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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

毛泽东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1]。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2]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氐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3]。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义,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同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付其实,较为妥当。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4]、何应钦[5],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6]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尚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具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党早已于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氏和国民党了[7]。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注 释]
    [一]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及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因受中国红军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而且更加例行逆拖,积极布置“剿共”军事,并在西安屠杀抗日青年。张杨乃联合行动逮捕蒋介石。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著名的西安事变。当时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乃被释放回南京。
    [二]指在西安事变时候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实行“讨伐”的那一部分和蒋介石争夺权利的亲日派,这此人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他们藉西安事变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以便利日寇的进攻,并乘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三]上海爱国领袖是指上海抗日爱国运动的七个领导者,即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他们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蒋介石政府拘捕,到—九三七年七月才被释放。
    [四]汪精卫是当时国民党中亲日派的领袖。从一九三一年起,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贯主张妥协。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离开重庆,公开投降日寇,组织南京傀儡政府。
    [五]何应钦,国民党军阀,是国民党中另一亲日派首领。在西安事变中,他积极筹谋掀起内战。部署国民党军沿陇海路进攻陕西,并曾计划轰炸西安,炸毙蒋介石,以便取蒋的地位而代之。
    [六]宋子文为亲美派。由于当时美日两帝国主义在远东争霸的矛盾,他根据美国的利益,对于西安事变,也主张和平解决。
    [七]这封信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当时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建立国共合作的政策。以下是原信的主要部分:“贵党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正确的道路。”(原文见本书七十三页《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此略 ——本书编者。) 
                                     (摘自《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原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26页)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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