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从1940年5月到1944年3月期间，熊斌在陕西先后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的代主任和陕西省政府主席。笔者先由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派到西安办公厅服务，熊当陕西省府主席时，又调充省政府委员兼代省府秘书长。这段期间，始终与熊共事。1944年3月，陕西省政府改组，熊调回军令部，笔者调回军事委员会的原职，才与之脱离关系。现在陕西文史资料委员会要笔者把熊斌在陕西的事迹写出来，兹就所能回忆起来的梗概，写成此文，以供参考。事隔20多年，加之年老力衰，记忆力已很模糊，错漏之处，必不可免，希望知者补充和订正。
　　一 简历介绍 调陕由来
　　熊斌，字哲民，湖北洪安县人，出生于地主家庭，兄弟六人，他居长。陆军大学四期毕业，与徐永昌、贺国光同期，熊、徐两人很要好。至1930年，蒋、阎、冯战事以前，他是冯玉祥的部属，曾当过第二集团军国民一军的参谋和处长等职务，又当过冯军驻沪和驻宁的办事处长，因之与蒋介石方面的高级人员认识的很多，蒋、阎、冯战事时他任前敌总司令鹿钟麟的参谋长，笔者时当阎锡山的参谋长，从那时才开始与之相识的。阎、冯战败，熊斌逃到日本。不久，不知因何关系，回国投到蒋方，蒋委他当国民政府的参军，同时笔者也由山西转移到国民政府当参军，我们又同事了四五个月。何应钦当参谋总长时，把他调到参谋部当了第二厅的厅长，由于他深沉寡言，办事细心，受知于何，颇得何的信任。
　　1933年3月，何应钦到北平，代张学良为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时，熊斌随同北上，成为何应钦的得力幕僚。5月下旬，由军分会作战处长徐祖诒与日寇第八师团西义一师团长达成暂时停战办法，即所谓“塘沽协定”。何应钦乃选定熊斌为首席签字代表，以北平军分会总参谋的身份，前往天津塘沽签字，由此，何对他更加信任，蒋介石也认为他是一个忠实的工具，不久即升他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以资酬应。后来，军令部成立，徐永昌当了军令部长，何应钦即和徐永昌联名保荐熊为军令部的常务次长，所以人们多说他是何派。
　　1938年8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国民党的军队，节节溃败，把大半个国家的精华地区都沦于敌手。日寇这时对国民党的方针，除了用军事力量继续向西压迫外，并加以政治诱降，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惶惶然发生动摇，卖国贼汪精卫于12月18日竟由重庆潜逃，经越南投敌。1940年3月，公然在南京组织了汉奸政府，无耻地以“和平反共”相号召，帮助日寇进行诱降活动。这时主要的水陆交通线，都被敌人切断，对于军事指挥，大感困难。军事委员会为了与各战区切取联系，便于收集情报，指导后勤等业务，特设立西安和桂林两个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等于两个派出所，并不指挥作战，简称为西安办公厅和桂林办公厅。
　　西安办公厅的联系对象是一、二、五、八等四个战区，豫、鲁、苏、皖边区，冀、察战区和陕甘宁边区，蒋介石决定调派军令部长徐永昌为西安办公厅主任，因为徐系山西人，又系阎锡山的旧部，对北方的情形比较熟悉，曾当过河北、山西省主席、北平军分会委员等职，尤其是徐对阎锡山可以起些左右的作用，蒋选定了徐永昌，但徐不愿干，推荐军令部次长熊斌以自代。蒋介石认为熊的资望不够，仍发表了徐当主任，熊为副主任，又由于熊非嫡系，对于他的特务组织“军统”、“中统”和“三青团”等等指挥不了，又发表了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鼎为办公厅的第二副主任，命熊专管军事，谷专管党特，在徐永昌未到任之前，由熊代理职务，所以公文系用徐名熊代的名义。
　　熊斌到西安办公厅，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是胡宗南的老长官，又是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两人合作，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由于胡宗南在蒋介石的特意培养下，权势日益扩大，已经取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地位，包揽一切，不可一世，遂与蒋鼎文发生摩擦，蒋鼎文向蒋介石表示不愿兼主席，势非调整不可，蒋介石派熊到西安办公厅，就有与蒋鼎文对调的打算，认为熊是不致与胡发生摩擦的。熊曾对笔者谈到，他临到西安向蒋介石请示时，蒋嘱咐他要对陕西的政治多多留心。由此说明，熊后来任陕西省主席，蒋鼎文调西安办公厅主任，是早有计划的。
　　二 在西安办公厅
　　办公厅的组织与分工
　　在抗战初期，蒋介石设置了许多委员长行营，西北也有一个“天水行营”，由程潜任主任，行营是可以指挥作战的，但办公厅则不负指导作战的责任，它的主要任务：1、军事情报的搜集；2、后勤业务的指导；3、特务情报的汇集；4、外宾的接待等等。办公厅设立后，天水行营即行撤销，办公厅即接收了天水行营的底子组织了四个处，第一处管总务，处长姚具尔；第二处管军事情报，处长胡欧龄；第三处管后勤，处长胡某(名忘记)；第四处管特务情报，处长由副主任谷正鼎兼。外有四五个高级参谋(笔者系其中之一)，业务不定，供临时的派遣，还有不定额的参议名义，以备安置沦陷区下来的高级人员，并设有专用的无线电台和卫队，总共官兵人数不到500人。第一、二、三处由熊斌负责，第四处由谷正鼎负责。
　　军事情报，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的第二厅(后改为国防部的第二厅)为最上一级，西安办公厅的第二处，即等于它的派出所，不能成为一级，向下的联系对象，则为各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各边区总司令部的情报处，情报处指挥集团军、军、师各级司令部的参谋处第二处、第二科(即情报处、科)以及各警备司令部的军警稽察处，它的任务是搜集日伪及八路军的军事情报，审讯战俘，侦察和破坏中共的地下组织等等。
　　特务组织，也是全国性的，它有两个组织系统，谁都知道，一个是特务头子戴笠所指挥的“军统”，一个是另一特务头子徐恩曾指挥的“中统”，这两个罪大恶极的法西斯组织，也到处发生狗咬狗地互相攻讦和摩擦，另外还有一个毒害青年的“三青团”，也是独搞一套，这些都是由中央一统到底。办公厅未成立以前，胡宗南即令谷正鼎组织了一个秘密会报，名叫“特种会报”，对胡负责。办公厅成立后，一仍如旧，即把以上的那些人搞在一起来活动，这个会报是绝对秘密的，内幕如何，非局外人所能知。开会地点在谷正鼎家里，参加这一会报的分子，有陕西省党部的书记长王季高(CC团朱家骅派)，陕西省政府民政厅长彭昭贤(CC团高干，在陕西工作了十年)，陕西三青团支部干事长杨尔瑛(复兴社分子，兼负劳动营的责任)，陕西省政府社会处长黄觉非(CC团分子)，陕西省政府保安处长徐经济(复兴社分子)。西安警察局长先为刘汉东，后为舒翔，又后为李翰亭(均系军统特务)，西北农学院院长周伯敏(CC团高干)，西北大学的校长赖琏(CC团高干)等等。
　　谷正鼎领导下的还有两个集中营，对外称为“青年劳动营”。一在西安西门外，一在天水伏羲城，名义上属陕西省政府，而实际是由谷正鼎负责，经费出自胡宗南，而直接负责的，先为蒋坚忍（复兴社分子，蒋介石的同族)，后为杨尔瑛。这两个残酷的集中营，专为监禁解放区的被俘人员和被捕经过审讯的地下共产党员，以及大专学校的进步师生，用种种残酷的威迫利诱手段，企图使这些革命分子“屈服”“投降”，供其役使和利用。
　　胡宗南还另外设有一个军统特务系统的“西北特种拘留所”，地点在西安太阳庙门，这是一个西北的“息烽营”，专门拘禁残害革命人士，刑讯逼供，活埋枪杀，无恶不作，与“中美合作所”有联系，所长为军统特务浙江人林馗。
　　各战区的情况和矛盾
　　西北当时的局面，在蒋介石“害怕日寇，依靠美帝，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弄得乌烟瘴气，矛盾重重，极为复杂。兹把大概情况分述于下：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是汤恩伯，他们两人互争雄长，矛盾是尖锐的。蒋的长官部驻在洛阳，并兼着陕西省政府的主席，他与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被人们称为何应钦的“四大金刚”，蒋介石对他也视为心腹大将。他于1941年冬，继卫立煌之后，当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便以老资格的派头，对汤恩伯以命令行事，由于他们个人的权势利害冲突，起先发生摩擦，后来弄成演对台戏，令不能行，莫可如何。蒋还兼着一个冀察战区总司令，他不甘当一个空头司令长官，乃抓了一批杂牌部队，如孙蔚如、李家钰、曾万钟、庞炳勋、孙桐萱、高树勋、孙殿英等等。并委派冀察地区的民军和游杂队伍，番号达60多个，人数约计20万，人们称之为“洛阳杂牌”。
　　曾经做过阎锡山时代北平警备司令的张荫梧，是著名的“反共”分子，是“曲线救国”的倡议者，蒋鼎文把他拉到洛阳来，委他为冀察地区党政分会的副主任（主任蒋鼎文自兼）并由张主持在洛阳西宫办了一个党政干部训练班，人数有2000人，进行无耻的“联日反共”主张，结业后，编了两个“战地服务团”，保荐他的私党荆宪生、阴耀武为团长，干部多是他所办的“四存学校”的学生，企图到解放区作特务活动。
　　熊斌与蒋鼎文同是接近何应钦的，蒋鼎文所抓的孙桐萱、庞炳勋、高树勋、孙殿英这些杂牌部队，过去都与熊有历史关系，所以熊是支持蒋的。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是蒋介石的一员宠将，是蒋家王朝的三根台柱之一，仅次于陈诚和胡宗南。他的副长官部，驻在河南叶县，并兼着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自负不凡，野心很大，蒋介石赋予他以人事特权，积极扩张势力。到1941年时，他的基本部队有三个集团军，王仲廉的第三十一集团军，陈大庆的第十九集团军，何柱国的第十五集团军。归他指挥的有张雪中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高树勋的第四十五集团军，此外还有由陈又新指挥的泛北张公达和鲁西、苏北王毓文的所谓挺进总队，八十几个单位，每个纵队，由三五百到一千人不等，汤部的总人数约计40万人。汤在叶县，除办一些军事学校和干部训练班之外，还在叶县的大树头村办了一个“中正学院”和一个“政治学院”，吸收由沦陷区逃到后方的青年和知识分子，拦阻他们到延安去参加革命。
　　他以对日经济作战为幌子，在界首、新乡、漯河、洛阳都设有“物资管理处”，勾结伪军、帮会、特务、流氓，向沪、津、徐、海和济南一带，大做投机生意，发国难财。尤其是与戴笠合夥，在界首设有一个“财政部货运分处”，用戴笠所印的“联钞”，与“汉奸军长”张岚峰串通一起，贩运各种物资。由于叶县是个不大的县城，房屋不够住，他又征用民工，大兴土木，挖掘阻碍壕，长达千余里。但是后来根本未能阻碍敌人机械化部队前进，骄横跋扈，嗜杀成性，人民称他为“中原王”，又称他为“汤屠夫”。他把河南的人民搞得穷徒四壁，流亡载道，人民当时称“水、旱、蝗、汤”为河南的四灾。因此1944年4月，中原战役，一败涂地。陈诚批评他失败的原因是四不和，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当时有人作了一首诗说：“中原一战晦时多，众口喧腾四不和，骄酿四灾民怨积，豫民齐唱灭汤歌”。
　　他与蒋鼎文唱对台戏，在蒋介石面前争宠，步步取得信任后，更是目中无人，不可一世，对西安办公厅，向不理睬，熊斌对之不敢过问。有一次熊据一个朋友说，汤恩伯公然委汉奸军长张岚峰以名义，太不像话，熊乃打了一个电报给汤询问，但是始终未得到答复，由此可以证明汤对办公厅的态度了。又敌人从郑州渡黄河时，就是装扮成商人利诱渡船而过来的。也有一句竹枝词说：“御倭屏障大河横，将帅经商腰满盈，卖渡走私中利诱，中原一夜弃连营”。这很能说明当时的真象。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副司令长官是杨爱源。谁都知道，阎锡山是老牌“山西王”，他常说“生存就是真理”，“以不变应万变”这两句话，他的“不变”就是要保存他的“山西王位”，“应万变”就是不择手段见风使舵。他的抗战态度正是如此。1937年太原沦陷，傅作义脱离了阎的系统投到蒋介石方面，1938年3月，他在秋林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提出“无条件存在”，“抗战最高峰”和“狡兔三窟”等等谬论，并解释说：“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抗战只是手段”。“必须具备三个窟窿才能存在”。就是说只要能保住山西王位，与蒋介石合作也可，与共产党合作也可，甚至于投降日寇亦无不可。
　　于是他在1939年11月1日，与日寇在临汾试行和平谈判，达成四条与敌人进行“反共”的协议，因而发生了“十二月”政变，他所练的“新军决死队”四个纵队，在有共产党参加领导的“牺牲同盟会”的领导和影响下，日渐反对阎的消极抗战。为保存个人实力，阎遂令他的旧军(即他的五台系所掌握的部队)向决死队进攻，因此决死队脱离了阎的指挥，到解放区参加了革命。阎锡山在日寇诱降、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形势下，又错误地判断“日寇北进打苏联，美必助日，牺牲中国”，从而与日寇进一步搞了一系列的勾搭。
　　经过十二月政变后，阎锡山把长官部置于吉县的克难坡，又搞起四个集团军，即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杨升副司令长官后为陈长捷)，赵承绶的第七集团军，孙楚的第八集团军，王靖国的第十三集团军。另外还有一些直属部队，人数不到20万人，这几个集团军总司令除了陈长捷外，都是阎的五台系，他们封建意识极浓厚，排他性极强，都非战将。阎看到他的王朝将要不保，又在孝义县城搞了一个所谓“洪炉训练”，把文武大小干部轮训了一次，贯彻他的反动思想，提出他的“存在就是真理，必要就是合法”的谰言，要求受训的人，要言会长(阎组织了一个民族革命同志会，他自当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志会长之志，盲目地跟着他走，并仿照法西斯和青红帮的组织办法，搞了一个“山山铁血团”来控制他的部队，自吹为“铁军”，以便与日寇配合，进行坚决“反共”。
　　阎锡山这时所能控制的地区，只有黄河边吉县附近的五六个贫苦县，他的一些兵工厂和轻工业工厂，都把所能搬走的机器，搬运到陕西境内的洛川、蒲城、三原、同官和远至宝鸡，甘肃的天水，四川的广元等处，他的长官部后方，设在陕西三原县，西安买有一栋预备作公馆的洋楼，他的西安办事处即设在这栋楼房内。阎个人的资财和眷属，则远置于四川的灌县，这也是他所说的“狡兔三窟”的另一种表现。阎所需的军粮，一部分仰赖于陕西供应，每月约万余石，他的工厂所需的原料与燃料，都是从陕、甘、川三省所得，五金材料多系勾结日伪从沦陷区辗转而来。   
　　熊斌到西安时，蒋介石叫他对阎多加联系和注意，所以熊到达西安时，要笔者和他联名向阎打了一个电报联络，文说：“昔荷帡幪，曾霑化雨，近奉令到西安办公厅来服务，接近旌麾，祈不时指教为祷。”阎即派徐永昌的旧部黄胪初为驻西安的办事处长，来切取联系，因此，熊对阎是支持的。当时有人对阎作了一首竹枝词说：“怯战佯阵怕渡河(黄河)，转篷驶舵看风波，生存便是天真理(阎语)，万变不离保老窝”。颇合实际情况。
　　到了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阎才知道自己对国际形势主观臆断错误，对日寇诱降采取了观望态度。蒋介石这时派了徐永昌和贾景德(阎的老秘书长，时当铨叙部长)，到克难坡向阎说明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暂时失利，最后日本可能失败，要阎对日求和不要单独进行，只可从缓。阎接受了徐、贾传达蒋的意见，并要求蒋对他在经济上大大接济，否则在日军的压迫和经济封锁下遭致毁灭。蒋答应除清理积欠外，并增加军费。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是阎锡山的亲戚，阎一向视为心腹，是“五台系”的组织者，阎对之爱护备至，地位总是提得比其他的将领高。但他是一个庸才，无独当一面的能力，多在阎的左右，与之共存亡，无事迹可述，后来在南京替阎当代表。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是朱绍良，副司令长官有两个，即胡宗南和傅作义。朱绍良是蒋介石的亲信，曾当过蒋的参谋长和方面军总司令，笔者与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同科，知道他很聪敏，但是生活很腐化，酒非白兰地不喝，烟非加里克不吸，与何应钦也是同学同期，两人素不相容。抗战期间，西北陕、甘、宁、青、新、绥六省，地位很重要，而情形也很复杂。当时胡宗南的势力，虽然控制了陕、甘两省(陕甘宁边区除外)，但对于青海的马步芳、马步青、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新疆的盛世才和绥远的傅作义，胡宗南的资望太浅，指挥他们，还很不够。因此，蒋介石任朱为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驻兰州，以胡、傅为副，胡驻西安，代字为“秦”，傅驻绥远，代字为“绥”。但是朱是一个空头长官，并无直接指挥的部队，而胡宗南的实权，当时已大大超过司令长官之上，朱不过徒负虚名，当胡的傀儡而已。朱在兰州，蒋对之还另有任务，就是拉拢四马，怀柔盛世才，培植傅作义。朱对这些任务，执行得很成功，后来终于把盛世才调离了新疆，使胡宗南的部队能以开入新境，四马能够听蒋的命令，傅作义能够替蒋卖力，这是与朱的工作分不开的。    
　　此外还有一个西北国际路线迎接苏联援助的任务。时苏联正大力以贷款和军火支援中国抗战，西北通新疆的公路，成了一条唯一的国际路线，苏联以2000辆汽车载运军火，驰骋于这条道上，向中国输送，回头车载运出口的羊毛，当时称之为“羊毛车”。但蒋介石为了“反共”，特别密令朱绍良控制这些车辆，不让他直接接济八路军。另一方面，向宁、青、新收购的羊毛，地方政府又要在上面加价，与经济部平分春色，时起争吵，也要朱说服。由于朱有以上的特殊任务，有事都直接报告了蒋，不通过西安办公厅，因此，来往的事情很少。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是蒋介石第一个宠将，他与陈诚、汤恩伯被称为“蒋家王朝”的三根台柱，但蒋对胡的宠信和培养，则超过陈、汤之上。1937年8月，胡宗南以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率部队在上海、河南信阳参加抗日战争吃了败仗后，即调到陕西，名为扼守黄河，防御日寇西进，而实际的任务，则是屯兵西北，不抗日而“防共”。他对陕北构筑“碉堡线”封锁陕甘宁边区，派重兵驻守，至1940年已经筑起了五道防线，他的兵力已经扩张到20万人以上，这时期胡已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队继续地扩大，权力不断地增加，到1941年，他的兵力达到45万人，分为四个集团军，即李延年(后为李文)的第三十四集团军，陶峙岳的第三十七集团军，范汉杰的第三十八集团军，李铁军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每个集团军辖三个军和炮兵团、骑兵旅、装甲兵团、汽车队。每个军辖三个师和炮兵团、辎重团，工兵营、通讯营、搜索营、特务营。每个师辖步兵三个团和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通讯连、搜索连、特务连。此外还有副长官部直属的若干部队，装备多是美式武器。这些部队分布于陕甘两省。胡办了一些军事学校和训练机关，计有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校长是蒋介石，主任由胡自兼；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团长是蒋介石，副团长由胡自兼，教育长是葛武棨。这两个单位，人数都在万人以上。此外，还有游击干部训练班，陆军大学西北参谋班，特种兵联合分校，短期将校训练班，中美合作所训练班(特务训练)等等。归他领导的还有西北骑兵学校，军医学校，警官学校，以上受训的人员不下五万人。他的长官部驻西安南郊王曲。这些训练机关都分设在陇海铁路沿线的各城镇。为胡部服务的后勤机构，有西安第七补给司令部和兰州第八补给司令部，在宝鸡设有庞大的军需仓库，把西安的“和合”面粉厂包下来，为他的军食加工，并出产商品面粉，投机倒把。胡的统驭办法，以“黄埔”、“陆大”、“浙江”、“第一师”(胡是由第一师起家的)为核心，凭“军统”、“中统”作掩护，运用权术，排除异已，歃血为盟，特务统治。蒋介石给他以“独断用人权”和“装备优先权”，蒋的命令，有时胡可以阳奉阴违，但是胡的请求，蒋无一不准。他的副长官部较之长官部的组织庞大得多，计有十大处，即参谋、情报、军务、副官、经理、人事、军医、军法、军械、机要等。因此，胡在西北坐大，成为人人都知的蒋军嫡系部队中的“反共王牌”。这时胡宗南的气势煊赫，不可一世，人们称他为“西北王”。有人作了一首竹枝词说，“翩翩年少将台登，坐大西安宠命膺，不事抗倭邀上赏，谬承品识日骄横。”蒋介石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CC团”、“三青团”和“中统”、“军统”五个组织，谁都知道是残害人的五枝毒箭，他们各有组织系统，每根黑线由中央一统到底，在蒋介石面前，互相争宠，互相倾轧，蒋就利用他们的矛盾，以达到统于一尊的目的。可是在胡宗南的势力范围内，他是能够一把抓住的。由于他是复兴社十三太保的大太保，与军统的特务头子戴笠的关系最为密切，互为援引，互通情报。再者CC团的头子陈立夫是胡从前住浙江湖州中学的老师，他们互相利用，互相援引，关系也拉得很紧。举一件事即可证明，蒋介石为了把胡宗南拉成裙带关系，拟将孔二小姐孔令侃介绍给胡做老婆，派陈立夫到西安来作伐，被胡以“敌人未灭，何以家为”的漂亮话推脱了，而实际是胡已有了叶霞翟，正在美国留学。由此可见，陈胡的关系不是泛泛的了，所以人们把陈立夫、胡宗南、戴笠称之为浙江“三鼎甲”，由于他们有了这些关系，所以胡对于军统、中统是能够掌握的。在西安办公厅设立之前，对胡负责掌握党特的是CC高干谷正鼎，办公厅设立后，谷仍以副主任继续负责，所以熊斌对胡只得唯命是听。办公厅在胡看来无足轻重，笔者在办公厅一年多，未曾看见胡来过一次。这时胡与蒋鼎文摩擦暗斗很激烈，弄得蒋东受制于“中原王”，西受制于“西北王”，一筹莫展，表示消极。时西安有一个民谣说：“乳臭西北王，统兵五十万，骄横失人心，一打必完蛋。”
　　第八战区另一个副司令长官傅作义，驻在绥远，他是脱离阎锡山而投到蒋方的。蒋介石认为绥远在战略上颇为重要，因而对傅极力培养，提升为副司令长官，军队也让其扩充，1940年他已有两个军，即董其武的第三十五军和孙兰峰军(番号不明)，傅的一切关系在兰州第八战区，与西安办公厅很少发生关系。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副司令长官是李品仙。李宗仁是桂系的头子，李品仙也是桂系的大将，他的长官部驻在湖北老河口，他指挥的有冯治安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和张淦的集团军(番号失记)，他与西安办公厅很少发生关系。
　　各战区背向日寇 面向八路
　　蒋介石在其一贯“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于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决策，其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所谓“外标抗日，内实反共”，这在当时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但是蒋介石集团在全国人民抗战救国的正义面前，还不敢公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就玩弄着两面手法，一面打着抗日的旗帜，一面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于是国民党军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不断地发生。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5之间，在天水行营移交到西安办公厅的档案中，就笔者所能回忆起来的有以下的一些事件(华南各战区不在其内)。
　　(1)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在1939年4月间，他喊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的极端反动口号，指使他的部下秦启荣袭击八路军在博山根据地的后方，屠杀八路军400多人。
　　(2)冀察战区挺进总队张荫梧率部队5000人，在1939年11月，袭击河北深县八路军的后方，屠杀八路军400多人，他并打电报向蒋介石无耻地说：“倭寇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临头，在我则以为是我军政开展的机会。”蒋介石大为赞赏他的见解，特把他叫到重庆传见，当面打气，并委他为冀察政分会副主任，办理辖区的行政干部训练。张对人宣传，说这是“曲线救国”。
　　(3)1939年11月，阎锡山派代表梁培璜、吕瑞英与驻临汾的日寇清水师团部的山下参谋勾结进行投降“反共”，达成四条协议，即：一、晋绥军以一部改称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队”，专事“剿共”；二、日军帮助剿除八路军及决死队，并让出若干地区；三、日军给晋绥军以军械弹药；四、发还山西将领在太原的住宅及若干工厂。这就是所谓“临汾会议”。
　　(4)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的部队向陕甘宁边区进攻，侵占了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并喊出“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向八路军收复失地”等反动口号。
　　(5)1939年11月下旬，阎锡山在晋西以六个军由陈长捷为“剿叛”总司令，向坚决抗日的决死队进攻，血战兼旬，决死队在薄一波等领导下转入解放区，这就是所谓“十二月政变”。
　　(6)1940年春，蒋介石命令第一战区朱怀冰部袭击驻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被八路军坚决反击，朱溃败，坐日寇火车西逃。
　　(7)1939年秋，朱绍良发现苏联援助中国运军火的汽车队中，有少数车辆是直接补给八路军的，他就用卑劣无耻的手段，密令胡宗南驻六盘山附近的部队装扮土匪劫车，并打死了苏联司机一人，招致苏联提出抗议。
　　以上这些事件，是在西安办公厅成立以前所发生由天水行营的档案中所记载的，这足以作为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铁证。他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八路军、新四军和决死队的坚决自卫反击下，终于被打碎了。
　　1940年10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掀起皖南事变的时候，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加紧封锁，在包围线上加紧碉堡线的构筑，其所用的木料砖石，都要从各县征发，弄得林山秃光，祠庙多毁，所耗的人力物力，实无法统计。他对经济封锁，也想做到点滴不漏，因此，他对于封锁线上行政人员的任用也不放松，如大荔专员梁干乔(后为蒋坚忍)、绥德专员何绍南、洛川专员余正东、邠县专员赵寓心、榆林专员傅文，这些人不是复兴社分子，便是CC团分子，都经过胡的选择，这些专区的县长，也要经过胡的同意，他的理由是“政治要配合军事”，“要组训民众，控制物资，封锁边区，肃清匪特”。可是他的这些喽啰，不是一个派系，为了争功争宠，争权夺利，弄得乌烟瘴气，互相倾轧，人民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岌岌不可终日。举一个突出例子为证，大荔专员梁干乔，广东人，是一个叛徒，后参加了复兴社，他在耀县、淳化等县搞组训民众，把每一县的男女老少，按照军队的办法，都编组起来，集中劳动生产，青壮年除了种地以外，还要划地包干开荒，妇女集中纺织和做手工，儿童组织少年团，做通讯、连络、守望等工作，伙食均要自备，所需的生产工具，又要人民出钱购买。实行了一年，弄得人民怨声载道，熟地因无人管理而大大减产，所开的荒地，因无水肥而不生长，人民活不下去了，壮者逃走，老弱逃到西安向蒋鼎文、胡宗南请愿，蒋、胡把他们收容在游干班，使耀县、淳化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人区。胡也感到梁干乔胡闹，把他撤职，换为蒋坚忍，把人民召集回去，要省政府拨粮赈济。   
　　胡宗南所构筑的河防工事，工程也是很浩大的，南起潼关，北达宜川，200余里的正面，构筑了三道防御阵地，所用的材料及民工，也是无法统计的，在南山所采伐的木料，多从百里以外运到工地，人民痛苦，可想而知。当时监察委员刘成禺在陕西见到这样的情况，作了一首诗说，“搜材全拆庙和祠，剖腹难逃襁褓儿，家破人亡皆不管，将军口号在攘夷”。
　　1940年，阎锡山又与日寇进一步地勾搭，6月间，日寇为了对阎锡山诱降，把所占领的兑九峪、孝义县城等据点“让渡”给阎军。阎为了统一部下思想，进行投敌“反共”，搞了所谓“洪炉训练”，宣布他的谬论说，“目前以至将来世界的趋势，一定要走‘洲同盟’，如‘亚洲同盟’，‘欧洲同盟’，‘美洲同盟’等。而各洲同盟，又必共同推戴一个盟主，而亚洲盟主舍日本外任何国家都担负不起，中国和亚洲其他的国家都须推日本为盟主，才能不受英美欺侮，防止苏联‘赤化’”。并组织了“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为会长，他的亲密帮手赵戴文为副会长，以团结他的干部，组织“山山铁血团”，仿法西斯和帮会的办法，以统制军队；又组织“进步保证会”，以笼络知识分子。此外，还有所谓“敌工团”、“铁纪团”、“服务生队”、“流动工作队”、“进步总社”(红帮)”、“进步委员会”(青帮)等等，五花八门的组织，搞得千奇百怪，心劳日拙。
　　八路军敌后抗战的胜利
　　1940年5月，西安办公厅成立后，第五战区又在6月间把沙市、宜昌大片的土地丢掉了，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这一战役中阵亡，为国民党军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个高级将领。这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抗战，不断地取得胜利，单就1940年的记载：2月日寇万余人，大“扫荡”晋西北八路军根据地，敌人被打死千余人。3月，日寇万余人十路围攻平北八路军根据地，被打退，敌人被打死千余人。5月，冀东日寇万余人残酷“扫荡”八路军，敌人被打死1500人。6月，冀鲁豫八路军根据地打破了日寇的三路围攻。尤其是8月20日有名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在华北五省出动了115个团约40万人，在一个小时内向5000里的敌人后方同时发动攻势，配合着广大的民兵，与日寇20万人鏖战到12月，毙伤日寇20000余人，伪军5000人，俘虏日军280人，伪军18000人，破坏正太、同蒲、平汉等铁路1000余里，八路军牺牲的也有22000余人，这就是抗战以来对日寇第一次大反攻，中外为之震惊。
　　1940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战三周年宣言，宣布八路军、新四军现正抗击在华日军兵力半数以上。八路军总司令部同时宣布，三年来，八路军收复县城150座，毙伤俘敌伪军40多万人。中共中央宣言中并指出，妥协与分裂是中国当前的两大危险，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这时西安办公厅的职员们才看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大家都抢着看，解除了对共产党的好多疑虑。因这些形势，使蒋介石不敢公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并明目张胆地向敌人投降。当时上海的《文汇报》就这样评论说：“今日中国之所以继续抗战，而不能造成远东“慕尼黑”协定的前途者，完全是为了对共产党问题无法解决，如其没有共产党，中国早就接受日本条件而媾和了。
　　蒋介石在这个时期，躲在四川峨眉山办中央训练团，坐山观虎斗，令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加紧封锁，令熊斌对边区政府仍采取合作态度，用他暂时缓冲一些摩擦。这时边区政府在西安七贤庄还设有办事处(又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对边区的补给还在维持，路过西安的高级人员，熊斌总是招待，他遂成为一个三花脸的角色。
　　战略相持阶段的情况
　　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大部分敌军，节节取得胜利，日寇自从受到百团大战惨败后，便大声疾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日寇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被撤职，换为冈村宁次，他提出“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口号，遂从1941年至1942年期间，形成了战略相持阶段。
　　1941年4月，华南各战区的国民党军队，被日寇西迫，又丢掉了绍兴、宁波、奉化、瑞安、福州等城市。6月丢掉抚州、上饶。7月丢掉浙赣全线及温州等地，
　　1941年5月，在黄河北晋南中条山的第一战区指挥的杂牌部队，如庞炳勋、孙殿英、高树勋、公秉藩等，约计20万人，一经敌人围攻，即土崩瓦解，被俘的竟达10万之众，而公秉藩竟全师投降了敌人。其失败的原因，主要的固然是蒋介石的“反共”殃民，保存嫡系，牺牲杂牌所致。而这一部分部队，本身亦有致败的原因，第一，他们大都在前线作生意，发国难财；第二，军官的眷属多随军在前线，约计千余户，中条山区的农村多住窑洞，房间很少，军队的眷属把窑洞抢占了，把农民赶到外边，人民恨之入骨，有与之偕亡的思想，因之敌人一到，人民就不与之合作，情况不明而溃败，眷属妇女被虏去侮辱，并强迫裸体摄取电影。
　　蒋介石于1941年，在第二次“反共”失败后，觉得公开“反共”会遭到各方反对，就变换方式，用“曲线救国”的欺骗宣传，指使沦陷区一部分部队投敌，以“皇协军”面目与日寇一起来“反共反人民”。如1941年2月，苏鲁战区游击总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4万人投敌；3月，新编第五军孙殿英的副军长刘月亭率所部一师投敌；6月，第六十军军长毕泽宁率全军投敌。到了熊斌离开办公厅后，1942年2月，又有阎锡山的部下骑兵第一军的赵瑞、杨诚两个师奉阎的指使在鲁西投敌。4月，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率三个师两个纵队在鲁西投敌。这样投敌高潮，使伪军大为发展，这就是蒋介石有计划地协助日寇进攻八路军的阴谋。
　　三 在陕西省府
　　调职由来省府改组
　　1941年6月28日，熊斌接到蒋介石的一个电报：“着西安办公厅代主任熊斌与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对调服务，仰令到之日即行交替”。对调的原因，第一是蒋鼎文须长驻洛阳，专心对付华北形势的变化；第二，蒋与胡的摩擦日益尖锐，非调整不可；第三，熊是一个光杆，可以听胡的调度，不致发生摩擦。熊接到电报后，颇为得意，以为是向上爬了一步，他并约笔者到省府去帮忙，我当时对政治有些厌倦，并认为“西北王”的底下事不好办，当即婉谢了。
　　熊于7月1日，带着总务科长、会计主任和收发、监印四人到省府接事。过了一天，他委了我一个省政府高等顾问的名义，要我帮同处理公文。原来省政府的秘书长是彭昭贤，他想当民政厅长，以便维护CC团在陕西的势力。这个人阴险毒辣，在陕西服务十多年，他把一星期以来的公文积压下来，计有1000多件，等到熊接事之日，用开玩笑的态度，把一大堆公文送到熊的面前，并说以后的公文概不负责。熊本来是长于处理公文的，今见案牍如山，又系初次从事政治，不免有些含糊，乃坚约我帮同看公文，我乃到省府，以高等顾问的身份，帮同处理公文。
　　熊斌经一度与蒋鼎文、胡宗南商谈后，对改组省政府的人事达成协议，其名单如下：委员兼民政厅长彭昭贤(CC团高干，原系省府秘书长)，委员兼财政厅长周介春(孔祥熙系，原任)，委员兼教育厅长王捷三(陕西进化社分子，原任)，委员兼建设厅长凌勉之(熊的人，新任)，委员马凌甫、刘楚材、张迺威、辜达岸(均新任)。省府秘书长一职，熊要我干，我当时对政治不感兴趣，且见到陕西省政府不过是胡宗南的一个办事处，不可能有所作为，当面辞却。熊乃打了一个电报向蒋介石保我和马凌甫，请蒋指定一人兼省府秘书长，蒋复电说，“省府秘书长一职，以辜达岸为宜”。熊把电报交我看后，要我接任秘书长，我仍坚辞，熊说，“请你暂行代理，以后再说”。我遂接受了他的意见，暂行代理，以待贤者，这是我代理秘书长的原因。后来我迭次请其找人，他总是推延，一直推到他下台。
　　省政府直辖各处、局长名单如下：保安处长徐经济(复兴社分子，胡宗南的人，原任)，社会处长黄觉非(CC团分子，谷正鼎，彭昭贤保荐，新任)，田粮处长张志俊(派系不明，原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新任)，水利局长孙绍宗(无党派，原任)。
　　陕西分为十个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和其驻在地是：第一区傅文(组织系统不明)，驻榆林；第二区何绍南(CC团分子)，驻绥德；第三区余正东(CC团，复兴社分子)，驻洛川；第四区吕学书(宪兵系统)，驻商县；第五区魏席儒(组织系统不明)，驻南郑；第六区(忘记)，驻安康；第七区赵寓心(CC团分子)，驻邠县；第八区蒋坚忍(复兴社分子)，驻大荔；第九区温崇信(复兴社分子)，驻宝鸡；第十区温良儒(组织系统不明)，驻咸阳。十个专员之中，除了吕学书一人系熊斌所用外，其余都是原任。此外，还有一个黄龙山垦务局长，由胡宗南所交之彭进之充任，不几个月又换为胡抱一。
　　陕西有两个经济机构，一为省银行，经理贾瑞芝；一为省企业公司，经理傅华亭，均系熊斌所用；省内各重要地点均设有分支机构。    
　　安分随时为胡服务
　　陕西是胡宗南全面控制的一个省，省政府在蒋鼎文时代，以蒋、胡的关系和地位，尚且奈何他不得，与之发生摩擦；熊斌则更不敢不仰其鼻息，为他服务。因此省政府便形成胡的办事处，不可能有所作为，更说不上政治措施。加之1941年5月，日寇占了中条山后，运城设置了飞机场，陕西全省尤其是西安，日日处于空袭之中，人人都在跑警报，熊曾对笔者说：“我们要安分随时，不要多事。”兹将聊可记述的事迹概述于下：
　　(1)西安的防空特点
　　日寇在运城设置飞机场后，由于距西安只有一百七八十里，飞机不到20分钟，即可到西安的领空，其威胁力是很大的，所以西安的警报无空袭与紧急之分，闻警即须躲避。西安城位于关中平地上，离山地很远，防空唯一的办法，只好利用城墙脚来打洞。省政府发动市民疏散和打洞，三四十万市民，均靠城墙脚下的洞为生命的保障，结果很好，死伤不多。由于西安城墙系明永乐初年所建，黄土高原的土质甚坚，又是用小米汤灌浆，坚硬如石，抗力很强，不易震塌，且系直线目标，不易命中，城墙内外开出口，空气流通，不易封门窒息，纵弹落附近，城墙也可防一部分破片飞散。西安在四五年的频繁空袭中，命中城墙上的不过两三个炸弹而已，其破坏力也不过两三尺深的一个缺口，城墙仍屹然未动。西安曾打落一架敌机，俘虏了两名日寇空军人员，在审讯时有一个投弹手提出一个要求，让他看看西安城墙，问他目的何在?他说：“我们丢了多少炸弹，而西安城仍然屹立着，我想看个究竟。”后来就带着他看了，他慨叹地说：“中国的古城墙，真是顶好的防空洞！”
　　(2)办理省行政干部训练班
　　民政厅在1942年和1943年两年间，奉中训团的指令，对陕西全省的行政干部，办了两期集中训练，把专、县的行政人员都轮训了一次，这个机构叫做“陕西省行政干部训练团”，团长由熊斌自兼，教育长第一期系民政厅彭昭贤兼任，第二期系中训团派下来的宋邦荣(复兴社分子)。内分训练处和总务处。训练处长，第一期系咸阳专员温良儒，第二期是宝鸡专员温崇信，总务处长何复初。训练的内容是以总理孙中山的遗教作幌子，实质是以蒋介石的所谓总裁言行作中心，他的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和“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总的目的就是要拥护独裁统治的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由于蒋介石挂羊头卖狗肉和他的CC团、复兴社、三青团的喽啰们，互相争夺，扩大势力，弄得乌烟瘴气，分崩离析。最可笑的是须遵照中训团的指示，为了对领袖尊敬，不论何人，凡在发言中有提到“蒋总裁”或“蒋中正”(蒋介石的名字)三字时，如站着必须立正，如坐着必须起立，弄得人们都嫌麻烦，心中厌恶，宁可少提或者不提蒋的名字，免惹灾祸。
　　三青团的干事长杨尔瑛，他为了表示拥护蒋介石，更异想天开，用广告式的办法，在他的支团部门前竖立了五块两丈多高的大木牌，上面写着“我们的领袖”五个大字，老远便可望见；他又在西安城中心的钟楼四面，也悬上这五个大字，大字牌周围并饰以五色电灯，夜间看来耀眼夺目。市民都说：“是他们的领袖，不是我们的领袖”。他又在电影院开演前放映“我们的领袖”五字和蒋介石的像片。像一出现，就叫观众起立，弄得场内椅子响、人声嘈，不能肃静，因此好多人不愿去看电影，使得影院赔累不堪，向社会处请愿，才取消了这一起立的动作。
　　(3)教育界的派系倾轧和活动
　　抗战时期的各省教育界，是CC团的阵地，陈立夫抓着教育部长后，把持得更紧。他们在陕西西部办两所中学，名是收容沦陷区的青年，而实际是怕这些青年到延安去参加革命。他对陕西的教育，要灌输反动的法西斯思想，“肃清”共产党，打击进步师生，实行特务统治，他们的手段是毒辣的。教育厅长王捷三，不是CC系统，但无力与之对抗，而三青团的杨尔瑛，不甘居后，也向各学校发展团员，积极扩展复兴社的势力，由于他有复兴社大太保胡宗南的撑腰，有恃无恐，所以他与CC团的斗争是激烈的。这种狗咬狗的争夺，在各中学内尚系暗斗，但在西北农学院和西北大学则明朗化了。例如农学院的院长周伯敏，他是CC团的高干，又是于右任的亲戚，他与复兴社展开斗争时，竟带着手枪和卫兵驻校，弄得学校成了战场，打伤了学生。胡宗南对于他们的作法大为不满，要他们矛头转向对外，于是谷正鼎、杨尔瑛通力合作，一次在各学校大肆逮捕共产嫌疑分子和进步师生百余人，送入了劳动营。
　　(4)田赋征实和军粮调配 
　　陕西驻着胡宗南的四、五十万大军，和四、五万军事学校的学生，他们的军食，均须取之于陕西人民。自从抗战开始，田赋改成征实，陕西人民，年须负担军粮二百五六十万石，加之阎锡山的部队，也要向陕西采购军粮十余万石，陕民负担已够沉重。但胡宗南的部队、学校及其所属的各单位，都有吃“空名”的秘密规定，例如连长吃三名士兵的“空名”，营长吃五名，团长吃十五名，师长吃三十名，以此类推，官愈大吃空愈多，副职及幕僚人员，则比照官阶、级别补贴办公费或“特别费”，实际是公开的合法贪污，吃空名本是军阀军队一般的通弊，但把它公开合法化这是突出的，也只有胡宗南才敢这样做。由于这样一来，弄得一方面省政府向人民征粮，要人民忍饥支持抗战，而另一方面，军队又在各县到处卖粮，因为军官手中的空名粮，一定要把它变成现金才好入私囊，因此人民怨声载道。另一个问题，就是军粮要人民送到军粮仓库，军队食用时，又要人民从仓库分运到部队驻地，这种课役的痛苦，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熊斌向胡宗南提出这个问题，请求协力改革，胡很同意，于是由军政双方合组了一个“军粮调配委员会”，由省政府委员张迺威、财政厅长周介春、田粮处长张志俊、第七补给区司令和副长官部经理处某组成，其目的为的是减少人民对军粮辗转运输和军队到处卖粮。他们商定的办法是每月将军队分驻的地点和人马的数目报到这个委员会，由委员会饬就近各县直接拨给，不必集中，具体的办法是由补给区司令部开具一定数量的粮条交军队向指定的县仓库领取。由于军队各级军官都吃有空名，这一部分粮，他们是要作价要钱的，各县只好作价给钱。这样一来，则粮条变成了“有价证券”，较之当时不断贬值的法币尤为吃香，因之，弄得粮条满省飞，这件事由于关系到胡部全体军官，熊斌只好听之任之，不敢过问。
　　另一个问题，就是田赋征实后“改量为衡”。陕西历来也与全国一样，是用升斗石计算，用量计粮，由于经手人作弄玄虚，出入是很大的。各县由于向人民浮收，粮食支出后必有盈余，这就叫作“仓余”，仓余当时定为奖金，由县长支配，人民吃亏很大。财政厅长周介春研究了一套办法，“改量为衡”，经省务会议一致通过。他的办法是粮食收支一律改衡量计算，由省统一制成“关子秤”发到各县，田赋收进和军粮支出，均以这种关子秤为准。这种秤制有秤架，一端范有“水平箍”，以防秤有高低。实行以来，又发生新的流弊，如“铊底泥”，“铜帽藏沙”（即秤杆尾部铜帽中暗藏沙石），“秤杆发水”(即把秤杆浸入水中)等等，对这些取巧卑劣的行为，虽然惩处了一些人，但是未能肃清。
　　(5)物资管制不敢冒犯四大家族
　　1942年，蒋政权的经济已面临崩溃的前夕，陕西省政府遵照国民政府的命令，实行物资管制，取缔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偷税走私，企图抑制物价，这在当时西北复杂的环境下，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因为囤积居奇的首先是四大家族，投机倒把的首先是蒋的军队，偷税走私的首先是军统特务。又由于法币不断贬值，人人都抢贮物资，物价不时上涨，这种舍本逐末的物资管制是不能发生效果的。兹举在西安发生的一事例以说明之。物资管制机构设有经济检查队，由警察局社会处保安处会同执行，按中央规定，由充公物资中抽百分之三十奖励执行机关的办法，西安被检查出一个囤积仓库，内中所囤的物资，皆系布匹药品等日用品，价值百万多元，照规定应予没收充公，但其中物主以“祥记公司”为最多，谁都知道祥记公司是孔祥熙的官僚资本，熊斌不敢执行没收，乃报到中央请示，而接到的指令是：“着将全案呈送中央核办”。结果不独无下文，而执行任务的西安警察局长舒翔，反因此而被戴笠撤职(舒系军统特务)，这样一来，则宋子文的蔡家坡中国银行仓库，宝鸡的杜月笙面粉公司仓库，胡宗南的军需仓库，谁也再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了。    
　　(6)产业展览会和农业展览会    
　　1943年，陕西在抗战艰苦岁月中办了两次展览会，一是汉中第五区专员魏席儒举办的农业展览会，这个会交流了各县农民的经验，对于开渠播种、造肥、除虫等等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是在西安举办的陕西全省产业展览会，把全省的工农业产品，集中展出，互相观摩，互相启发，人民都很拥护，参加展出的产品达两万多种，参观的人数达十万之众，成效很好，但是胡宗南批评为不急之务，使得建设厅长凌勉之愤而辞职，由此说明反动政权之下想做好事是多么困难。
　　(7)挖出黄金修建中山纪念堂
　　1942年春，西安东门外有两个农民在唐未央宫故址葬坟，挖出一个尺余见方的铁罐，封闭很紧，农民不知内藏何物，乃用锄把它锤开了，见内装的都是黄金砂粒，并不认识这是砂金。正在互相谈论中，旁边有几个人，即动手乱抓，农民怕惹出事来，即将铁罐仍然盖好，抬送警察局报告，经局长刘汉东鉴定，确系砂金，原系1000两，由于当场被人抓去了一部分，只剩820两。由警察局送民政厅转送到省政府，熊斌认为这是淌来之财，决定用之修建一座中山纪念堂，以留一点政绩，乃指定民、财、建、省府总务科和警察局五单位组织了一个“中山纪念堂修建委员会”来实施。委员会为了鉴定成色，防止盗窃，又把它铸成“九五”金条820两。正在动工兴建时，忽然中央禁止黄金买卖，熊斌令财厅想办法，他们异想天开，建议把金子打成1两和5钱的两种牌子，名为“捐献中山纪念堂基金纪念章”，按捐献的多少给与之，这就是变相出售黄金，熊斌批准了这个办法。当时由于黄金禁止买卖，所以这批黄金几天就被人抢购了，中山纪念堂才能以在西安革命公园前建成。可是省临时参议会，认为这种曲折售金办法，疑惑其中必有毛病，向中央检举，并请监察院彻查，中央派了一位监察委员欧阳某(名字忘记)到西安查明了事。
　　熊斌在省政府可以记述的事迹，就笔者所能回忆起来的只有这些。
　　四 党政军一元化 熊政府垮台
　　1943年3月，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发来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作为他向解放区进攻的“理论”根据，强迫国民党统治区的机关学校熟读它，可是人们都知道这是陶希圣写的，并不重视。蒋准备对陕甘宁边区进攻，特于7月间亲身来到西安布置，住在胡宗南为他盖好的王曲官邸和终南山官邸，对胡宗南的高级将领耳提面命，决定拟用九路兵力“闪击延安”，同时叫各地的特务，冒充“民众团体”名义要求“解散共产党”，他并集合了党政军职员和一部分军事学校的学生讲话，由胡宗南当主席，蒋鼎文、熊斌均未到场，他的讲话，无非是边区政府、八路军、新四军不听命令，污蔑共产党“捣乱”，同时吹嘘他的《中国之命运》上的“理论”，要大家好好地熟读。    
　　蒋介石住了一星期，他唯恐军政机关的长官对他蒙蔽，阳奉阴违，特进行亲身突击检查。他每天要到哪里，对任何人都不先行说明，俟坐上汽车才叫司机开到目的地。有一次他突然到了玄风桥熊斌的公馆，这个房子就是“双十二事变”押禁过他的高桂滋的公馆，熊租住这栋房子拟每月付给房租百元，但高桂滋不要，熊就以其租金代之在院内布置了一些花坛池榭，较之蒋在房子内被禁时期要阔气得多，他到了这个房子时，熊斌不在，他似有感慨地在各处徘徊了一番而去，后来他训斥熊斌，享受太过了。    
　　蒋介石的突击视察的办法，对胡宗南并没有发生作用，由于胡一向是欺蒙蒋介石得宠的，这次蒋介石到西安，他早得到消息，事先作好了布置和准备，把蒋可能要到地方附近的老百姓家中，都派有他的亲信，伪装老百姓，杂在中间，并叫他们如遇蒋介石询问时，则如何对答。
　　蒋对胡作到了军民“融洽”很满意，但是他还不放心，就把他的小儿子蒋纬国派到胡宗南的部队中当连长，并叫胡对其子与一般的军官一样对待，不许特殊。但胡是知道蒋纬国会打小报告的，特派小汽车让他进城到省府委员刘楚材家去玩。因刘家的大儿子留学德国时蒋纬国在德国学陆军，他们在欧洲就认识，今见“王子”驾临，当然要特意招待，于是不时组织跳舞会，物色舞伴，在跳舞中大华纱厂经理石凤翔的女儿石静宜遂与蒋纬国发生恋爱，后来结婚了。据刘家太婆说，她曾问过蒋纬国，找对象要有什么条件，蒋纬国说他父亲嘱咐不要做官的女子，要找大商家女子，所以石静宜就合乎这个条件，一说即成。蒋介石视察的办法，对胡宗南并未生效。
　　是年7月，胡宗南的部队向陕甘宁边区防地炮击，并声言要八路军“交出防地”，在八路军坚决地反击下，胡宗南不敢妄动，同时日寇对国民党的部队由诱降转为向河南郑州、洛阳进攻，他不敢两面作战，因此，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下去了。
　　到了1944年，战争局势对蒋管区更为不利，胡宗南为了对陕西更须进一步抓紧，熊斌政府纵然唯命是听，但不能得心应手，乃喊出“党政军一元化”的口号，熊知道是要他下台的先声，乃向蒋介石辞职，到了1944年3月，得到批准，熊政府的厅委，全部走开，连替胡忠心耿耿的谷正鼎、彭昭贤也都走开了，胡宗南保祝绍周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改组了省政府，笔者仍回军委会高参原职，熊不久当了华北宣抚使，日寇投降后，当了北平市长。
　　（1963年11月15日）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