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一)
　　高桂滋，字培五，1891年农历9月20日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一个贫苦家庭。父名高智，字若愚，曾在官邮(驿站)当信差。高桂滋同胞五人：长姊高淑筠，嫁定边人郑思成为妻，弟高桂山，成年后在陕西靖国军胡景翼部任营长，因病早亡。妹高玉兰、高住生嫁给曹、左两家。
　　高桂滋因家贫，仅读了几年私熟，于1905年同其弟到外祖父家的挂面小作坊当学徒。1911年返回定边，在姐夫郑思成的帮助下，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先后在郑部任军需、连长等职，后由姐夫郑思成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去陕西讲武堂学习。郑思成(原名郑*(外厂，内羊))是同盟会会员，在定边一带组织帮会为“龙头大爷”，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后，任陕西革命军统领，革命党人胡景翼派郑回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及吴起三川扩充实力。高桂滋讲武堂毕业后回到定边，任县保安队队长。
　　1919年，保安队受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改编为连，高桂滋为连长，驻防绥德。由于他对井岳秀在陕北的作为十分不满，加之受到郑思成倒井思想的影响，便秘密联络陕北各县反井人士，积极准备起事。这时，郑思成任陕西陆军第一师胡景翼部团长，他利用各种机会给高桂滋运送武器，次数多了，被井发觉。1921年2月间，井岳秀派兵围攻高部。高事先得到消息，仓促在绥德提前起事，率部300余人西走三边。井岳秀派范笃生团追击，高部被包围在安边罗坝源陈大窝的土寨中达半月之久。后突围率部拟投陕军郭金榜，进军中又被追兵打散，高到亥家洼和余部会合后继续南行，到古洛源县的铁边城，又被范团的一个营包围，激战一昼夜，双方都有极大伤亡。正在危急之中，适有当地民团齐兆庆，因事先不明情况，想乘混乱中拣几支枪，便向包围者一阵乱打，范团以为高的援兵来到，仓惶撤围。高部退出铁边城到张家湾子，才知道营救他的是旧友齐兆庆。故友不期而遇，悲喜交加，遂合兵一处，继续南行，5月间至甘肃平凉，这时仅余八人跟随(王子宜、叶森林、杨世立、刘士礼、廖宝山、王更兴等)高到平凉后投奔甘军陇东巡防军帮统(后为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高招集旧部被编为两个排，一排驻固原，一排驻泾川，高住平凉。
　　1922年，井岳秀得悉高桂滋在平凉，呈报陕西督军陈树藩行文甘肃，要求扣押高桂滋及其随从，张兆钾即解除了高的武装。后来，高得到张兆钾的高级幕僚寿云亭(即寿爵天)的营救，两人一起潜逃。从此高与寿成为莫逆之交。
　　(二)
　　高桂滋和寿云亭逃离平凉，经西安到河北顺德投靠陕西陆军第一师胡景翼。胡见高体魄魁梧，谈吐忠厚，年轻有为，颇有好感。又因有郑思成的介绍，和对其胞弟高桂山(时已病故，曾在胡部任过营长，智勇双全，有“小罗成”之称)的怀念之情，遂委任高桂滋为骑兵营长，辖于郑思成骑兵团内。胡景翼还向井岳秀讲情，了结了高在绥德兵变之事。高桂滋曾返陕宁边境惠安堡集旧部王子宜、刘杰三等人，并采购军马后回河南，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高营补充了奉军投降士兵，增强了力量。
　　1924年秋，吴佩孚大集诸路军攻奉天(辽宁)，直奉战争再起。吴令陕军第一师胡景翼部开热河，向奉军右翼进攻，高桂滋的骑兵营亦随之出发开赴前线。时热河都统是毅军总司令米振标，米系陕北清涧人，也是拥吴反奉的。胡景翼、高桂滋都是陕军，与米振标又是同乡，相见之下，倍感亲切。高对米表示愿在这次战役中痛歼敌人，为米将军保卫热河，米很高兴地送给高二百枝枪。这是高桂滋得到米振标的第一次支持。
　　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全国舆论大哗，革命党人李大钊曾秘密联络较进步的军队首领酝酿打倒曹、吴。
　　在此期间，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秘密联系，同时联合奉军决计讨伐曹、吴。胡景翼奉命率部北进喜峰口支援，高桂滋骑兵营也随之出击，大败奉军。捷报至京师，曹、吴方庆幸间，而冯、胡、孙三部当夜回师，出其不意，占领北京，冯玉祥既执曹锟，又逐溥仪出宫。冯、胡、孙共同组织国民军，冯玉祥为总司令，兼长第一军；胡景翼、孙岳为副总司令，分长二、三军。升任高桂滋为国民二军独立团团长。高在北京曾晋谒李大钊先生，并接受李的指示，高表示拥护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吴佩孚溃败后，张作霖乘机入天津，冯、张共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1924年11月下旬，胡景翼率所部及米振标部并得到国民三军的协助，沿京浦线南下，在黄河以北漳河打败了吴部寇英杰、李济臣等部，占领了开封，时镇嵩军憨玉琨部集结在洛阳以东。同年12月胡景翼就任河南军务督办，为了统一河南军政，曾经请张钫(伯英)从中调处“憨部调陕，胡在陕余部调豫”，憨不同意，遂于1925年2月爆发了胡憨之战。高桂滋团参加讨伐憨玉琨战争。经黑石关、虎牢关、洛阳等几次激烈战斗后打败了憨玉琨，憨在嵩县病死，豫局大定。胡憨战争结束后，高桂滋团驻河南武安整训。由于久经战斗，枪枝损坏较多，高征得上级同意，购买步枪两千支，实力大增。
　　北方军阀曹锟，吴佩孚被打垮，国民军一、二、三军联名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是，孙中山先生不幸于3月12日病逝于天津；4月10日胡景翼病逝于开封。全国震动，军阀混战又起。
　　胡景翼逝世后，由岳维峻继任豫督兼国民二军军长。岳维峻自任督军后，骄傲专横，引用私人，对外树敌四邻，对内猜忌压制。加之将傲兵横，军纪废驰，引起河南人民的极端反感。
　　1925年冬，岳命令邓宝珊率第七师、第二师史可轩旅、高桂滋团，协助国民三军孙岳攻马厂、天津讨伐奉军李景林，高桂滋团在保定东南作战。此役国民军胜利，高桂滋因功升任国民二军第三补充旅旅长。后岳部在山东、山西、豫东战役中连连受挫，豫西刘镇华残部也乘机进犯，国民二军遂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当敌军逼近开封时，各部队争先夺路西逃，士兵溃散。后岳维峻亦被晋军扣留。
　　当国民二军在豫溃逃时，郑思成和高桂滋两旅未随之西去，将部队开过黄河到原来防地，郑思成部驻邯郸，高桂滋驻武安。这时，毅军米振标投靠吴佩孚，任开封警备司令，闻高部退驻武安，一则为了增加毅军实力，二则念及同乡之谊，恐高部孤立被歼，于是任命高桂滋为毅军第五混成旅旅长。这是米振标对高桂滋的第二次支持和协助。
　　高桂滋旅所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王子宜，第二团团长邢肇棠，第三团团长刘杰三。当时高已认识到毅军暮气已深，杂以乌合，米亦年老，无所作为，投米只是为了暂时保存实力，以图发展。
　　1926年冬，高桂滋旅随毅军开赴河南开封，旅司令部驻淮阳。这时，河南局势非常混乱，各部队割据地盘，称霸一方。各派系头目今天联甲倒乙，明天拉丙打丁，在这互相撕杀的局面下，杂牌军队成了各方拉拢的对象。1927年春，直、奉双方都送委任状给高桂滋编师，高都未接受。那时，高在淮阳升起青天白日旗，就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师长职。高原认为国民革命军很快可以到达河南地区，不料迟迟未到。这时，淮阳四周驻军都是直、奉系部队，虎视眈眈，都想吃掉高的部队。在这环境恶劣、险象丛生的情况下，高桂滋派高建白、霍子乐去武汉与武汉政府接洽，报告河南情况，请速北伐。
　　同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发表高桂滋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九军军长。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组织科长林熙盛给十九军派来政工人员四十多名。高桂滋在淮阳集中部队，正式就任新职，誓师北伐。当时，首当其冲的任务是解决驻淮阳和周家口的直军闫曰仁师。而闫曰仁也鉴于北伐军已推进河南，邻近的高桂滋又竖起革命军的旗帜，对他威胁甚大，决计先吃掉高桂滋。闫曰仁让他的儿子闫筱山以请高到周家口商洽投北伐军为名，阴谋将高部缴械消灭。高桂滋事先已察知其阴谋，便将计就计慨然应允。次日，高和闫一同乘车前往，车行中途突被高部伏兵阻拦检查，将闫筱山扣绑，又驱车返回淮阳，立即将闫团分割包围。闫筱山团是个有六营兵力、三千多人的加强团，经过数小时激战，全部被缴械。周口的闫曰仁得悉，曾派一部分兵力来接应，遭到高部邢肇棠团迎头痛击，逃回周口。
　　高桂滋解决了闫曰仁的主力闫筱山部后，即由淮阳出师北伐，迅速战领了兰封、考城、民权三县，继续向归德(商丘)挺进。这时吴佩孚部军长兼河南省省长寇英杰，归德镇守使郭振才都盘据在归德，闻十九军来攻，二人畏惧潜逃，所部投诚。那时国民革命军先声夺人，高桂滋凭借革命军声威，只带一营兵，将寇部两个师、郭部一个师收编。两天后高的部队才陆续到达归德，豫东陇海路沿线得以安全通车。当时武汉政府认为高桂滋的部队表现杰出，因此将暂编十九军编入唐生智的第四方面军建制。后汪精卫背叛革命，实现了所谓“宁汉合作”，武汉政府迁到南京，武汉由唐生智坐镇。高桂滋的暂编第十九军，奉命开赴安徽，共有王子宜、邢肇棠、何敬廷、蒙锡元四个师和刘杰三、刘鹤鸣的两个旅及一个骑兵团。
　　1927年秋，蒋介石被迫下野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当权。为夺取武汉三镇，利用唐部军长李品仙是广西人的关系，私下联李反唐，桂系军长夏威、胡宗铎长驱直入，十九军奉令阻击，惨遭失败。桂军进逼武汉，唐生智只好下台，高部在新败之后，退驻安徽太和，却又遭直鲁联军和寇英杰部的联合进攻。寇英杰密派代表拉拢何敬廷、蒙锡元、刘鹤鸣三部，这三人投寇而去。
　　就在这危急关头，国民联军第十军杨虎城的部队由陇海路向东南撤退到太和，直鲁联军和寇英杰以为杨部来支援十九军，立即向东退却，停止战斗。其实杨军是来皖北太和县休整的。后杨虎城部驻太和、亳州和河南的鹿邑一带，高桂滋部驻阜阳、颖上、蒙城一带。在此期间，南京政府任命柏文蔚为皖北宣慰使。柏和高原是朋友，编高部为新编十九军，临时归皖北宣慰使柏文蔚指挥，清剿流窜皖北的杂牌部队和土匪，高派兵剿灭杨永光、王扁头两大股匪，地方赖以安定。
　　1927年1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于1928年2月15日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改编军队，成立四个集团军：蒋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闫锡山、李宗仁分别为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3月，蒋下令各集团军继续进行北伐。
　　蒋介石编高桂滋的新编十九军为第四十七军，归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方振武指挥，参加北伐。高去南京晋谒蒋介石，接受命令，这时第四十七军辖一○六师、一○七师、一○八师、教导师、骑兵团、教导团，共四个师、十三个团。
　　部队出发前，高令一○六师师长王子宜为本军驻阜阳后方留守司令，指挥该师第二团、教导一团和教导团，维持后方，加紧训练。又令一○七师李团艾捷三营暂留蒙城候令出发。高率部于1928年4月初由安徽阜阳出发，经亳州进入山东成武与方振武军团会合，参加讨伐奉系直鲁联军战争。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相继叛变革命，进行“清党”反共，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那时高桂滋部也有不少共产党员，高没有执行蒋、汪屠杀共产党人的命令，对共产党员愿留高部工作的可更名继续工作；愿离开的发给路费，团级三百元，营级二百元，连级一百五十元，排级一百元，礼送出境。与此同时，各地被清洗的一批青年，先后来四十七军。高桂滋素来爱护青年，把这批青年同在淮阳招考的七十多名学生，编为学生大队，直辖军部领导，预备训练一个时期，分别派到各师担任基层干部。1928年元月，以学生大队为基础成立教导团，任命高建白为教导团团长。 
　　1928年4月中旬，高桂滋率四十七军到山东成武后，与方振武军团会合。方、高两军协同贺耀祖部攻克济南。不料日本山东驻屯军福田师团，竞出兵阻挠，包围四十七军军部。蒋介石下令撤出济南，高部迫不得已，乘夜突围。贺、方、高三军自济南突围脱险后，协同一部分友军绕道鲁西，越黄河北进，占领沧州、德州。之后各路大军分头并进，势如破竹。孙传芳见大势已去，通电下野，残部投诚。张作霖偕文武官员狼狈出关至皇姑屯，被日军预埋地雷炸死。所部奉军由张学良统率撤退关外。6月初北伐军进占北京、天津。
　　北伐战争基本结束后，参战各部队都集中在河北京、津一带。四十七军高桂滋部驻遵化、蓟县、三河、通县各地。
　　这时，蒋介石提出裁减军队，并成立了编遣委员会。蒋介石裁军目的是削弱非嫡系部队，这就引起非蒋嫡系部队的愤恨，造成后来的倒蒋中原大战。
　　1929年初，国民党政府派点验委员吴忠信来第四军团方振武部点编部队。当时高桂滋的四十七军共有十三个团，却缩编为一个旅(番号是一三三旅)，给高留了三个团，剩余十个团编给蒋介石的部队。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但未裁减，反而扩充了。就连北伐军的敌人——原属直鲁联军的孙殿英、徐源泉等投诚部队，也都整编为师。因此，高对蒋十分不满。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将一三三旅改编为独立第十旅，开赴山东归陈调元指挥。从此高与方振武脱离联系，方部开到安徽，后被蒋消灭。
　　(三)
　　1929年秋，高桂滋率部到达山东，驻防临沂、枣庄、莒县、诸城、安丘一带。
　　在山东的驻军除陈调元军外，尚有不少杂牌军队，计有马鸿逵、刘珍年、范熙绩、任应歧等部。某次，山东省主席兼驻军总指挥陈调元召集驻鲁各师旅长会议，会议期间，马、刘、任、高四人经常聚集一处，私下会议，高桂滋首先提出反蒋。刘珍年说：“只要有机会，我愿以培五兄的马首是瞻，请培五兄领衔通电倒蒋，我愿署名，咱们就在山东首先干起来。”马鸿逵和任应歧都表示同意。
　　1929年冬，各方倒蒋浪潮高涨。12月唐生智通电讨蒋，汪精卫、闫锡山等均署名，通电中也列有高桂滋的名字。当时高正在天津，急忙赶回济南去见陈调元，陈请求高设法保存他的实力，并对高发誓愿参加反蒋，合作到底。这时高桂滋一面部署军队，一面电告马鸿逵、刘珍年、任应歧，约定通电反蒋日期。但几天以后，刘珍年复电称：“事关重大，必须慎重，待各方情况了解清楚，再发通电。”马鸿逵首鼠两端，态度不明。任应歧也不愿署名。不久石友三取消独立，闫锡山不仅不响应唐生智的通电，反而出兵打唐。反蒋战争，没有爆发，陈调元转危为安，高桂滋的举动却被陈调元侦悉。陈随即向蒋介石汇报了高桂滋的情况，并建议将高部解决，以除后患，蒋指示先将高部晋级编师，然后再设法除掉。
　　1930年1月，蒋介石发表将独立第十旅扩编为新编第十九师。辖三旅六团：第一旅旅长王子宜，辖第一团(团长罗子屏)，第二团(团长刘孔彰)；第二旅，旅长刘杰三，辖第三团(团长李少棠)，第四团(团长梁文铁即梁铎)；第三旅，旅长高建白，辖第五团(团长傅鹤卿)，第六团、(团长何文鼎)。
　　此时，高桂滋虽然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编组部队，但仍决心反蒋。蒋介石对高桂滋加官晋级使其就范失败后，决定用武力解决。陈调元部署兵力，经过激战，高桂滋被包围于莒县。
　　1930年3月21日，闫锡山、冯玉祥公开发出了反蒋通电后，反蒋各方陆续起而响应。4月1日闫、冯分别就任总、副司令职，并决定在北平组织军队政府，4月中旬闫、冯和蒋介石双方开始了大规模的中原大战。
　　4月下旬，闫、冯两军在津浦、平汉、陇海全线出击。闫锡山委任高桂滋为第十路总指挥兼鲁南警备司令。鲁西吃紧，陈调元被蒋介石调往鲁西作战。鲁南一带由韩复榘、马鸿逵部接防。晋军攻入山东后，韩复榘连吃败仗，对诸城、莒县围而不攻，马鸿逵再次派代表来莒县与高桂滋谋划妥协，高也虚意委蛇，表示感谢。但随即通知高建白继续加强防御戒备，不得松懈，在晋军未到达前，不单独出击。
　　7月中旬，高桂滋得悉晋军于6月底占领济南，命令高建白配合王、刘两旅来莒县解围。诸城高旅接到命令后，决定主动出击消灭马军李旅，然后配合王、刘两旅解莒县围。8月11日夜，王、刘两旅由沂水急行军到达莒县，12日拂晓开始出击，激战一整天，莒县之围遂解。
　　莒县解围后，高桂滋决定部队在诸城集中，然后直取高密。18日部队进至沂水，据报蒋军增兵五师后攻济南，泰安失守，济南混乱，后又知晋军全线溃退，已过黄河北岸，这时胶济线黄河南岸只剩下高桂滋的一个师，又处在四面包围之中，高即率部突围北撤，并通知诸城高建白自行突围北上渡河。
　　高桂滋一、二两旅由沂水突围，冲过铁路，于9月初到利津县黄河南岸时，前有大河后有追兵，处境十分危险。高即命令部队构筑工事抗击追兵。次晨高带参议、副官、卫士数人，用门板捆扎成筏，漂过黄河，即派副官曹聪、叶茂林两人赴惠民县见晋军前线总指挥张荫梧要渡船，又派参议李子奇、杨玉尘去利津县见县长。李、杨两人进城滞留一个多小时不见出来，却见十多名骑兵出城策马飞驰，高误为情况有变，身边既无兵护卫，又不能回到南岸部队，只得独自便装到青岛乘船至天津。实际上那十多名骑兵，是利津县长带人出城迎接高桂滋的。
　　部队由王子宜率领北渡黄河，撤入山西，诸城高建白突围北撤被阻，只好退到日照。高建白将部队交吕晓涛代理，只身回北京，后高旅残部被韩复榘缴械，高桂滋鲁南反蒋战争至此结束。
　　(四)
　　历时半年的中原大战结束后，退入山西的反蒋部队除晋军外，尚有冯玉祥部宋哲元、刘汝明、张自忠以及庞炳勋、高桂滋、孙殿英等部。是年冬张学良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奉蒋介石的命令，负责整编在山西的部队。高桂滋部在反蒋前为新编第十九师，反蒋时闫委为第十路总指挥，后改为二十三军，经过八个月的围困战斗，损失很大，到达山西后，全部只有三千多人，临时编为第十一师。整编时又编为正太护路军第一师，总算保存了一个师的番号。
　　1931年高桂滋的部队驻防平定期间，连长万熙峰、营副蒲子华、班长刘明德等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兵变，拉走部队七个连，近千人。兵变时，高正在北平与张学良商讨部队前途问题。副师长刘礽祺电高报告兵变事，高复电令勿追击。
　　1931年5月，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东组织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和张学良，闫锡山也策动晋军与石友三、韩复榘倒张反蒋。石友三遂举兵进攻东北军，张学良退至保定，向蒋告急。7月蒋派刘峙、顾祝同沿津浦线北上援张，并调商震出兵石家庄截击石友三后路，石友三兵败向蒋军刘峙缴械。高部补充了石友三降兵三千多人，并通过张学良补充了一批械弹，实力大增。经张学良向蒋介石通融，于1931年11月将高桂滋部正式编为陆军第八十四师，辖两旅：二五○旅(旅长王子宜)驻武安，二五一旅(旅长高建白)驻磁县，师部驻邯郸。
　　1933年1月初，日寇占领山海关，热河吃紧，平、津震动。当时华北除由东北溃退入关的东北军外，蒋介石又调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三十二军商震部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以及蒋的嫡系徐庭瑶军(辖第二师、二十五师、八十三师)等部队，统一由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指挥，何应钦秉承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想守住长城各口——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和冷口。独石口的防务由傅作义部队担任；古北口方面由徐庭瑶部队担任(先由杨杰任总指挥，后改为徐)；喜峰口方面由宋哲元部队担任；冷口方面由商震和高桂滋部队担任；东北军担任北宁线天津至冷口以东防线。另外孙殿英部队在多伦以东地区威胁敌后。冷口方面的军团总指挥商震，副总指挥高桂滋(兼三十二军副军长、八十四师师长)，军团指挥所设在建昌营(后在开平)，高桂滋的副指挥所在大马庄。
　　3月7日，日军开始向二十九军、八十四师发动进攻。我军居高临下，打退了敌军进攻。嗣后敌人用飞机大炮配合猛攻，我山顶工事多被摧毁，几处高地，失而复得，来回拉锯，这样坚持了五天，伤亡很大，连、营长负伤的也很多，高桂滋征得商震同意将部队撤至第二线。这次抗战，八十四师损失一千多人。
　　长城抗战结束后，八十四师奉命驻北平东郊东坝镇，稍事补充整训，后调河南新乡驻防。 
　　1934年2月，高桂滋部奉命追剿刘贵堂土匪于灵宝、卢氏、嵩县一带，移驻洛阳。
　　(五)                
　　1934年10月，蒋介石来西安了解和部署西北剿共计划，途经洛阳邀高桂滋一同去西安。时陕甘边区的红军也日益壮大，到处袭击，使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和陕北的井岳秀(八十六师师长)顾此失彼，难以维持局面，而东北军正拟调陕，尚未到达。
　　杨虎城向蒋介石建议，调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开赴陕北绥德，其目的是他和高是患难朋友，又都是杂牌部队，是蒋介石迟早要消灭的对象。东北军来了，还不知怎样，高的部队调来，可以相互支持，同谋共事，以求生存。
　　其实蒋介石来西安前，早已决定调高桂滋部到陕北剿共。杨的建议正中下怀，因为他对高在山东曾反抗过他，始终怀恨在心，调高到陕北剿共，既可以削弱陕甘边区红军力量，也可能由红军把高部消灭。当时蒋还表示高部到绥德后将八十六师井岳秀归高指挥。给高桂滋编军。其实只是口头说说，并未实现。蒋深知高、井有宿怨，故令高、井两部驻在一起，如果互相火并，也符合他分化瓦解消灭异己的愿望。
　　高桂滋当时的想法是：自统军以来，几经沉浮，稍有不慎，便有卷入旋涡而沉没之患。自北伐后在山东反蒋未成，不得已仍归蒋统制，尤其驻在洛阳这个交通要道，随时都有被蒋宰割的可能。张学良、杨虎城在过去内战中互相支持，早有渊源，到陕北绥德，既可脱离蒋介石的压力，又能依附张，杨发展。至于陕北的革命形势，他原认为不过是官逼民反，只要军队纪律严明，不扰害地方，就会相安无事；而对刘志丹、谢子长，他却以为是地方晚辈，通过相劝，就可收编。即使红军不受收编，也不敢和他为难。更让他称心的是，当年离开陕北，仅剩八人，今日雄兵上万，可谓衣锦荣归。因此，当离开洛阳之时，兴高采烈，把扩充势力放在第一，把剿共任务置之次要。
　　1934年11月20日，高部全部到达陕北。在洛阳出发时，防地规定：八十四师防区为绥德、吴堡、清涧、安定四县；延川以南属杨虎城部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榆林，米脂、佳县、横山、神木、府谷、定边、靖边属八十六师。八十四师到达陕北，首先与八十六师为防地问题发生意见。高桂滋除绥德等四县外，要井岳秀将三边划归八十四师。井为解宿愿，同意让出。此后不久，杨虎城又将延川、延安、延长划给八十四师。    
　　八十四师初到陕北的兵力部署情况：
　　师部及二五○(旅长刘杰三)旅部驻绥德县城；四九九团(团长任子勋)及所属第一营驻义合镇，第二营担任绥德城防，第三营驻宋家川。五○○团(团长李少棠)及所属二、三营驻瓦窑堡，第一营驻薜家沟。二五一旅(旅长高建白)旅部及五○一团(团长吕晓韬)第三营驻清涧，第二营驻延安，第一营驻延川，师骑兵连驻延长。五○二团(团长艾捷三)分驻定边、安边、靖边。比原规定防区多五个县，共占九个县。高桂滋认为，只要他的部队驻扎在各县城、集镇，红军自然不敢乱动。八十四师初到陕北，只知刘志丹、谢子长是陕北红军领导人，具体情况一概不知。部队分驻各县后没有主动出击红军。红军亦未攻击八十四师，一段时期比较平静。其实刘志丹等并没有因八十四师来到陕北而停止活动，他们经过周密的调查了解，将八十四师的兵力配备、驻地、连以上的军官性情和作风等摸得一清二楚后，随即开始配合地方赤卫队进行袭击。
　　1935年元月，正值春节前夕，军民都忙着准备过年，驻军毫无戒备。红军配合当地赤卫队，深夜对高部梁营二连突然袭击，二连措手不及，仓促应战，连长耿勤修被打死，伤亡三十多人，武器损失大半。红军在南沟岔取得胜利后的第八天，又在清涧县闫王砭歼灭八十四师一个连。红军经过南沟岔和闫王砭的两次胜利，兵力和武器都得到了补充，到处袭击和困扰八十四师各部。
　　驻清涧二五一旅旅长高建白顿感防区辽阔，兵力分散，屡电绥德师部请求增加兵力。高即电令驻三边艾团郭营开赴清涧，并派二五○旅旅长刘杰三率兵两营去瓦窑堡，检查军纪，护送军用物资。
　　郭营到清涧后，高旅长派郭营驻安定县杨家园子，并令修筑工事，确保煤窑安全。郭营凭借坚固的工事，红军攻之不克，向西退去。营长郭子封率全营出动，跟踪追击，到吴家寨子附近遭到红军包围，结果郭子封阵亡，全营覆灭。
　　二五○旅旅长刘杰三率兵两营及军用物资，以及几个军官的家属，于5月2日到达清涧。即派左象亨营长率兵两连及弹药、家属先去瓦窑堡。左象亨率部由清涧出发，路遇红军，经激烈战斗，左象亨全军覆灭，数十驮军用物资和家属等均被红军缴俘。
　　后据被俘释放回来的人说，战斗结束的第二天(5月6日)红军在甘家湾召开大会，红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和师长杨琪都在会上向郭、左两营被俘人员讲了优待俘虏的政策，并号召八十四师官兵参加红军共同抗日。当场就有一百二十多人报名参加了红军。对不愿参加红军的官兵及家属，每人发给路费4元护送到清涧。
　　此后，驻延长的骑兵连又被红军解决，连长汪镜河被俘。接着红军又袭击了八十四师驻绥德双湖峪(现子洲县)三皇峁以及绥德城南的慕家沟、张家圪台等地的部队。这时绥德空虚，即调驻义合镇任子勋团回绥德。八十四师受到红军连续打击，损失惨重。高桂滋经过深入了解情况后，才感到情况严重，认识到对陕北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原来企图收编红军的打算实际是个空想。
　　1935年9月5日，徐海东将军率红二十五军到达清涧边界的永坪镇与刘志丹将军的红二十六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不久，中央红军亦到达陕北。这时，张学良派东北军七个师到陕北打红军。东北军一一○师在劳山(延安至甘泉之间)全部被红军歼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接着红军又在甘泉县南榆林桥一带消灭了东北军一○七师一个团。11月东北军一○九师在富县直罗镇、张村驿与红军作战，遭到全军覆没。师长牛元峰被俘。这时张学良惊慌失措，一筹莫展。
　　东北军到达延安地区后，高桂滋决定放弃清涧以南防地(瓦窑堡是1935年11月16日放弃的)。同时将远离绥德四百多里的三边防地守军撤回绥德(三边由宁夏马鸿逵部接防)。集中部队固守绥、清一线。并在九里山一带修筑工事，沿线修筑碉堡，维护绥、清大路安全。驻延安梁营经山西于12月返回绥德。    
　　在这期间，八十四师处境十分困难。高桂滋从企图收编红军，通过总结教训和理性的分析，改变为联合红军以保存实力。共产党也因为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部队损失很大，初到陕北，又要对付蒋介石的大规模围攻，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因此对不愿意和红军打仗的国民党八十四师极力争取。高桂滋通过共产党员马志明同红军取得联系，毛泽东当即致函高桂滋。1935年12月24日高桂滋派中校秘书马文生和共产党代表赵仰甫会于苗家沟。经过会议，在毛泽东主席所提各项条件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
　　1、彼此表面对立，暗中互不侵犯，允许小冲突，以障外人耳目。
　　2、红军进攻其他国民党部队，八十四师不予支援。
　　3、红军急需物资，八十四尽可能暗中支援。
　　4、红军为高桂滋编军、暂时保密不公开，到时机成熟再公开合作。
　　5、彼此约定密电本及以后暗中联系方法等。
　　从此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八十四师开离陕北，红军与八十四师再未发生磨擦。
　　1936年11月底，即西安事变前半个月，有一天下午一时许，张学良和杨虎城乘飞机两次到达陕北和高桂滋见面，一次在榆林，一次在绥德，这些都是酝酿西安事变的前奏。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蒋介石兵谏，提出八大主张，通电全国。事变后张杨电告高桂滋。次晨，部队朝会，高桂滋对部队讲话：“我们国家自辛亥革命二十多年来，连续处于多事之秋，一波未息，一波又起。听说西安张副司令(学良)有个主张，我们不管什么主张，谁是为国为民，我们就拥护谁；谁是祸国殃民，我们就反对谁。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已经五年多了，现在又侵犯我察绥。我们决不愿做亡国奴，大家不要灰心丧气。我们全体官兵要加紧训练，练好杀敌本领，要为保卫国家做出贡献！”
　　西安事变后，师政训处处长张海容拟好谴责张杨电稿，要高签名通电，被高拒绝。高曾到榆林与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会谈，商定待闫锡山的态度明朗后再决定他们的态度。高亲自去太原与闫会晤，希望闫领衔支持张、杨。闫表面答应，却迟迟不公开表态。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高桂滋和高双成才联名发出拥蒋电报。
　　(六)
　　高桂滋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率部参加过南口、平型关、圻口、中条山等重大战役，为著名的抗日将领之一。
　　一、南口战役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高桂滋主动请缨，他立下遗嘱：“立志抗日，如果牺牲，将遗产给定边县(高的故乡)建一所中学……”以示决心。7月9日，高即离开绥德率部东渡。在大同接蒋电，任命高桂滋为十七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辖八十四师和二十一师(李仙州师)两个师，归十三军汤恩伯指挥，开赴南口。高、汤二军行至怀安县柴沟堡时，却遇察哈尔省省主席刘汝明欲求苟安而不让抗日部队入察。高只得只身夜潜张家口，以国民军朋友的身份对刘汝明进行劝说。待高部进入南口左翼阵地后，加紧修筑防御工事，积极迎战来犯之敌。8月16日，高部侦得长城外井儿沟、巴图营子有日军挑衅，企图牵制我军以夺取南口。高即指挥一营佯攻，另两营夜出长城急行二十里围歼敌团。20日高又指挥部队围歼教导五团于唐子口外喜峰砦。此两战役共打死打伤敌人八百余名，俘敌二百八十人，缴获迫击炮六门，轻重机枪十三挺，战马百余匹。南口战役后期，高部担任总后卫队时，有一营被围，大部壮烈牺牲。
　　二、平型关战役
　　1937年9月中旬，察东、晋北相继失陷，我抗日部队布防平型关准备对日决战。高部担任平型关左翼防务。北起1886.4高地(不含高地)，南至平型关北(不含平型关)，全长三十里，指挥部设在迷回村。9月22日，高部进入阵地，连夜派出部队破坏关外公路，阻止日军前进，遂与日军先头部队遭遇，大战从此开始。23日，日军出动飞机大炮对高部阵地狂轰烂炸，掩护进攻，战士英勇杀敌，随后转入肉搏。敌死尸累累，高部也牺牲众多。高多次向闫锡山告急，闫表面应允，实则按兵不动。高只好命令部队战至最后一人也要完成任务，并亲赴前方督战。这期间，晋军所守的1886.4高地两次陷落敌手，高为了全线存亡，两次派吕晓韬团长率奋勇队夺回高地。这一战役刚开始时，驻守在灵邱通往平型关公路的南山岳地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林彪师长，曾派联络参谋来见高桂滋，希望高部能坚守三天。结果高部在平型关团城口一线拼战了五天五夜，对一一五师歼灭敌板垣师困二十一旅团起到了配合作用。26日凌晨，在平型关受挫的日军板垣师团，以重炮向高部阵地猛攻，高部在伤亡三分之二以上兵力的情况下，寡不敌众，全线溃退。
　　三、太行游击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战役
　　太原失陷后，高桂滋部在晋中继续与日军作战。1938年2月，高部拟收复山西平遥，与日军遭遇，骑兵营长史文华壮烈牺牲，日军还为之立碑以表彰其玉碎精神。1938年3月至1939年3月，高部归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高抽派许多军官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学习游击战术，并在平遥、介休、灵石、霍县一带的铁路沿线积极开展游击战。3月初，为阻击山西日军应援台儿庄，高部在当地牺盟会协助下，七天内炸毁桥梁、涵洞廿余处，烧毁枕木五百多根，收回铁轨等金属九千多斤，电线三万余斤，使同蒲路二十一天不能通车。同年7月至年底，高军先后在辛置车站、张庄车站、大川岭、婆婆崖等处袭击日军列车，先后粉碎敌人在伯乐、源头、杨家庄三次围攻，击毙敌田野大队长、高书方三郎大尉队长等十二名军官、士兵一千余人，缴获敌炮车五辆及大量军需弹药。在高军截击日军列车二十余辆后，霍县敌军来信说：“贵军与我皇军作战，应正大光明，约定时间、地点，以决雌雄，才是大国军队的风度，而偷偷摸摸之袭击，名曰游击战，虽然取胜，何以服人！以后贵军作战，应先期示之，我皇军决不爽约”。1939年初，以谷口师团长、矢野旅团长为首的霍县日军，出动兵力四、五千人围攻高部，并向高部阵地施放毒气弹，高部在当地群众配合下，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一天，高部侦得驻霍县日军矢野旅团长之兄出城考察，即设伏俘获。日军派飞机投送信筒，声称系地质学家，非军事人员，请求释放，并允十万元酬谢。高桂滋断然拒绝，并将日俘押送一战区长官部。1938年4月，高部与薄一波领导的决死一纵队配合，收复沁源，受到朱德嘉奖。
　　四、中条山战役
　　1939年4月，高部到达晋南垣曲县柴家圪堆，担任中条山下垣曲西北店上、曲家沟、焦家庆，结山一带防务。
　　6月平陆失陷，数千日军在黄河北岸烧杀淫掠，并以四个联队进犯高部防地，激战于婆婆岭、镇风塔一带。敌三次攻陷高军主阵地白石山，均被反攻夺回。此役历时七天。
　　9月，中条山我军重新部署：高部守横岭关，右翼是武庭麟、毕梅轩部，左翼是汤淮源、孔令珣部。后期在汤、高之间加入公秉藩师。这时日军已占领有利地形，我军只能在较低的对山设防。高桂滋记取了平型关战役的教训，用了几个月的功夫，终于在连绵十余里的阵地上筑起二百多座碉堡、石坝。敌人曾多次进攻，均遭失败，卫立煌和苏联顾问来中条山视察，曾大加称赞，并命令各军、师长官来高部学习。由于我方工事坚固，敌无法前进，双方对峙一年多。这期间，高桂滋、曾万钟等多次要求增加中条山守备部队，蒋介石不但不增兵，反将其嫡系调走，所留均系杂牌部队。
　　1941年5月7日，日军结集四个师团，分南北两路向中条山发起全线攻击。夜半，敌清水师团进攻高部防地，高部凭借坚固工事奋勇抵抗，敌未能得逞。但是，右翼武庭麟防地和左翼公秉藩防地被日军攻破，日军由莲花山、左家湾两翼包抄高部指挥所所在地——柴家圪堆。高部奉命转移第二线，并抢占曹家川黄河渡口。尚未到达新位置，即与敌军遭遇混战，军部与主力部队的联系被截断，整个中条山战区极度混乱。五集团军总司令部被冲散，三军军长汤淮源自杀，十二师师长寸性奇阵亡，九十军三十七师师长王俊战死，三十四师师长公秉藩、九十四师师长刘明夏、游击司令毕梅轩被俘。 
　　高桂滋决定向北寻找主力部队，行至南沟，遭到日机轰炸，军需处驮子和家属被炸。及至南山(古堆)，被日军两面包抄，军特务营就地抵抗，伤亡二百余人。高等一行驰马至申家沟，又被敌人三面包围，时军队人员早已失散，高桂滋等弃马钻入山腰灌木丛中隐藏。日军搜山，忽大雨如注，敌人退去。高在山上隐藏了几天，仍然找不到主力部队。一天夜间，军参谋长金醒吾、副官处长王秀泉劝说高另谋出路。金说：“目前我军主力存亡不明，日寇正在包围搜山，情况危急，很难脱险。即使脱险回去，蒋介石对你素有宿怨，能饶恕你吗？军座在北伐时曾和汪精卫有过交往，如果军座不愿直接与汪接洽，北平伪政权中有我的同学可代为牵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军座审时度势作出决定。”高听后大怒，对金、王和在场人员说：“这次中条山失败，责任不在我，责任在左右翼阵地，这点曾万钟总司令是完全知道的。况且胜败乃军家常事。北伐时我和汪精卫有过交往，当时他是国民政府主席，现在他是日本的奴才、汉奸、民族败类，而我是中国抗日部队的高级将领，我能投降他！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次能脱险回去就好，否则，我就自杀为国尽忠。”金、王二人见高不为所动，深夜逃跑投敌(金醒吾投敌后曾发表广播讲话，感谢日军不杀之恩云云)。金、王逃跑后，军部高级人员划分成小组疏散隐藏。高桂滋和副军长刘礽祺、秘书韩一帆、副官范国清等化装成老百姓，潜入石头圪塔，得到商民郑忠义相助，藏在英国教堂的地窑中(神父后被日军杀害)，后又经军部军医汤中甫和军需王子衡联系地方帮会头目郭金声，将高等藏在意大利的教堂(因德意日是轴心国，日军不搜查意大利教堂)。
　　十七军主力部队八十四师各团和特务营会合后，部队到达泥峪口，特务营长齐天然率便衣二十人返回敌区找寻高军长。时日军在中条山悬赏十万元搜捕商桂滋。经过我便衣队到处打听，毫无结果。我便衣侦察人员便将一具体形似高的尸体掩埋在土堆里，并在一木板上写“陆军第十七军中将军长高桂滋之墓”插在墓堆上。日军找到墓堆，加之高的坐骑已在十几天前被日军搜山时所获，因而日军确信高被击毙。当时敌伪报纸也刊登了高被击毙的新闻及尸体照片。后高军长在群众的掩护帮助下脱险，经乡宁、吉县渡黄河到宜川，历时三十余天。副师长高建白已先期脱险归来。
　　1941年7月，十七军奉命开驻河南新安补充整训。10月移驻渑池，担任守备东起新安石井西至陕县茅津渡全长二百多里的黄河河防。新二师担任西段，八十四师担任东段，军部驻渑池县北刘郭村。
　　当时河南省黄河北岸郑州以东地区又被日军侵占，麋集在河南的国民党部队约五十万人。由于中条山战役惨败，卫立煌被免职，继由蒋鼎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任副司令长官，蒋汤两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信，但二人为了争夺指挥权，先由磨擦而后形成对立。十七军驻豫西守备河防后，蒋汤两人都对高桂滋表示好感。蒋知道高在抗战中表现不错，希望高听他指挥；汤认为高在绥德和抗战初期归他指挥过，十七军和他的十三军并肩战斗过，因而决定把十七军列为加强军的编制(即一个军至少有三个师的足够人数和最好的武器装备)，并任高桂滋兼任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为李家钰)。可是蒋介石和军政部长何应钦对高不信任，只临时将王治岐的一六五师拨归高指挥，不到半年王师又调往他处，加强军徒有虚名。后来第一战区给十七军补充了一部分步枪、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武器。
　　当时渑池一带，不但有当地灾民，而中条山失守后由垣曲一带逃来豫西无以为生的人也很多。高桂滋征得各师、团长的同意，从全军官兵口粮中每月节约五万斤小麦，设粥场二十余处，救济饥民。每人每天能得到一小瓷罐麦粒粥，虽然不能饱腹，但可免于饿死。并将报废的旧军衣发给真正无衣的灾民，以御寒遮身。同时还将一批失去父母的难童，送往后方陕西眉县西寨十七军的农场办的子弟学校，一面求学一面在农场做力所能及的劳动。为此，在1943年秋十七军调离渑池时，渑池的灾民曾给高赠送颂词和对联，颂扬高的德政。
　　1942年春，最高统帅部任命高桂滋为中条山游击总司令。并令除了担任河防任务外，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河进入敌占区中条山打游击。高即抽调八十四师二五○团团长方凤璋率该团渡河去中条山，开展游击战，打击日军。1943年春派二五一团接替方团。在一次战役中，敌将我二五一团指挥所包围，团长杨世立中弹牺牲。杨团长是高在陕北起事失败最后仅存的人之一。杨的牺牲使高十分悲痛！
　　十七军自抗战开始连续作战六年，大小战役一百多次，旅长以下排长以上军官伤亡二百余人，原来的老兵损失殆尽，补充的新兵未经训练，就是这样的部队，不但要守漫长的河防，而且还要担任中条山敌战区的作战任务。重庆最高统帅部一再来电催促要高亲率部队渡河作战。高早已识破蒋介石借刀杀人消灭异己的阴谋，如果听蒋摆布，将来必然落个庞炳勋的下场。高桂滋和汤恩伯私人情感较好，高向汤再三请求允许十七军调后方整训一个时期。经汤恩伯电请蒋介石，蒋见高不上他的圈套，只好同意调回后方。 
　　1943年10月，十七军奉令调甘肃天水，豫西防务由三十九集团军高树勋部接替。
　　(七)
　　1943年9月，十七军由河南渑池出发到达陕西宝鸡。途经西安时，当时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胡宗南宴请高桂滋，表示慰劳。并要求十七军开赴甘肃固原，接替五十七军(胡的嫡系部队、军长丁德隆)防地。主要任务：一是封锁陕甘宁边区；二是防范回民叛乱。
　　十七军进驻固原后发现，那里的回汉人民群众对国民党部队都很仇视。高军长首先集中精力搞好军队和回汉人民的关系，曾三令五申，并多次亲自向官兵讲话，强调全体官兵必须严格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借用回民的东西，严令官兵不得私入回民往宅。对待汉民也一样。
　　高联络当地回教各派教主、阿訇和回汉上层人士，并聘请这些人为军部参议，通过他们向各地回汉群众解释疏通，消除军民隔阂，并指定韩一帆、马文生两秘书，经常与海原固原回汉人士联系。与此同时，还成立了民运工作队(队长高德卿)负责海原、固原和镇原各城乡的联络工作，了解当地民众与军队之间、回汉之间、民众与县政府、国民党党部、三青团之间存在的问题，及时商量解决。对解决不了的问题向军部反映，由军部出面邀请有关人员进行协商。高的这些措施，使军民之间、回汉之间、地方官员与军队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在十七军驻防固原两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过械斗和暴动事件。
　　十七军驻防固原主要的任务是封锁边区和防范回族叛乱。所以高桂滋一再告诫各部队：部队到前沿守备线后，只要共产党八路军不打我们，我们就决不挑衅打人家；它真的要打我们，我们也要自卫，但是这些情况我估计不会发生。对两边真正探亲访友的人，问清情况，允许往来，不得为难。总之，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我们尽可能克制，不搞磨擦、纠纷。
　　1944年春，中共陇东地委为争取和十七军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特派齐应凯来固原，利用齐应凯与高部团长齐天然的叔侄关系，通过齐天然转告高桂滋。齐天然见高用试探的口气说：“我有个侄子从陕北来，他听到边区一些负责人说，十七军是抗战有功的部队，高先生是陕北的忠厚长者，边区的部队不愿意和高先生的部队发生磨擦，希望各守边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高听了高兴地说：“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是一支很能打仗的军队。咱们十七军和八路军在平型关并肩作战，打垮了日寇板垣师团。咱们在太岳山区又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配合八路军打过游击战，他们英勇抗战的精神，我很钦佩。我同意他们边区的意见。即便胡宗南命令我打八路军，我也不打。请转告边区的负责人放心好了。” 
　　从此，齐应凯多次往返于边区和固原，与齐天然秘密联络。齐天然在高桂滋的默许下，建立了由固原经王洼镇(齐天然部队驻地)至三岔(边区部队驻地)秘密交通线，对边区物资和地下党工作人员以及十七军回陕北探亲官兵的进出提供了方便。1945年夏天，齐应凯来固原，带来了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两本书。齐天然将书送给高看、高看后曾对齐天然说：“那本书(指《论联合政府》)我看了。毛泽东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将来抗日胜利了，共产党势必要和国民党争天下，我看蒋介石未必能争过毛泽东。如果将来真能按《论联合政府》办事，毛泽东必将成为深受全国人民拥戴的一位英主。因此，目前我们不但要和共产党保持联系，更重要的是能保住我们这个部队。这样，将来联合政府成立，也有我们一份。中国和苏联一样了，那时候谁也不再要武装割据，我们也不需要武力了。”
　　在十七军驻防固原时，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先生曾给高桂滋来信，要高响应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号召，不要和边区部队发生磨擦，侵犯边区。高给杜先生复信表示赞同。  
　　1944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反动在经济上掠夺和军事上的失败，激起全国人民的普遍不满，广泛地响应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民主运动掀起了高潮，蒋介石大肆迫害爱国人士。那时在西安的朋友们商定杜斌丞先生去甘肃固原十七军高桂滋处暂避，如再紧急，即赴延安。杜先生即于同年冬天来固原住十七军军部。杜先生和高是多年的老朋友，又都是民主同盟成员。杜和十七军副军长高建白是表兄弟。因此，杜先生在十七军高级幕僚和当地有声望的人士中，毫无顾忌的大讲特讲民主运动。 
　　杜斌丞先生在固原期间，曾秘密策动高桂滋联共反蒋，建立“西北民主联军”，由高任联军总司令，通电全国，宣布中立，造成声势。不成则投靠共产党。高的意见是：要树旗反蒋，必须先占据一个有利的地盘，要求边区共产党出兵协助他解决马鸿逵，夺取宁夏。当时高认为即使共产党不便协助，他取代马鸿逵也不成问题。杜先生则主张现在就插旗反蒋，成立西北民主联军，最好暂不惊动马鸿逵，这样也就不会引起其他“三马”(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的反感。杜认为这样是有利的。
　　高桂滋经过二十多年戎马生活，部队经常流动作战，没有固定驻地，得不到发展。有些军队则因有了地盘割据而坐大。此时高确有以武力夺取宁夏的想法，但杜斌丞先生不同意，高亦犹豫不决，因而成立西北民主联军的事，只是杜和高口头说了一下，并未实现。
　　1944年春天，齐应凯来固原，带来一份由延安侦察到的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电。电文大意是，奸党分子杜斌丞在固原游说高桂滋，图谋不轨，应速逮捕法办。齐应凯还说延安方面请杜先生即来边区。与此同时，驻三边新十一旅旅长曹又参转来蒋、胡要迫害杜先生的消息，望杜速去陕北。高、杜商讨对策，高希望杜先生暂去边区躲避，杜认为蒋还不至于下手杀害他。
　　3月，蒋介石电调高桂滋去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高要暂离固原，对杜先生不能不有所安排。他征求杜先生和一些朋友的意见。并电询孙蔚如，经过再三研究，最后，杜斌丞先生决定返回西安。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刘杰三先生(刘系陕北绥德人，是高桂滋在绥德起义时领导人之一，曾在高部任连、营、团、旅、师长。抗日战争开始因病留居绥德)派其外甥马建飞来固原给高桂滋送信，询问高在抗日胜利后作何打算，意思是劝高起义。高复信表态，并请刘杰三先生转告延安领导：“共产党提出成立联合政府，我拥护。内战我不参加。如果形势所迫非参加不可，我只有解甲归田。” 
　　(八)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借口整军，大肆排除异己，开始整编他认为不可靠的杂牌部队。第十七军被列为第一批整编。命令十七军所属两个师八个团缩编为一个师(四个团)，保留八十四师番号，撤销新二师。另外答应拨两个师归十七军建制。这两个师一个是四十八师(师长何奇，是胡宗南嫡系部队)，另一个是十二师(师长陈子千，是朱绍良的部队)，高桂滋无权指挥和调动。
　　第一次整编刚完毕，国共两党在重庆和谈达成“双十协定”。这时，蒋介石召集军长以上高级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立即撕毁刚刚签订的“双十协定”，调兵遣将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1946年元月，高部在奉命开赴兰州途中，军事委员会发表高桂滋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十七军军长)，高由重庆飞兰州就职。2月，十七军奉八战区朱长官的命令开赴武威、民勤整训，归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指挥。高和赵都是陕西人，又是老朋友，两人都反对蒋介石，又受蒋的排挤，现在一起，志同道合，互相关顾，相处很好。
　　十七军驻防武威，又奉令将八十四师三个团(原为四个团，到兰州后将一个团编给十二师)缩编为两个团。师编为旅，军编为师。十七军经过两次整编，由原来的两师八个团，只剩下两个团了。
　　1946年5月，蒋介石在西安来电召见高桂滋和赵寿山。高桂滋预料到这次去西安不可能再回部队来了，召集团长以上官长研究办法。有的主张抗命不去，率部队取道内蒙沙漠，绕过宁夏，直插三边，投靠共产党；有的主张率部西上新疆，另谋出路。会上争论激烈，有的人声泪俱下。高态度严肃，一言不发，但不难看出他内心是十分难过的。会上争执不下，最后有人提议请赵总司令来决定。赵寿山听了大家的意见后，以命令的口气发言：“你们都给我乖乖的(意思是规规矩矩)，现在你们只有两个团的兵力，东去陕北，朱绍良和马鸿逵的十几万军队能让你们过去？西上新疆，当年红四方面军那样硬的部队都没有存住，你们能行吗？”停了一会，赵又极其温和地说：“我看，我和高副长官还是去西安见人家(指蒋介石)再说吧！”
　　会后的第三天，高桂滋和赵寿山去西安见蒋介石，胡宗南亦在座。蒋介石首先问高桂滋：“你的部队整编好了吗？”高答“整编好了。”蒋立即换了另一副面孔，脸色阴沉地说：“你这个人总是三心二意，去年杜斌丞到你那里干什么？杜斌丞是个政治骗子，他以前骗过我，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说不是。可是他到处替共产党宣传鼓动。他坏得很！你跟他一块鬼混能好吗？”高说：“杜斌丞是我的朋友，去年他到固原住了几天就回西安了。请委员长放心，我不会上当受骗。”蒋介石说：“总之，你不如赵寿山，寿山识大体，顾大局，现在决定寿山另有任用，你的资格老，不要再当军长了，给胡宗南当助手，哪里都不要去，部队交给何文鼎接管，你认为怎样？”高说：“我愿意出国考察”。蒋顾左右而言他，不予理睬。高、赵二人只好告退。蒋介石就这样三言两语，解除了赵寿山和高桂滋的兵权。    
　　蒋介石随即发表高桂滋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何文鼎为整编第十七师师长，并命令高桂滋亲自签发电报，调整编十七师到平凉待命。
　　从此，高桂滋成为徒有虚名毫无实权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一战区长官部改称为西安绥靖公署，但习惯仍称长官部)。 
　　高桂滋自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后，即居住在西安玄风桥私第(就是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囚禁蒋介石的高桂滋公馆)，深居简出，除奉命开会或派遣出差外，很少活动。胡宗南在高公馆门前经常派有特务，以摆小滩、开小铺等形式，日夜监视高的行动。并以更换汽车牌照为名，将高桂滋私人小汽车的牌照收去，不予换发(当时有规定无照汽车只能在城市行驶，不能出城)。
　　1946年夏，高桂滋去郑州开会结束，转北平探望在北平就医的妻子。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曾请高留北平任副长官、高谢辞。同年夏，中共地下党员杨晓初与高桂滋联系，经常出入于高公馆，受到高的掩护。高夫人叶惠珍为杨晓初存放中共地下电台一部，后被杨的侄女杨彬取走。高还经常将私人的汽车借给杨晓初做秘密活动使用。
　　同年夏秋之际，胡宗南在秦岭堵击李先念、王震部，高桂滋数次将胡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情况告诉杨晓初。同时蒋介石派汤恩伯来西安，部署胡宗南在冬天进攻延安，因高与汤恩伯关系较好，高去机场接汤并参加了胡宗南为汤举行的洗尘宴会，得知汤来西安的使命。次日汤恩伯、胡宗南召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仅有副长官裴昌会、高桂滋和参谋长盛文以及其他几名高级幕僚。高在会上有意识地提出：陕北地瘠民贫，多山缺水，冬季苦寒，不宜冬天作战，建议延期明春。汤、胡接受了高的意见。高将汤来西安的使命和进攻延安的决定告诉了杨晓初、杨转告中共西安负责人，电告中共中央。
　　1946年冬天，杨晓初夫妇不能继续在西安工作，高桂滋给杨办了一张护照(通行证)并赠杨手枪一枝。杨晓初身着国民党军官服，佩带少将军衔，偕同夫人离陕赴沪。后来在上海亦不能立足，离沪往北平，在高桂滋的北平家中短期逗留后，化装返回解放区。
　　1947年3月，胡宗南调动大兵十七万，大举进攻延安，拟任高桂滋为进犯延安的胡军前线指挥官，被高婉言拒绝。胡后改任裴昌会担任。胡宗南为了让榆林驻军配合他的进攻，派高桂滋飞榆林会晤邓宝珊。邓和高都是国民二军胡景翼的部下，两人又是老朋友，当时处境相同。邓、高商定应付胡宗南的办法：待胡军进入延安后，榆林派少数部队前进至米脂，借口榆林防务空虚，迅速撤回。高在榆林住了两天即返回西安。
　　9月，国民党召开四中全会，蒋介石为拢络各方面有影响的人士，指定高桂滋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高在南京开会期间，除于右任外，未和其他军政显赫往来。曾谒中山陵，游明孝陵。
　　10月7日，杜斌丞先生被胡宗南和祝绍周(陕西省政府主席)杀害。高异常悲痛，出资委托白伯英先生，将杜先生遗体安葬于西安北郊吕家壕。 
　　1948年夏，胡宗南任命曹日晖为十八绥靖区司令官(辖区为西安以西、宝鸡以东)；高桂滋为十九绥靖区司令官(辖区为西安以东、潼关以西)，高始终未到职视事。胡只好令何文鼎以副司令名义代行司令官职权。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已解放了渭河以北地区，逼近西安。胡宗南准备固守西安，垂死挣扎。又拟派高桂滋为商洛绥靖区司令官，高坚辞不就任。当时，党的地下工作人员齐应凯来西安和高联系，劝高就职，以便相机行动。高表示：胡宗南派我当绥靖司令官，人事权都由胡决定，我还是个光杆司令，我怎能相机行动？我在西安还可以为人民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我早已说过我宁当高级犯人，绝不作人民的罪人。你来了很好，可以通过你叔(指齐天然)掩护你们工作。不必为我担心。1949年4月，胡宗南迫使高桂滋将夫人叶慧贞及其独生子高斌送往重庆。行前，高给夫人一笔路费，嘱夫人等西安解放后，即取道香港回来。他自己准备西安解放时躲藏起来，不离开西安。5月18日，西安解放前夕，高桂滋和张凤翙、寇遐等人，突被胡宗南裹胁飞汉中。高到汉中即借口夫人有病飞往重庆。高到重庆不久，通过一个在重庆的香港英国洋行买办任维舟(陕西人)，购飞机票，拟去香港转赴解放区。重庆国民党一个小报刊登了这一消息，标题：“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桂滋将军购飞机票拟赴香港”，计划暴露，未能成行。 
　　10月，蒋介石成立“中国国民党非常时期委员会”，委员有钱大钧、张群等数十人，高桂滋亦被列为委员，并通知开会。高托病未去。 
　　11月，重庆行将解放，国民党在重庆的军政机关和要员们惊惶万状，乱作一团。高桂滋借机和弃职来渝的任子勋，通过任维舟介绍，躲入长江南岸海棠溪一家外国人开设的医院。胡宗南派少将副官处长刘大军，为高桂滋和石敬亭(原系冯玉祥的参谋长，1945年曾短期出任一战区副司令官)两家准备飞机一架，并负责护送飞往台湾。刘大军来上清寺高住处找高，高夫人假称高先生去北碚探望住院生病的儿子。刘连夜到北碚寻高不见，又来高家威胁高夫人，声称要将高夫人送台湾。高夫人严斥刘大军，要刘送还高先生。时重庆已闻炮声，黎明飞机将起飞，刘大军只好逃走。11月30日重庆解放，高桂滋将军从此摆脱魔掌，走向新的生活道路。
　　(九)
　　1950年3月，高桂滋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只是过去没有见过面。……你在绥德修建无定河大桥，为陕北人民做了件好事，汤恩伯硬说是他修的，明明是你修的嘛。”高说：“区区小事，微不足道，主席日理万机尚记此事，真是我的荣幸。”毛主席又说：“现在解放了，可以发挥每个人的才智专长。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呢？”高回答道：“我是军人，除了农业，对别的不熟悉。再者，我是陕西人，愿回陕西工作。”毛主席欣然应允。
　　1950年4月，高桂滋同张治中先生一同回陕。高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农林部副部长；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高桂滋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1953年12月高桂滋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委员。大区撤消后，高又任陕西省农林厅副厅长，后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在此期间，高还担任过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陕西省委员会委员。
　　1956年，高桂滋已是65岁高龄，但他对新思想的渴求却十分迫切，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主办的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57年2月6日，突患左侧支血管渗血症住进北京医院。1959年1月6日，因脑溢血和肺炎并发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
　　1959年1月9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嘉兴寺为高桂滋举行公祭。主祭人习仲勋，参加公祭的有在京有关机关的负责人以及高桂滋生前好友杨明轩、邵力子、张奚若等百余人。追悼会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开始，杨明轩同志讲述了高桂滋先生生平事迹，并宣读了祭文。他说：“高桂滋先生生于1891年，卒于1959年1月6日，享年68岁，在旧军队中历任连、营、团、旅、师、军长及战区副长官等职。抗日战争中，常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英勇，奋不顾身，功勋卓著，具有高度的爱国热忱及坚定的民族意识。解放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农林部副部长、西北地区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中国民主同盟陕西省委员会委员等职。土地改革时不辞劳苦，积极参加土改各种活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带头捐献飞机一架。先生要求进步之心迫切，年近花甲，尚决心进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以期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不料1956年以来，病魔缠身，1957年病情加剧，延至1959年1月6日，医治无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先生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热诚爱国的朋友，大家深感悲痛！高先生你安息吧！你的家属会得到政府的照顾。你的子女会得到政府的关怀和教育。高先生你安息吧！”   
　　在追悼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和习仲勋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高桂滋灵柩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西安各界人士，亦于1959年l月9日下午集会追悼高桂滋先生。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 陕西民国人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