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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

毛泽东

    史问;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释。 
    毛答:并不在意外,实是在意中,大家没有联系过去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罢了。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四年前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的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联合战线,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后,宁陕对立,于是又有人说:共产党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这也完全不合事实。中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内战,而在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内则必须和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忆测,有些则是恶意的造谣。
    史问:许多人不但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而且说在城墙上红旗高悬,又说红军在三原一带掳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实如何? 
    毛答:关于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罢,可是西安人至今没有看见。掳掠青年男女的话。也必然是出自于日本人与汉奸之口,这也只有去问三原的青年男女才会明白。现在官方文件中,还在说红军杀人放火,压迫民众,破坏农村。这些话他们已经说了十年了,可是至今还不疲倦,还要说一遍。说话的人固然有他说话的自由,可是全中国人也都有眼睛看事实的自由。现在政府还没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实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红军走过或住过的地方去看看实在情形,用不着我来多说。
    史问:外面传说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于此,你有何意见?
    毛答,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愿意这样说,日本人只愿意国共相打,决不赞成这种“屈服投降悔过”的政策,因为日本军阀深知共产党采取与国民党协调的政策,尽管有人说它是“屈服,投降,悔过”,可是实际是给与日本侵略政策以严重打击。观察中国问题有一个标准,就是凡属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反对;凡属反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欢迎。要检查任何一政策一行动之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得了。现在也只要看看,日本人是如何的反对所谓“屈服,投降,与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共产觉向国民党要求的,是请他们结束十年来的老政策,转变到新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政策。这些要求,表现在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那就是关于召集救国代表大会,人民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迅速准备抗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愿意改变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份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的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或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此外还有一部份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的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他们开始即反对蒋先生回京,后来又反对和平解决。在西安方面,有一部份人,不但对共产党不了解,即对张杨及其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们不了解国民党进步虽极缓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国民党中,国民命军中的抗日情绪在日益增涨,大多数的领袖与党员是能够和我们及人民一道从事于抗日救亡的事业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满人意,但是业已开始了他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他们不知道把国民党多数的爱国分子及可能走向爱国的分子,同实际卖国的分子即所谓亲日派,区别开来,他们把这两者混而为一。他们又不知道国内一切先进分子的责任,在于多方说服暂时还不能了解我们观点的人使之得到了解,以便共同赴敌,这其间需要忍耐性,有时需要退让一步,只要不违反抗日救国的大原则可以商量,关于这部分性急的志士们,对于我们政策的不了解,我们唯有以上述的自我批评奉献他们,至于有些唯心求个人与部分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脑后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亲日派或是口头抗日家,那就不是什么自我批评,也不是仅仅讽刺几句的问题,而是击破他们的阴谋,使之无法施展其伎俩。

[注 释]“史”为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摘自《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原载《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1937年版)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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