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民国人物(1)-王菊人传略
吴 莲 伊
王菊人(1906—1975年)名若渊，字菊人，以字行①。陕西蒲城人，为邑望族。其五世祖王鼎，在清道光朝任军机大臣，父王廷*(左为钅，右为式)，字仲度，清光绪二十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母金鉴春，姑苏名家女，家学渊源，博通史书，随任在京。1906年11月20日，菊人诞生于京寓。逾年父不幸病逝，其母遂携二子投奔远在开封任河南宝丰县之菊人伯父王*(左为钅，右为乔)。菊人4岁即束发受书，由母亲自鞠养，限以日课，督随兄诵读，不稍假借姑息。为了陶冶情操，调节劳逸，每于宵分课毕，恒口授前人诗词，讲解指画。6岁时，其伯父又病殁任所，乃举家迁回蒲城原藉。翌年析居。母恐两儿荒废学业，即为延师在家中教读。数年家道逾落，遂就读于其父同寅名翰林周政伯先生处。因家境困难，周先生推屋鸟之爱，免收两兄弟学费。菊人颖悟异于常儿，学业日进，深得周先生钟爱。17岁时，母终因家务操劳过度，又长日抑郁寡欢，一病不起。菊人悲痛逾恒，辍学半载。后得周先生勉励劝慰，又保送入本县第一高级小学，肄业一年，于1924年19岁时，考入陕西私立成德中学。他深知求学机会来之不易。在校刻苦自励，潜心学业，于1927年22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
菊人幼遭孤露，早失顾复，加之家境中落，生计维艰。自幼及长，均接受的是封建教育，立志以学成后如何显亲扬名，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与动荡，劳苦群众如何在死亡线上挣扎，均懵然无所知。至入成德中学后，由于该校在当时尚称开明，执教亦多知名人士，在名师的教导启迪下，始有了觉醒，接近广大同学，自觉关心国事，向往革命，举凡学生运动，无不积极参加。1926年在校期间，经同学曹受祉、王文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共产党员，初步接受党的教育。通过社会实践，始逐步了解旧社会的黑暗，广大劳动人民在死亡线上的痛苦挣扎，因而更激发了革命热情。不久，即担任了共青团成德中学支部书记，兼西安西区区委宣传委员和共青团外围组织陕西青年社宣传部长，负责青运工作。毕业后奉陕西省委的派遣，回蒲城发展组织。由于接受党的教育时日很短，对如何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如何团结广大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等等，概未深入学习，又无经验，仅凭少年热情，慨然受命，遂偕同同学亢伯毅返回蒲城。
回蒲城后，首先找职业掩护，任教于本县高级小学。一面团结广大师生，以历史知识和外界新事物启发其民族意识与爱国思想，一面与省委继续派来之曹受祉、万捷书连同先来之亢伯毅共四人组成中共蒲城县委员会，菊人任县委书记，大力开展建立党团工作。仅八阅月，即由原来四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余人。惟只求发展，不知巩固，更无严明的党的纪律，新接纳的成员中，仅有两个农民，其余均为知识分子。在此期间，曾由县委领导发动做了两件事：其—为在县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周年大会上散发党的传单，扩大党的影响；其二为组织了一次农民抗税运动。当时参加者包括县城约数千人，使反动官吏惊慌失措，调来军队镇压，遂以失败告终。事后受到省委严厉批评，以无理由的冒险和严重的脱离群众，使党的威信蒙受损失，主要错误应由菊人负责，将其调省。当时主陕政者为冯部宋哲元，在一次查获的文件中，得王菊人名，即派人赴蒲缉捕，因已先期赴省未获，遂发出“通辑令”，追捕甚急。菊人在亲友资助下，仓卒微服离西安远赴沪滨，行前因形势紧迫，又恐暴露组织，未及向省委请示，即与党组织失掉联系。到上海后，暂入比较进步的上海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上课。在此期间，菊人曾积极寻找党组织，但因白色恐怖，虽多方努力，终未如愿。转瞬至岁底，因关中频年大旱，亲友自顾不暇，无力继续资助，生活来源已濒绝境，而神州大地，军阀混战，处处烽烟，灾害频仍，民不聊生。菊人此时心境亦极为彷徨，曾发出“浩浩此天空，瞬息千万变。哀我逢不辰，睹此倍兢战”之叹。但由于受过党的教育，身虽遭拂逆，而忧国忧民之心从未稍挫，遂慨然兴投笔从戎之志，思有所建树，拯民水火。而环顾宇内拥有军队能仲自己素志者，惟同乡杨虎城将军。故毅然典卖衣物，摒当川资，由沪上远赴山东。先是同乡挚友米暂沉久居杨幕，至是乃浼之为介。适将军赴日考察，未在军中，乃暂居友人刘威诚处作寓公。不久将军返国，米为引见，接谈中菊人备陈国势阽危，时局动荡，广大人民日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青年学子已不能安心读书，因而远投麾下，备供驱策，聊仲素志。菊人青年气盛，侃侃而谈，无稍顾忌，语言间英气扑人，杨将军深奇其志，庆幸乡后辈中继起有人，颇为器重。即首肯其请，允予收录，惟以初莅戎行，必须历练，乃派往冯钦哉部见习。不久，又调至孙蔚如旅赵寿山团任指导员。赵以治军严整有名当时，而菊人作风之严谨，临事之勇决，与赵一见如故，深相结纳，推心置腹，交称莫逆。
1929年秋，杨部调驻河南南阳，杨将军并兼任南阳守备司令。因接防事冗，遂将菊人调回任师部上尉副官，主管内部事务性工作。不久，机要秘书米暂沉出任南阳县长，又以菊人兼代其所遗职务，办理将军公私往来函电，稿不再改，大意均与将军暗合，以此案无留牍，事不经宿。将军深庆得人，倚畀甚殷。此时蒋、冯、闫中原军阀混战已起，而唐生智亦以“护党救国军”名义为冯、闫策应。杨部奉令于1930年1月出师奇袭唐之后方驻马店，菊人随军赞画军务，一举克复掠其辎重。唐军向舞阳一带溃退，战役胜利结束，旋师南阳。当战况紧急时，杨将军亲临前线指挥，两军生死相搏，弹雨横飞，菊人随侍左右，畦步弗离，致弹穿军帽而镇定如恒，神色不变。敌溃退后，始徐去帽弹着弹灰道：“可惜了一顶新帽”。菊人之胆识过人，遇变不惊，参战官兵，无不钦佩。将军亦为菊人在大敌当前能如此镇静而深为嘉许。回南阳后，部队番号改为陆军第十七师，杨将军为师长，旋以击唐功升为第七军军长，第十七路总指挥。部队扩大编制，成立第十七路军总部，菊人仍任原职，后杨将军奉令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及民政厅长，遂请南汉宸先生担任省府秘书长，调米暂沉为民政厅主任秘书，菊人任十七路军总部少校机要秘书兼民政厅秘书。1931年秋，杨将军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主任，调任菊人为行营办公厅机要科中校科长。后于1932年春，潼关行营撤销，改组为西安绥靖公署，杨将军仍任主任，菊人职亦如前，参与密务，引为心腹，菊人亦感激知遇，力图报效，殚思竭智，尽忠职守。
1932年，杨将军拟送菊人出国深造，而菊人以国势阽危，时局动荡，蒋介石对陕又虎视耽耽，将军处境亦极复杂微妙，不欲此时离开，使将军独当艰危。但因将军殷切爱才，不允所请，遂于1933年2月携夫人东渡。到后即与南汉宸夫妇同寓，四人同在大黄学社学日文，暇则与南讨论当前国内外大势及十七路军今后出路，两人所见略同，遂成挚友。凡七阅月，方拟报考当时日本比较有名的早稻田大学，忽于9月间接将军电召促归，南因亦随同离日赴天津。到西安后行装甫卸，将军即告以召回原因：蒋介石以抗日名义，将杨部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调至平绥线驻防，此时风闻蒋密令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拉拢收买其脱离杨部。冯系山西方城人，为人城府颇深，虽系多年袍泽，但将军对其把握不大。此事若听任发生，则对十七路影响至钜，不特实力削弱，军 心亦必因之不稳。将军为此极为焦虑，遂派申伯纯为驻平临时代表，专办调冯部回陕事并就近监护，继思菊人昔在冯部颇有影响，乃急召回国。菊人闻讯不顾征途劳累，星驰赴平，先与申伯纯研讨对策，后即在冯部中、上级军官间展开活动，为之详陈利害，促使觉醒，遂促使冯部返陕。将军极为喜慰奖勉有加。
菊人自回西安后，奉命仍返原任。此时将军已卸省篆，除免去民政厅秘书外，总部机要秘书、绥署机要科长均如故。自是即日侍将军左右，主管高度机密，处理绝密要件，深为将军倚重。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举世震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是年冬中共中央派汪锋同志携带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来西安，通过菊人求见杨将军。在秘密会谈中，汪阐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政策，以及红军愿与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等重大问题，将军深表理解和愿意考虑。为避外界耳目计，即委派菊人等与汪继续数度密商联合具体办法，取得一致意见。在汪留省期间，菊人与汪多次接谈，彼此意气相投，诚信相孚，由此遂结成密友。
在此前一时期，张学良将军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率东北军来陕。东北军初到陕，人地生疏，语言隔阂，因而与十七路军发生龃龉。将军忍让为国，悉包容之，不特事事尽礼，抑且处处尊重，并饬菊人通令全军，对东北军官兵应念其国破家亡之痛，颠沛流离之苦，加意体恤，同仇敌忾，居则避席，行则让路，克尽地主之谊，不得轻启争端。菊人文笔委婉恳至，使将军谆谆告诫之苦心跃然纸上。此令不特本部官兵敬谨奉行，就是东北军官兵见到亦感激莫名。由此两军争端渐泯，和平共处。后中共党员王世英、梁明德回红区去，去红区前与杨将军见了面，杨表示愿与红军合作抗日。王世英由红区回西安后，仍通过王菊人求见杨将军有所陈述，时将军正在韩城视察，菊人乃陪其前往，密谈结束后，遂由菊人妥善安排秘密送回延安。不久，即传周恩来副主席已抵延安，等候与张将军会晤。张即秘密飞往，受到周副主席的热烈欢迎。双方开诚布公，坦率交谈，各陈己见，使认识遂渐趋于统一，初步出现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结成“三位一体”团结抗日之雏形。会谈后数日，中共即将所俘之东北军官兵，全部秘密遣返。双方信使往还，重申前议，张、杨两将军一诺无辞，约定无事各自治理，有变互相支援。至此，西北联合抗日大局，在彼此努力下形成。此虽由双方当局各具诚意，但菊人从中推挽之功，亦不可没。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菊人及高崇民、卢广绩、应德田、洪钫、黎天才等人奉命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起草《为“兵谏”告人民书》《与各省通电》、《八项政治主张》等绝密文件。他们谢绝外务，专心致志地进行工作，每当草稿完成，经参拟者共同讨论修改后，即送张、杨两将军审阅点定。张将军此时已移驻新城，两人对宣布“兵谏”主张，选词用句，均极慎重，有时反复讨论修改达十余次，必求辞能达意，稳妥精当。菊人为之目不交睫者七日夜，至12月8日方始一切准备就绪，乃稍舒疲劳，倚案假寐。而在此紧要关头，竟发生了一场误会，几致偾事。先是蒋为了就近督战，于12月初移驻临潼华清池，所带随行大员，均安置于西京招待所。当时特务密布，气氛紧张。张、杨两将军为了防止意外突发事件，乃决定每晚由东北军派出少数部队，在西安至临潼段往返巡逻。名为保卫蒋的安全，而实则暗中戒备。城内防务，概由十七路军负责。但此决定菊人未及闻知，朦胧间，忽接十七路军特务营长宋文梅报告：东北军出动大卡车5辆，满载武装士兵，出城向临潼方向驰去。菊人闻报大惊，睡意全消，迅由电话通知负责城防之孔从周部，立即进入高度战备状态，待命出动，并亲自向正在易俗社陪同随蒋大员观剧的杨将军报告。将军亦大惊，后知事出误会，即迅饬菊人秘密通知孔部解严，立即返回驻地，不准对外泻露此次行动。此时孔已运大炮上城，对准临潼及随蒋大员驻地，闻令即迅速撤回。宋文梅终不放心，乃亲自见东北军警卫营长孙铭九，询以派兵出城之故。时孙已解衣就寝，为宋揭被促起，睡眼惺松地说：此事由张、杨两将军决定，每晚循例派兵巡逻，何必大惊小怪。语毕复翻身睡去，宋亦嗒然。事后由将军告以决定情况，并盛赞菊人应变神速，行动缜密。幸未酿成大祸，可以不必追究了，但菊人仍痛自悔责，承担责任。后并屡举以告人，以为办事鲁莽者戒。
在事变后之五日(即12月17日)，周恩来副主席率中共代表团飞抵西安，为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菊人此时已奉令兼任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政治设计委员及政治处副处长，并协助南汉宸筹建十七路军抗日同志会，办理交议、交办以及建议、协商等事项，负责担任与中共代表团的通讯联络。他亲眼看到周副主席高瞻远瞩的远见卓识，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平易近人的生活作风，深致景仰。但在放蒋问题上，他认为是“放虎归山”，思想颇有不通。周副主席为之分析当前国际形势，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指出必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意义，菊人方始豁然贯通。周副主席的耳提面命，亲切教诲，不但使他进一步明了国际局势，理解党的统战政策，认识到当前团结抗日的重要性，也从而学会了今后处人对事的工作方式方法，从此树立了终生以周副主席为楷模的坚定信念。
在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各方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从而激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挫折了日军在华为所欲为的嚣张气焰。
西安事变后，张将军被囚，杨将军被迫出国，临行前，将军嘱菊人留居西安，佐孙蔚如主席掌握部队。以糟粕亦已剔除，所留者均多年患难与共之袍泽，希望能精诚团结，勤加训练，以俟一旦疆场有警，当立即返国，亲自统率，驰骋歼敌，为国效命。菊人毅然受命。将军行后，孙蔚如主席*(上为田，下为廾)菊人以参议名义，与部队负责联系，传达将军指示。菊人受命于危难动荡之际，全力佐孙蔚如主席措部队于磐石之安，使全军团结，战斗力倍增，蔚成劲旅。后在固守中条山战役中，连续打退日军十二次进攻，迭挫凶锋，大长中华民族之志气。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 日军进犯我华北各地，全民奋起抗日，一场轰轰烈烈保卫祖国的反侵略战争打响了。杨将军此时正在法国，闻讯立即连电请求返国，请缨杀敌，而蒋介石则别有用心，一再复电不准。将军心忧祖国安危，人民涂炭，遂不顾违令，毅然由马赛乘船经香港回国，并将行期电告孙蔚如主席。孙即请王菊人偕申明甫、王金鳌二人赴香港迎接，于11月20日前到达。将军船于25日抵港②，一到即被国民党特务包围，戴笠并亲自来接，传达蒋在汉口等候会见。时英德(广东属县)被炸，铁路不通，将军即偕同王根僧先飞武汉。菊人与申、王二人隔了数日，方购到机票继续飞往。此时将军已被骗遭囚，三人在汉口逗留月余，各方打听，迄无消息，不得已返回西安，面孙覆命。
菊人自经张、杨两将军巨变，对蒋介石之狰狞面目及蒋政权投降卖国之真象，愈益深恶痛绝，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蒋介石，推翻蒋政权，中国人民才有出路。因此，自返西安后，即退隐家中，灌园植树，遵时养晦，示人以不再过问世事，但却秘密与杜斌丞、杨明轩诸先生保持接触，共同策划在西北地区已有的爱国民主运动基础上展开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及广大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共同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为筹建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打下基础。在此期间，杨将军长君杨拯民同志受党委托，通过地下党关系，邀菊人赴陕甘宁边区一行。菊人正因关中地下工作处于困难境地，欲赴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一闻召唤，即不顾个人生死安危，毅然奔赴。此时国共正处于紧张磨擦阶段，自关中到边区一线，沿途碉堡林立，壁垒森严，特务络绎交织于途，对北行之人，盘查稽察甚严。菊人间关跋涉，冒险犯难，又得中共地下组织沿途悉心照料，巧妙掩护，得以安全抵达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首府马栏，杨已在边境迎候。时由驻边区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德生书记接见，与杨及边区负责同志共同商讨如何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工作等具体实施办法。讨论数日，始告结束，仍由边区派人护送平安返回西安。
菊人自马栏归来后，即与杜、杨诸先生大力展开工作，于1944年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筹委会，影响已及关中二十七个市、县。周恩来同志路过西安时，曾派王炳南来了解工作，并指示如有困难，可到驻重庆之中共代表团或驻陕甘宁边区之中共中央西北局请示，必能得到帮助。1946年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正式成立，杜斌丞先生担任主委，菊人与杨明轩诸人担任执行委员，积极开展工作，当时胡宗南正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统治西北，祝绍周以陕省府主席为之羽翼，两人同恶相济，在西安大搞白色恐怖，对进步人士逮捕、暗杀之事，时有所闻，环境异常险恶。菊人久参杨幕，更为胡宗南忌惮。住所周围密布特务，行动受到监视。但胡亦深知菊人为民主人士翘楚，若能罗致入幕，影从者必众。因派西安市议长王宗山亲持请柬来邀赴宴，菊人峻拒之。王道：“胡长官久仰德范，渴欲识荆， 因在私邸设宴，邀请个别知名人士及先生，脱略形踪，共倾积愫，用致仰慕之诚，似不宜拒之过甚。且请柬已发，亦应为其少留余地。”菊人闻其语含威胁，勃然变色。继思陷井已设，不去反遭轻视，且民盟已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转入地下，一切尚未就绪，事有经权，不如虚与委蛇，测其意图，徐谋对策，因相偕而往。至则刘文伯、许权中、李定五诸人已先在，胡拱菊人首位，时已置一切于度外，即亦不辞，摄衣入座。胡以酒属菊人，首致仰慕之忱，继伸延聘之意，并云如蒙屈就，一切惟命。菊人亦起立接杯置案，为言：自己已脱离军政界多年，实不欲再为冯妇，有违雅意，尚请鉴谅。容壮语肃，态挟冰霜。胡闻言色颇不愉，旁坐者急乱以他语，胡乃强笑道：“敝署固不足以溷高贤，愿好自为之。”菊人知其语意双关，故作不解，逊谢而罢。
菊人返家后即以告夫人，夫人劝之暂避，菊人摇首曰：“大祸已迫在眉睫，尚有许多待办事件，何言趋避。只要组织不受损失，不遭破坏，个人生死安危又何足计!”因将赴宴经过，立即通报杜斌丞先生，请其迅速将组织转移至安全地带。一面与夫人竭数日之功，将盟内秘密文件和有关书藉刊物，凡涉嫌者一一清检销毁。
祝绍周经胡宗南授意，于1947年3月20日将王菊人及杜斌丞先生逮捕。初被捕时，两人同囚一室，论诗谈文。杜曾赋诗赠菊人，其中有句云：“我志匪石转，君心比月明。”“衷怀诚坦坦，自足慰吾情。”菊人亦依韵酬答。蔑视权势，视死如归，凛然正气，足寒敌胆。祝闻之大为惊恐，遂将两人分别拘押。当时社会名流如张凤翙、寇遐等，均面祝为两人缓颊。祝狞笑曰：“诸先生未免太以忠厚待人，若杜先生成功，行见吾辈之头悬于省门矣!”③祝以杜公道德文章，有闻当世，在上层社会中影响颇大，且奉蒋介石“立即处决”的亲笔批示，不敢久留贻患，遂于10月7日将其杀害。至于菊人，仍判为“缓期执行”，久系不释。辗转拘押于西华门及新城监狱，即禁家属探视，又为之变易姓名，欺骗舆论。菊人则不屈不挠，与敌周旋，虽身心备受摧残，然终得保持节操。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前夕，胡宗南南逃，伪省府也将在押人犯包括菊人在内，派军队押解至城固投入监狱。嗣以解放大军逼近，又复押带窜入巴山，行至南江县两河口，为我十八兵团追击部队截击，敌军全部被歼，所押“囚犯”均乘机脱出敌人掌握，分散逃逸。菊人于大风雪中，赤足奔跑七百八十余里，至城固已寸步难行，投宿于同牢难友何中正家④。此时党正派人沿途寻找，汉中军管会主任陈先瑞闻讯，即派车接回汉中，领导亲临慰问并给予生活上多般照顾，休息数日，又派专人护送回西安。脱险归来，恍如隔世。菊人后在其所撰《陋室野乘》前言中写道：“九死一生，皆共产党之赐，此诚为终生刻骨铭记，感而不忘也。”语出肺腑，毫无虚饰。
菊人自被捕至脱险，身陷囹圄者几达三年。其间经过秘密审讯，酷刑逼供，捆绑押解，赤足山行，可谓艰难险阻，备历亲尝。身心饱经摧残，精神更受折磨。返回西安后，又突闻杨将军在重庆歌乐山遇难之噩耗，一恸几绝。由此神情恍惚，几致神经错乱。此时菊人被委任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因病未能到职，在家养病。1950年菊人去北京治病，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并安排治疗事宜，对其爱国精神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更为慰勉有加。总理以解放伊始，全国人心尚未完全安定，亟须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菊人在西北，在旧军政人员和旧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决定着其仍回西安，菊人对总理之亲切关怀，由衷感激。在京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1年秋，病情好转后，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同意，由民革中央派任民革陕西省分部筹委会召集人筹建陕西民革组织。1953年，民革陕西省分部成立，旋即改组为陕西省委员会。由孙尉如任主任委员，菊人担任副主委。并先后兼任民革西北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民革中央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委员，交通厅副厅长，一、二、三届省人民代表，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担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工作，在菊人具体领导下，也得以蓬勃前进。
1958年，民革成立了文史资料征集小组，由菊人自领组长，请当时民革常委、陕西省五届政协主席谈维煦及已故民革常委、西安市政协副主席刘玉衡同志任副组长，在他们的领导下，征集到一批第一手历史资料。1965年夏，菊人应全国政协之召赴北京，与米暂沉先生整理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在大火流金，挥汗如雨之时，辛勤劳动了两个多月，返回西安后欣喜地说：“已将史料大致整理就绪。《杨虎城将军传》也已写出初稿，现在征求有关各方意见，拟俟明年春间再赴京一次，与暂沉参酌修改补充，即可完稿出版，完成多年未了心愿。”拳拳之意，溢于言表。孰料此愿终虚，翌年竟未能成行。
在十年动乱中，菊人对四人帮“夺权乱国”忧心忡忡惶惑不安，终因积忧致疾，久郁伤生，不久病发住院，1975年元月4日赍恨长逝，终年六十九岁。殁后，于8日在省政协礼堂举行追悼大会。由当时省革委会副主任章泽主祭，省政协副主席高长久致悼词，骨灰安放于西安南郊革命烈士陵园。亲友中致唁电的有孔从周、王炳南、王文彬、申伯纯、杨拯民、杨拯坤等人；送花圈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民革中央、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有省办公厅、省委统战部、省政协、省民革等单位；以个人名义送花圈、挽联的约一百七十余人；参加追悼会的约三百余人。《陕西日报》曾作了详尽报道。菊人一生尚气节，重然诺，淡泊明志，清白明心。当年杨将军主持陕政时，曾有人因菊人家境贫寒，拟在修泾惠渠款中，为之在三原置买田地八百亩，以纾家困。菊人峻拒之道：“民富国强，才是余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何能以有关国计民生的水利大业，饱余个人之私囊。若此则白昼何以仰面对人，清夜何以扪心问已。敬谢雅意，并望自重!”其人愧服而止。解放后党和政府因其生活艰窘，曾通过统战部月致津贴，菊人亦推让不受。有人以此咎之菊人，而菊人说：“全国解放，百废待举，以有限之资财收拾濒于崩溃之经济，实非易事。个人即有待遇，只要节约用度， 自可勉强维持，‘贫者士之常’，绝不能使国家再增加额外负担!”
在四害横行、人妖颠倒的岁月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打倒党内一大批同志，任意编造一些诬蔑不实之词，派人四出取证。当新疆红卫兵来西安要菊人按照他们的意图为汪锋、吕剑人同志写旁证材料时，菊人严词拒绝说：“这只是你们的意见，你们自己签名好了。要我写，我是要对党、对人民、对本人负责的。而且要写两份，一份交给你们，一份交给组织，否则我不能写。”任凭红卫兵的蛮横威逼，侮辱恐吓，他毫不为动，终于写出了实事求是，尊重当时事实，符合历史真相的材料。1980年汪锋同志来陕时，曾对菊人亲属说：在那种年月，菊人同志能这样做，此种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文革初期，对菊人的大字报连篇累牍、极尽诽谤诬蔑之能事。当时曾有人提请他注意，而菊人辄一笑置之，并为之解道：“党中央发动运动之主旨，我们虽暂时不能理解，但绝非供鼠辈打击报复之用。‘君子居易以俟命’，听之可耳!”1973年夏，周恩来总理陪同黎笋、范文同等赴延安参观访问，途经西安，向当时省委询问我省有关事项并询及菊人近况，肖纯书记答复：“王菊人在‘文革’属保护对象，损失不大。菊人一贯表现甚好。政协中他和苏资琛还是要继续工作的。”总理听后说：“那就好，我也就放心了。我要陪外宾很快到延安去，顾不上看他了，请你转告。”总理走后，肖纯书记即把总理的话转知。党的爱护和总理的亲切关怀，不啻对菊人多年工作之肯定和奖赏，使他感激涕零，誓以未尽余年，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
王菊人夫人李亚莲(1915—1965)，为关中名宿李可亭先生之爱女，幼遭家难。1931年嫔归菊人，伉俪之情甚笃。菊人家境清贫，又索性淡泊，不事家人生产，除藏书外身无长物。夫人食贫茹苦，藜藿不厌。1933年菊人偕之东渡，同习日文于大黄学社。返国后因菊人公务丛脞，即毅然以家务自任，生子女各一人。西安事变后，杨将军被迫出国，菊人方有暇问家，则内外整洁，家政井然有序，子女已牙牙学语，茁壮成长，菊人夙夜在公，至此方得稍享天伦之乐。迨至1947年间，白色恐怖弥漫关中，而对于菊人尤深忌惮。自胡宗南设宴碰壁后，即密布特务监视其家。亚莲对此夷然无所畏惧，与菊人以道义相朂。菊人被捕后，亚莲初犹奔走营救，及知陷井已深，恐贻累亲友，又习知菊人忠贞之情，绝无临难苟免之理，乃屏居家园，抚养子女。家本窘迫，又无积蓄，除得亲友有限资助外，亚莲躬自灌园植蔬，贴补家用。迨菊人脱险归来，门庭依然，而亚莲之心力已尽矣!解放后家境始得少纾，但亚莲仍保持简朴寒素之家风。菊人公余返家，恒顾而乐之。曾戏改廖仲恺先生赠内诗：“内子凭卿独任劳，今日真见女中豪。向平心愿殊未了，婚嫁尚烦再捉刀。”⑤然终因多年身心交瘁，于1965年竟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菊人悲痛不已，对前住唁慰的友人曰：“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⑥说罢，以巾掩面，大恸无声。亲友劝其勉抑悲怀，菊人喟然叹曰：“沧海巫山，微之已先我言之，诚知逝者已矣，但风晨雨夕，听儿女辈哭母，则不免寸心如割耳!”语竟复潸然泪下。
王菊人一生，工作中谦重谨慎，对党无限忠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解放前即已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创建民主、富强新中国的神圣任务。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旧军政人员和老知识分子，在各民主党派中作了大量工作。但菊人从不居功自傲，沾沾自喜，谨饬言行，清慎持躬。晚年仍不忘祖国统一大业，著文交中国新闻社送香港《文汇报》发表，呼吁在台亲朋旧友，为祖国统一大业，为海峡两岸亲人团聚作出贡献。
①王菊人留日时，曾以王静吾名入学，归国后即废弃不用。
②王菊人于11月20日抵港，杨将军船于25日方到，两人究否见面?见后又作何语?经遍查各类文稿包括王菊人自传在内，均未述及此事。恐年远事湮，记此存疑。
③见杨大实：《蒲城记事》。
④此人在王菊人脱险中起过关键作用，王菊人曾有诗记之。
⑤廖原诗：“后事凭卿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载《双清楼诗稿》。
⑥元稹：《遣悲怀》第二首未句。
陕西民国人物(1)/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