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陕西往事//三秦都市报，2006.12.12
1935年9月13日下午张学良由武汉飞抵陕西
1935年9月13日下午，张学良乘自备的“博鹰”(今译波音)号飞机由武汉飞抵西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到机场迎接。张学良初住西安绥靖公署新城大楼。9月下旬则由新城大楼移至金家巷5号，院内有西、中、东三楼。张与赵绮霞住西楼，侍卫副官们住中楼，为张学良管理函电的职员们住在东楼。 1935年下半年，北上抗日红军，进到甘肃固原一带，蒋介石在四川曾多次催促张学良、杨虎城截击。9月20日，张学良赴陕北前线“督剿”，东北军110师何立中部，在甘泉劳山地区与红15军团作战，全军覆灭，师长何立中被击毙，官兵3000多人被俘，是为“劳山战役”。
1935年10月2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特意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司令。该部为蒋介石在西北进行内战的最高军政指挥机关。所在地址为西安南院门。10月5日，张学良飞成都见蒋介石后，10月6日同杨虎城飞抵绥德、榆林一带视察(当时国民党在陕北的地方部队有井岳秀的22军，高桂滋的86师)。张学良参观了榆林镇北台，对部队发表了演讲。绥德是延安通往榆林的交通枢纽，张学良还特意骑上自行车在绥德视察部队，并和士兵同餐。当日张、杨返回西安。10月7日，张学良又飞抵太原晤阎锡山，阎允许派军开陕“助剿”，8日下午张学良飞回西安。尽管张、杨如此奔忙，蒋介石对他们仍不放心，8日上午由四川飞西安，同邵力子、杨虎城研究了“陕西剿共”军事形势。10月11日，蒋飞洛阳。10月13日，蒋介石又飞太原，把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召到太原，和阎锡山共同策划“围剿”初到甘肃固原、平凉和陕北一带的红军。
1935年10月25日，东北军107师619团高福源部，在甘泉榆林桥地区与红15军团作战，四个营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是为“榆林桥战役”。1935年11月，东北军109师牛元峰部，在富县直罗镇地区，与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作战，全部被歼，师长牛元峰被俘，在追击中，又歼灭106师一个整团于黑水寺。是为“直罗镇战役”。此时，张学良在南京，接西安“西北剿总”来电始知又打了败仗。
短短3个月中，东北军在陕北三大战役中损兵折将，受到重创，在其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南京政府对东北军不予补充，反而撤销了110师、109师番号，减发军饷。对生者不安置，对死者不抚恤。东北军感到没有了出路。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红军在陕北前线对东北军的争取，东北军内部要求抗日和“打回老家去”的呼声日益高涨。这种情况也使张学良逐渐认识到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是极其错误的。“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收复失地，在外敌侵略中，一省一省地丧失土地。”倒行逆施，丧失人心和土地，结果只有“同归于尽”。因此，张学良一再表示：“非抗日不能统一，要抗日必须联共。”
张学良开始多方寻找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也在多方争取张学良及东北军停战议和、一致抗日。1936年4月9日晚张学良在延安与周恩来彻夜长谈。1935年11月下旬，张学良在南京开会后到上海看望老朋友，上海《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此时杜因《闲话皇帝》案尚在狱中)，杜在密谈中批评了张学良过去的一些做法，并向张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建议。杜重远说：“不联共抗日，就是空谈抗日。”张学良与杜重远密谈后，于12月中旬在上海又秘密会见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李和杜重远的意见一致，主张联合起来抗击日本的侵略。张向李表示，愿在西北与红军合作，与杨虎城合作。张以为：此时中共中央仍在上海，便委托李杜在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他要同中共负责人直接商谈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分析了东北军面临的情况，特别是张学良同蒋介石之间的某些变化，决定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同红军停战议和一致抗日。1936年初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人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略谓：“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希望共同协商、联合抗日。”同月，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高福源带着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致张学良的信回到洛川，首先见到了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接着又见到由西安飞到洛川的张学良。张学良听到了高福源的陈述之后，确定派高仍回瓦窑堡，约请中共中央派代表于洛川相见。2月25日中共中央派出李克农为红军代表和钱之光等5人到达洛川，张学良因事去南京遂委托王以哲和王的参谋长赵镇藩妥为招待。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飞回西安，第二天便飞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紧接着，李杜也电告张学良“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3月11日，张学良与李杜介绍的朋友——刘鼎开始谈话，此后十多天，二人多次长谈，刘对张所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原则上予以回答，受到张学良的称赞。3月16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会议，听取了李克农关于洛川会谈的汇报，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赴肤施(今延安)同张学良会谈，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王以哲，告以会谈有关问题，通知张学良，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商谈救国大计。
1936年4月9日上午，张学良自驾飞机，在王以哲、刘鼎陪同下飞到肤施。当日晚8时，周恩来等进城，即在城内的天主教堂同张学良等彻夜长谈，直到10日凌晨4时。两方参加会谈者为：张学良、王以哲、周恩来、李克农、刘鼎。就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张学良认为，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不应把蒋排斥在外。蒋的错误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我们要设法把他从这种错误中扭转过来。应该采取各种办法，迫使蒋介石抗日，“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逼，内外夹攻。”周恩来听了张学良的意见后，郑重表示需提请党中央考虑后再作答复。中共中央慎重考虑了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的意见，因此在5月5日发表的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回师通电中，即不再有“反蒋”的提法，而是向“南京政府诸公”提出：“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1936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向党内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9月18日，张学良在西安南院门外举行的“东北沦陷五周年纪念大会”上慷慨陈词：“我张学良在千军万马中毫不畏惧，但在大家面前深感不安和惭愧。因为我是国家民族的罪人。”会后接见群众代表，一再说，“要率东北军披甲还乡，雪耻报仇。”表示了收复失地的决心。
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书张学良，再次申明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他将中共这一主张转达蒋介石。而西北的情况变化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在一方面调兵遣将，逼迫张、杨继续“剿共”的同时，第三次到达陕西。10月22日12时，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及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均、秘书毛庆祥等10余人，由南京飞陕，当日下午3时到达西安。驻临潼华清池“行辕”。10月25—26日，蒋介石忙里偷闲约同张学良畅游华山、潼关山。27日上午蒋介石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张学良对蒋据理相劝，认为要拯救国家民族，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说“这是东北军大多数将士的希望，全国人民的要求。”蒋闻言大怒，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召见杨虎城时，杨表示：“部队抗日情绪高涨，剿共士气低落，值得忧虑。”蒋说：“风吹草动，兵随将走，统帅不动摇，士兵就不会动摇。”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前后后
1936年11月间，蒋介石将30个师北调，沿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线的郑州至灵宝段摆开，并下令扩建西安、兰州机场，部署了100架新式战斗机、轰炸机，伺机而动，同时安抚与策动非嫡亲势力阎锡山、韩复榘、傅作义参加“剿共”，11月23日下令逮捕全国救国会七领袖，封杀10种著名刊物。
1936年12月4日上午9时40分，蒋介石第四次来陕。下午9时抵西安，蒋即驻临潼华清池“行辕”。12月6日，蒋介石召见张、杨向他们摊牌，蒋提出两个方案让二人选择，第一方案是服从命令，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赴陕北前线，向红军进攻。第二方案是将东北军调到福建，17路军调到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两省“剿共”。12月7日，张学良赴临潼晋见蒋，痛切陈说利害。蒋坚持“剿共”，两人激烈争论达两个多小时，张学良声泪俱下，最后一次谏诤失败。
12月8日晨，张学良与杨虎城在止园密谈“兵谏”事宜。初步商定由东北军负责在华清池拘禁蒋介石和临潼公路沿线的警戒任务，17路军负责在西安城内拘禁南京政府要员，解除蒋系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机场的作战飞机及火车站的警戒等任务。具体日期待定。
12月9日，为“12·9”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举行了空前规模的请愿与游行示威活动。下午5时，学生请愿游行队伍急速向临潼进发。蒋介石闻讯，立即电令张学良加以制止，并说如学生不听制止要“格杀勿论”。张学良火速赶往东十里铺，面对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张学良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张学良是国家军人，不是某人的走狗!”“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答复你们。”学生、群众们对张学良的讲话热烈鼓掌，之后陆续返回西安。张学良随即赴临潼向蒋汇报时再次申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蒋不接受。而在西安，当晚张学良、杨虎城邀请南京军政大员们在易俗社观看秦腔《柜中缘》，因张学良不在，杨虎城在演出前作了招待讲话。
12月10日，张学良将“兵谏”计划分别告知其部下的师长白凤翔、刘多荃，旅长唐君尧，团长刘桂五，营长王玉瓒、孙铭九等，并于同日上午带白凤翔、刘桂五到临潼“行辕”谒蒋，目的在于认路。
12月11日，蒋介石把写好的对蒋鼎文、卫立煌、陈诚等人的任命手谕交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准备由此3人接替张、杨指挥部队进攻红军。同时决定12日颁布第六次“剿共”总攻击令。如张、杨两部不听命令就解除武装，并准备大肆逮捕东北军、17路军中的共产党人和同情共产党的人，当日下午5时，张学良、杨虎城联名在新城大楼设宴招待来陕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军政大员和西安各界人士。张学良席间去临潼开会。午夜时分，张学良乘车由临潼直奔西安杨虎城私邸——止园。一见面就说：“情况紧急，连夜行动。”两人就“兵谏”军事行动略谈数句，便分头于午夜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宣布行动计划。会后，张学良即请刘鼎将兵谏行动电告中共中央。
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下骊山后，张学良急派车去接。上午9时，蒋介石到西安，下榻在新城大楼东厢房(后住玄风桥高桂滋公馆右室)。10时，张学良见蒋，将向全国发出的《八项救国主张》的宣言给他，两人遂发生争辩，张说：“你不听我的劝告，可将此事交人民公断。”“兵谏”后，张学良、杨虎城在军事、政治方面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主要包括13日创办《解放日报》、14日撤销“西北剿总”等。23日西安谈判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楼会议室开始。周恩来代表中共和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17路军，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24日，“三位一体”与宋氏兄妹谈判结束，谈判内容经蒋介石同意概括为六条。同日，蒋介石告诉张学良：“我同意你们的六条”。当晚，周恩来同蒋介石会见，蒋表示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积极斡旋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1936年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交给杨虎城一份手谕后登机离陕。
1936年12月24日晚，张学良向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说明他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王以哲等劝他不必相送。一批东北军、17路军高级将领和幕僚们也联名写信、劝阻他。张学良以信义为重，相信蒋氏的口头保证，执意要送，也没同周恩来商量就走了。
25日下午4时，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和送行者到西安机场。蒋在机场又一次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六项条件》复述了一遍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必须承认。”这时张学良也预感至此会有发生意外的可能，为使东北军在情况突变时能够临危不乱和团结处变，张学良一再向将领们交待：“关于东北军之事要听命于学忠，关于抗日联军总部之事要听命杨虎城。有问题多和周恩来商量。”当日下午在西安机场，张学良又亲自交给杨虎城一份手谕：“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意外，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最后对杨虎城说：“从今日起，你代理我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听你和于学忠指挥。”随后登机离陕。
25日下午5时45分，蒋介石、张学良、宋美龄等由西安飞抵洛阳。26日飞抵南京。31日，张学良被审被赦又被管束，之后被辗转囚禁在奉化溪(在此处曾三次致信给在陕西的杨虎城)、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及贵州修文、桐梓、贵阳等地。1946年11月被押解台湾。张学良西望长安，再未踏上陕西的土地，然而张学良将军的千古功勋和百年遭逢却成为一股英雄气，在三秦大地上久久回荡，令后世子孙们唏嘘不已，永远铭记。（范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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