到川口来接。这时周恩来同志和李克农同志均换上便衣，周穿黑色中山装。周、李随来人进城会谈，我们在川口等着。飞机场由我们警卫部队控制着，在会谈结束前，任何飞机不得起飞。”(22)
位于延安城东10公里处的川口村，位于延河南岸，是当时红军围城部队司令部的所在地。周恩来于8日晚到达川口村后，即于4月9日晨电告张闻天。张闻天当天复电周恩来：“今早来电说今晚可同张(学良)、王(以哲)会面，但今天此间下大雪，不知能如(期否）?”(23)
当时驻守延安城的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二九师周福成部。王以哲为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做了周密的安排与部署，他指令第一二九师参谋处长乌庆霖、副官处长吕伟绩率部队维修了飞机场。飞机场位于延安东关，是东北军第一二九师于1935年9月15日进驻延安城后，即着手建成的。王以哲还命令亲信和卫队人员，从4月8日下午起，即担当了从川口村到延安城东门之间的警卫任务。
4月9日上午，张学良和王以哲带领随员刘云卿、李永志乘飞机来到延安机场。同行的还有当时在张学良处工作的刘鼎。刘鼎(1903—1986)，四川省南溪县人。原名阚思俊，字尊民，曾用名阎泽民、甘作民等。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期间，经朱德、孙炳文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前往苏联学习，1929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红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政委等职，1935年6月，在江西弋阳南山从事游击战争期间被俘，后在九江俘虏营寻机逃出，前往上海。在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帮助下，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居住。
就在3月5日凌晨，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中提出要中共方面指派驻西安联络代表后不久，张学良收到了李杜将军从上海发来的一封电报：“你要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24)张学良喜出望外。原来早在1935年11月底至12月间，张学良就托李杜在上海寻找共产党的关系。
李杜(1880—1956)，原名荫培，字植初。辽宁义县人。1905年进入东北讲武堂普通科学习。毕业后，即到奉军中任职。1925年任吉林步兵第十五师第十旅少将旅长、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发起成立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被公推为自卫军总司令。1932年7月，李杜被张学良委任为东北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宫。随后，李杜即筹建抗日联军。1933年1月，李杜等将领率部进入苏联境内。同年7月，李杜转道欧洲回到上海，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参议。1934年7月，李杜同宋庆龄、何香凝等倡议成立中国民众武装自卫委员会，李杜任武装部长。因此，李杜和宋庆龄等来往密切。李杜向宋庆龄表达了张学良希望寻找共产党的关系的愿望。而刘鼎在路易·艾黎家居住期间，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搜捕，曾由史沫特莱介绍，在宋庆龄家躲了三四天。这期间，宋庆龄与刘鼎有过几次交谈。宋庆龄感到刘鼎正是张学良所需要的人选，即指派由瓦窑堡归来的董健吾约见了刘鼎，告诉他，李杜将军约他去张学良处工作。刘鼎经过两天的反复思考，答复董健吾：到西安去与张学良面谈，尽自己的能力去工作。(25)
张学良接到李杜的电报后，即派亲信、高级参议赵毅去上海接刘鼎。刘鼎和赵毅于3月20日到达西安。随后，张学良与刘鼎先后在西安与洛川进行了数次长谈，话题广泛，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张学良遂决定将刘鼎留在身边工作。张学良后来曾说：“而后同中共的联络，多由刘鼎任奔走。”(26)
王以哲在随张学良到达延安后，于当天下午2时写信给周恩来、李克农：“兄等平安到川口，弟闻之，慰甚，慰甚!为避人耳目计，可简从进城，是祷!一切面谈。面谈时间亦可作竟夜，未尝不可，于明午前4时离城即可也。一切安全不成问题，弟均负责，谨请放心!”(27)
4月9日晚8时许，周恩来和李克农过延河，由延安城大东门入城，来到位于钟鼓楼东侧的一座基督教堂内，与张学良、王以哲开始会谈。参加会谈的还有刘鼎，共五人。
需要说明的是，这座基督教堂建于民国初年。东北军开进延安城后，曾将这里辟为礼堂。而9个月之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里又被作为中央大礼堂。1937年5月6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即在此召开。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时，这座基督教堂被炸毁。有些研究者不明前因后果，在文章和著述中将这次会议地点误指为今日尚存的延安桥儿沟天主堂，殊不知去之远矣!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至4月10日凌晨4时结束。随后，周恩来和李克农离开延安城，返回川口村。刘鼎也随周恩来同行。当天上午，因天雨所阻，周恩来等无法返程。遂电告张闻天：“昨8时入城，今早4时出城，以(与)张(学良)作竟夜谈，各项问题有结果并定进一步关系，内容续告。”(28)当天，周恩来又分别致电张闻天和毛泽东、彭德怀，汇报了延安会谈的情况。电报中说：与张学良会谈中，张(学良)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已认识到抗日只有以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为出路，他愿为酝酿此事；对十大政纲，研究后提出意见；张认为蒋介石现在是在歧路上，但要他反蒋做不到，他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再不进兵无以回答蒋；希望共产党方面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的人到他那里做事活动，等等。(29)
4月11日，雨停之后，周恩来一行即启程，于12日回到瓦窑堡。在周恩来由川口启程的当天，毛泽东、彭德怀在山西隰县的义泉镇复电林彪、聂荣臻，通报了周恩来同张学良的会谈结果。电报说：“周副主席于9日下午8时入肤施城，10日晨4时出城，与张学良谈一夜。结果：(一)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认为唯一出路，十大政纲张(学良)研究后，提出意见。(二)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张(学良)之部队可让路。二、六军团则须得中央军同意，彼可任斡旋。(三)派赴苏联代表，他的由欧洲去，我们的张(学良)任保护，由新疆去。(四)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并谓如红军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止内)战运动更有力。(五)在他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令进占苏区。”“(六)通商问题，普通办货由我们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他代办，子弹可供给。(七)互派代表常驻。(八)张(学良)云，红军出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彼主张红军经营绥远，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不打我们。”(30)
4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延安会谈结果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刘鼎到张学良处继续谈判；白坚驻张(学良)处任联络员；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派戴季英经张(学良)处去陕南巡视；邓发为中央代表经西安、新疆赴苏联。在肤施、宜川、洛川、店子(应为店头，在今黄陵县境内)、西安建立中共与白区的交通机关。鉴于张学良不能不执行蒋介石的进犯苏区的命令，会议决定在关中加强军事力量，陕南红军逼潼关大道，陕甘地方部队在甘泉、鄜县(今富县)、肤施(今延安)公路上积极活动，并加紧抗日宣传，争取东北军不打红军。(31)
根据会议决定，白坚随后赴张学良处任联络员。白坚(1911—1968)，陕西靖边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夏入北平辅仁大学学习。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西郊区委委员、中共北平市西城区委书记。并和刘澜波、孙志远在东北军骑兵第二师组成工作委员会，任工委书记。1934年秋回到陕北，任陕甘苏区游击北路纵队指挥。1935年2月至9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36年春起，任中共陕甘苏区外交联络员，负责对东北军的联络工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召开的当天，周恩来致电朱理治、萧劲光和中共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并告毛泽东、彭德怀，电报指出：东北军正以主力在关中“围剿”，企图配合第十七路军北进延长、延川、清涧、绥德。电报命令陕甘、关中两苏区红军，破坏敌人的交通工事，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运动，以钳制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北进。27日，周恩来又电告中共陕甘省委：如东北军离开公路抢粮、收租，保护豪绅，则以武力劝阻，严惩东北军政训处人员。(32)
4月13日，周恩来还致电毛泽东、彭德怀：“后方与张(学良)电台呼号由刘鼎带去，前方仍保持与王以哲电台关系。”(33)第二天，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周恩来：13日12时电悉，我们完全同意。“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34)同一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还电告王以哲，从本日起，敝方与贵方一切具体接洽与商谈关系，统由周恩来负责。(35)
4月22日早晨，周恩来挥毫写下致张学良的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汉卿先生：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外，诸维鉴察。并颂
勋祺!
周恩来 拜
四月二十二日晨
以哲军长处恕不另笺。(36)
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由刘鼎携带面交。在刘鼎临行前，周恩来嘱咐他：你去当代表，对我党我军非常重要。你与张学良已有了好的关系，要继续推进，要善意地帮助他，一定会越做越好。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第一次出马，一定要做好!中央对你寄托很大期望，努力干吧!(37)周恩来还对刘鼎指出：帮助张(学良)培养出抗日干部，这是很重要，很现实的事，尽量从他部队中选拔、培训，还要招募些青年学兵，东北军有很好的条件。他确实缺干部，要帮助他做组织工作。东北军一旦有一批好的抗日干部，就能成为一支好的抗日同盟军，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力量。交通路线已经建立，你要检查帮助。与家里的通讯联络要及时、尽快，切勿耽延。密码照约定的办，小心保密。(38)由于当时红军在东征时缴获了阎锡山的一批货币，但在西北苏区却无法用于流通的实际状况，周恩来指示刘鼎说：我们有一批山西钞票，你带出去设法兑换，待我供给部门在山西支用。(39)刘鼎在返回西安后，将运回的一藤箱山西钞票设法委托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到太原去兑换成法币。路易·艾黎(1897—1989)，新西兰人。1916年参加新西兰远征军，前往欧洲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7年4月来到中国上海，随后和宋庆龄、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4年在上海又参加了一个国际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工部局的工业督察。接受刘鼎的委托后，路易·艾黎在当年9月，由西安前往太原，找了三家钱庄，才将钞票换完。艾黎将换好的法币带回上海，由宋庆龄将款数凑足一万元，交上海商业银行的章乃器电汇给刘鼎。
张学良对延安会谈的成果是满意的。据刘鼎在《西安工作札记》中所写，张学良曾对刘鼎这样说：我想像中会谈得好的!会谈后我是太愉快、太满意了，比我想像的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我们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是这样的有理、有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问题。好极了!我要是早日见到他，该多好呀!(40)21年之后，张学良在台湾写下了《杂忆随感漫录》。在其中题为《同周恩来会见于肤施》一节中，张学良这样写道：“周恩来为人捷给，伶俐机敏。我二人谈至深夜，我曾告诉他：关于政府的一切措施，蒋委员长为国忧劳，宵衣旰食等等的事实。周(恩来)亦承认蒋委员长的为国效劳，并言彼曾先我而为蒋委员长之部下，惜其左右多有亲日主张者。我遂告以我在某次参加会议，讨论广田所提之三原则问题时，当时的驻日大使曾表示，此为最后之条件，我方须考虑容纳。关于承认伪‘满’一事，蒋委员长严厉地说：‘待我蒋某死后，诸公再谈考虑’!我引此一事为证，蒋委员长在丧权辱国之下，决不能向日本低头。周(恩来)言：‘你们既然有抗日决心，为什么必须要消灭愿做前锋、坚决抗日的中共武装哪？”(41)张学良还写道：“我二人随后讨论到具体的条件，大旨如下：(一)共产党的各地武装，集结、点编、受训，以备抗日。(二)取消红军名称，制度、待遇同国军划一。(三)共产党不得再在军中做政治工作。(四)保证不缴械，不欺骗。(五)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的宣传和行动。(六)赦放被捕获的共产党人。(七)划陕北区为其后方，准其非武装的党人居留。(八)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与国军同等复员遣散。(九)准共产党人为合法政党等等。我应允待机向蒋委员长转陈，谅能可成为事实。二人相约，各不得失信，周(恩来)遂告别而去。”(42)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延安会谈，使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①《张学良遗稿》，第108页。
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316页。
③《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05页。
④《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07页。
⑤⑥⑦《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06页。
⑧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319页。
⑩《张学良遗稿》，第108页。
⑾《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08页。
⑿⒀《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08、309页。
⒁⒂《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23—524、525页。
⒃《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09—310页。
⒄⒅《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28页。
⒆《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09页。
⒇《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10页。
(2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32页。
(22)《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第185页。
(23)《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12页。
(24)李滔、易辉主编《刘鼎》，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2页。
(25)《刘鼎》，第38—43页。
(26)《张学良遗稿》，第107—108页。
(27)《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2卷，第352页。
(28)(29)《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13页。
(3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34页。
(31)《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11页。
(32)《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11—312页。
(3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35页注（2）。
(34)(3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35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杂志社编：《红
书简》第1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51—152页。
(37)(38)《刘鼎》，第190页。
(39)(40)《刘鼎》，第190、191—192页。
(41)(42)《张学良遗稿》，第100、110—111页。
西安事变实录/姬乃军，申辉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