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奔波
姬乃军，申辉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从红都保安抵达西安，立即引起了全国各界的高度关注。这是从十年内战烽烟燃起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舞台上。周恩来的肩上，担起了一副千斤重担。
从12月18日起，周恩来即对随行人员进行了明确分工，并且在和张学良协商后，为随行人员确定了公开身份：罗瑞卿为周恩来的联络副官，公开身份为东北军政治部民运科科长；杜理卿化名“杜智文”，负责中共代表团驻地保卫工作，公开身份为张学良警卫团秘书长兼军警督察处三科上校科长；张子华为周恩来的秘书，其公开身份是抗日联军总部参谋。童小鹏、陈有才、邱南章、龙飞虎、杨家保等同志也分别承担了不同工作。
张学良对中共代表团驻地的安全也十分重视，除张公馆原有的警卫力量外，专门指派特务团副团长兼第三营营长贾陶负责保卫中共代表团驻地安全。贾陶(1909—1976)，辽宁省开原县人。原名贾国辅。1928年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先后任连长、东北迫击炮厂研究委员会委员，武汉行营中校参谋等职。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军事委员。同年6月，参加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干部连学习。后参加张学良组织的东北革命军人同志会，任常务委员。12月初，被任命为特务团副团长兼第三营营长。
12月18日上午9时，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反应国内各派对事变的反应。电文如下：
情况，(一)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乎”(指何［应钦］、汪［精卫］)，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止内战为条件来西安，汪［精卫］将回国。
(二)晋阎［锡山］向张［学良］提议，将蒋送山西，冯［此处原注为冯钦哉，综观全部电文，似不妥，当指冯玉祥——引者注］亦企图利用此事变。
(三)鲁韩［复榘］认［为］南京现在办法不能解决西安问题。宋哲元、刘湘尚无表示。
(四)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张［学良］之出此乃逼不得已，余［汉谋］、何［键］企图骗钱，表示拥护中央。
(五)蒋［介石］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已转取调和，企图求得陕复自由，对张［学良］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和完全交张［学良］处理之表示。①
中共中央在接到周恩来17日24时和18日9时两份电报后，对国内各界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基本态度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遂于18日当天，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问题。
18日上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派驻第十七路军代表张文彬的陪同下，到九府街止园拜会杨虎城。周恩来在同杨虎城的会谈中，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杨虎城对此没有表示异议，但怀疑蒋介石能否抗日，并怕蒋介石报复。周恩来指出，抗日已是大势所趋，只要西北三方联合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介石想报复也不可能。②
在和杨虎城会谈之后，周恩来于当天中午立即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电文中说：“(一)宜(指张学良)极愿听我们意见，尤愿知(共产)国际意见，彼衷心甚虑因此内战绵延，有碍抗战。我已明告(共产)国际及苏联意见虽尚不知，但如有日本及汉奸要挑起内战，我们只有在坚决防御下坚持抗日动员，争取同情，分化南京，孤立汉奸，缩小内线，并连接到抗战上去。(二)杨(虎城)认(为)开火可团结内部，失利可放弃西安，以甘(肃)为后方，但对持久战则无把握。杨(虎城)知其部下不固，又不敢急切改造，现须多下功夫。(三)(共产)国际有电来请即告我。”③周恩来在电报中还特别说明：“群众运动另电告。”④
12月19日，周恩来在两京招待所二楼客厅接见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宋黎、谢华、徐彬如等，阐明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听取汇报，了解西安地下党组织情况。周恩来随即电告中共中央，西安有一个中共特支和十多个救国团体。⑤周恩来抵达西安后，还听取了在东北军从事统战工作的朱理治和在第十七路军中从事统战工作的汪锋的工作汇报，指示他们多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工作，力争和平解决的前途。⑥周恩来并指派汪锋前往驻渭南的第十七路军特务二团，协助担任团长的共产党员阎揆要指挥部队，建立和巩固党组织。周恩来指示担任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的共产党员王炳南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救国主张。并指出，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⑦
周恩来还分别和杜斌丞、杨明轩等知名人士进行接触，希望他们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贡献。杨明轩(1891—1967)，陕西户县人。曾就读于陕西法政学堂、三秦公学。1913年留学日本，次年回国。1915年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回陕西从事教育事业。1923年赴上海大学任教。次年7月，回陕西后任教于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1925年与共产党员魏野畴等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旋即组成国民党临时支部，任常务委员兼陕北23县的党务特派员，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并任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长。1927年被免职和开除国民党党籍。1928年被国民党逮捕。1929年出狱后，先后任教于上海立达学园、西安女子师范学校、西安中山中学。1936年7月，杨明轩由上海回到西安，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交际部部长和农民训练班主任。在周恩来的教导影响下，杨明轩于1937年1月出任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主席。
周恩来还会见了黄埔军校毕业生、原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清，宣传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曾扩清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先生在卢广绩陪同下，特来(陕西)省银行开导我。谈话之后，使我明白他不仅无丝毫报复之心，而且是专为保全蒋介石的性命，并争取他(蒋介石)同全国人民一起，为抗日救亡而奋斗。周(恩来)先生的训话给予我伟大的启示，从而否定了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卑劣见解。因此，我愿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尽我一点应尽之责。”⑧曾扩清在此之后，曾向全国民众发表广播讲话，并致函黄埔军校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希望“文说”，不要“武争”，并引用了“奔车之上无仲尼”的古话，劝他们借此以保蒋介石“平安回京”。曾扩清还上书蒋介石，由张学良转交，希望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以慰“群伦喁喁”之望。⑨曾扩清的表现，自然不能令蒋介石满意。在曾扩清于西安事变解决后回到南京时，被蒋介石以“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的一道手谕，送进看守所内。直至南京沦陷前夕，始被“保释而出”。⑩
周恩来还会见了自己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时任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第四处处长的卢广绩等二三十人。在这些频繁的接触和谈话中，周恩来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以天下为己任，不计前嫌的磊落品质，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心。
①《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15页。
②《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2页。
③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17页。
⑤⑥《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2、343页。
⑦《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3页。
⑧⑨⑩《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21、121、122页。
西安事变实录/姬乃军，申辉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