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回族志士营救西路红军始末
马新芳 徐树安
西安事变期间，在西安的周恩来曾秘密委托陕甘回族志士赴河西劝说青海马家军尽快遣散被俘红军西路军部分指战员。此次秘密行动尽管在有的文章也曾提及，但对于此次行动的全部过程，至今无专文叙述。为此，我们设法与当时唯一健在的当事人之一——甘肃省伊斯兰教协会委员马宪武取得了联系，并查阅了有关材料，弄清了此次行动的来龙去脉及有关细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此文。错漏之处，望知情人批评指正。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25000余人进军河西，在河西走廊惨遭失败，有不少人被俘。尤其是被包围在甘州(今张掖)黄番寺的500余名红军指战员，生命危在旦夕。为此，中共中央曾想尽办法进行营救，除派以刘伯承为首的援西军外，还通过各种关系谈判，进行积极的营救工作。
是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来到了西安。周恩来一方面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日夜奔走，一方面又积极组织对西路军的营救工作。
翌年1月，周恩来派其秘书张文彬通过马绍常(甘肃回族、地下党员)与在西安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吴鸿宾(回族)和回族爱国商人马宪民取得了联系。不久，周恩来在西安绥靖公署接见了吴鸿宾和马宪民，他热情地赞扬了西安回族同胞的抗日救亡运动。之后，将话题转向了营救西路军工作上，他说：“你们可能听说了吧!我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廓的处境很不好，要想尽办法去营救他们。想想看，你们周围有没有能和那边(指马步青方面)说上话的，他们只要对被围的红军不加伤害，对他们所提的条件可以答应。目前，要尽一切力量去保全这几百人的性命。若没有合适的人，望你们以回族同胞的名义去凉州疏通一下。”吴鸿宾向周恩来指荐了马宪民，马宪民欣然表示同意并深感任务紧迫，但感到自己人微言轻，如果能找到一个与那也能说上话的人，自己甘愿陪同前往。于是，他决定找至交马德涵商议此事。马德涵、回族、西安人，他为人正派，在本地回民中颇有声望。早年曾在国民党甘肃省教育厅工作，结识了河湟诸马，同马麟(马步青的叔父)有交往，同马步青是师生关系。
马宪民立即赶到马德涵的住所西羊市街71号，将周恩来委托之事告诉了他。马德涵听后，犹豫片刻，便同意与马宪民一同前往。翌日，马宪成将此事向张文彬作了汇报。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亲自拜访了马德涵，他关切地对马德涵说：“您老先生年事已高，这次去凉州可是个苦差事，说不定还要担风险呢，您能承担吗?”马德涵兴奋说：“既是周先生托付之事，当义不容辞，我很佩服共产党，这次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人所共见，共产党不记仇，明大义，救民族于危亡，团结人民抗日，周先生的为人我非常敬佩，这次蒙周先生对我如此信任，莫说担些风险，就是为此搭性命也是值得的。”周恩来紧紧握住马先生的手说：“马先生，一切都拜托了!”
1937年2月16日晨、周恩来派人送来银币1000元，即刻由张文彬买了3张西安至兰州的飞机票，剩余的钱为马步青等人准备了些礼物。翌日，3人起程。到兰州后，改乘汽车去凉州，由马德涵携礼品去见马步青。见面后，当马德涵婉转地说明此行目的时，马步青颇感诧异，经喻以和平团结抗日救国大义后，马步青答应可以解决。翌日晨，马德涵便将马宪民、张文彬引见于马步青。他们向马步青讲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内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情况，对马步青震动很大，他答应如数释放自己管辖区内的被俘红军，并亲自写两封介绍信，一封由马德涵带去见张掖驻军韩起功，另一封由张文彬带上去青海进行营救工作。
于是德涵与宪民又乘车赴张掖去见韩起功，韩见是经上峰介绍而来，颇为客气，他告诉德涵说：“黄番寺被围困的红军已解除武装，对人员都未加伤害，不久前已送青海去了。”
11周后，3人相继返回西安，把此行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交张文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马德涵和马宪民长途跋涉，表示感激。
1937年4月，国民党青海省主席马麟朝觐西归，在西安暂停几日。吴鸿宾向张文彬报告了这一消息。周恩来得知后，决定与马麟见面，对营救西路军工作定有好处。于是，在我地下党组织和回族同胞的精心安排下，马德涵以个人名义邀请马麟来家中做客。在天锡楼回民餐馆包了一桌宴席送到西羊市71号马德涵家，请马麟及其秘书谭克敏届时前往。马麟等应邀准时来赴宴，马德涵向马麟介绍了早已等候于此的周恩来，这种特殊的安排，出乎马麟意料之外，顿时大惊失色，但又很快恢复正常，连忙伸出手来，向周恩来说道：“啊，幸会，见到周先生很荣幸!”席间，周恩来向马麟讲了我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希望青海方面优待并送还红军被俘人员。马麟表示赞同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方针，为营救西路军尽力。散席后，周恩来与马麟握手告别。
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回族爱国志士马德涵、马宪民、吴鸿宾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辞辛苦，西行河西；不怕风险，宴请马麟，为营救西路军起了积极作用。加之以后我党做了大量工作，使失散或落入敌手的红军指战员大部分相继重返党的怀抱。
《近现代回族人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