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三秦都市报，2002.12.12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震惊了全世界，自然也吸引来了外国新闻界的关注。时隔66年后回望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在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中，闪动着4名外国记者的匆匆身影，他们是澳大利亚人威廉·享利·端纳，美国人海伦·斯诺、艾格妮比·史沫特莱和英国人詹姆斯·贝特兰。这些西方友好人士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并在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海伦·斯诺：向世界预报“西安事变”
1936年9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任妻子海伦·斯诺到了西安，她本来想去陕北苏区考察的，但是西安迅速发展的局势使她的计划搁浅了。她凭着记者的敏感，预料到西安正在酝酿着一个有价值的故事，她不想错过这次记录历史的机会。10月3日下午6时，她如约来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见到了张学良。她就时局向张学良提了5个问题，张学良的回答和蒋介石的意见相左，也的确让她吃了一惊。 采访结束后，海伦很快写出一篇名为《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详尽报道。她在报道中实录了西安时局和她采访张学良的谈话，尤其提到了驻扎在西安的东北军厌恶内战的情绪和张学良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想法。因为西安电报部门拒绝拍发电报稿，海伦只好乘火车赶回北平将电稿发出。这篇稿件经美联社播发到全世界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国内各界都在谈论张学良的讲话，认为“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声明”。海伦·斯诺的采访和报道传递了西安事变的先声，她后来在回忆中说：“1936年10月3日的采访，惟独仅有，非同凡响。大约两个半月之后，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终于发生了。当然，我也感到震惊，但不感到突然，因为张、杨发动的‘兵谏’，并非偶然的事件。”
史沫特莱：惟一目睹“西安事变”全程的外国人
1936年，史沫特莱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这年秋天，她由上海来到西安，准备去陕北苏区采访，暂住在临潼华清池。12月初，蒋介石到西安时将行辕设在华清池，史沫特莱被迫移居西安城里的西京招待所。12日清晨，西安事变爆发后，17路军士兵在搜捕住在招待所的10多名南京军政大员时，史沫特莱也受到了搜掠。但她全然不顾这些，突发的事变让她情不自禁，她开始了救护伤员、参加群众集合活动甚至去电台担负起对外英语广播进行国际宣传的重任。
史沫特莱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记者的角色，而对事变爆发后谣言四起的局势，她认为有职责澄清真相。12月18日，在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的第二天，她采访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此后又在王炳南的安排下，她和英国记者贝特兰专访了杨虎城将军。很快，她就将自己这些涉及西北动态的文章广泛发表，全力协助西安“三位一体”进行宣传，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亲日派等妄图发动内战的阴谋，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1月中旬，史沫特莱在回答西安《解放日报》和《学生呼声》记者采访时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自1926年─1927年北伐以后最重要的事件，张、杨两将军是具有高远的历史眼光和大的勇气的中国军事领袖，她表示坚决拥护两位将军发动的兵谏。1月12日，史沫特莱离开西安，到延安对陕北苏区进行采访。3月1日，毛泽东在和史沫特莱谈到西安事变时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日本侵华以来共产党的一贯政治主张。
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他指出：“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国民党内的一部分亲日派分子极力挑拨内战。如果不是共产党和各方面致力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兵连祸结，必然会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毛泽东在谈话中还驳斥了一些无中生有的说法，史沫特莱很有同感，并作了详尽的记录。
端纳：“西安事变”的调解人
端纳作为一名记者，于20世纪初来到香港。从清末到1940年，他先后做过中国许多当权者的私人顾问，与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和宋美龄等都曾是亲密朋友。
端纳初识张学良是在“皇姑屯事件”之后的1928年秋天，他们之间很快建立了友谊，一起散步、打球、骑马、钓鱼，在促使张学良戒掉毒瘾一事上，端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端纳还协助张学良定下心来从事严肃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对张学良的行为及思想很是熟悉。
1936年12月12日下午，端纳刚回到上海国际饭店他的房间时，就被一阵急电召到了孔祥熙家，蒋夫人在那里等待着他，她告诉他"西安发生了兵变！"当晚，孔氏夫妇、蒋夫人和端纳离开上海到了南京。12月14日，端纳秘密飞到了西安，见到了刚开完会、显得很忧虑疲倦的少帅，并从他那儿听到了真正的事由："长期以来我一直很痛苦，因为我们把力量浪费到打中国人上，而不是打日本人。委员长来这儿时，我问他为什幺不开始抗日，我说共产党是中国人。"
在张学良的带领下，端纳见到了蒋介石，并说服蒋介石搬家。12月15日早上，他看到张学良带着通电中的八点要求来给蒋介石朗读，每读一点都会遭到蒋的反责，站在一旁的端纳极为佩服张学良的控制力。
12月20日，端纳飞往南京，22日他和宋美龄一起飞往西安。蒋夫人显得很紧张。快到目的地时，她悄悄将一支左轮手枪塞到端纳手中，恳求道："请你答应打死我，如果士兵碰我的话，请你开枪吧。"端纳耐心地望着她说："委员长夫人，士兵是不会碰你的。"飞机停下之前，他提醒她对少帅应采取的态度。在西安，端纳在宋美龄向她征问该不该见周恩来时，表示当然要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端纳和张学良同机随蒋飞回了南京，少帅上法庭那天对端纳来说是个悲哀的日子───这可能断送一个本来很有希望的前程，使一个他曾努力塑造的人就这样完了。他无法为少帅辩护。
尽管端纳曾深为蒋介石夫妇所依赖、器重，但他还是与他们在1940年分手了。端纳没多久便离开了他一直呆了整整37年的中国。他依靠善良人的帮助，在太平洋战争中成功躲过了日本兵的追捕，但他本人离开澳洲43年竟没有回去过一次。1946年11月，他在上海宏恩医院病逝。
贝特兰：在张学良送蒋次日来到西安
贝特兰于1936年1月到达中国，12月12日他在北平参加了学生举行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当晚，他听到了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十分激动。12月27日，也就是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后的第二天，贝特兰到了西安，他想通过实地考察，来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比较。
贝特兰在西安首先采访了西安事变的亲历者，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并以孙为向导，在华清池进行了实地考察。接下来在王炳南的安排下，贝特兰和史沫特莱采访了杨虎城，并在史沫特莱之后和王炳南的妻子王安娜一起主持了对外英语广播，播报了西安的真实情况，获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强有力地稳定了西安的局势。1937年，贝特兰根据他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迅速完成并在英国出版了大着《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这是国外最早讲述西安事变真实过程的研究著作之一。作为一名才华出众的记者，贝特兰对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曾在另一本书中形象地写道：“中国的民族战争，它的最先的那些子弹，并不在满州，或上海或华北前线，而是在1936年12月12日铺满了雪的华清宫的外面发射了的。”
三秦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