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方面与二宋的谈判
姬乃军，申辉
周恩来于12月17日傍晚到达西安后，就于当晚和张学良进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两人商定了与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①
周恩来在12月2l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让他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资格，公开与蒋介石、陈立夫、宋子文、阎锡山、于右任等进行谈判并调停双方的电报后，于当晚24时向毛泽东发出电报，对红军主力部队的行动计划提出了建议。周恩来在电文开头特别注明，该电由“毛(泽东)译”。电报全文如下：
(一)军事计划已照你19日12时电商定(电发报24号)，请即照你19日13时电实行，主力10天内集中长武、郴县(今彬县)，再10天集中咸阳、兴平，能快更好，其他尾追与东开部队亦照来电，请勿再改。
(二)此间力求坚守渭南、临潼线待红军来会战。
(三)保卫西安，我正在各方动员。
(四)红军向西安附近开，与接防甘(泉)、廷(安)，请发政治训令，宣布东北军、十七路军及其指挥下的民团为抗日同盟军，以友军相待，对陕(西)甘(肃)省政府统治地区不变更其行政组织与我党在这些地区的政策路线，均请说明，并告我。②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和蒋鼎文、戴笠、端纳等由南京飞抵西安。就在当天，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朱德等：我来此四日，中心在抓紧反对和推延内战，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巩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面的联合。建议中央“对蒋过去误国政策，尤其最近使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互消的计划，尽情宣布以影响全国发动。③
宋子文在当天下午5时到达西安后，即在金家巷张公馆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在场的还有蒋鼎文、戴笠。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意在第二天向宋子文提出一份具体建议。随后，宋子文前往高桂滋公馆，拜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让宋子文和宋美龄一同去和周恩来会谈。据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所记，蒋介石要宋子文向周恩来提出四项条件：“(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④蒋介石还要宋子文向周恩来转告他的以下意见：“他一刻亦没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他保证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对此，如果必要，他可让蒋夫人签具一份保证。但是，在此之前，他须召开国民党大会，以还政于民。重组国民党后，倘若共产党服从他如同他们之服从(孙中山)总理，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⑤
23日上午，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宋子文提出了具体建议。据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这一建议为：“由委员长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一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出席之大会，这些人应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冯玉祥、孙夫人(宋庆龄)、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俟大会作出决议，委员长可离开西安。另有一种选择，就是大会在太原府召开，但在此期间委员长要留在西安。会议的议题为落实17日与委员长讨论过的四项条件。”⑥
宋子文在此所述的所谓“17日曾与委员长讨论过的四项条件”，当指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当天通电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中的前四条，即：(—)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据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12月18日日记中所记，是晚，张学良来到蒋介石居室，曾说：“‘现在此事亟待速了，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允实行几条，俾易于解决。’并言：‘现在已无须八条，只留四条矣。’余问：‘所删者为何四条?’彼答言：‘后四条皆可不谈矣。’余告以：‘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⑦
宋子文对张杨提出的建议并不满意。据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所述：
我对如此条件甚感失望，因为我了解南京方面的态度，他们不会接受。但是，我想我们自己可经讨论提出反建议。我与戴(笠)及蒋铭三谈及此事，我们同意提出如下反建议报委员长批准：
一、不召开名流与政府官员参加之大会。
二、改组政府，排除亲日派。
三、释放在上海被捕七人。
四、强力保护国家利益之政府一旦组成，中日战争将很快爆发，只要战争爆发，将自动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⑧
就在这天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和宋子文进行了一次谈判。谈判地点在金家巷张公馆西楼二楼会客厅。周恩来代表中共及红军提出了六项主张：(一)停战，南京方面撤军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⑨
周恩来在谈判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处理西安事变的意见。据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所写，周恩来在谈判中义正辞严地指出：“在陕、甘地区，国［民党］军［队］屯兵五十万围剿中共，仅遣往绥远的两个师未参战，而中共此时已在共致国民党的宣言中同意放弃(赤色)宣传，原则上同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作战。若委员长同意抗日，中共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中共将为共同的事业而战，然红军的人数不应仅限在三千至五千人之间。陈立夫已经代表委员长同意，红军可拥有三万人。中共欲保留其军事系统，此亦应不困难，因不管怎样，在委员长自己的系统外，已有如此多其他军事系统。中共同意于国民大会召开时参加大会，以一个民主之中央政府来取代中华苏维埃政府。”⑩
宋子文在日记中还写道：“同时，他们(指中共方面)，亦将承诺放弃(赤色)宣传与停止向目前的苏维埃政府控制以外的地区渗透。他们知道委员长有抗日之心，然其目前的做法不利于开展有效之抗日。他们(指中共方面)欲支持者非委员长个人，而系出于民族之大义。他们认为委员长虽赞同联俄，但却拒绝容共。他(指周恩来)还多次提到委员长周围之亲日派。他说，上述这些条件合情合理，与数月前向国民党方面所提条件完全一样，他们并未因西安事变而增加一丝筹码。他愿意会见委员长，欲使其明白，委员长所建议的办法很难向人民解释。他称，就在中共与张、杨诸人一起竭尽全力，以图结束西安事件时，他知道，南京有些要员正摆酒设宴，拉帮结派，准备夺权，企盼委员长永不返回。”⑾
就在这天上午，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风扆、陈康齐曾被宋子文召至金家巷张公馆。陈康齐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大约10点，我们接到少帅府打来的电话口信，让陈风扆和我立刻赶到那里。街上一切正常，快到少帅府时，道路被铁丝网和沙袋封住，只留有一辆轿车通过的空当。卫兵盘问我们的司机，当我们向其解释了我们此行的使命时，他们给我们放行。临近少帅府时，我们看到了更多的铁丝网和沙袋。有一些战略要点地带，都布置了中型的机关枪。进入少帅府后，我们被带到会客室。宋博士进来，带给我们一封电报，让我们编码。完成编码后，我们被送回宾馆。”⑿
当天下午，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继续进行谈判。谈判中主要就改组政府、撤兵、释放七君子和释放蒋介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希望由宋子文负责组阁，宋子文表示：“出于政治及个人原因，我绝对不会领导现在之内阁，且亦不会参加。”⒀双方还就外交部长、军政部长、交通部长、海军部长等人选交换了意见。
在同宋子文进行谈判的当天，周恩来就宣布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政委员会及发表联合宣言问题，致电中央书记处。电报全文如下：
西北联军局面，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部下左派均望早日宣布以坚定内部(有成为闽变之续者)，影响国内，(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均以此观望)，其办法完全同意我们提议。我因顾及外交及缓延内战，故主张暂缓发表，但红军现向西安附近集中，迟早必须宣布。我提议：
(甲)红军过邠县(今彬县)后，应即对外发表宣言。
(乙)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亦应发表联合宣言，说明联合抗战保卫西北的意义，并坚决抗拒企图侵占西北、破坏统一战线的任何敌人，最后宣布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政委员会，开推举张［学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此电稿请即拟定告我，以便磋商。
(丙)抗日联军西北军政会我方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宋［时轮］、宋［任穷］。
(丁)红军即为抗日联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戊)军政参谋长拟推［叶］剑英(张要他)。
(己)军政会下各种组织，我方应准备［林］伯渠、［杨］尚昆、［罗］瑞卿、［叶］季壮来参加。
(庚)红军加入抗日联军后，其给养薪饷补充应有初步改变，并由西北军政会统筹。
(辛)地方武装一概以抗日义勇军名义出现，其供给仍由地方筹给。
(壬)在全国民主政权建立前，苏区政府仍旧只名义上冠以抗日字样。
子、红军在抗日地区行动的政策请考虑我前电建议，速定出宣布。
丑、在抗日联军宣布后，共产党应在群众中公开活动。
(癸)以上各项，速审后复。⒁
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当天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是否宣布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组成西北抗日联军和参加抗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何克全、张浩、林彪、林伯渠。毛泽东在发言中主张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对外暂不宣布，对内可以宣布。并说，我们加入抗日联军，同时向南京招手。⒂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我看现在和平是没有绝望的。南京内部，中派是在动摇中，左派愿出来调停，亲日派在恐惧中，张、杨更左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立即发表宣言为有利，还是暂缓发表为有利?我想左派都是希望我们宣布的，但是要争取中派，暂不宣布争取时间更容易活动。但我们实际行动是不放弃的，这对张、杨也是有利的。因为问题不是左派问题，是要争取更多的到我们这方面来，对我们方面实际也没有损失。现在有实权的人多是中派。”发言中还指出：“现在我们积极援助张、杨，事实上已在做，这是没有问题的，但马上加入这一政府，是不妥的。”⒃
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毛泽东、张闻天于24日复电周恩来和在23日抵达西安的秦邦宪，电报指出：“对临时军政委员会名单，我们方面拟参加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徐向前五人。(周)恩来、(林)伯渠参加实际工作不参加名单，以便将来进行国民党工作。(毛)泽东不参加。对张(学良)、杨(虎城)说明，共产党为争取全国各派，应采取此种方针，对张、杨亦是有利的。”⒄
周恩来在23日参加了西安方面与宋子文的谈判后，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与宋子文谈判的情况。电报全文如下：
(甲)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昨到西安。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乙)今日我及张、杨与宋谈判。
第一部分，我提出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
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以上六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
第二部分，宋提办法及讨论情况。
子、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我们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宋力言此为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抗日面幕揭开后，再彻底改组。我们原则同意，要宋负责；杜、沈、章等可为次长。
丑、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到后再释爱国七领袖。我们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
寅、我们提议在这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负责接济。宋答此事可转蒋。
卯、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
(丙)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⒅
在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进行谈判的当天下午，秦邦宪和叶剑英抵达西安。叶剑英是11月下旬返回保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叶剑英在西安事变的爆发前夕，由保安前往西安。途中，得知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后，奉党中央命令返回保安。秦邦宪在12月20日参加了讨论红军进入友军地区的地方工作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于21日与叶剑英一同离开保安，并在23日乘坐张学良提供的飞机，于当天下午赶到西安。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的具体分工是：周恩来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秦邦宪主持党内工作，叶剑英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的工作。⒆
宋子文在当天下午向蒋介石汇报了与西安方面谈判的情况。据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所述，蒋介石对此表示了以下意见：
一、他(指蒋介石)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祥熙)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张)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⒇
宋子文随之将上述答复交给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
当天晚上，周恩来会见了宋美龄。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表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21)周恩来还谈到国防、经济上的问题，并对抗日的长期准备作了分析。
宋美龄对她与周恩来的这次谈话讳莫如深。在她事后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甚至不愿公开周恩来的名字，而称之为“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22)
12月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在张学良公馆继续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协议。据周恩来、秦邦宪在12月25日给党中央的电报中关于同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的汇报：
子、孔(祥熙)、宋(子文)组行政院，宋(子文)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吏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23)
当天下午，周恩来与宋子文进行了谈判。宋子文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提出暂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的会议，改组国民党，开放政权；说回去后与孙夫人商量释放政治犯的办法；并表示南京政府每月可给红军、苏区50万元的经费。(24)
就在这天上午，张学良和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高级将领，讨论释放蒋介石回南京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引起了“轩然大波”。据参加会议的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与会的“多数人坚称，在委员长离开西安前，若非全部，至少亦应履行部分条款。我解释道，在目前南京已知局势下，委员长返抵南京前，将不能有任何作为。他们如欲支持委员长作为国民领袖，以捍卫国家，则他们必须对他施以绝对信任，不能损害其威信。我甚为了解，无论如何，在其返回之前，他宁愿去死，亦不会采取其中任何一项措施。席间更有谓举行二次革命者，反对张(学良)，指其过于犹豫不决，为我轻易劝服。”(25)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在与宋子文商议后，决定召集“其中态度最激烈者予以训话”。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张学良“谓尽管他们必须承认方法错误，然动机善良。难道他们不想由委员长领导去打日本吗?若否，则他们早在11日就应将他开枪打死。若是，则他们就应付出风险，仅以口头承诺，放委员长走。而且，他们发动兵变之时，他已明言，他们在冒掉脑袋的危险，任何人任愿退出，难道他们尚有其他办法以疏解时局?”(26)
曾亲身参加了会议的卢广绩在《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回忆说：
记得在决定送蒋回京的前一天，张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在会上他向大家说：“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说这番话时，他的感情异常激动。因此，会场一片寂静，鸦雀无声，无人不被他真挚的感情所感动。
张学良的这番讲话，使大家对送蒋回南京都无异议，而对于保证条件也无更多争执。(27)
西安方面与二宋的谈判尽管取得了成果，蒋介石也信誓旦旦地作出了保证和承诺。但是，西安方面在何时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却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宋子文在24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张告诉我，他与杨发生激烈争吵。(杨指责称)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他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他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他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大为不满地离去。”(28)
就在这天晚上，周恩来在张学良和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关于这次会见时所谈的内容，周恩来和秦邦宪在12月25日19时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汇报说：“蒋(介石)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原注)。(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29)
周恩来在九年之后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时，也介绍了当时会谈的一些情况。周恩来说：“在西安事变时，我曾经问蒋介石：‘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他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我说：‘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他就没有话说了。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灭我们。”(30)
张国焘回忆说：“周恩来曾致电保安，报告他与蒋氏长谈的经过。首由张学良说项引见，张(学良)对蒋(介石)说，委员长的一位旧属求见，请委员长予以接见。蒋氏未置可否。周恩来当即步人蒋氏的住室内，向蒋(介石)严肃敬礼，并仍依黄埔时习惯，称蒋氏为‘校长’。蒋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会，周(恩来)即坐下来慷慨陈词，蒋氏则留心静听。周(恩来)首先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蒋氏和南京中央的想法，并希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愿拥护蒋氏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周(恩来)也乘势说明中共政策改变的始末，力证化除陈见，团结御侮的必要。”(31)张国焘还写道，周恩来“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些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氏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恩来)即满口答应将帮助他父子团聚。”(32)张国焘写道，周恩来在报告中“也说到蒋氏态度甚为得体，他只提及他的儿子，似是属于私人范围的事，但也微露国共和解之意”。(33)
周恩来与蒋介石的这次会见，促成了蒋经国的回国。
蒋经国(1910—1988)，蒋介石的长子。1925年10月，经担任国民党政治顾问的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的推荐，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12月，15岁的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莫斯科，蒋经国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4月24日出版的汉口《人民论坛》刊登了声明全文：“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开始叛变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34)蒋经国的这一声明使17岁的他声名远播。他于1928年夏，经共产国际推荐，进入设在列宁格勒涅瓦河畔的工农红军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学习。1930年2月，他被接收为苏联共产党候补党员。同年6月，蒋经国从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毕业后，被派到位于莫斯科郊外的狄纳莫电气厂当学徒工。1931年冬，他又被下放到莫斯科郊区的石可夫农村，并当选为村苏维埃的副主席。
一年之后，蒋经国又被流放到乌拉尔山脉东侧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这里，他当过火车站的搬运工人。之后，又被送往阿尔泰金矿当矿工。1933年春。蒋经国又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当技工，后成为技师，并担任车间行政管理副主任。此后，他又被提升为一个分厂的副厂长，他还兼任着厂里办的一份《重工业报》的主编。1936年12月7日，蒋经国被批准转为苏联共产党正式党员。
在蒋经国转为苏联共产党员正式党员的五天之后，西安事变爆发。听到他父亲被扣西安的消息，蒋经国非常着急，他向国内写信，希望能与家人取得联系，并致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希望能准予回国。
经过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以及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斡旋，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与苏联妻子芬娜(后改名蒋方良)，以及两岁的儿子蒋孝文，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4月19日，蒋经国一家乘坐苏联轮船抵达上海，不久之后，蒋经国在杭州与蒋介石父子重逢，并逐渐开始在中国政坛上崭露头角。
蒋经国的回国，成为西安事变发生、发展过程国的一个余波。
就在西安方面与宋子文、宋美龄频繁谈判期间，周恩来与前来西安的英国驻华武官斯卡特进行了会晤。周恩来在回答斯卡特提问时指出：这次事变完全是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而造成的。中共认为必须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否则内战再起，日本帝国主义必乘机侵占中国。现在中国人民要求政府必须是抵抗外侮的、民主的、发展经济减轻人民生活痛苦的。中共已向国民党二中全会宣布赞成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当民主政府建立时，红色区域可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中共主张信教自由，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35)
在西安方面与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取得重要成果后，周恩来、秦邦宪于12月24日晚19时30分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电报。电报首先汇报说，秦邦宪、叶剑英已到西安。电报还汇报了蒋介石向张学良表示同意的六项承诺：“(一)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外，中央军决定离开西北。(二)委任孔祥熙、宋子文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要孔、宋与张学良商组政府名单。决定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三)回南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五)立即召开国民党会。(六)联俄联英美。”(36)
蒋介石被释返回南京
对于信奉基督教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来说，12月24日的圣诞平安夜，是在希望与失望交织之中度过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大部分高级将领对释放蒋介石一事所表现出的强烈抵触情绪不能不使蒋介石本人感到担心。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西安诸人中，对昨日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仍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怿，余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以本不作脱险之想，亦无安危得失之念存于此心也。旋彼方所谓‘西北委员会’中激烈分子又提出七条件嘱子文转达，子文决然退还之。谓：‘此何能示蒋先生?’已而张汉卿果出面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37)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写道：“圣诞夜转瞬至矣，是一日间前后形势希望固迭生，而失望亦踵至。”(38)
就在这天晚上，当时担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政治设计委员会主任的高崇民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出释放蒋介石的最低条件：“第一，‘中央军’必须先退出西北，其次是释放‘七君子’。”(39)据高崇民回忆说，张学良第二天早晨在新城西安绥靖公署见到高崇民时对他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但是我们要大仁大义到底，况且外边情况并不好，我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件事情只要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或牺牲东北军团体都在所不计。’并说：‘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豫不决，我就去说服虎城。’”(40)
关于杨虎城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的分歧，张学良在1955年12月回忆说：“因蒋公离陕问题，良与杨虎城发生歧见，……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会议商讨商讨，被周(恩来)将杨(虎城)说服。”(41)
就在12月25日这天早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一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宋子文，口气强硬地表示：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退到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42)关于这一情况，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道：“圣诞阳光，挟希望与快乐而俱来，然在上午，疑云未去，叛变者仍要求释放委员长前必得亲笔签字之令，而委员长坚持不愿落一字，且亦不愿发一言。余为助长勇气计，开始整理行装，希望于日落之前，飞达南京。为以此作标准，则必于11时半启行。及至10时，结果杳然，俄顷12时半过矣，张来言：‘飞机已准备，然一切仍未决定。’至1时半，我等希望已粉碎，然仍不愿放弃。”(43)
就在这天上午，周恩来又一次会见了蒋介石，据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所记：“我与蒋夫人见了周(恩来)，他再次要求见委员长，我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44)关于这次会见，秦邦宪在1938年7月24日在武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张学良与蒋夫人都告诉蒋介石，要是不见周恩来他就无法获释。在他们(指周恩来与蒋介石)初次会见后，周(恩来)又在圣诞节上午去见了蒋(介石)，蒋再次说他要停止内战。”(45)
周恩来在与蒋介石第二次会见后，与宋子文就落实蒋介石的承诺交换了意见。据周恩来和秦邦宪在25日晚19时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宋(子文)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即电文中关于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和蒋介石表示的意见——引者注)，要蒋(介石)、宋(美龄)今日即走。张(学良)亦同意并愿意亲身送蒋走。杨(虎城)及我们对条件表示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介石)今天走，张(学良)去。”(46)
关于周恩来在第二次会见蒋介石之后与宋子文交换意见的情况，宋子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辞别委员长。周(恩来)说，委员长很劳累，不能与之讲话过多，但有几件事必须落实：
1．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我说，此点业已达成共识。他要求我做出保证，我做了保证。
2．委员长返回后应发表通电。我说，你起草电文，若我相信所拟各点能够接受，我将与委员长会商。
3．他提出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力，我答应他将予安排。
4．我让他在上海任命一名联络员，他说他将落实。
5．他要求我逐步释放政治犯，我答应尽力而为。(47)
这天下午，张学良在没有通知周恩来和秦邦宪的情况下，即陪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前往西安西郊机场，并一同乘飞机前往洛阳。但是，当事人所述关于离开西安和抵达洛阳的时间，却大不相同。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说：“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已4时余矣。”“遂登机起飞，5时20分抵洛川，夜宿军营分校。”(48)宋子文的日记中则记载说：“我们一起动身前往机场，乘波音飞机离开（西安)，4时30分抵洛阳。”(49)宋子文的侍从秘书陈康齐的日记则说：“下午5点左右，我们突然接到通知，我们马上就要前往机场，……不久我们到达机场。”“委员长、蒋夫人、宋博士和少帅乘少帅的飞机先离开。我们的飞机引擎有些故障，要延误半个小时。”“我们抵达洛阳时天已经黑了，借着月光，我们的飞机安全着陆。我们在洛阳过的夜。”(50)之所以在蒋介石离开西安以及抵达洛阳的时间上有如此大的差异，其症结就在于蒋介石是否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对张学良、杨虎城“恳切训示之。”
高崇民回忆说：“张学良在(12月)25日早晨到(西安)绥靖公署见到高(崇民)的时候说，……张(学良)出去后，高(崇民)即通知召开设计委员会讨论应如何放蒋(介石)的问题。正在开会时(午后3时左右)即听到飞机声音，张已坐飞机送蒋走了。”“当日出席设计委员会讨论放蒋的委员们听到张学良亲自送蒋的消息，人人为之震动，会就立刻结束了。”(51)
王菊人回忆说：“12月25日放蒋(介石)，是张(学良)突然决定，事先没有得到杨(虎城)的同意。只是在蒋临行前，张才打电话请杨去。杨到了那里的时候，蒋已出来要上车了。张只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杨不好当着蒋的面和张争执，只好一道去送蒋。”(52)
美国记者斯诺于1938年7月24日在武汉采访了秦邦宪(博古)，他在当时的访谈笔记打印稿上记载说：“当时博古不知道张(学良)打算释蒋(介石)。他和别的一些人被请去参加东北军的一个会议，说服他们从原则上接受释蒋乃明智之举。博古仍然主张要等蒋‘公开声明’，答允改变政策之后才能释蒋。周(恩来)派他在下午2点去同张学良交谈，但因通知延误，他3点才去，这时他才获悉张学良已经(随蒋氏夫妇——此为原注，引者注)动身了。”(53)就在这次接受采访中，秦邦宪还说：“蒋介石发表的所谓《训词》(见其所著《西安蒙难记》——此为原注，引者注)，纯屈虚构。根本没有过那回事。全都是他回南京后编出来的，是做给外界看以挽回面子的。这在西安尽人皆知。”(54)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述了12月25日下午离开西安的详细情况。她写道：“3时响未既，见张(学良)越庭院来，身后随一工役，荷一提箱，守兵皆露惊异状。时(宋)子文等方在各处向诸将领反复说明，即委员长在此，决不能有亲笔命令，但返京之后，余信其决不咎既往，以释其疑。然迄无消息传来，电话仍继续不断，交涉迄未完结。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张曰：‘日云暮矣，曷勿明晨径飞南京?’余呼曰：‘尚欲等候耶，离此愈快愈佳!岂将等候彼等之改变态度耶?犹欲等候彼等之恐惧与妄念而发生变故耶?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决不能作片刻留，应速行，毋再迟疑。’张忽又言：‘杨虽允我等行，然其部下多未知者，苟风声传播或有不稳，故我等虽行，仍应小心，请勿带侍媪。’余呼日：‘岂将留彼任变兵处置耶?我等离此后，真不知彼等若何结果。’张曰：‘彼定可安全。’余日：‘否，彼等忠于我，余决不忍彼冒此险。当余离京时，余曾告以危险万状，彼若恐惧，可不随行，然彼答余愿随我至任何处所。’最后解决，余以此媪交黄仁霖，始双方皆无间言。”(55)
宋美龄还记述了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话的经过：“余告委员长可以行矣，彼言：‘且暂缓行，余等行前须与张学良及杨虎城作临别训话以慰谕之。’因即召虎城。此时，杨不在家，约候半小时后始至。”(56)“当杨虎城率卫队若干人来时，空气益形紧张，彼偕张(学良)径入委员长室，立正行敬礼，委员长邀其就座，彼等皆屹然不敢动，余即进言，委员长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卧谈，如彼等就座，较易听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员长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彼等闻委员长诚挚之言，余从旁察觉彼等容态，实显现一种非常感动与情不自禁惭愧之色。”(57)“谈话约半小时毕，时已4时余矣，急整装行，委员长与余偕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径就车之前排坐，子文、端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开至张坐机之门旁，机已开热备用，一声怒吼，离地腾空上升，余夫与余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别。是夕安抵洛阳。”(58)尽管宋美龄言之凿凿，似乎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但是考虑到当时从洛阳到西安所需的飞行时间，却不能不让人感到费解。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康齐在《西安事变日志》中分别记述了12月20日和12月22日两次从洛阳飞抵西安的空中飞行时间。陈康齐写道：“12月20日，天气异常地冷，飞机的引擎直到上午8时30分才启动，”“上午10点30分，我们到达西安上空。’”(59)“12月22日，……下午2点，我们到达洛阳，宋博士、蒋夫人和几名前来迎接的军官离开机场，到某处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下午3点，一行人回来了，我们继续旅行。”“大约下午5点，我们的飞机在西安着陆。”(60)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从洛阳到西安的飞行时间约需两个小时。
如果以蒋介石所述，他是“5时20分抵达洛阳”，那他就应该在3时20分，至迟为3时30分起飞。而从西安西郊机场到玄风桥高桂滋公馆，汽车尚有15至20分钟的车程，蒋介石在3时左右就应该离开玄风桥。如此看来，留给蒋介石“训示”张学良、杨虎城的时间几乎就挤不出来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理，成立与否?就有待诸位读者推敲分析了。
张学良陪蒋介石到机场后，向杨虎城出示了亲笔所写的“手令”，全文是：“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柱国)、王(以哲)、缪(澂流)、董(英斌)各军各师长。张学良
二十五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即”。（61）
蒋介石在临上飞机时再次对张学良、杨虎城予以承诺。据周恩来、秦邦宪在当天下午7时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文稿，蒋介石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62）随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端纳和张学良等乘坐张学良自备的波音飞机，飞离西安机场。当晚，蒋介石住中央军校洛阳分校。
张学良亲自送蒋介行飞离西安，并没有通知住在张公馆的周恩来和秦邦宪。周恩来和秦邦先“并不同意蒋(介石)今天走、张(学良)去。但通知未到张(学良)已亲送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飞往洛阳。”（63）
对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前往南京一事，毛泽东在两个多月之后，在接见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时曾这样说道：“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64）
周恩来、秦邦宪在12月25日下午7时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对蒋介石离开西安，张学良陪送一事分析说：“估计此事，蒋(介石)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宋)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组行政)院布置。故蒋(介石)走张(学良)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65）
杨虎城对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之举也表示十分钦佩。他在第二天晚上致龙云的电报中表示：“此间文日(12日)之举，纯为促请蒋公立起抗日，已经向国人一致声明，最近蒋公已于此间主张业经完全容纳，定于即日实行。副座(张学良)遂于有日(25日)陪同飞洛(阳)，本日去(南)京。汉(卿)公此种伟大精神，令人叹服。”（66）
25日晚，张学良从洛阳致电杨虎城，要杨虎城照蒋介石之意释放被扣压的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等四人。次日，杨虎城、王以哲、周恩来商议决定，本着和平解决的精神，全部释放被扣押的高级官员。月底又应蒋介石要求送还军用飞机。（67）
26日上午9时45分，蒋介石、宋美龄和端纳乘坐的飞机由洛阳起飞，中午12时20分抵达南京大校机场。《陈布雷回忆录》记载说：“(12月)26日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5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68）
第二天出版的《中央日报》全文发表了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并标明是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训词称：“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国存亡极大之关键，与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69）
在26日晚上，蒋介石发表书面谈话，称：“余对西安事变之见解，已见余今日发表之在西安对张、杨二人之训话中，现在一切均应听从中央之决定。余身为统帅，率导无方，至生此事变，深觉负疚。”（70）
两天之后，蒋介石为西安事变事具呈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表示要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29日，国民政府指令“应毋庸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则作出决议予以“慰留”。当天，蒋介石再请辞职。次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表示对蒋介石请辞一举“碍难允准”，并给假一月，“以资调摄”。（71）
至此，蒋介石从被释离开西安，到返回南京，进而“引咎自请处分”一幕，方告结束。而在此之前，由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审判”张学良的“闹剧”，却已经拉开了帷幕。
①《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l页。
②《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27页。
③《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4页。
④⑤⑥《史事探幽》上卷，第84、84、84—85页。
⑦《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4—285页。
⑧《史事探幽》上卷，第85页。
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5页。
⑩⑾《史事探幽》上卷，第85页。
⑿⒀《史事探幽》上卷，第91、86页。
⒁《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第128—129页。
⒂《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9页。
⒃《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01页。
⒄《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上卷，第630页。
⒅《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70—72页。
⒆《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6页。
⒇《史事探幽》上卷，第86页。
(21)《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413—414页。
(22)《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306页。
(2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2页。
(24)《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6页。
(25)《史事探幽》上卷，第86页。
(26)《史事探幽》上卷，第86—87页。
(27)《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104页。
(28)《史事探幽》上卷，第87页。
(29)(3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192页。
(31)(32)(33)《我的回忆》第三册，第337—338、338、338页。
(34)《蒋经国大传》，团结出版社2002年2月第l版，第59页。
(35)(36)《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5、346页。
(37)(38)(39)《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7、307、210页。
(40)(43)《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10、309—310页。
(41)《张学良遗稿》，第170页。
(42)《周恩来传(1898—1949)》，第210页。
(44)《史事探幽》上卷，第87页。
(45)《红色中华散记》，第16页。
(46)《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47)(49)《史事探幽》上卷，第88页。
(48)《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88页。
(50)《史事探幽》上卷，第92—93页。
(51)《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210页。
(52)《回忆杨虎城将军》，第224页。
(53)(54)《红色中华散记》，第16—18、17—18页。
(55)(56)(57)《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310、310、311页。
(58)《张学良在一九三六》，第311页。
(59)(60)《史事探幽》上卷，第90—91页。
(61)据《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73页所刊手迹抄录。
(62)(6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64)《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8页。
(65)《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66)《回忆杨虎城将军》，第461页。
(67)《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47页。
(68)《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55页。
(69)(70)(71)《中华民国实录》第2卷《内战烽烟》，第1954—1955、1955、1955—1956页。
西安事变实录/姬乃军，申辉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