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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与西安事变

袁振武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转向民族战争的关键。它的爆发及和平解决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本文试就学生运动与西安事变的关系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学生运动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了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的团结,推动了西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激发和提高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官兵的爱国主义觉悟——学生运动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准备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蒋抗日信心,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更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而被蒋介石派到西北“剿共”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屡遭重挫之后已陷入绝境,张学良和杨虎城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出路。中共中央分析了形势之后,决定首先与红军面临的敌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西北地区的大联合。于是开展西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进行抗日政治宣传,就成了当务之急,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就肩负着这两项重大的历史使命。
  1936年元月底,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学生救亡工委会”常委宋黎等三人,以东大学生代表的身份,应张学良之邀从北平来到西安。学生们首先与杨虎城进行了会谈,接着又在绥靖公署纪念周上作了演说,随后又与身兼东大校长的张学良在三天内进行了五次长谈。在此期间,他们还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及民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在这些活动中,学生代表介绍了北平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经过,陈述了东大同学收复国土、打回老家去的迫切心情,阐述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号召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东北人民和西北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统一祖国的大好河山。
  这些宣传,极大地激发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爱国主义觉悟,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杨虎城表示:“抗日的学生们在华北前线赤手空拳跟日本鬼子作战,具有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我们这些手握枪杆的,绝不能坐视不动!”张学良更是明确地指出: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先父的坟还在东北,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抗日救国义不容辞。东北青年、东北军、东北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准备打回老家去!此后不久,张学良相继在洛川、延安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张学良从此深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快了他联共抗日的步伐。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又及时地将一批进步青年,从北平派到了东北军和西北各地,通过开展浩大的学生运动来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9月间,北平学联和民先总队部派代表来到西安,发展民先队员,加强学生组织,建立了民先西安队部,随即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也宣告成立。爱国学生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积极进行统战工作,并且制作小旗,书写标语,深入城乡,唤醒民众。在党的领导和学生运动鼓舞下,“西救”、“东救”等救亡团体相继成立,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爱国热情进一步高涨,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联共抗日的基础上关系日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西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9月18日,西安四千学生和旅陕八千东北民众在革命公园隆重集会,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会后进行了游行请愿,请求张学良出兵抗战。张亲自答应群众的要求,表示一定要率东北军将士披甲还乡,收复失土。11月,绥远抗战开始,西安学联又和西救、东救共同发起了西安各界援绥大会,强烈呼吁国共两党立即把内战军队开赴绥远前线,支援绥远军民抗击日寇。11月28日,西安各界又举行纪念杨虎城国民军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大会。张、杨亲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参加了大会。张学良和杨虎城并肩站在一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并肩站在一起,东北学生和西安学生并肩站在一起,共同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抗日口号。张、杨发表演说,号召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结起来,准备奔赴抗日战场。
  西安军民在抗日救亡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战斗团结——这正是张、杨后来赖以发动西安事变的群众基础。
  二、一二·九运动周年请愿游行,给了张学良“绝大的刺激”,坚定了张、杨对蒋实行“兵谏”的决心。三日后,华清池夜半起枪声,张、杨用实际行动实践了他们对学生许下的诺言——学生运动直接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在人民群众特别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张学良、杨虎城走上了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道路,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大联合建立起来了。蒋介石发觉西北局势有变,便向西安一线调兵遣将,并于1936年12月4日亲赴西安,威逼张、杨继续“剿共”,妄图在一个月内消灭红军。张、杨破釜沉舟,竭力劝谏,但蒋介石一意孤行。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认为:张、杨与蒋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有可能被蒋“逼上梁山”,采取抗日行动。因此决定于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时,由学联出面组织西安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举行请愿示威。目的在于:第一,彻底揭露蒋介石企图发动新的反共内战的阴谋,进一步教育群众;第二,进一步推动张、杨接受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第三,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示威。
  12月9日清晨,南院门广场上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一万多名学生,许多市民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感动了,也纷纷赶来参加,情绪十分热烈。就在这时,又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反动宪警狗急跳墙,开枪打伤了前来参加游行的东关竞存小学一名小学生。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愤怒的人们先后来到南院门西北“剿总”,北院门省政府、新城绥靖公署示威请愿,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当请愿的目的没有达到时,英勇的学生们又冲破宪警的层层阻挡,冲出城门和火车站,冒着刺骨的寒风,高唱着救亡歌曲,徒步向临潼行进,直接向蒋介石请愿。队伍行至十里铺时,蒋介石杀机大露,准备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形势危急,一触即发。为避免惨重的流血事件,张学良驱车急赴十里铺劝阻学生,杨虎城在新城绥署随时听取汇报。学生们高呼:“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情愿为救国而死!同学们,我们前进吧!”他们一边高喊一边放声痛哭,从队头到队尾,一万五千人全哭了。朔风怒吼,浐河呜咽,学生们在哭喊。多么凄惨,多么悲壮的场景啊!张学良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流着热泪坚决地向学生们许下了“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你们”的诺言。
  张学良为人热情、豪爽、坦率、善良,这次学生请愿给了他“绝大的刺激”。连日来,他和杨虎城对蒋介石的屡次“苦谏”均告无效。9日晚上他在临潼华清池向蒋转达学生的请愿要求时,又和蒋“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冲突”,遭到蒋的拍桌痛骂。残酷的现实,使他深深地认识到蒋介石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当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因此应下定决心,对蒋实行“兵谏”,“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用实际行动实践了他们对学生许下的诺言。
  三、西安学生和各地学生运动相配合,坚决支持张、杨的正义行动和八大主张,大力宣传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进一步提高了各界群众的觉悟,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六项条件——学生运动保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胜利。
  蒋介石被捉的消息传开后,古城西安沸腾了。学生和各界群众欢呼跳跃,庆祝胜利。但学生组织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不过是反日反汉奸的大规模的决死的斗争的开始”,因此“我们不仅对于‘双一二’欢欣鼓舞,更要紧的乃是我们不能丝毫地忽视今后的更艰巨更重要的任务”。为此,学联和民先队组织广大学生坚决支持张、杨的正义行动,大力宣传八大救国主张,进一步扩大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以争取八大主张的实现。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清晨,西安高中、西安师范等校学生便冲进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翻阅、销毁有关档案,搜捕党部反动官员,砸毁了省党部的招牌,西安学联当天下午便搬进省党部办公。从13日开始,学联和民先队迅速组织学生宣传队到市内大街小巷和郊区各县、宣传兵谏的意义和张、杨八大救国主张,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参加抗日救亡组织及其活动。16日,学联又联合其他救亡团体和群众组织在革命公园召开了盛大的庆祝捉蒋和拥护张、杨爱国主张的民众大会。为了使全国各地进一步明瞭西安事变的真相,争取各界普遍的支持和响应,西安学联还派代表到太原、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地宣传,同各地学生救国团体取得联系。
  广泛的宣传活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各界群众的觉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很短时间内,陕西回民抗日救国会,西安妇女救国会,人力车工人救国会及各县学生救国会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回到高陵、兰田、蒲城、乾县的学生代表还带领群众处决了叛徒藩士杰及国民党县长、县党部负责人。各地学生得知西安事变的真相后纷纷起而响应。就连处于亲日派高压之下的南京、上海学生,也“集会请愿、游行示威,情绪热烈”,“虽政府极端镇压,仍在秘密活动”。这就形成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的全国规模的支持张、杨抗日反蒋的高潮。
  与此同时,学生运动又肩负起了更加艰巨的任务。12月17日,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带来了中共中央联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主张在蒋介石答应抗日的条件下,释放他回南京。对此许多人抱有很大的疑虑,有的甚至慷慨地主张把蒋一杀了事。这就使中共方针的实施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认为:“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的胜利”。为此他召集了学生代表会议,详细地解释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充分肯定了学生运动的成绩,希望大家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支持西安事变朝着有利于举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此后,学生运动的重心就转移到宣传中共方针、继续发动群众这方面来了。12月19日,北平学联在《为陕变泣告全体同学全国同胞书》中指出:“我们救国,是需要伟大的热情的,但同时我们又需要伟大的理智”,“盲目的冲动,无远虑的喧扰,……将要造成未来极大极深的国家祸患”;“希望大家用最大的努力用一切的办法,来避免当前的内战,而觅取和平解决的途径”,如此,“西安事变将成为全国大团结的转机”,“若夫意气用事,任何感情一时之冲动,甚至演成全国大分裂,则民族前途,真是我们所不忍言了”。经过中共代表团和学生广泛的宣传,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人们冷静下来了,理智战胜了感情,认识到了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性,从而接受了中共的主张,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胜利。
  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也极大地震动了蒋介石,使他认识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他不得不与中共及张、杨进行谈判,接受了包括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内容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条件,从而于12月25日获释。西安事变终于获得了和平解决。
  由以上分析可见,学生运动是推动西安事变爆发乃至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学生们用自己的行动再次证明:学生运动“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
  (西安事变研究会供稿)
  《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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