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国民党一级上将张学良
孙琴安
张学良将军字汉卿，号毅庵，堂号张仁堂、礼堂，生于1901年，辽宁省台安县人，为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其父去世后，他曾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国民党陆海空军副司令，一级陆军上将。“九·一八”事变后，曾任军委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等职。1933年春，他曾去西欧各国进行考察，次年初回国。
1935年10月，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时，张学良正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他的东北军也陆续西调，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不断向红军发动进攻。可是，经过三个月的战斗，东北军便丢失了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或亡或被俘，这对张学良的震动很大。同年冬，张学良在南京开完会后，顺便来到上海，会见了抗日名将李杜与爱国人士杜重远，交谈之下，颇有启发。
正在此时，“一二·九”运动爆发，学生与民众要求抗日的爱国热情，更进一步坚定了张学良抗日的决心，以为“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抗日救国义不容辞”。
1936年1月，张学良在洛川设立前线指挥所，与属下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密商东北军转变方针的问题，并关照王以哲可以设法与红军取得联系。
没过多少时间——1月中旬，张学良突然接到王以哲的一个密电，说原被红军俘虏、过去的东北军一○七师的团长高福源现已被释放回洛川，并有机密要事向他面陈。张学良便命将高福源密送西安。据当时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栗又文在《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一文中说：“我在西安见到高福源，还听说高带来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给张学良的信。”
张学良见过高福源之后，高福源于1月16日又返回瓦窑堡，将有关情况向李克农汇报。李克农便带他去面见毛泽东与周恩来。毛泽东等了解了张学良目前的状况后，便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洛川会见张学良、王以哲。
为了进一步争取张学良与东北军能同红军联合抗日，1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高岗等20人还联名给张学良等写了一封题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其中写道：
张副司令、于主席、王军长、何军长、董军长、万军长并转东北军各师团长及全体将士：
从“九一八”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在这四年中间，不但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刀下鬼与俎上肉，而且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亦相继被占，整个华北，快要变成“满洲国”第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事实上证明只是永久的不抵抗。蒋介石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汉奷卖国贼，他要把整个中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军在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之下，放弃了你们自己的家乡与你们自己的土地财产，让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们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蹂躏、压迫、奷淫、残杀，想起这些，好不伤心，好不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东北军不共戴天之仇(敌)，你们应该誓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收复我们的东三省及整个华北而奋斗。
毛泽东等最后对张学良等说：
……关于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请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一切愿意抗日的个人或代表，都是苏维埃红军的朋友。我们欢迎他们到苏区来、并愿竭诚招待，同时，苏维埃制度是否适合于中国，亦请亲来考查，加以判断。
经过双方的秘密联系和洽谈，李克农等四人即将于同年2月赴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等会面。在他们临行的前两天，中共中央又以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名义，给张学良与王以哲发了一个密电。内容大意是：我方代表李克农等四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抵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可是，当李克农一行于2月25日到达洛川时，张学良正好有事要去南京。张学良直到3月3日才由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连忙驾机飞往洛川，与李克农进行了秘密会谈。会谈最后达成几项口头协议：
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请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中推出一位，再与张学良进行商谈，地点可在肤施(即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
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与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
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适当名义作掩护。
3月5日凌晨，会谈结束，李克农等立刻将会谈结果电告中共中央，并请示下一步行动。次日上午，中共中央便复电嘉励，并完全同意会谈结果和口头协议，要他们到山西石楼汇报工作。
3月10日，当李克农等到达石楼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都在那儿。毛泽东等听了李克农的汇报和张学良所提的种种要求，接着就召开中央会议进行分析，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同他进一步会谈，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重要。会议并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偕李克农去肤施与张学良继续进行会谈。
当周恩来等即将出发时，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特地先给张学良、王以哲发了一份秘密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
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了秘密会谈。双方除了就国共合作和停战的条件问题达成协议以外，还达成口头协议如下：
一、我方赴莫斯科的代表由新疆去苏联，东北军的代表由欧洲去苏联。后中央派邓发同志去苏联。
二、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三、张学良没有公开表示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占苏区，六十七军准备进驻延安以北。1936年6月，我方主动让出瓦窑堡，即是恪守延安会谈之一例。
四、双方互派常驻代表。
五、张学良认为红军主力去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为时太早，最好出绥远靠外蒙。如红军坚决东进，他可以通知东北军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六、互相通商。采办普通货物，由共方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东北军代购，子弹可由东北军供给。
因张学良对会谈感到满意，就当即拿出二万银元，说：“这是我张学良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
会谈结束以后，他又送给中共二十万元法币。而周恩来则立刻给毛泽东等起草了一个电报，简要地报告了与张学良进行会谈的经过。4月11日，他又给毛泽东等发了一个长电，较详细地叙述了这次会谈的内容和情况。
至4月下旬，张学良与杨虎城已分别与红军达成了默契，但彼此却心照不宣。
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停止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中共党员刘鼎从延安返回西安面见张学良，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张学良感到非常高兴，认为中共接受了他的意见，便是对他的信任，而他则表示要把劝蒋介石联共抗日作为己任。
正当毛泽东与张学良开始进行秘密交往活动的时候，同年6月2日，陈济棠联络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名，发动了反蒋介石的“两广事变”。蒋介石无奈，只得向西南方面调兵遣将，进行抵御。
就在此时，毛泽东给王以哲写了一封信，信中曾多次提到张学良。其中写道：
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至于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志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
也就在这一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董健吾来到陕北，顺便告诉林伯渠，由于叛徒的出卖，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原在大同幼稚院生活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已由他带回自己的家中。林伯渠对他说：“周副主席讲，现在戎马倥偬，毛主席的孩子如果有机会，就将他们送到苏联去……”
董健吾听罢，便把此事默默记在心头，以便见机而行。他离开陕北，便搭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回到西安。张学良知道后，便在自己的公馆设家宴款待了他。那时，张学良爱好收藏古玩，而赵四小姐尤爱明瓷。不料董健吾恰恰对明瓷具有很高的鉴赏能力，当场就在赵四小姐捧出的瓷瓶瓷碗中指出了许多赝品。张学良见碰到了专家，便很惋惜地说：“我原来还藏有一套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厂青花瓷器，杯、盘、壶、瓶各一件。孔祥熙、宋霭龄夫妇来西安时，赵四小姐拿出来给客人观赏，不小心失手摔坏了……”
董健吾听了，第二天就在西安找了一位与松柏斋有过生意来往的古玩商，买下了一套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烧制的二十四件套镀釉彩瓷，送给了赵四小姐。
赵四小姐一见倾心，爱不释手。张学良也大喜过望，非要以重金酬谢董健吾。但董健吾坚决不收。张学良无奈，只好说：“董先生，那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只要我张学良能够办到的……”
这时，董健吾忽然想到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仍住在自己上海的家中，而周恩来又希望能送苏联留学，眼前正是机会，于是便笑道：“承蒙张将军、赵四小姐美意，那我就不揣冒昧了。我身边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的儿子，两个是那边朋友的儿子……”说到这儿，他怕自己暗示陕北的意思张学良未必听得懂，故意停顿了一下，抬头望了他一眼，见张学良正听得认真而无困惑，便又接着说：“这三个孩子现在正是求学读书的年纪，可在上海却有诸多不便。如果张将军有机会，那就请你帮忙送他们到苏联去……”
“行!”张学良一口应诺。
这年春天，张学良奉蒋介石之令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在这期间，他秘密来到上海，在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一家幽静的法国酒吧中会见了董健吾，并把董健吾介绍给了自己的部下李杜将军，还帮助李杜办妥了手续。就这样，在张学良的帮助下，李杜把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和董健吾的儿子带到了法国，然后又在这年冬天使他们抵达了苏联。
同年10月，日军准备对中国发动新的进攻，而胡宗南在南京政府的授意下，却准备与张学良的部队配合后，向陕甘边区进行新的渗透。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后，便在10月5日亲自写了一封给张学良的信，与周恩来联名发出，希望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该信全文如下：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十月五日
然而，毛泽东给张学良的信发出仅两周——10月20日，蒋介石在平息了“两广事件”以后，便匆忙赶到西安，催令张学良与杨虎城加紧督兵“剿共”。毛泽东闻知蒋介石来西安，知道向张学良呼吁已无大效果，便干脆在12月1日率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等中共党政军要人共19人，联名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施兵谏。当天下午，张学良就给毛泽东、周恩来发去了一份秘密电报，其中写道：
东、来兄：
……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南进。
弟毅 文寅
电文中所谓“毅”，即李毅，是张学良的化名，“文寅”即12日3时至5时中间。“胡敌”则指胡宗南、毛炳文等人的军队。
毛泽东与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来电后，立即回电，并准备派周恩来前去西安面谈。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便集中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商量“西安事变”的解决办法。毛泽东、周恩来又在12月13日致电张学良，表示“红军准备全力增援”。同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前往西安；并通知彭德怀和任弼时等红军将领将其军队开赴西峰镇，与友军紧密团结。
12月17日，张学良为防止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汤恩伯等国民党军队向西安逼近，曾再次给毛泽东、周恩来发去电报，请示军事支援。电报以化名“李宜”发出。全文如下：
东、来兄：
电均奉悉。联军以抗日救亡之目的，现集结主力于渭南方面准备抗战，以一部于兰州、平凉、固原、西峰镇一带，对胡、毛等施行戒备，希贵军主力旨(驻)环县、豫旺以北地区，一部在肤施、甘泉附近对胡、毛、曾、汤等，不使其联络并极力向北压迫，以掩护本军后方之安全，并盼饬陕南之陈先瑞向卢氏、灵宝一带出击，扰敌之后方。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之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李宜
12月17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就“西安事变”问题，举行了三方会谈。
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不断地将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的有关情况发电给毛泽东等。最后，经过周恩来向各方面耐心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迫使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停止一切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12月25日，蒋介石获得释放。张学良毅然送他返回南京，不久即遭国民党军事法庭的审判，并被蒋介石终身软禁。
毛泽东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1937年初，他在接见刘仲容时还说：“张、杨两将军发动兵谏，真了不起!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事，为抗日救国立了一个大功。可惜的是，少帅少帅，年少轻率，感情冲动之下，陪了蒋介石去南京，等于自己送上门去给他报复。”
蒋介石于1975年在台湾去世，毛泽东于1976年在北京去世，但张学良却活了101岁，于2001年10月15日在美国夏威夷逝世。
毛泽东与国民党著名将领/孙琴安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