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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武工队建立第二区红色政权概况

薛前引


  商洛武工队建立的第二区红色政权,系商洛游击根据地七个区政权之一,包括孙家山、两岔口、蔡洼、上庄坪、蔡川、黄台等地,北自蟒岭,南至十字梁,东自涌浴沟,西至老君河,长一百多里,宽三十多里的地带。
  建立红色政权,在这个地区有着艰苦曲折的斗争经历。早在一九三四年,我红二十五军就在孙家山等地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一九四六年,我中原部队突围到商洛与巩德芳游击队会合后,曾在界岭、蔡洼、两岔口、蔡川等地建立过区乡民主政权。由于我部队撤离,遇到敌人严重破坏,已建立的革命政权,未能坚持巩固。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十二旅、十七师、陕南独立团,南渡黄河进入商洛后,第一武装工作队后与第三武装工作队合并统称商洛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经上级指示,在这个地带建立革命政权。一九四八年二月,首先在天平台建立了第一个自然村,村长孙顺天,包括天平台、朱家堡、大王岭、火神庙等地,统辖居民八十户,四百人。这个村政权的主要任务是:搞国民党的情报,发现敌人,立即报告武工队或地方干部,以便我方作好应战准备;组织群众,转移牲畜、粮食、衣物、用具,以免遭受敌人破坏。 
  一九四八年三月,商洛游击根据地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决定,以天平台村政权为基础,在上庄坪、孙家山、蔡川一带,成立第二区红色政权,区长由何史挺同志担任,副区长由杨青文同志担任,区政府以下成立四个半乡政府:
  第一乡乡长贺生荣,文书孙乱娃,包括孙家山、扫帚沟等地。乡政府以下建立了十二个自然村,统辖居民三百八十户,一千九百人。第一村村长陈正娃,副村长贺有喜,包括扫帚沟等地,统辖居民三十户,一百五十人;第二村村长张兆芳,包括杨庄等地,统辖居民二十五户,一百二十五人;第三村村长周安业,包括周家庄等地,统辖居民二十六户,一百三十人;第四村村长周显寿,包括庙底、王庄等地,统辖居民三十四户,一百七十人;第五村村长赵子明,包括孙家山等地,统辖居民三十五户,一百七十五人;第六村村长周治金,副村长王帮祥,包括旺沟等地,统辖居民三十八户,一百九十人;第七村村长贺正亮,副村长吴怀盛,包括关山沟、青岗坪等地,统辖居民三十八户,一百九十人;第八村村长贺进祥,副村长贺振谋,包括七里荫、焦岔等地,统辖居民三十五户,一百七十五人;第九村村长索立成,包括严家等地,统辖居民二十八户,一百四十人;第十村村长孙丰登,包括普陀村等地,统辖居民二十八户,一百四十人;第十一村村长孙凤印,包括沙岭村等地,统辖居民二十八户,一百四十人;第十二村村长王治汗,副村长王石匠,包括大石沟等地,统辖居民三十五户,一百七十五人。
  第二乡乡长杨青正,副乡长张看林,包括两岔口、留仙坪等地。乡政府以下建立了九个自然村,统辖居民二百八十九户,一千四百四十五人。第一村村长余陈林,包括白庙沟等地,统辖居民三十七户,一百八十五人;第二村村长栗生金,包括周家墹等地,统辖居民三十五户,一百七十五人;第三村村长张治宝,包括大小白庙沟沟脑,统辖居民二十二户,一百一十人;第四村村长孙茂堂,包括大、小白庙沟下半沟,统辖居民二十八户,一百四十人;第五村村长张治盈,包括陈氏沟等地,统辖居民二十四户,一百二十人;第六村村长彭印娃,副村长王天录,包括王沟等地,统辖居民三十三户,一百六十五人;第七村村长杨林,包括留仙坪的下坪等地,统辖居民三十五户,一百七十五人;第八村村长彭希廉,包括留仙坪的上坪等地,统辖居民四十五户,二百二十五人;第九村村长贺进炳,包括贺墹、东旺沟等地,统辖居民三十户,一百五十人。
  第三乡乡长甘华章、贺有智,文书汪启堂,包括蔡洼、界岭等地。乡政府以下建立了六个自然村,统辖居民二百五十六户,一千二百八十人。第一村村长固志忠,包括娘娘庙等地,统辖居民五十一户,二百五十五人;第二村村长袁平启,包括瓦屋场、韩沟等地,统辖居民五十五户,二百七十五人;第三村村长甘宗明,包括蔡洼脑一带,统辖居民四十户,二百人;第四村村长周德祥,包括界岭店等地,统辖居民三十五户,一百七十五人;第五村村长帅志得,包括大西沟、大西沟口等地,统辖居民四十户,二百人;第六村村长周明学,包括罗沟、罗沟口等地,统辖居民三十五户,一百七十五人。
  第四乡乡长李少林、刘步云,副乡长张开明,文书周天祥,包括回头山、上庄坪等地。乡政府以下建立了七个自然村,统辖居民六百七十七户,三千三百九十人。第一村村长周安德,包括蔡洼口以北、李家屋场以南一带,统辖居民一百三十户,六百五十人;第二村村长何绪元,副村长邹先甲,包括李家屋场以北、龙王庙以南一带,统辖居民二十七户,一百三十五人;第三村村长王增发,副村长陈文启,包括潘沟、薛沟等地,统辖居民一百一十一户,五百五十五人;第四村村长陈治青,副村长刘西政,包括余家沟、二道河等地,统辖居民一百三十户,六百五十人;第五村村长杨汗民,副村长万天喜、张平阳,包括上庄坪一带,统辖居民一百四十户,七百人;第六村村长贺忙,副村长孙顺天,包括天平台、火神庙等地,统辖居民八十户,四百人;第七村村长杨宝山,包括史家坪等地,统辖居民六十户,三百人。
  第五乡乡长贺金,副乡长鲁殿文,包括徐家河、蔡川等地。乡政府以下,建立了两个村政权:第一村村长何后榜,包括徐家河等地,统辖居民六十户,三百人;第二村村长周建满,包括刘家河等地,统辖居民四十户,二百人。另外,蔡川的一部分地方,如北沟口、蔡川街、何家老屋场、老君洞等,相当于第五乡的大半个乡,从地形、习俗、有利领导等情况看,应该划入第五乡,但由于当时国民党情报人员多,敌军常来常往,群众情绪不大稳定,骨干分子缺乏,暂未建立村政权。
  一九四八年四月,何史挺区长调走后,我被调任区长。我去以后,继续建立建全乡、村政权。随着情况的变化,情况逐渐对我方有利,我们在北沟口、蔡川街、何家老屋场、老君洞一带,扩建了三个村政权:第三村村长余凤水,文书张振仁,包括北沟口、霸王沟等地,统辖居民四十八户,二百四十人;第四村村长王正才,包括蔡川街、大坪沟等地,统辖居民五十五户,二百七十五人;第五村村长何行烈,包括何家老屋场、老君洞等地,统辖居民五十四户,二百七十人;连同以前,第五乡共建立五个自然村,统辖居民二百五十七户,一千二百八十五人。
  一九四八年八月,我们又向更边远、更接近蒋管区的黄台、清水沟、车古路一带扩建政权,成立了第六乡乡政府,乡长鲁殿文(原五乡副乡长),副乡长周显明(原国民党副保长,参加过我游击队),文书严世章(富人子弟,同敌我双方都有一定关系)。乡政府以下,建立了五个自然村,统辖居民九十二户,四百六十人;第一村村长党应启(原国民党甲长),齐永银,包括孟沟等地,统辖居民三十户,一百五十人;第二村村长何英奎(原国民党甲长),包括三官庙等地,统辖居民十五户,七十五人;第三村村长张后业(原国民党甲长),包括清水沟等地,统辖居民十七户,八十五人;第四村村长杨新卯(原国民党甲长),副村长陈长命,包括车古路的上半沟,统辖居民十五户,七十五人;第五村村长王结个子(原国民党甲长),包括车古路的下半沟,统辖居民十五户,七十五人。这个乡国民党情报员多,敌人出没无常,我们内部将这个乡的政府定为两面政权:敌人来了,由文书严正章及原保甲人员周显明、党应启、何英奎、张后业、杨新卯、王结个子等出面接应,给敌人筹粮、派饭、安排住处,以免地方上无头,敌军乱拉人、乱抢粮,群众遇受损失严重;敌军走后,继续按人民政府指示,完成各项任务;无论平时战时,都要收集国民党的情况,及时汇报我方。
  至此,第二区红色政权的建立建全工作告一段落。区政府以下,建立了六个乡政府;乡政府以下,建立了四十四个自然村。统辖居民一千九百六十九户,九千八百四十五人。
  第二区是个游击区,处在游击环境下的红色政权,如果不与武装结合,难以生存,因之政府成立了区干队(二、四区共一个区干队),各乡政府成立了民兵队。 
  区干队队长朱存正,指导员张普三,通讯员两名,手枪二支,步枪二支,下设三个班:第一班班长蔡长仁,副班长刘天郁、马天治,战士二十二名,机枪一挺,步枪十八支;第二班班长史喜劳,副班长刘功学,战士十八名,步枪十八支;第三班班长鲁莱青,副班长李三林,战士二十名,机枪一挺,步枪十六支。
  第一乡民兵队队长周安江,民兵一百名,其中,持枪民兵二十五名,步枪二十五支;第二乡民兵队队长杨录娃(解放初参加了反革命暴动),民兵五十名,其中,持枪民兵十四名,步枪十四支;第三乡民兵队队长袁太正,民兵七十名,其中,持枪民兵二十五名,步枪二十五支;第四乡民兵队队长李少海、汪仕英,民兵六十五名,其中,持枪民兵十四名,步枪十四支;第五乡民兵队队长李双林,民兵五十名,其中,持枪民兵二十五名,步枪二十五支;第六乡民兵队队长孙治来,民兵二十名,其中,持枪民兵五名,步枪五支。
  合计:区干队指战员六十四名,机枪二挺,手枪二支,步枪五十四支;民兵三百五十五人,其中,持枪民兵一百○八名,步枪一百○八支。基本任务是保卫区、乡、村政权。
  第二区红色政权的主要任务有四项:   
  第一,发动群众对敌斗争。具体要求是:抗粮抗捐抗伕抗兵;牲畜、粮食、衣物、用具不为敌人使用;在敌人面前不暴露我方秘密;配合我军粉碎敌人“清剿”活动。人民群众对此表示热烈拥护,并能坚决执行。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政府对游击区人民所派粮、捐、伕、兵,由于人民坚决抵抗未能完成;群众得知敌军进山清剿的消息后,提前将粮食、牲畜、衣物、用具埋藏起来,敌人到了看不见,抢不去,无法久住;有个民主人士叫李仁道,被敌人拉去,打得遍身血斑,死去活来,也不供出地方干部的姓名、住址、职务,敌人处于无奈,只好将李放回。一九四七年,王离仙匪部在周家墹烧房,民兵李双林和另一个群众藏在山林里,用步枪向匪徒开枪射击,匪徒仓惶撤走,未能实现预定的烧房计划。一九四九年四月,洛南敌正规军两个营、自卫团四百人,商县敌正规军一个营、自卫团五百人,龙驹寨敌正规军一个营,自卫团三百人,乘我武工队、区干队东去之隙,突然进驻我根据地外围,企图一举摧毁我根据地。我部分区乡村干部配合二、三十名民兵、群众,奇袭严家寨子,打死恶霸严生肃之后,洛南川豪绅恐慌万状,纷纷要求洛南县长何逸梦将敌军从我根据地外围调回保卫洛南川。何将敌军调回后,商县敌军生怕我解放军进商州川,随即从我根据地外围撤回,龙驹寨敌军见势不妙,惊慌地说:“招祸呀!走!”迅速从我根据地外围撤离。
  第二,号召人民发展生产。第二区耕地不多,粮食缺乏,大多数人每年总是差一、两个月的口粮。为了满足军需民粮,必须进一步发展生产。具体方法是:扩大粮食品种,增加粮食产量。原来有四个乡(三、四、五、六乡),只种杂粮,不种小麦,理由是气候冷。据广种小麦的一、二乡老农说:“早年三、四、五、六乡一带气候冷,对种小麦有一定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缺乏种植经验。现在由于大量伐树,战火连天,人口增加等原因,气温有了明显升高,如能改进耕种方法,一定能够种成小麦。”我们认为老农的说法很有道理,便向群众进行宣传,说明现在气温高了,能种小麦了,并介绍了一些先进的耕种方法。经过一段时间,人们的认识提高了,又建议“先试种,再推广”。蔡川群众试种的结果,取得了良好的收成。三、四、五、六乡群众异口同声地说:“蔡川能种小麦,我们这里也就能种小麦!”六个乡都种小麦,既扩大了粮食品种,又增加了粮食产量,粮食总产由原来三百多万斤增加到四百多万斤。每人平均占有粮食由原来的三百多斤增加到四百多斤。军民吃的不成问题了。
  第三,组织民兵铲除奸细。第二区每个乡都有几个国民党情报员(一、两个、三、五个,七、八个不等)。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向国民党汇报我军兵力、武器、活动地点、地方干部姓名、住址、职务,军、干家属姓名、住址,甚至给敌人带路、指路到我根据地抓人、拉牛、烧房、抢粮。群众对国民党情报员恨之入骨,纷纷要求人民政府严厉惩处这些坏家伙。一九四八年初,我们一方面发动群众揭发,一面进行查证,基本上搞清了国民党情报员的姓名、住址、活动情况。组织基干民兵,持枪民兵,对这些坏家伙狠狠地进行了一次打击。抓到之后,就地处死,但由于较长一段时间和地委、分区联系不上,我们政策水平低,一些不该杀的人也杀了。其后果是,扩大了敌人范围,缩小了革命阵营;有些国民党情报员怕被处死,干脆逃往蒋管区与我为敌;一般保甲人员,产生了戒心,不敢露面;民主人士怀疑党的统战政策有变化,闷闷不乐。经过地委纠正,我们改变了上述作法,尽量做到少杀人、不杀人;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一般国民党情报员,经过教育,一律释放。这样做的结果,缩小了敌人范围,扩大了革命阵营;逃往蒋管区的国民党情报员,逐渐返回我根据地,表示认罪并保证改邪归正;一般保甲人员放了心,愿同人民站在一道,为人民服务;民主人士如释重负地说:“共产党的政策真硬!”逐渐靠近我们;原六乡文书严××,任职前我们只知道他同敌我双方都有一定关系,不知道他是国民党情报员。一九四八年秋,严将我六乡乡长鲁殿文和一个随行工作的群众何行高,汇报给国民党洛南县镇南乡(即灵观庙一带)自卫队长祝占胜。祝带领自卫队将鲁、何两人捉住,送交洛南县政府监禁。我们将严××捉住(严属可杀可不杀对象),经过教育,严××表示认罪,并保证设法救出鲁乡长等二人,我们将严××放回,让他执行诺言。严××将我方政策、要求、警告信,向镇南乡乡长雷明堂、自卫队长祝占胜等作了传达,雷、祝等当即表示响应,并愿意共同设法救出鲁乡长等二人,立功赎罪,争取我方宽大。严、祝、雷等便在国民党党政要员中进行活动,采取情外说情,人抵人等办法,除将鲁乡长等二人要回外,祝占胜将自卫队全部武器(步枪三十多支)亲自送缴我方。雷、祝表示今后不再与我为敌,经我方准许回了家。严××能够积极立功赎罪,不再追咎既往。
  第四,动员人民支援前线。一九四九年四月,动员民兵一百七十四名,民工二百三十四名,担架一百一十七付,支援了分区部队西进战役(包括龙驹寨、商山、高桥等战斗);一九四九年六月,动员民兵二百五十一名,民工一百三十八人,担架六十九付,支援了洛南、龙驹寨解放战争。  
  第二区红色政权,是一个武装政权,它组织机构比较建全,工作人员团结紧密,在地委、工委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特别是王杰专员,很长一段住在我区亲自指导。因而,这个政权是坚强的、巩固的。它象一把锐利的钢刀,深深地插在敌人心脏。它对我军解放洛南、龙驹寨起了跳板的作用。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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