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实证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由西北大学、华清池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主办,杨虎城纪念文化教育基金会、西安邮电学院、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西安事变纪念馆协办的“西安事变实证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于8月3日-5日在西安举行。中国、日本、韩国学者80余 人与会,提交论文60多篇。现将会议讨论情况简述如下。
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主任李云峰的《历史观、方法论与西安事变实证研究》一文指出:西安事变的研究和史料整理虽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以扎实的史实考证和个案研究为前提的、采用多学科手段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著尚十分鲜见。研究者应提倡自由研究的风气;应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进一步更新观念,加强史学理论修养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应在全面掌握马克思唯物辩证史观的基础上,综合百家之长,通过具体的历史实践和理论思考形成各人独特的研究风格;应抓好第一手资料和其他资料的搜集、开掘、考证、辨伪等工作,大力开展西安事变的实证研究。
江苏电视台邓伍文、南京青年干部学院罗健合作的《西安兵变与前共产党人》引起与会学者重视,文章评述、分析了以黎天才为首的“前共产党人”,吴雨铭、李希逸、潘文郁等“中央非常委员会”北方区的成员,于西安事变前几年陆续进入东北军机要部门后,建立了“非委”的地下支部。他们在张学良的要求下讲解马克思学说,并深得张的信任;同时,黎天才、吴雨铭等与在河南大学任教的罗章龙保持着秘密联系,促成张学良同罗章龙的两次秘密会晤;黎天才亦于1936年夏,借口受到孙铭久等人的排斥,“一怒而归返故乡”,其实是到青岛与罗章龙秘密会晤;回西安后,黎天才力阻张学良要杀特务以解忿;“兵谏”前黎被蒋介石召见时的沉着应对;“兵谏”后黎执笔救国八项主张,后来受到周恩来称赞。学者们认为:有关罗章龙同当年四中全会的关系,“非常委员会”成立的前前后后及黎天才等“前共产党人”的历史状况,至今尚未完全清晰,应继续深入研究。
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室李敏的《关于张学良开发西北构想与当今西部开发之思考》,陕西国防科技工业系统郝建生的《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论红军东征与西安事变的关系》等文章,也引起热烈讨论。 有关西安事变实证研究的文章,是这次讨论会成果最丰富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学者据1968年香港《明报》刊布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并参照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中有关这段摘要中所没有的文字,提出“非全然伪造”、“从文字和内容上看,显然经过删节或改动”的疑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奎松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材料的比较与考察》一文,回答了这个问题。作者比较了台湾《历史》月刊1999年1月号张之宇,和同年香港《明报》月刊第12期郭冠英的文章,指出两文来源相同,但前者“具体说明了张学良此文写作之经过,并披露了张最初写给蒋介石这一长函开头部分的文字”;后者“根据同一资料来源,撰文披露了前遭删节的重点”。“两文均具体说明,张文乃应蒋介石要求所作,虽有检讨反省之意,但最初并不为蒋满意,且并无标题,仅以长函方式复呈”。作者随后又进一步比较了台湾《国史馆馆刊》1999年第26期,发现国史馆张鸿铭根据《蒋经国总统档案》第○九○四号档所存,已经删去信函内容,成为“反省录”形式的这一材料。
作者依据上述考察,认为张学良所写的这篇文字到目前为止人们至少可以看到4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张根据蒋意起草并以函件形式上呈,即经张之宇、郭冠英部分披露者;第二个版本是经过初步修改,即张鸿铭根据蒋经国个人档案所发表者;第三个版本是经过台湾官方进一步修改后在军队将领内部传阅,即60年代《希望》杂志发表,而为世人所熟悉者;第四个版本则是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根据蒋经国请人在《希望》稿的基础上,再做修改后印发给与会者参考的单行本,在《革命文献》加以刊布者。根据张之宇的看法,第一个版本与第二个版本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第二个版本和第三、四个版本之间,却仍有较多删改,因此内容上的差别相当明显。
作者按照4个版本披露全文后,分析张氏原文的删改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一是文字上为行文或逻辑着想;二是事涉其他仍在位之重要人物避免负面影响;三是涉嫌过事张扬自己容易引人同情之处;四是基于政治考量纯为宣传效果者。经过对比分析,作者得出结论:“我们过去所了解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确曾受到相当程度的删改,有些修改对其原意也确有某种损害,但也仅此而已,与所谓‘伪造’无涉。严格地说,虽然经过删改,其基本内容以及张当时对此一事变发生经过和原因的基本认识,并未因此而受到扭曲。故新的全本的出现,不会根本改变以往《西安事变忏悔录》所留给我们的印象和看法。”
作者最值得重视的观点在于,通过对上述文本的分析和张获得自由前后言论的比较,指出张当年虽应蒋之要求极力检讨中共“西安事变实证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之影响,但其回忆中的说法“未必都是反映他内心深处的想法的。 就内心深处而言,张对西安事变大概从未真正有所‘悔过’。”不仅如此,“以张相当特殊的经历、教育背景和草莽性格,其显然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世雄杰,而非历史罪人”。
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苏志伟的《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十七路军洛川三方会晤考述》指出,一般人对1936年2月李克农、王以哲洛川会谈,1936年3月李克农、张学良洛川会谈和1936年4月周恩来、张学良延安会谈了解较多,但对1936年5月上旬中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方会晤知者甚少,在已公开的有关资料中尚未记载和出现。对此,作者有5点考证:1.杨虎城的随从参谋苏济吾回忆:他在1936年4、5月间从西安到韩城再到洛川后,曾亲眼见到周恩来、林伯渠与张学良、杨虎城在一起的情景。2.张学良部下一一五师师长熊正平证实说,“关于1936年洛川三方会晤一事,此事不但有,还确实”。3.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所述:“杨对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将军所建立起的合作关系已有所闻,于是主张提出举行中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三方会谈。”米暂沉是杨虎城多年的秘书,掌握杨的直接材料较多,其记述当为洛川三方会晤的又一佐证。4.张学良在台湾被解禁后,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明确地谈到他在1936年与周恩来在洛川的会谈。5.三方会晤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和结果。
作者又根据苏济吾回忆从洛川(约一周后)到延安得知刘志丹牺牲的时间推断,和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到洛川的行期,认为洛川三方会晤的时间应是1936年5月上旬;三方会晤的代表,中共是周恩来、林伯渠,东北军是张学良,十七路军是杨虎城;三方会晤涉及团结抗战和军事协作。指出对洛川三方会晤问题只作了初步探讨。会晤的真实性问题,时间问题、中共代表问题以及内容和细节问题,尚待多方面资料的进一步探讨。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史滇生、福建高等商业专科学校史习基合作的《西安事变前后中日海军的动向》,对西安事变时期中日两国海军的反应和事变前后两国海军的动向作了探讨。指出日本海军由事变前的咄咄逼人,经事变发生时的观望,到事变后的蠢蠢欲动,加快侵略步伐。中国海军由事变前对日本海军加强戒备,经事变发生时的关心时局和观望并存,到事变后针对日军的演习和挑衅,做出三方面的抗战准备:第一,修订中国海军对日作战方案;第二,加强海军武器装备和防卫设施建设;第三,加强海军实战训练和演习。
辽宁省档案馆孙乃伟的《西安事变与日本》一文,利用该馆所存日本东洋协会调查会1937年1月编写的《西安事变全貌》、《西安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的动态》(同年5月编)和总裁室弘报课1937年1月编的《西安事变的经济影响与中国币制的重要性》等资料,对日本的军政界、新闻舆论界和调查情报机构的动向、反映和活动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利用侵略者自己形成的档案资料,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更具有实证意义。
上海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徐有威的《西安事变中的力行社》、西安联大历史系张天社的《西安事变释蒋问题研究》、陕西省教育学院历史系刘东社的《关于杨虎城将军几个问题的考证》、西北大学社科系刘建平的《西安事变下限新探》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张军孝的《张慕陶与西安事变》、陕西社科院宗教所张应超的《西安事变中黄念堂被杀原因探疑》、中共如皋市委党校蒋文祥的《陈端与西安事变》等论文也引起会议关注。
(作者李仲明,195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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