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拘留中的蒋介石
宋文梅
在12月12日清晨8时30分，我奉张、杨两将军命，往新城大楼负责管守由临潼扣留的蒋介石。我同部属，刚到达地点，孙铭九营长与唐君尧旅长押送蒋介石到来，蒋因惊惶过度，不能步行，我同孙营长共扶蒋至新城大楼东厢室中。
蒋介石面色惨白，须发如霜，因未带假牙，两唇内凹，着古铜色春绸丝棉袍，只穿衬裤，脚穿上海造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皆有荆棘划伤血痕，因翻墙跌伤，腰部弯曲，我同孙铭九营长扶蒋坐椅上后，孙即辞出，向张、杨两将军报告经过。
天气虽严寒，蒋面部却流淌汗水，他坐椅子上，以右腿置左膝，全身发抖，呼吸喘急，并不断出声长吁。我为了缓和蒋之神志，即劝其应镇静从事，他低首无一语。我继续劝告，并请其饮水，在十分钟内，共饮白开水约十余杯，但态度慌惑不安，我便告蒋，“稍停，张副司令即来!”
约9点半，张学良将军来新城大楼，见我即握手慰问，并详询蒋介石情况，便入蒋住室，我随张学良将军后。蒋见张来，神色突变，但仍坐椅上，继续出声长吁，张学良将军即告蒋：“委员长，受惊了!”蒋未答。张学良将军又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为国家着想，并非为私人利益打算。现在，我们民族危机，已到这样严重阶段!政府不为民族生存着想，反继续进行内战。凡有血性的人，无不义愤填膺，而委员长独持偏见。今天，希望委员长平心静气，勇于认过，爱惜国力，能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及全国人民与愿足矣。”
张学良将军与蒋谈话时，蒋介石面现青黄色，两目发痴，身体愈发颤抖，手端茶杯，亦战栗不已，并急急答张学良将军：
“你既为国家事，应先送我到洛阳再谈，送我到洛阳再谈!”
张学良将军继续厉声斥蒋：
“国家民族今日成此局面，谁使为之?日本进占沈阳后，都责学良为卖国贼!究竟谁是真正的卖国贼?试问九一八事变，是谁阴谋诡计所促成?谁坚持不抵抗?反复嫁祸于人!请将这些事件真相，向全国人民公开，谁是谁非?自有公论。狡计阴谋，岂能永远蒙蔽人民的耳目!”
张学良将军辞直气壮，侃侃而谈。蒋介石耳赤面青，不住呐呐：
“你既为国家事，送我回洛阳再谈。”
张学良将军继续说：
“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认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你仍执拗不悟，固持偏见，自可由群众公裁!”
蒋介石闻由“群众公裁”，即惊恐失色地向张学良将军说：
“以往，我待你如何好!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既为国家事，速把我先送回洛阳再谈。”
蒋辞毕，瞑目坐椅上，默无一语，惟身体仍发抖不已，脸上青筋暴起，历历可辨。当时，我见此种谈话，不会有结果，便劝张学良将军退出。
张退出后，蒋介石坐椅上，仍恐惧不宁，继续出声长吁，连饮开水数杯。饮时，因手颤动，使水不断滴衣襟，置杯时，几使倾翻。移时，向我询问，他的侄子蒋孝镇在何处，要我带蒋孝镇来新城侍候他。我即答蒋：“蒋孝镇尚未来西安，待来后再说。”蒋仍发抖不已，我恐怕他因穿衣太薄，即取来皮袍一件交蒋。彼因神志慌乱，执拗不穿，我即暂放一旁。
时已正年，蒋忽要与邵力子主席谈。我即请邵来蒋室，蒋见邵时，已较平静，邵入室，蒋仍坐椅上未动，我让邵坐蒋对面椅上。蒋问邵：“你从什么地方来?”邵答：“从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蒋问：“钱慕尹(即钱大钧)在何处?”邵答：“慕尹胸部受伤，已入院治疗。”谈至此，蒋、邵皆默坐无语。我仍伫立一旁，以听此谈话。稍时，蒋介石要我站室外，我即出，惟将室门大开，他们谈话，我仍可听见。蒋见我出室后，将门大开，竟气汹汹拍桌呵斥：“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面前!我要你出去!你为什么又把门大开?”蒋即起身，怒气冲冲，亲为合门。彼合门后，我复将门推开，迳入室中告蒋：
“请不要生气，我们系奉命令在此。且今日之事，无不可闻者，何须再秘密。”
我谈话至此，邵力子即告蒋：“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蒋闻邵语，立即转色笑 谓我：“噢!我认识你!我给你谈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还记得!”我答：“你是委员长，如何能认识我!”我随口说：“我已经被学校开除!”蒋没等我说完，即刻问我：“学校为什么开除你?”我答“教育长要开除我，原因我不知道。”蒋介石连声说：“我认识你，认识你!”我即告蒋：“你们谈话，我站在这里，没有关系，请谈罢!”
蒋介石估计我不会离开，即开始与邵谈。问邵：
“西安发生事情，你事先知道否?”
邵答：“不知。”蒋闻邵语默然。邵即心平气和缓缓的告诉蒋：
“今天已发生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事实上，由于日寇不断的侵略，造成全国人民的愤愤，如果政府没有良好的办法，自然会酿成变故。今天要弥补，尚未为晚。”
蒋细听，仍不作答。邵继续告诉蒋：
“抵御外侮，法国是最好的榜样，他们建立了人民阵线。这种办法，我们未始不可采取。在中外历史上，当外侮来的时候，息争，合作，以御外侮的事情很多，希望委员长有鉴及此。”
邵委曲劝告。蒋介石在邵力子谈话时，自始至终，未置一答。中间曾长长叹气数次。邵讲完，两人默坐片刻，蒋告邵：“你先回去罢!”邵即辞出。
邵去后，蒋即向我要纸笔，我取来放桌上，彼默想一时，即给其妻子宋美龄一电，书毕，交我，并问：“是否可即发出!”我答：“可。”该电原文如下：
“南京蒋夫人，中决为国牺牲，经国、纬国系我子，亦即你子，希关照。蒋中正。”
当蒋书电文时，我伫立桌旁，猜度他可能给南京国民党要员，嘱托什么大事，不料他在此紧迫时期，竟斤斤于他的老婆和儿子(这时，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还都没在国内)，谁能说他不自私自利呢!
将此电文我即交张学良将军，于当日发出。此时，蒋已有倦意，乃劝彼入卧室稍憩，并劝其吃饭。彼似饥而欲食，但恐有意外，仍在疑惑。我即告蒋：
“这里的饭是很干净的，不会有任何意外事情发生。如果因没有戴假牙，这里有麦米粥，希望吃点还是好。”
蒋介石听我说后，不语亦不食。我再劝彼：
“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国家大事，应平心静气，设法解决，不应意气用事。而且，在西安方面，并没有危害你生命的企图。以往的事情，总算过去了。现在大家都非常纯洁，非常真心，希望你能检讨错误，改变作风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一致对外就好了，并没有其他坏意，希望你力持镇静。”
蒋闻我言后，即说：
“如果是你们自己做的饭，吃些也好。”
我即命西安绥靖公署的司厨，预备麦皮粥。蒋介石因腰部跌伤，躺卧床上，不能持饭盒，由我为其递去。蒋时年虽50，发白无龄，骨瘦颧凹，宛如一70岁人。食毕，呻吟不已!并告我：
“上年来西安时，即住斯室!”
言下，颇有今昔之感。我问蒋饮水否?彼答：“想喝些橘汁。”我即令人买橘子榨橘汁，盛一玻璃杯中给蒋，彼一饮而尽，似觉甘美，并语我：他最喜喝橘汁。
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已知蒋介石被拘西安，派飞机36架，在西安市上空低飞威胁。当由新城大楼飞过时，机声震耳欲聋，蒋卧床静听，问我是哪里飞机，我出去看后回屋告蒋：“是洛阳飞机来西安示威者。”蒋听后语我：
“我固知政府飞机，又来西安。”
蒋语时，有自得意。稍停我即告蒋：
“国民党执政10年来，给人民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日寇疯狂进攻中，政府不谋方略，抵御外侮，反向敌人屈膝求和，又在国内进行屠杀呢?谁能对这种对外献媚，对内屠杀的领袖，甘心顺服呢?”
蒋闻我言后，说我受了“反动派”宣传的毒，我接着又谈到：
“谁能歪曲真正的事实呢?‘德日协定、日意协定’对中国没有影响吗?南京政府秘密承认中日满防共协定，南京政府想方设法和法西斯德、意亲睦，请问德、意是帮助中国抵抗侵略呢，还是协助日寇侵略我们呢?南京政府极端反对苏联，苏联是侵略我们呢?还是同情和帮助我们呢，我们现在如果和日本开战，依南京政府今日的外交关系，谁是我们的舆图呢?谁能实际坚定支持我们呢?”
蒋介石在和我谈话时，静静的听着，我又谈到南京政府特务人员鱼肉人民的情形。最后我告蒋：“我是军校学生又是中级军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思想呢?”
蒋默不作声，惟作思维态。我乃请他心神安定，即离内室坐外间。
蒋卧床上，一直在呻吟。晚间，饮橘汁一杯，至夜1时，辗转反侧，不能入寐，时发呻吟声。我曾入室，一再劝慰：望其心境爽朗，从容应变。蒋似悟我语，但仍通夜未寐。我恐发生意外，始终静坐外间，直至黎明。
昨夜9时许，张学良将军来视蒋，以其假寐，未见面即去。今晨8时张又来，蒋卧床上，两人谈话，仍参差不合。张学良将军去后，我劝蒋：“应接受张、杨两将军所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否则，对自己对国家，非徒无补，反益增困难。”蒋闻此语作静思。移时，要我请杨虎城将军来见他，我答应去请，但杨因事务忙，未及时前来。
正午，蒋介石要我取纸笔，置彼床边一小桌上。并告诉我，他颇感困倦，需要休息，要我离开内室。我察情况有异，即假装离室，惟将内窗帷折一角，走出后，复返外室，由窗帷折角处，见蒋起坐床上，左手扶纸，右手执笔疾书，神色惶张，时写时了望，迅即完毕，复置纸笔原处，将所写纸摺叠存手内，又如前假寐。一小时后，我进室问蒋喝水否?彼即告我，他要找邵主席谈话。我即命人请邵，邵来后，坐蒋卧床侧椅上，我立蚊帐侧面。邵仍劝慰蒋。蒋以我未在室内，拟将所书纸条交邵，邵知我在侧，即告蒋谓：“宋营长仍在这里。”两人谈话，即怏怏而止，邵便去。至于蒋介石所写纸条因未搜查，故未发现，究不知书何语。
此时，蒋心已平静，困已入睡。午后，蒋复要见杨虎城将军，杨来后，与蒋语约10分钟，告蒋以此次事变之主因，并说明他和张学良将军纯洁的动机，希望蒋为国家计，应详细考虑西安各将领及各救国团体所提之八大主张。杨并敕敕温言慰蒋，蒋态度亦安定。
杨虎城将军去后，蒋介石找我要书读。我为松懈蒋之紧张情绪，即以日本作家所著“长安古迹考”一书送蒋。彼以兴趣不合，稍翻阅即交我，要我另调一本。我即以蒋介石自己在所谓“剿共”战争中编著之“教、养、卫”小册子送彼，蒋甚喜，反复翻阅。
蒋介石一直躺卧床上，曾告我：孙中山先生在中山舰遇难时，惟他一人在侧事。
黄昏时，张学良将军来看蒋一次，但未多谈，只告蒋：以在新城大楼诸多不便，拟移他处，蒋未肯，至夜11时，孙铭九营长奉张学良将军命，拟移蒋至西安高桂滋宅。我即转告蒋，蒋疑有不利，执拗不移。我复告孙，孙以奉命必须搬移，要我劝蒋，蒋恐惧不肯移。最后，我请孙铭九营长入室共劝，蒋介石见孙腰间带有手枪，心神不宁，告孙：
“你在日本上学时，我对你很好，你还记得否?我是政府的行政院院长，应该住在西安绥靖公署里，因为绥署是受行政院管辖的，要我搬移，我不愿去。”
孙铭九营长和我再三劝告，蒋竟恐惧万分，忽然以被蒙头不答。我乃与孙商议，现已夜深，明日再移，孙同意。即返复命。蒋以此惊惧，竟彻夜失眠。
至14日清晨，蒋介石以一夜未寐，致患重感冒。头依枕侧，鼻涕长流，又呻吟不已，不胜其痛苦状。并要求我，给彼几片阿司匹林。我告蒋：有病时，我当报告张学良将军知，请其派医生前来医疗，医前，未便随意吃药。蒋即告我，只要将我营中军医请来治疗即可。但我为审慎计，仍然请张学良将军派医生前来。
下午5时许，张学良将军偕端纳来新城见蒋。此时，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已应邀来西安①，为了对西安事变后各种政治问题磋商的方便，即移蒋介石住西安高桂滋宅中。 *作者时任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 ①张学良偕端纳新城见蒋的时间是1936年12月14日，周恩来到西安的时间是12月17日。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