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的西安学生运动
聂景德
西安学生运动，有着它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从清朝末年的“蒲案”起到解放前夕，数十年间，斗争此起彼伏，一浪接着一浪。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生运动更加汹涌澎湃，波澜壮阔。而“西安事变”前后的学生运动，以他的特殊建树，在陕西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我在西安学习和工作，亲自参加了这一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今天回想起来，当年西安古城如火如荼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现就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濡目染的史实，追记下来，以志纪念。由于个人经历有限，遗漏或差错在所难免，请知其事者补充修正。
一
一九三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了沈阳。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节节退让，日本人很快占领了东北四省，半壁河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安的学生运动也是热气腾腾，轰轰烈烈。虽然，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由于王明路线的影响和叛徒的出卖，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学生运动受到残酷镇压。但是，学生运动的传统和影响是深远的，党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反动派无论如何是扑灭不了的。
到了一九三五年，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年，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十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至此，领导中国革命的中枢和全国人民抗日司令部已经转移到接近抗日前线的北方了。这一转移，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变本加厉的向我华北进行新的扩张，局势非常严重。这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出卖华北宣言》，十一月廿八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两次宣言，都着重指出了华北的危急形势，和中国面临的亡国灭种危险。我们党一再号召全国愿意抗日的政党、武装部队、社会团体，以及任何个人，广泛联合起来，进行反蒋抗日斗争。党的历次抗日救国宣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顺应时势，深得民心，很快得到全国各阶层爱国人民的同情支持和热烈响应。在西安，广大的人民群众，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西安学生则站在时代的前列，奋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爱国有罪”、“抗日犯法”的重重压制，在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如燎原之势，在西安古城迅猛的开展起来。
二
“西安事变”前，我在西安二中读书，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民先队和救国会等组织，亲身经历了由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三六年底这时期西安学生运动的一些主要事件。
响应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掀起了震惊中外的抗日救亡运动。消息很快传到西安。西安各校学生热烈响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和请愿，发表宣言，散发传单，声援北平同学的爱国运动。十二月廿五日，西安学生四、五千人，在西安二中大操场集会后即到梁府街(现在的青年路)教育厅请愿，又经钟楼、鼓楼到北院门省政府请愿。沿途散发宣言，张贴标语，高呼口号，情绪激昂。记得当时的口号是：保全国土完整，反对冀东伪组织，铲除汉奸，释放北平被捕学生，抚恤北平受伤学生，保护爱国运动。在我手边还保存着当时请愿书和宣言的原文。
请愿书的内容是：
“为请愿事，窃维国事阽危，千钧一发，宵小媚外，引狼入室。假借自治名义，割裂国土；摧残爱国运动，喋血旧京。北平学生激于义愤，奔走呼号，登高一呼，各方响应。谁非国民，孰不爱国！生等谊属同舟，誓为后盾。敢陈萏荛，伏祈采择。(一)请中央转饬平市当局，释放被捕学生，并抚恤受伤学生。(二)请派教职员、学生代表赴京；(三)请求政府严惩叛逆；(四)请求政府寸土不能让人；(五)请求宋委员长哲元彻底铲除汉奸，保护爱国运动；(六)中央加紧青年特殊训练，以备防御外侮。如荷我公坚决主持，一致力争，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宣言的原文是：“中国不幸，妖孽横生，溥仪而后，又有殷汝耕，窃括疆土，奉献寇仇，以作卖身投靠之进见礼。此而不除，刚鬼蜮之后，今日假名自治，明日倡言独立，使祖宗留给吾人赖以生存之土地，块块割裂为外人牧马之场，山河虽在，岂有中华民族葬尸之所者。为是我政府明令申讨于前，我北平同学奔走呼号于后。凡兹义举，当为有血之伦所共赴。而北平市爱国运动竟横遭压制，且有多数同学被捕受伤，吾人闻此，百感交激，惊惶羞痛，不知今日之人间为何世也。我西安全体同学前因此事曾电呈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冀察政委会宋委员长陈述主张，并作广为宣传，务期唤起各界民众同作政府后盾，以贯彻除奸救国之宏愿。兹复提出具体要求，郑重宣言，望我同胞鉴其热忱，联袂共举，拥护政府，诛讨叛逆，在分割中求统一，垂毙中求生存：(一)请中央立饬平市当局释放被捕同学，抚恤受伤同学；(二)请中央严惩叛逆，铲除一切伪组织；(三)请中央力保国土完整，不得以尺寸让人；(四)请中央令饬宋委员长哲元彻底肃清汉奸组织，并保证爱国运动；(五)请中央加紧青年特殊训练，以备防御外侮；(六)恳请当地政府准本省教职员学生代表赴京请愿。西安市各中等学校全体学生同叩。”
这次请愿游行吓坏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他们耍了个阴谋，偷偷通知各个学校：“寒假之前，免于考试……提前放假。”在广大人民面前，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追悼工人梅世钧。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海的日本纱厂打死了中国工人梅世钧，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集会追悼。西安学生冲破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种种阻挠，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追悼大会。会后又组织宣传队分别在市区、郊区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揭露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呼吁国人奋起抗日。宣传活动进行了好长时间，是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的一件大事。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加紧了侵略步伐，国民党政府步步屈从，中国人民亡国灭种的大祸已迫在眉睫。西安学生运动的形势也急转直下，国民党反动当局再也压制不下去了。五、六月间，各个学校的学生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相继成立，西安学联也成立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西北各界救国会。七、八月间，民先队组织在西安开始活动。西安学生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个情况一直发展到一九三六年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而达到高潮。当时各个学校为成立救国会曾经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激烈斗争，这个斗争在西安师范和西安二中最为尖锐。西安师范成立抗日救国会时，国民党当局和反动校长田杰生勾结，把救国会代表扣押起来，经过学生罢课斗争，才把代表们放了出来，在斗争胜利声中成立了西安师范抗日救国会。西安二中在成立救国会的时候，大会才开始，国民党反动当局勾结二中训育主任张天吾，把开会的代表董延福、车振魁等软禁在南斋教员院(就是现在的市委招待所)。全校师生罢课抗议，进行了一天一夜的大辩论，终于迫使张天吾和反动学生任南强等低头认错。二中校长罗端先是一个投机分子，风派人物，看到我们的斗争已经胜利，便在全校大会上讲话表态。他拍着腔子说：“再不要闹了，允许你们成立救国会，允许救国会活动就行了。”在西师、二中学生斗争的推动下，各校的救国会相继成立，在这个基础上，西安各中等以上学校救国会的代表开会，成立了西安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西安学生抗日救国会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是“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国耻纪念日。这一天东北救亡总会出面召开纪念大会。西安市所有的大、中、小学的教师、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群众大会的规模很大，人数很多，气氛十分严肃。高崇民、陈仙洲、于毅夫等同志都参加了。这样的大会，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不支持，蒋介石一定要镇压。
大规模追悼鲁迅先生的活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西安各界于十一月一日在马坊门第一民教馆礼堂举行追悼大会，参加这次追悼大会的有好几百人。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礼堂内座无虚席，迟到的都伫立窗外。张学良，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北平学联代表、西救会代表，西安学联代表以及徐彬如、张文彬都参加了追悼大会，会场周围挽文悬挂，密无空隙，花圈围绕礼台，甚呈盛况。追悼会由张兆麟主持并读祭文，景梅九、周伯勋、宋绮云等在会上讲话。大会上还集体唱了挽歌。
“哀悼鲁迅先生，哀悼鲁迅先生。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也是新时代的号声。唤起大众争生存。他反对帝国主义，他反对黑暗势力。哀悼鲁迅先生，哀悼鲁迅先生。我们的导师，我们的导师。”
祭文的原词是：
鲁迅先生和黑暗丑恶斗争了一世，现在离我们而长逝了。鲁迅先生在世五十六年，便是五十六年的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战斗，为被压迫的民众而战斗，为人类的文化而战斗。鲁迅先生遗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教训，给予我们最完整的战士模范。
“鲁迅先生的逝世，使我们感到是无可衡量的损失。但是我们于悲痛之余，谨致意于先生之灵：我们一定本先生遗志，学习先生的教训，向中华民族的敌人，被压迫民众的敌人作残酷的斗争，不达最后胜利不止。
在追悼大会上，宋绮云同志慷慨陈词，感人至深。他当时是《西北文化》日报的主编。在他的讲话中，每到情词激昂时，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也就是十月革命十九周年纪念日，西安学联组织西安大、中、小学的学生在革命公园体育场集会，悼念鲁迅先生逝世。当时我们把纪念鲁迅先生大会的日子特地选在十月革命节这一天，是经过精心筹划的。国民党最忌讳这个日子，也反对悼念鲁迅。这次大集会我们还邀请杜重远同志参加。杜重远同志过去在上海主编《新生》周刊(这个刊物后来由邹韬奋同志接办，改为出版《永生》、《生活》、《生活星期刊》等)。杜重远同志在这个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挖苦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国民党为了讨好日本，便查封了《新生》周刊，曾一度逮捕了杜重远同志。一九三六年杜来西安，准备去新疆工作。这天追悼鲁迅的会场设在市体育场(当时叫革命公园)。大会刚要开始，国民党省警察局长马志超带领一帮人闯入会场，首先占据了主席台，马志超气势汹汹地站出来讲话。他说：“同学们，你们今天追悼鲁先生……”学生们一听，这家伙连鲁迅先生的姓都不知道，还讲什么话，于是群起而轰之，顿时，一片嘘声，笑声，骂声，掌声，汇成一片巨大的气流，马志超还想讲下去，刚一开口，就被狂风巨浪般的吼声淹没了。只见他涨红着脸，灰溜溜的走下台去，接着，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书记长彭震寰又跳出来赖死赖活不让学生开会。我们轰他，向他提出质问抗议，可是这家伙就是厚着脸皮不理。于是，学联开会决定改变斗争方式：静坐，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阻挠破坏，并借以悼念鲁迅。斗争一直坚持到夕阳西下时，请杜重远讲了话，悼念活动宣告胜利结束。这次大会是我们和国民党反动当局面对面的一次搏斗，对所有参加集会的学生也是一次教育考验。也是一次更大规模的斗争风暴到来之前的预演。
声势浩大的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请愿游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西安学生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红军，同红军合作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西安学生举行了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大会，会后进行游行请愿。这个斗争，确实是可歌可泣的。事隔四十二年了，今天回忆起来，尤历历如同昨日。这次游行请愿是“西救”、“东救”和学联等领导的，根据计划安排，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阻拦、破坏，各个学校提前到南院门集合，国民党反动当局事先已有风闻，他们满以为这次游行请愿的集合点一定在公共体育场，所以动员所有警宪和特务都先期到各学校大门口及公共体育场“警戒”，准备冲散学生队伍，破坏这次游行请愿活动。哪知他们都扑了个空。回头再寻找学生集合地点时，我们的队伍已集中在南院门了。只有一个学校，即东望小学因为动作迟缓了一点，被警察在校门口拦住了。学生们硬往外冲时，被警察打伤一人。(东望小学是竟存中学的前身，地址就是现在的建国路小学。)这天，在学联统一指挥下，按照预定计划，先在南院门张学良的“西北剿总”请愿，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东北去，支援绥东抗战的要求。张学良派参谋长接见学生，对学生的要求表示支持、欢迎，保证向上转达。中午十时左右请愿队伍到了北院门省政府的门前，省府主席邵力子出来接见，他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不予答复，反而大加训斥，说学生旷了课，犯了校规。学生代表严词予以驳斥，并质问邵力子为什么派出警察进行破坏捣乱，并行凶打人？这时邵力子吱吱唔唔，语不成辞。学生们高喊：“打倒汉奸”，把邵轰走了。下午二时许，游行队伍到了新城广场，杨虎城派绥署参谋长李兴中接见。对学生的要求，一一表示赞成支持，并表示一定把这些意见转达上去。下午三时许，游行队伍从新城出发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到中正门(现在的火车站)时，城门被守门军警锁了，学生代表向守门军警宣传抗日道理，晓以大义，守门军警被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主动打开城门，让大家出去。按原计划打算乘火车去临潼，但火车站及一切车辆全被反动派控制了。于是大队沿城壕，浩浩荡荡，向东进发。我们队伍在向临潼行进途中，一边是国民党的警宪，荷枪实弹，监视学生行动；另一边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士兵，也荷枪实弹，同情和保护学生。东北军和西北军，同国民党的矛盾很深，从这里看得很清楚。天快晚的时候，游行队伍到达浐河边，主席团忽然通知停止前进，在河边土崖前集合。那时学生们的情绪很高，嚷着催促前进，主席团的人说：“请大家静一点，张副司令来了。”我听了后，为之一怔，定睛看时，张学良果然来了。只见他身着便服，风尘仆仆，站在土崖上，极其严肃而又激情满怀地讲话了。他说：“大家辛苦了一天，不宜再前进了，我是来劝阻大家回去的。”又说：“你们今天到总部来，我有事不在家，参谋长接见了。你们提的意见完全合理，其实你们提的要求还没有我张学良的要求高。请大家不要继续前进，再前进没有好结果，大家要适可而止。”后来，我们才知道蒋介石已在坝桥架起了机关枪，并已下达了“格杀勿论”的命令。当时学生情绪高昂，坚持要到临潼去面见蒋介石。此时此刻，高站在土崖上的张学良悲愤交集，情不可遏，慨然陈词，声泪俱下，他继续讲出如下的话：“大家的要求，我一定转达给蒋先生，请相信我张学良不是给某人当走狗的。保证在一个礼拜内，拿出事实作答复，如没有行动，请找我张学良算账。”张学良的讲话感动了学生，主席团也及时开会，作出了停止前往临潼的决定。于是游行队伍折而回城。回到城里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这次游行请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组织之良好，在西安学运史上是空前的，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也引起了西安广大民众的同情，在游行进程中，不少市民也参加了，游行队伍经过之处，得到市民们热情的支持，沿途行人争看学生的传单、口号。这次游行请愿，冲破了国民党反动当局造成的恐怖气氛，蔑视了蒋介石的淫威，给西安市各阶级、阶层人民以巨大的震动和鼓舞，把西安的学生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三
“西安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西安学生运动，由以往的游行、示威、请愿，逐步向纵深发展，深入工厂农村，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峰。
各县学生回县开展救亡运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游行请愿之后的第三天，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十三日下午，西安学联在西安高中召开了第六次代表会，十四个分会的三十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组织各县学生救国会，回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问题。经过多年的斗争，西安的学生们逐渐认识到在当时的革命运动中，学生们的宣传活动，只能起号角作用，而抗日救亡的伟大任务，光凭学生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深入群众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于是，学联根据党的决定，号召在西安上学的外县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回县组织学生救国会，到各地去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代表们热烈响应学联的号召，纷纷组成回乡学生救国会，待命出发。十二月十六日西安举行空前规模的群众大会，热烈庆祝“西安事变”。大会由杨明轩同志主持，杨虎城、孙铭九和华侨代表江隆基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大会之后，各县回乡学生救国会就分头出发了。我当时参加了高陵县学生救国会的回乡活动，先后达两个多月，并在这期间，参加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党所领导的各种群众团体公开活动，革命的抗日的教育在各校普遍展开。“西安事变”后，党的组织有了迅速发展。党所领导的其他群众团体，如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新文字促进会、世界语学会、西北各界救国会、妇女慰劳会、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等，也都公开活动了。地下党组织恢复发展并且半公开的活动了。各大、中学校多建立了党支部，在省委西安学生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更加有组织、有领导的开展救亡活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这一阶段西安各校的教学工作也有所改进，争取到部分的抗日教育。改变了过去死读书的沉闷局面。上大课、上政治课，讲马列主义、讲唯物主义、讲农民运动、讲统一战线、讲抗日救国等。有人还专门编印《抗战文选》，非常流行。那时，国民党的教育厅厅长周伯敏看到这种情况，非常不满，曾大骂说：“讲什么农民运动，是讲农民暴动!”但也无可奈何。当时，我们党中央、红军的一些领导同志，路过西安时，都要给学生讲话，作报告，我记得林祖涵(林伯渠)同志、冯文彬同志、艾思奇同志都给西安学生讲过话。彭德怀同志在西师大操场给学生作过大报告。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学生下乡宣传的更多了，宣传形式也多样化了，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活动范围越来越广了。
旅行剧团的下乡活动。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在民先队和学联主持下，以西安二中、西安一中、乐育中学等校的学生为主，组成了一个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旅行剧团，我担任这个剧团的党团书记，剧团成立后立即排练了一批抗日戏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下乡巡回演出。七月五日，到达三原。在三原演出后，又到泾阳县云阳镇去慰问红军，当时我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很成功，对群众教育极大。记得在三原等地的演出中，剧中卖艺老人用鞭子抽打香姑娘的情节，曾被观看的群众信以为真，和夹杂在群众中的演员“群众”，一起高呼放下你的鞭子，硬是要和卖艺老人讲理，替香姑娘“抱打不平”，经过解释后，群众才平息下来。这时，群众与演员的情感交融在一起，相对而泣，可见演出的效果是多么的成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扮演《白毛女》一剧中的杨白劳，就是当年西北旅行剧团扮演卖艺老人的张守维同志，扮演香姑娘的是彭毓泰同志(现任陕西省法院副院长)。云阳镇当时是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朱德、彭德怀等同志及陕西省委都在这里。在云阳演出后，彭德怀同志设宴招待我们。当时剧团的人都想去延安，红军总部同志劝我们仍回西安，但大家还是坚持要去，后来省委负责同志、陆定一同志、彭德怀同志都出面劝阻，都说，现在抗战开始了，西安需要你们。最后我们被说服了，红军总部派汽车把我们送回西安。以后旅行剧团还多次下乡演出。当时旅行剧团演出的节目都是自编、自排、自导、自演。张寒晖同志的《黄河谣》中的“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的歌曲就是在去朝邑黄河边演出时创作的。
组织寒假工作团下乡宣传。一九三七年寒假前，在西安学联号召下，各大、中学校学生，组织起六十五个寒假工作团，深入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下乡宣传的学生都是自带行李、路费、伙食，自编自演抗日戏剧和抗日歌曲。这些工作团差不多走遍了关中和陕南各县。由于工作团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并取得了各县地下党的配合，所以工作很扎实，效果很大。同时，这次宣传活动本身也促进了学生的自我改造，使很多人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不少人后来进了抗大，参加八路军，有的人入了党，参加了地方工作。当时，西安学委书记陈煦同志，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省委机关报《西北周刊》上用劲夫名义发表的专文《伟大的行军》，就是对这次宣传活动的总结。除寒假工作团之外，西安各大、中学校还组织过不少宣传队，下乡宣传。这些都对推动关中各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救护伤员的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战场上大批伤员不断由陇海路运到西安。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伤员救护工作，漠不关心。车站无奈，经常打电话给学联、救国会，向学生求援。学生们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和民族义愤，常常在半夜三更跑到车站去救护。我也多次领导和参加了这种活动。记得有一次车站打电话给西安二中救国会要求支援，二中救国会党团书记白宗信同志立即组织二中学生把伤员抬到东关中南火柴厂加以安置。学生们对国民党反动当局不管伤员的事非常气愤。西安二中学生，在另一次救护活动中，把伤员从车站直接抬到国民党省党部办公室，以示抗议。弄得国民党反动派非常尴尬。
反对警察迫害的斗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是“西安事变”一周年纪念日。那天下午，日寇飞机轰炸西安，傍晚，解除警报后，警察跑到西安二中来捣乱，造谣说，日寇飞机轰炸时，二中的院子里有人给敌机打信号。以此为借口，无事生非，大肆搜查。不巧从学生党员李自俊(李骥德)同志身上，“搜出”了一个安吴青训班编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授提纲》，说这就是证据，要强行把李自俊同志拉走。我们同他们辩论，并且把李自俊同志从警察手中抢了过来。抢的中间，警察开枪打伤了学生张儒。这件事引起了公愤。省委曾发出通知，要求各校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政府纵容警察，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迫害学生的罪行。各学校立即响应，一时间西安古城风云突变，支援的浪潮席卷全城。这才迫使国民党反动当局不得不低头认错。十二月十九日西安各报都刊登了警察局认错启事，说警察局长杭毅严重失职，记大过一次；并由杭毅亲自到二中向全体师生认错，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斗争取得了胜利，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嚣张气焰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在与反动逆流的斗争中奋勇前进。自“西安事变”以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在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所统率的东北军、西北军的支持下，西安的学生运动，继续以波澜壮阔之势，迅猛向前发展。这对于国民党反动当局来说，当然是不愉快的，他们虽曾想方设法加以阻挠破坏，但是抗日的群众洪流不可阻挡。加之当时学生运动的主导权完全在我党的手中，又鉴于国共合作的大局，国民党还不敢公然以反动措施来对待学生运动。于是他们一方面暗中搞鬼，一方面又以拉拢、收买的办法，网罗一部分学生中的落后份子，成立了所谓西北青年抗敌协会和西北青年抗敌先锋团，前者属复兴社特务系统，后者属CC特务系统，这两个反动组织，就是后来成立的三青团的前身。抗协、抗先的头头，全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拿津贴，他们一点正经事不干，专门在学生中搞分裂、破坏活动。这里我只记述几个突出事件，以见一般。
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斗争。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等一行三人来到西安。为了扩大革命影响，更广泛的团结各阶层青年，根据西安学联决定，我们有意识的主动和国民党的反动青年组织抗协、抗先商定，联合欢迎。欢迎会设在北大街的明星电影院。但是国民党反动当局故意捣鬼，请了一个反动分子当翻译，在翻译过程中故意错译、篡改讲话原意，大家非常气愤，会议不欢而散。后来，我们决定重新召开欢迎会，会场设在西安师范(今五中)内的中天阁，各学校和所有进步团体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由学联主持，黄华同志担任翻译，结果，这次欢迎会开得非常成功，客、主都感到满意。给了国民党当局及其豢养的反动青年组织的丑恶面目以有力的揭露和打击，使他们的威信扫地。
反动青年组织抗协和抗先，大约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前后就成立了，但是参加的人数廖廖无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挂起总部的牌子，而且还要在秘密特务的保护之下进行活动，他们在各学校是站不住足的，例如在西安二中，我党领导的救国会、民先队，公开活动，指挥一切。而抗协、抗先则声名狼藉，人数又少，因而长期不敢露面，只能在暗中搞鬼。对此国民党当局非常恼火，曾指使他们所收买的喽罗，以利诱、威胁、拉拢等各种手法，以图扩大势力，搞垮进步青年组织。然而他们所施展的各种阴谋诡计，都被我们一一揭穿了。这些反动组织在青年中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臭。于是，黔驴技穷，干脆撕下了国共合作的面具，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和五月十八日，先后两次登报下令解散十三个群众团体。这十三个团体中有两、三个团体不是我们领导的。省委书记贾拓夫同志召集我们在七贤庄开会时，曾特别讲了这个情况。接着，国民党当局反动的狰狞面目进一步毕露，公开进行镇压，先后逮捕了民先队西安队长于志远、西北队长李连璧和拉丁化新文字促进会的蔺克义等五同志。国民党反动派虽能逮捕我们的人，但压服不了我们的心，西安学生和西安的学生运动是压不下去的。于志远、李连璧等同志被押在警察局(地点就是现在西大街的市公安局)。我们发动群众每天从早到晚成群结队到警察局去慰问，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我们的慰问行动是无可奈何的。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经过林伯渠同志的交涉，才被迫把被捕的同志释放了。此后，由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并借口日机轰炸，强令各校迁往宝鸡、汉中等地，从此西安的学生运动消沉了。
四
“西安事变”前后的西安学生运动，在当时全国范围来说是先进的，模范的。它为什么发展的那么快，做了那么多工作，成绩那么突出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有共产党的领导。如前所述，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转移到了陕北，这无疑是个决定性的因素。这里，据我所知，党的领导主要通过了如下的一些组织形式和渠道，推动了和促进了西安学生运动的发展。
陕西地下党组织的恢复，“西安事变”前，陕西党组织几经破坏，西安地区存留下来的党员所剩无几了，中央到达陕北后，首先派了一批同志来西安开展工作。“西安事变”后，陕西省委恢复。当时，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李一氓、汪锋、赵伯平等同志主持省委工作。一个时期，省委在西安处于半公开状况。省委机关报《西北周刊》公开发行，编辑部设在许士庙街十五号，总经售处是南院门的胜利书店(一五三号)。省委机关的大本营设在距西安约百十华里的泾阳县云阳镇，这里还是红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朱总、彭总都住在这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开赴华北抗日，从此，省委则以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的名义，住在这里，领导陕西党的工作。
“西安事变”前后，西安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迅速恢复，发展也很快，各学校都先后建立了党的支部，在此基础上，于一九三七年初，成立了陕西省委西安市学生委员会(当时西安没有成立市委)，这年上半年的学委书记是刘日修(刘南生、西安师范学生)，下半年的书记是董学源(当时以西安二中训育员身份作掩护)，一九三八年的书记是陈煦。学委委员变化较大，记得先后担任过委员的有：陈元方、杨春荣（杨浩林）、孙生贤、马其庆(马德)等，我是一九三七年冬任学委委员的，直到一九三八年底学委结束为止。学委成立后，就成了西安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
党所领导的几个主要青年组织是西安学生运动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其中，西安学生联合会是当时学生运动的领导中枢，党的决定指示都是通过他们在广大学生中贯彻执行。这些群众组织中都设有党团(即现在的党组)，记得学联党团的负责人是陈煦、蒲望文(苏一萍)和李连璧等，李是学联主席，是公开活动的学生领袖，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民先队于一九三六年七、八月间在西安开始活动。他的全称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党直接领导下的青年组织，一二九运动后在北平成立，他的总部原来设在北平，“七七事变”后迁往太原，随后又迁来西安，到西安后，总部住在西安师范，负责人是李昌、黄华、胡乔木、丁浩川等，陆平、苏展等也在总部工作。西北队部住在西安师范内，队长是李连璧。西安队部住在西安二中，队长是于志远、朱平等。民先队在当时实际上起了共青团的作用，是党的后备力量。他的组织发展很快，各学校及许多机关、工厂都有他的基层组织。他在各次运动和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起了带头及骨干作用，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深入，大多数民先队员都转为共产党员了。
最后我想追述一下关于中国青年训练班，这个训练班因设在泾阳县云阳镇的安吴堡，因而称为安吴青训班，他同设在延安的抗大、设在旬邑县看花宫的陕北公学一样，都是党中央直接领导举办的革命学校。他创办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当时的负责人有冯文彬、胡乔木等，张浩、张琴秋、帅孟奇和刘光等也在青训班工作。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青训班才搬入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年四月)。在延安改为青年干校。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青训班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由于安吴堡距西安只百十华里，所以对西安的影响最大，当时西安的青年学生，络绎不绝，前往青训班学习，大批大批的去，有的学校成班成班的去，学习完后，有的去了延安，有的仍回西安或别的地区继续坚持斗争。总之，在“西安事变”前后的学生运动中，在教育推动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中，在为党培养和输送干部的工作中，安吴青训班的影响和建树是巨大的。
综上所述，十分清楚的可以看到，“西安事变”前后的西安学生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归根结蒂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和坚强领导的结果。这一光辉斗争篇章，已经写入陕西革命斗争史册中。他将永远为人们所敬仰和纪念。
(吴剑夫整理 一九七九年九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