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一九三三年八月到一九三五年八月，是陕甘边和陕北红军游击队与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内，分配了土地，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所辖共有二十六个县。陕甘边的革命武装，由原来的红二十六军的一个第三团和骑兵连，耀县、渭北、照金、平子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大队等，发展到步兵第一、二、三、四团(为了避免与红二十七军的各团番号相混，对红二十六军各团都冠以“步兵”二字)，骑兵团，红军指战员由二百余人发展到二千余人，都装备了当代武器；由五支游击队发展到二十多支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黄龙山东部地区的一支游击队名称)，共二千余人，一千五百多支枪。陕北红军游击队，由原来只有一个第一支队，发展到三十多支游击队，共二千余人，一千余支枪；此外，创建了红二十七军三个团(以下通称红一、二、三团)和独立团，红军指战员由六百来人发展到二千五百余人，都准备了当代的步枪、轻机枪和迫击炮。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
　　在这一段时间内，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所以能够胜利的发展，其主要的原因，首先是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原理，依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建军、建政和阶级斗争的光辉榜样，结合当地的实际，不断总结了自己的实践经验，逐步地克服了主观盲目性，使自己的行动比较符合于客观实际和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的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其次是由于党内存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当时对这两块根据地的影响较小，因此正确路线尚未受到干扰。虽然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执行者，在两特委内散布过一些左倾空谈，作过一些“钦差大臣”式的批评，但仅限于指示文件、书刊议论，而没有在具体行动上强加干涉，加之受到同志们在实际行动中的抵制反对，因而危害尚浅，受灾较少。
　　在建军问题上，由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游击队指战员学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并运用于自己的实践，所以得到了许多的胜利。虽曾经因违背了这些原则，也遭受过血的惩罚和失败，但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在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中创建和壮大起来。先由少数的游击队或武工队，大量地组织农会、赤卫军、少先队，经过斗争锻炼后，上升为主力红军。指战员都是经过党的教育改造、觉悟了的知识分子和经过斗争翻身的人民群众子弟，还有少数是改造好的白军士兵和旧行帮会的成员。因此，红军和游击队的成员是纯洁可靠的。
　　红军和游击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成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坚强力量，担负起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任务。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是和人民群众亲如骨肉、鱼水相依的人民子弟兵。指战员同甘共苦，团结一致。既反对军阀主义残余，部队中没有打人骂人的恶习，又反对极端民主化，部队中根本没有不听指挥、不服从命令的行为。这都是古田会议精神光辉照耀的硕果。
　　两个特委在发展壮大红军游击队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互相之间是团结友爱的，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虽然郭洪涛同志在阎家洼子联席会议上的发言和尔后在《西北斗争》上发表的《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一文中，照抄照套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错误地批评指责了红二十六军和中共陕甘边特委。但尚无损于两个特委之间的革命团结与在实际斗争中的互相帮助和支援。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两支红军游击队，发动了统一的“围剿”部署，因此，两个特委、两支红军游击队、两块革命根据地，只有在组织上，作战行动上统一起来，联合起来，才能有效的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此时，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巡视员黄汉来到陕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北方代表的指示，倡议召开中共陕甘边和陕北特委的联席会议，并写信给陕甘边特委，这将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会议。
　　第一、国民党蒋介石对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的部署
　　一九三四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与敌奋战七个月，驰骋南北，作战三十余次，歼敌三千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各游击队，在红二十六军步兵三团的协助下，也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底粉碎了敌八十六师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同年十月，蒋介石国民党就开始部署第二次“围剿”：把北面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七个团的防地加以收缩，仅负责保安、定边、靖边、横山、榆林(八十六师师部和专员公署所在地)、佳县、神木、府谷一带的剿防；从洛阳地区调来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四个团，接替延安、安塞、延长、延川、清涧、绥德(八十四师师部和专员公署所在地)、米脂一带的剿防；东面晋军七十一师集结于黄河东岸各要点，并派遣第二○六旅的两个团西渡黄河，接替吴堡县和宋家川、辛家沟、绥德县的义合镇、定仙墕镇的剿防；南面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四个团向北增强宜君、中部(即今黄陵县)、洛川、宜川、富县、甘泉地区的剿防；西面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七个团增强甘肃的合水、华池、庆阳、曲子镇、环县地区的剿防；西南面蒋介石调来其嫡系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六个团增强甘肃的宁县、正宁和陕西的淳化、旬邑、长武地区的剿防。白军第二次“围剿”总兵力共六个师，三十个团，近五万人。蒋介石为了协调解决八十四师和八十六师之间的新旧矛盾，派出毛侃为首的参谋团来驻绥德城，调整、监视各军阀的关系、行为，代行军统特务工作。由于西北很少有铁路，公路也不多，汽车少，敌人上述兵力部署，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到一九三五年四月才完成。
　　蒋介石国民党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完全袭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其特点是：
　　1、在军事上，采取战略上六个师、三十个团的大包围圈；战术上分割“进剿”，各个击破，驻点筑碉、修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合并村庄，抢光杀光，制造无人区；加强地主武装民团、还乡团和建立“铲共义勇队”，配合抢劫烧杀。
　　2、在政治上，进行反共宣传，推行保甲制度，建立“肃反会”，实行连坐法。侵犯我根据地后，即行破坏我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行政组织，抓捕革命工作者，逼迫自首，策反，采用酷刑，残杀革命人民。
　　3、在经济上，加紧封锁，禁止一切工业品运入根据地，大肆烧杀，抢夺牲畜、家禽，破坏我工农业经济，实行焦土政策。
　　蒋介石国民党虽有各方面的政策和准备，但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困难：白军兵力少，革命根据地区域宽广，只能分片分段地“剿防”，无法创造与红军营团级的决战条件；参加“围剿”的杂牌师，除六十一师外，都是原来的军缩编为师的，各军阀之间都想保存实力，各自为战，扩大地盘，不打硬仗，不执行统一号令；八十四师虽然装备优良，驻守点都是中心根据地内的要点，但是初到陕北，人地生疏，不习惯于山地作战，师长高桂滋与陕北老军阀井岳秀之间旧有私仇，为了争地盘又积了新怨，互有戒备，很难协同；白军都驻城镇据点，处在我红色农村包围之中，各据守点之间的地面联系都很困难，更缺乏机动兵力；蒋介石的嫡系六十一师也是尽量促使杂牌师出力卖命，自己保存实力，冒功领赏，等筹。上述白军的这些弱点和困难，对红军来说，都是反“围剿”的有利条件。
　　红军的困难和不利因素：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还处于分散的各自为战的状态，没有形成打击敌人的拳头；陕甘边和陕北两大片革命根据地还没有完全连在一起，各块根据地之间，也被敌点线封锁割开，不能完全畅通，互相支援不便，与敌周旋范围受到限制；白军驻守在城镇和重要据点，修筑碉堡、寨子，步步为营，红军没有重兵器，缺乏攻坚经验，还不能强攻城镇。
　　第二、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组建西北红军
　　我们为了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采取了统一陕北和陕甘边两地党和红军的重要决策：
　　(一)陕甘边和陕北特委约定召开联席会议。陕北和陕甘边特委接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巡视员黄汉倡议，双方约定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组织部长郭洪涛等同志，到安定根据地开联席会议，商讨两地共同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大事。
　　中共陕甘边特委由于要集中全力反对国民党三十五师、四十二师和六十一师的进攻，书记暂不能到会，以刘志丹同志为全权代表并率领红二十六军步兵二团团长刘景范、副团长孔令甫、政委胡彦英及陕甘边第五、六支队，通过敌据点间隙上陕北参加联席会议；中共陕北特委机关，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由清涧、绥德根据地转移到安定、延川根据地，只待陕甘边同志们的到来。
　　刘志丹同志于一九三五年元月二十日到达陕北根据地中心区赤源县的水晶沟。元月二十一日，刘志丹同志由白坚同志陪同探望了谢子长的病情。刘、谢两人广泛地交谈了意见。据白坚同志生前对我讲：刘志丹和谢子长同志，在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北工委)、统一陕甘边、陕北党的领导方面；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北军委)、统一领导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两个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在战略指导方针、战术法则，集中两军的主力兵团形成拳头，打歼灭敌营、团规模的运动战，各游击队向外发展扩大根据地的方向，根据地内围困敌人的据点，限制敌人外出抢夺烧杀、骚扰人民群众方面；在选择我军主要打击对象为国民党八十四师方面；高举反帝抗日旗帜，争取瓦解白军政策方面；在根据地内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分配土地等方面。双方交谈的意见都完全一致。只是在西北军委主席人选上，谢子长同志主动提出要刘志丹同志担任，刘志丹同志再三推让，要请谢子长同志兼任西北军委主席，两人谦让良久，最后谢子长说：我是军事特派员，就决定你担任西北军委主席。
　　(二)两特委联席会议。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同志授意，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在赤源县(今子长县)周家崄召开。参加者：刘志丹、崔田夫、郭洪涛、惠子俊(张秀山说惠参加了联系会议，郭洪涛说惠没有参加，待查)、高岗，白坚作记录。谢子长同志因病重，没有出席联席会议。刘志丹同志转达了他自己和谢子长同志的共同意见。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惠子俊，组织部长崔田夫、宣传部长张秀山、秘书长郭洪涛、马明方、刘志丹、习仲勋、杨森、张达志、杨祺、霍维德等为执行委员。
　　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谢子长、刘志丹、杨森、杨祺、张秀山、张达志、高岗等为委员。研究主席、副主席人选时，刘志丹同志表现了共产主义者的高尚美德和风格，推荐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兼任主席，与会者都同意；与会者又推荐刘志丹同志任副主席，一致同意。
　　联席会议还讨论通过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术原则；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抗日反帝的政策和策略等等；与会同志一致赞同谢子长、刘志丹同志的建议。
　　(三)西北军委发布《动员令》。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刘志丹同志在冯家梢墕村，召集待命分配的指挥员开会宣布：西北军委今天开始办公，军委主席谢浩如(即谢子长的号)，副主席刘志丹，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参谋部长宋子休(还未到职)，作战训练科长雷恩俊，情报侦察科长高朗亭(兼医疗卫生科长)，总务处长刘汉武，经理部长张成武，总会计王彩文。
　　西北军委开始办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联席会议精神，起草一份《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动员令》(以下简称《动员令》)。刘志丹同志授意白坚同志拟制草稿。白坚完稿后，交刘过目。刘志丹同志看后笑了笑说：你这位大学生，连联席会议的精神都没有领会，还是我自己来吧。于是，刘志丹同志思考了一会儿，就运笔如飞地写了一天脱稿，交给我们在现场的几个参谋人员传看，提修改意见。我们传看后，刘志丹同志又召集座谈，集中意见亲自修改，并送西北工委讨论通过定稿。落款签署主席谢浩如、副主席刘志丹、高岗，白坚同志亲自复写两次(十来份)，编为第一号绝密件，于二月十八日发出，注明各师、团党委、各军分会党委、各游击纵队党委讨论，了解任务后自行焚毁、不许保存。
　　《动员令》的原件不存了，据我和白坚同志生前的共同回忆与调查，主要内容如下：
　　《动员令》首先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对敌六个师三十个团的“围剿”，只能集中主力首先打击被我根据地分割包围之敌八十四师，对其它各师暂时采取游击队袭扰，节节抗击；并在敌后开展工作，动员组织群众，开辟敌后根据地，形成红色农村根据地包围城镇敌人据点的态势。号召红军指战员和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员及全体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为粉碎白军的第二次“围剿”而英勇战斗。
　　《动员令》指出，为了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军事委员会由刘景范接任主席，统辖陕甘边地区的各游击队和军事建设；红二十六军步兵三团和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会合，组建主力兵团，集中兵力运动作战，由西北军委直接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杨森领导指挥步兵第一、二团和骑兵团沿咸榆路东出宜川、韩城、合阳等地区，以及在陕甘边西南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消灭分散活动和孤守据点之敌，发动组织群众，开辟新的根据地，配合照金地区、庆合环地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动员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机动灵活地对敌斗争，巩固与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壮大武装力量。
　　《动员令》指出，陕北根据地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军分会，马义(原名白炳新)任主席，在清、绥根据地办公，统管清、绥、佳、吴地区的武装力量和军事建设。陕北根据地各红军游击队，分别集中编成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二、第五纵队和山西游击队。其共同任务是：积极地做好发动群众工作，公开或秘密地组织贫农会、赤卫军、少先队、妇女会，协同工农民主政府分配土地，开辟红色村庄，扩大新根据地，坚决对敌斗争，壮大武装力量。各纵队的基本任务：第一纵队以米西区、横山南区为根据地，向北面的神府地区发展；第二、五纵队坚持绥德、清涧东区、吴堡、佳县根据地的斗争，沿黄河西岸向北面的神府方向发展；第三纵队依托靖边、横山地区根据地，向靖边县城和安边以北的长城外发展；第四纵队依托安塞北区根据地，向延河南岸发展，完成对延安、安塞县城的包围态势；第六纵队依托黄河西岸的清绥、清延根据地，相机东渡黄河，袭扰晋军，组建秘密据点、联络站，为开辟根据地创造条件，同时向驻定仙墕、枣林坪之晋军据点袭扰或伏击其来往分队；第七纵队依托延川东南区、延长北区根据地，向延长南区和宜川方面发展，开辟根据地对延长和宜川县城形成包围态势；山西游击队在山西工委领导下，想尽一切办法东渡黄河，开展游击活动，开辟根据地。各纵队对已经包围的各城镇据点，加紧袭扰，消灭其小股外出抢劫烧杀分队，配合主力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动员令》指出，红军主力兵团集中后，国民党三十五师、四十二师、六十一师的活动，可能更猖狂。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于必要时可以转移到洛河川地区，继续坚持战斗。
　　《动员令》最后要求红军、游击队指战员，赤卫军、少先队队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树立积极战斗、不怕牺牲，共产主义必定胜利，中华民族必定解放，人民生活必定改善的信心。实行严格的军事化训练，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反对散漫习气和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
　　(四)谢子长同志逝世。西北人民敬爱的革命领导人，西北军事特派员兼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谢子长同志，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病故。为了防止敌人乘危袭击，避免影响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西北工委决定绝对保密。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家属和战友都不着孝服、不戴黑纱，谢子长同志的家属亲友表现了高度的革命品德，件件依从，毫无怨言。行文布告仍签署谢浩如的职衔姓名。一直保密到五月上旬，吴家寨、马家坪战斗后，解放了安定县城和延川县的永坪镇，才逐渐地解除保密，行文布告落款，才签署军委主席刘志丹，不再签署谢子长的职衔姓名了。
　　第三、解放六座县城，粉碎敌人
　　的第二次“围剿”
　　遵照《动员令》规定，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张委同志率领步兵三团(团长吴岱峰、政委黄罗斌)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郭宝珊、政委任浪花)，于四月十五日到达赤源县的黄家峁、王家渠一带。红军、义勇军所到之处，群众敲锣打鼓，杀猪宰羊，夹道欢迎；赤卫军、少先队站岗放哨、当向导传递情报；妇女缝洗衣服，做鞋袜，看护伤病员。这些革命行动使指战员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决心，要积极勇敢地作战，消灭更多的敌人，报答人民群众的期望。
　　刘志丹副主席亲自指挥步兵三团为主攻，西北义勇军为预备队，和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赤卫军、少先队配合，于四月二十二日在长胜湾一举全歼敌二五六旅五一一团的一个连，大大地鼓舞了军民斗争的积极性。
　　(一)白庙岔会师。西北军委命令步兵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在赤源县的白庙岔会师，当日举行了数千人联欢大会。刘志丹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了打击的主要对象和作战法则。各团的代表也在会上表示了团结战斗的决心。会场上军民洋溢着团结友爱的革命气氛。会师时，步兵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共有九百余人；红二十七军第一、二、三团(以下简称红一、二、三团)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余人。两军合组主力兵团二千一百五十余人，共有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四挺。会后，各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教育和战斗动员，鼓足了士气，增强了战斗力。
　　五月二日，西北军委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勤动员条例，处决土豪劣绅等一系列的政策制度。
　　这时西北军委根据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以下简称前总)，刘志丹同志兼任总指挥，红八十四师司令部就作为前总的参谋部，白坚任前总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委任命范子文同志为秘书长。
　　此时，“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国民党八十四师和八十六师，由于其驻守城镇的小分队，被我红军和游击队连续打击歼灭，再也不敢以连为单位远离据点行动了。各据点之间的来往，只能以营为单位进行；以连为单位的行动，只能在两边指定会合点相接、十分保密的情况下才敢进行。
　　(二)吴家寨、马家坪战斗，解放安定县城和延川县的永坪镇。四月下旬，国民党八十四师和八十六师各抽一部，企图以营为作战单位，向秀延县、赤源县进攻，步步渐近，分别扎点，然后连成一片，向我根据地中心区心脏挤压。
　　前总的作战计划是：在我巩固的根据地清涧县城与瓦窑堡之间，选择保密好和地形有利之处，待机歼灭护送军用物资和分散活动之敌；我主力红军集结在秀延县的魏家岔、蜜蜂峪、黄家川、玉家湾、冯家岔一带待机。四月三十日，国民党八十四师五○二团一个营(营长郭子封)进驻杨家园，修寨筑碉，妄图扎点久驻。我前总决心乘敌立足未稳，歼灭该敌。
　　五月七日拂晓，我红军主力分三路向杨家园驻敌进攻。一路以步兵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为主攻部队，步兵三团作为第二梯队，从黄家川、玉家湾出发，向玉皇峁进攻，夺取制高点墩儿山寨堡；一路命红一团从魏家岔出发，向杨家园西街敌兵营地进攻，夺取敌野营工事，攻占和歼灭驻守临时营房之敌，并阻击瓦窑堡来援之敌；一路命红三团从冯家岔出发，经单头向杨家园东街敌兵营地进攻，夺占和歼灭驻守临时营房之敌。红二团为预备队，另派陕北游击第九支队配合赤卫军、少先队去杨家园南山，待主攻部队打响后，摇旗呐喊助威，捕捉溃散南逃之敌，不使漏网。当我主攻部队接近玉皇峁寨时，发现寨墙很高，不好攀登，地形狭窄，兵力展不开，不宜强攻。因此，刘志丹同志毅然决定，作战计划撤销。部队仍返回魏家岔、黄家川、蜜蜂峪、冯家岔一带待机。部队撤退时天已大亮，我军的行动被敌人发现。
　　杨家园守敌发现我军撤退，分兵两路向我追击：一路向青皮梁方向追击抗日义勇军；一路向吴家寨方向追击红一团。红一团边阻击掩护，边撤退到吴家寨时，赤卫军报告：瓦窑堡驻敌五○○团一个连，护送一批“犯人”，正向吴家寨前进，已经到了吴家坪。红一团立即将敌情报告前总请战，同时将部队埋伏于铺儿上。八时许，敌五○○团一个连进入我伏击圈，我军勇猛冲击，全歼敌前卫排，敌后续分队掉头西逃，我军战士们乘胜追击，歼敌于张家峁一带。俘敌百余人，缴步枪九十余支，轻机枪九挺。并将敌押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救出。
　　杨家园出击之敌于十时许进占吴家寨及其后山制高点。红一团歼灭了敌五○○团一个连后，返回到黄家山与红二团二连会合，立即向前总报捷，同时向吴家寨及其后山之敌冲击。敌立即返回白家园后山老虎墕、园峁高地构筑工事，与青皮梁之敌形成鼎足之势，企图依山据守顽抗。此时，敌脱离杨家园的工事依托，形成野战状态，处于红军和赤卫军、少先队四面包围之中。前总立即命令各部队向心围歼该敌：步兵三团和抗日义勇军抢先占领如天山、大小坞山制高点，分左右两翼向老虎墕钳形冲锋。抗日义勇军的英雄们为争夺一个腰岘，连攻数次，越战越勇，手榴弹打光了，拾起敌人未及揭盖甩来的手榴弹，又给敌人甩回去；步兵三团也并肩冲锋，攻占了敌前沿阵地，迫敌退到园峁高地。与此同时，红一团、三团也从西南侧击敌后，遂将敌压入泥泞沟，下午四时将敌全部歼灭。此战击毙敌营长郭子封以下五十余人，俘敌副营长以下四百五十余人，缴骑、步枪五百余支，轻机枪二十七挺。
　　五月七日，国民党八十四师五○○团第三营，保护着四百余驮军用物资和军官家属，由绥德经清涧运往瓦窑堡五○○团本部，清涧城内地下党立即经赤卫军传递出情报。敌出城后的进程，亦由赤卫军的“传山哨”连续节节传来。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因打杨家园作战计划撤销，由杨家园南山撤下，在单头村待命。第九支队队长阎应娃、政委杨凤歧率队在单头村东边南北流向的河坎设伏。上午十二时，敌前卫班十二人进到九支队的伏击圈，被全歼。敌前军本队进至马家坪。敌营长听枪声登高瞭望，见其前卫班被歼，当面又有无数的赤卫军、少先队在周围山头上摇旗呐喊，鸣枪阻击，不知虚实，认为自己被包围，于是，在马家坪卸下辎重，占领有利地形，构筑防御工事。这时阎应娃队长，杨凤歧政委找秀延县中心区委书记陈克功同志商量决定：九支队、秀延县武工队(小组游击队)和赤卫军、少先队把敌人包围起来，不让敌人跑掉；立即派人给前总送信，报告刘志丹同志派主力红军歼灭敌人；敌人离瓦窑堡较近，向西突围的可能性大，九支队在单头以东阻击敌人；敌人向西突围不成，可能向东返回清涧县城，秀延县武工队在湫峪沟村制高点阻击敌人；赤卫军、少先队轮流换班昼夜不息地在周围山上摇旗呐喊，迷惑敌人；夜晚在山上点篝火，接近马家坪摸敌哨点，鸣枪袭扰敌人。八日，赤卫军、少先队越来越多，周围山上形成了万人长城，红旗漫山遍野，呐喊声震撼山谷，十分威武壮观。敌人在包围圈内如热锅里的蚂蚁，焦急翻腾、不知所措。这天上午，敌人抬起辎重骡马，编成战斗行军队形，向西战斗前进，被九支队的几十支步枪和一挺机枪齐射百余发，打伤打死敌前卫战斗侦察队十几人后，敌被迫返回马家坪；午饭后，敌人又抬起辎重骡马，编队向东战斗前进，前卫分队到达湫峪沟村东头高地时，被秀延县武工队齐射几十发，打倒几个，敌人又畏惧不前，再退回马家坪安营构筑工事。七、八日两昼夜，秀延县中心区委和几支队连续向前总报告情况多次，故前总对敌我情势了如指掌。
　　五月九日，刘志丹同志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赶到，发起冲锋。步兵三团向马家坪北面的鹰山东梁冲击；红一团向马家坪北面的鹰山西梁冲击；抗日义勇军从单头向东侧击马家坪；红二团从湫峪沟向西侧击马家坪；九支队配合赤卫军、少先队在史家沟村及其两翼，等待捕捉溃兵。四面八方齐冲压，一鼓作气，约两小时将敌全歼，无一漏网。此战毙敌营长左向恒以下四十余人，俘敌营副以下四百五十余人，逃亡地主和“铲共义勇队”等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四百五十余支，轻机枪二十七挺，八二迫击炮两门，马克沁重机枪两挺，单军衣两千余套，银币两万余元，医药、医疗器械八骡驮(十六大箱)，还有其他辎重一部。
　　由于吴家寨、马家坪两战连胜，歼敌一千三百余人，迫敌五○○团团长李少堂于十日就将驻守安定县城的第一营和延川永坪镇之分队，撤回瓦窑堡，安定县城和永坪镇得以解放。敌进犯秀延、赤源县的企图被粉碎，各自龟缩回据点，不敢再出扰。安定县城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吴家寨、马家坪战斗的胜利，是红军主力兵团、游击队和赤卫军、少先队、武工队等群众武装密切配合作战的范例。战前，根据地人民群众严格保守军事秘密，侦察敌情，传递情报，造成我明敌暗的良好条件；战斗中，人民积极踊跃地自动参战、参军，抬担架、救护伤员、送水送饭，尽其全力地支援红军和游击队；战后，打扫战场，处理善后，把敌人的伤病员分别送到瓦窑堡和清涧县城，对瓦解敌军，挫伤敌之士气，扩大宣传效果，起了很大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竖排版第一○四○页)
　　五月十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举行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兵团向南出击，从运动中歼灭敌人，要求五月底打通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使两根据地连成一片。下午，陕北工农民主政府主持召开了祝捷大会。红军集合时，将缴获的新枪炮整齐地摆出来，轻机枪齐放十发，重机枪齐放二十发后，二十名司号员齐奏凯旋谱，司仪开会，万名与会群众无不欢欣鼓舞。西北军委主席兼前敌总指挥刘志丹同志在会上作了吴家寨、马家坪战斗胜利的总结报告，号召红军指战员，戒骄戒躁，下一步还是要寻找歼灭力量较小、防御疏忽和运动中之敌。会后部队整训，补充新战士，总结战术经验，操练新武器。
　　(三)解放延长、延川县城。前总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从秀延县的玉家湾、黄家川、王家沟一带出发，东进到清涧无定河边。五月二十日，远途奔袭张家圪台，全歼守敌八十四师四九九团一个连；驻苏家岩之敌听枪声后，派一个连渡无定河来支援也大部就歼。击毙敌连长以下二十余人，俘敌一百五十余人，缴获长短枪一百五十余支，轻机枪十六挺。
　　战后，前总决定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夺取延长县城。二十二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转移到清涧店子沟地区，制造假象，扬言要打清涧和绥德县城，给敌人造成错觉，我军则隐蔽星夜南下。二十五日，部队到达延川县大连沟一带，封锁消息，隐蔽待机。
　　延长县城守敌八十四师直属骑兵连一百四十人，一百七十余匹马，延长县民团二百多人，敌县警察队和矿警队各三、四十人，合计四百余人。
　　前总为了减弱敌守城防御力量，于五月二十五日命令红二团三连协同陕北游击队第七纵队(即九支队、十七支队)，诱敌出城，规定不准打机枪，防敌发现我红军主力。我七纵队和三连昼夜急行军到距延长城二、三十华里的东北原上，打土豪，分财物，虚张声势。二十七日晚，延长县民团总指挥李鸣吾果然带领一百三十余人星夜出城。翌日与我接触，我诱敌部队边战边退，一直把李鸣吾民团拖到距延长县城近百华里的茹子崾，继续对峙。
　　前总刘志丹同志率红军主力兵团，于二十八日秘密转移到延长县城北七十华里的交口镇、拓家川一带，与我延长县农村的党、政、民领导机关协同，进行偷袭攻城的准备工作。二十九日晚，部队隐蔽运动到延长城下。三十日晨四时开始攻城。刘志丹同张达志亲临指挥。红一团和义勇军登上东北城墙时，守敌还在酣睡，我军一举歼灭全城制高点的大墩山碉堡守敌。尔后，红一团沿东城攻占东门，打开了城门，控制了敌县政府。抗日义勇军沿西城墙由上而下直扑敌骑兵连，经过激战，将敌全歼，生俘敌骑兵连长汪振河。步兵三团也攻占西山寨，歼灭了附近的矿警队，夺取了西城门，控制了西城楼。全城之敌于七时全歼，我前总随即进驻县城。
　　五月三十日七时，我红军主力兵团攻占延长县城，十二时敌民团总指挥李鸣吾带队返回县城。前总即派红二团出城迎击于烟雾沟，尾追敌民团的我第七游击纵队和红二团三连配合，前后夹击，逼敌到呼家川西山的贺家原，下午三时将敌全歼，当场毙敌民团总指挥李鸣吾，缴获长短枪一百三十余支。解放延长县城的战斗到此结束，我军仅伤亡二十余人。生俘国民党延长县长董松寿和骑兵连长汪振河，毙伤俘敌共四百五十余人，缴长短枪四百余支，轻机枪十五挺，无线电台一部，战马一百七十余匹，银币十五万元，还有大批军用物资。战后一个星期，将战马补充给红二十六军骑兵团。
　　延长县城，是我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采取攻坚作战打开的第一座县城。刘志丹同志指定贺晋年任警备司令，明确任务：(1)维护好社会秩序； (2)查获坏人，清理档案；(3)宣传党的政策，维护红军纪律，纠察指挥员的犯法行为。部队休整四天，秩序井然，群众拥护红军。中共延长县委员会书记白如冰率机关工作人员进城，领导全县工作，召唤延长县城内地下党员出来参加革命工作；延长县工农兵民主政府主席罗成德同志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进城办公；主力红军接纳新战士，补充弹药，总结作战经验，演练新战术。
　　六月二日，延长县委、县工农兵民主政府、前总政治部共同组织召开祝捷大会，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和第七游击纵队，城周围的赤卫军、少先队都整队进城参加，机关工作人员和城内居民都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台上，白坚同志任司仪，刘志丹同志讲话，他鼓励军民继续战斗，争取更大胜利，保卫人民，改善人民生活，鼓励军民要尽更大的努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东北、华北被奴役的同胞；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拥护为人民谋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华工农兵民主中央政府。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胜利万岁！接着白如冰同志也讲了话。大会最后枪决了国民党延长县长董松寿和几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会后刘志丹和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指战员一起合影留念。
　　红军解放延长县城威震敌顽，延长县工农兵民主政府主席罗成德同志和步兵三团团长吴岱峰同志带了一个连，乘胜于三十日下午赶到延长县属甘谷驿镇，勒令该镇民团五十余人交械投降。接着，延长县属安河渠镇民团也于六月四日交械投降。延长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二座县城。
　　敌人惊慌万状，延川县城守敌八十四师二五○旅五○一团一营和地主豪绅民团，由于惧怕歼灭，于六月一日弃城逃往清涧县城，延川县全境无敌据点，遂告解放。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三座县城。
　　(四)解放安塞、靖边、保安县城。延长、延川县解放后，刘志丹同志决定拔除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中间衔接地带的敌人据点，使两大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前总计划决定：先打甘泉县城，后打安塞县城，孤立延安城守敌。
　　前总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六月四日由延长县城出发，昼夜兼程南下，奔袭甘泉。甘泉县城守敌四十二师一二五团的一个营。已知悉红军解放延长、延川城的情报，戒备很严，寻无战机。前总决定改变计划，沿洛河西岸西上，到甘泉下寺湾休整九天。
　　六月十日，前总命令陕北游击队第四纵队(由第十一、十八支队组成)和延安县赤卫军、少先队包围延安县属的高桥镇民团，部队求战心切。十五日又派红一团去强攻或打援兵。红一团到达后，敌民团就动摇了，表示只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可以缴枪，撤出寨子，并请红军进寨受降。红一团指挥员为了防止中计，决定贺晋年团长带奋勇突击队进寨受降；张达志政委组织几挺轻机枪占领有利地形掩护，万一有诈，用火力封锁寨门，支援突击队歼敌。贺团长进寨时，敌民团已经架枪列队受降。延安民团总指挥带百余人增援高桥，红一团预设的第一连，将敌击溃，俘敌二十余人，缴步枪二十余支，延安民团总指挥李汉华被打死，缴手枪一支。
　　1、前总派红军一、三团于六月二十日围攻敌安塞县政府所在地的兴隆寨。该寨三面环沟，一面连山，地形险要。步兵三团主攻，红一团打延安来援之敌。强攻未克，红三团挖地道爆破也未成功，但敌人已动摇，国民党驻军一个连和民团趁夜悄悄逃往延安。我军进寨，缴获了全部公文档案、印信关防，俘国民党安塞县新旧两任县长。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四座县城。
　　前总派红一、二团于六月十七日围攻李家塌。李家塌寨子是安塞县敌人据守的最后一个据点。位于两沟会合点的山角上，三面是悬崖峭壁，高不可攀，北面细梁连山，被人工挖掘的深沟切断，宽陡不能攀越，进出只有东面一道寨门。该寨控制着我陕甘边与陕北革命根据地互相往来的必经之路，又是附近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及其家属二千余人麇集的反动据点。驻寨民团经常外出抢劫焚烧人民财物，捕杀四周的革命群众，老百姓对此恨之入骨。我向李家塌的攻击开始后，反动民团据险顽抗，红一团多次轮番攻击，都未成功。
　　刘志丹同志于二十二日亲自到前线用望远镜观察地形，发现寨子南岩有久经雨水冲刷形成的陡石峡槽，两腿左右阶移，可以攀登。寨子南端又是敌防御的薄弱点，由此爬上去，出敌不意，可抢占寨子南角，然后向东门发展，找开寨门，接主攻部队进寨。刘志丹同志立即派传令员找师长杨祺、政委张达志和红一团团长贺晋年等同志，轮番观察，当面指点，要他们组织奋勇突击队，并令义勇军、红二团用二十挺轻机枪，组织火力掩护，其他部队向寨门佯攻。下午两点发起进攻，红一团组织三十七名战士为奋勇突击队，贺晋年为队长。届时冲锋号齐鸣，佯攻北山梁和寨门。贺晋年团长则率奋勇突击队攀登寨南岩峡槽，他第一个先登，其他英雄鱼贯而上。当突击队全攀上岩边，距寨墙还有二、三十公尺时，被敌发现，有几个敌人向我突击队射击，并投手榴弹，接着石块、瓷盆、瓦罐、饭碗各种器皿倾盆而下。我二十挺轻机枪顿时开火，压制着敌人，掩护突击队奋勇攀登进寨。贺晋年团长被敌石块砸中，苏醒后继续指挥突击队攀登，架起人梯，翻过寨墙与敌展开了白刃格斗，突击队的英雄们向寨门战斗前进。敌人将其预备队投入战斗，企图消灭我突击队。我掩护轻机枪延伸射击，用火力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反冲击。突击队的战士们，虽然人人血汗交流，个个负伤，终于夺占了寨子东门楼，打开寨门，迎进主攻部队。寨子里的民团、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及其家属，拼命顽抗格斗，激战到下午七时，全歼守寨敌人，缴获长短枪二百余支。
　　六月二十三日，在李家塌村大柳树下，设了临时法庭，刘志丹同志亲自审判被抓到的民团团总唐海燕等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头目，宣布判处死刑。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拍手叫好。
　　此时，安塞县境内的其它岩窑、寨子所据守的地主武装，也被陕北游击队第四纵队和陕甘边安塞游击队逐个扫光，全县完全解放。到此，陕甘边和陕北两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只有延安府城、甘泉县城两个据点，尚在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的层层包围之中。
　　战后，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休整、补充。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积极性极为高涨，赤卫军、少先队员纷纷赶到部队要求参军。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已经由白庙岔会师时的二千一百五十余人，发展壮大到四千余人。革命人民群众仍络绎不绝地自动来报名参军，连队指挥员再三劝告编制满员，暂时回去，群众还是硬磨软缠的几天不回家，有的直接找师、团首长和刘志丹同志要求参军，最后，刘志丹同志决定，各师和各军分会，都可以组建少共营，训练新战士和班、排长。
　　中共西北工委给前总来信说：国民党八十六师二五六旅旅长高双成又派第五一一团从横山县石湾镇进犯赤源、秀延县，有袭击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后方机关的迹象，要前总派兵来保卫。为此，前总命令红二团团长路文公、政委刘光显率部队去石湾镇以南游击活动，如敌以团的兵力出镇，我军则袭击石湾镇二五六旅旅部，即可保卫我后方机关。
　　此时，陕甘边军事委员会组建了延安、甘泉围城总指挥部，刘秉温同志任总指挥，李景林同志任政委，统一指挥围城的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
　　2、前总决心打靖边县城，调步兵二团参加主力兵团作战，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开往青阳岔、卧牛城进行攻城准备。
　　靖边县城守敌国民党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二团二营，辖三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共四百余人。敌营长曲志鹏狡黠惯战，所辖各连装备虽旧，战斗力较强；还有安定县的外逃民团、靖边县民团、县警队和保安队一百七十余人，共约六百余人。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奔袭靖边县城的参战部队有四个团、抗日义勇军和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共计三千余人。敌我兵力对比一比五，我占优势。靖边县地处榆林和绥德至三边的要道，奔袭不成，形成相峙，必有来自榆林、定边、石湾镇等三方面之一方，或三方面同时来找我主力决战的可能性。为了避免主力部队与敌决战、拼消耗，前总决定奔袭靖边县城。
　　靖边县城略为正方形，是依山面水的半山城，芦河湾转环城东北两面，向北流去，西面紧靠长城，西南有座“皇府城”，当地人称旧城，早已荒无人烟。现在的靖边县城当地人称新城，四周城墙高筑，开有东南北三道城门，东北角另开一道水门。城西耸立着一座二百多公尺高的山岭，上筑寨堡，通称西山寨，寨内面积约四百平方公尺，高低不平，寨内有小庙和一些窑洞可住人，西山寨地势高峻，能俯瞰全城，是攻守必争之地。城内正南北、正东西两条大街，在正中心的钟鼓楼相交会，从南城门楼起，一行排列着钟鼓楼、城隍庙、北城门楼等制高点。敌营长曲志鹏把他的分队一部分置在西城外、西山寨脚下，遇有情况，上坡进寨作战；其余兵力分布在北门楼、城隍庙、钟鼓楼、南门楼等制高点和东门、东南城角。东南城角的一段城墙破损，徒步可攀登上城，还没有来得及修筑，其余城墙很难攀登。
　　根据靖边县城的地形和敌之兵力部署，前总决定：抗日义勇军攻打西山寨；步兵二、三团由东南城角偷袭登城，得手后向钟鼓楼进攻；红三团攻打南城门楼；红一团为预备队，兼负阻击可能由宁条梁来援之敌；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布置在楼沟嘴，配合赤卫军，准备阻击横山援敌。规定义勇军打响为作战开始信号，各团不许早开枪，避免过早惊动敌人。
　　前总按照作战计划部署，各行军纵队都于六月二十八日两点，隐蔽渡过芦河，到达各自的指定位置，编组战斗队形待命，等待抗日义勇军在西山寨打响。因为抗日义勇军的向导带错了路，把皇府城当作西山寨，耽误了时间，没能按时投入战斗。步兵三团团长吴岱峰眼看天将大亮，再晚登城困难，遂命令突击队首先登城，拂晓前攻占了东南城角。在沿城墙向城南楼进攻时，被敌发现，城内顿时枪声四起。此时采用奔袭的方法已不成，遂改变部署，转为强攻。这时，红三团也夺占了南门楼。五时，步兵三团后续部队从东南角突破口进入战斗，一连夺取东门，二、三连向钟鼓楼攻击前进，因地形开阔、不好隐蔽，前进受阻。刘志丹命令红一团于八时也进入战斗，绕到东门突破敌人防御。十一时，夺取敌城隍庙据点，随即分两路，一路向北门进攻，一路向钟鼓楼进攻。钟鼓楼守敌，在步兵三团和红一团的夹攻下，顿时动摇，步兵三团在机枪掩护下乘势攻击，攻占了钟鼓楼。守城敌人被歼一部，其余之敌退踞祖师庙，负隅顽抗。攻打西山寨的抗日义勇军经过激烈战斗，终于登上西山寨，歼灭了守敌；红一团也攻占了北门城楼。敌营长带了几个残兵逃走，我红一、三团派兵追赶，将曲击毙于途中，缴获了曲的战马，送交前总刘志丹同志。攻打靖边县城的战斗于六月二十八日十二时结束，毙伤俘敌营长以下六百余人，缴长短枪五百五十余支，七五迫击炮两门，六○迫击炮四门。俘国民党县长、民团总指挥、肃反会主任、警察局长、县党部书记长和一大批土豪劣绅等共一千余人，都交给中共靖边县委和县工农民主政府处理。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五座县城。
　　此战我军由奔袭转为白昼强攻，所付代价较大，阵亡五十余人，其中包括步兵第三团第一连长魏四儿和抗日义勇军第二大队长王东来等同志，负伤指战员一百零三人。
　　此战打得英勇顽强，对敌震动很大。保安县城守敌国民党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二团二营长高培(字雨亭)于六月三十日晨五时，仓皇弃城逃窜，保安县金弗坪守敌营长张廷祥于七月一日晚，也率部逃往安边镇，保安县境内，只剩了土围子旦八寨一个敌据点。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六座县城。
　　占领靖边县城的当日下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撤离靖边县城，经卧牛城、青阳岔，到安定县城和唐家川一带休整补充。召开了庆祝解放六座县城的祝捷大会，刘志丹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回顾了创建西北红军后胜利发展的进程。强调指出：在西北红军创建只有五个月，西北主力兵团组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转战八百华里，连续解放了六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我们西北红军的力量更加壮大了，根据地更加扩大了。这是我们西北红军指战员学习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刘志丹同志告诫全体指战员，不要骄傲，不要麻痹大意，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还会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刘志丹同志勉励全体指战员，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知识，再接再励，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
　　刘志丹同志接着说：全国大多数人民还在受难，东北和华北的父老兄弟姐妹还在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我们要解放全西北，解放全国人民，还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不允许外国人奴役我国的任何人，这是咱们红军指战员的天职。现在更要团结努力，争取在咱们这一代人手里，解放全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红军胜利万岁！
　　(五) 西南线作战的胜利。红二十六军步兵一、二团、骑兵团和陕甘边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第二、三路游击纵队和各县游击队、抗日义勇军(司令黑志征、政委杨凤歧)，在南线、西线和咸榆大路东西两侧以及宜川、韩城、澄县地区作战活跃，骑兵团还一举袭入长武县城，歼灭了守点驻军和民团，处决了国民党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战绩辉煌。拔除了敌军和民团据点五十余处，开辟了大块革命根据地。歼敌千余人，缴获各种枪千余支。新组建了红二十六军步兵第四团，骑兵团也发展到四百余人，战马五百匹左右。组建游击队(包括抗日义勇军)二十余支。各步兵团和游击队发展到近两千人。牵制了国民党三十六师、四十二师、六十一师的全部兵力，并给予有力的打击，在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对西北根据地第二次“围剿”的作战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六)北线作战的胜利。陕北红军独立第三团，陕北红军游击队三、七、十一、二十一支队，府谷骑兵游击队，在中共神府工委领导下，进行土地革命，开辟革命根据地，积极地寻机作战，牵制了国民党八十六师二五八旅所属各部及地主民团武装“铲共义勇队”等五千余人。我红军游击队歼敌五百余人，缴获各种枪四百余支。致使国民党八十六师丧失机动能力，无法以团级兵力同我红军决战。显然在战争发展过程中，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严重错误，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积极性一度受挫。但是在神府工委领导下，纠正了错误，恢复了战斗活动，重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斗争积极性，恢复了根据地党、政、军、民的革命活动，坚持斗争，为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作出了重大贡献。
　　(七)红军建设。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红军队伍，西北军委在各团和游击队里，都配备了军事教练员，边战斗，边提高指战员的战术水平。还组建了红军干部学校，培养红军的基层指挥员。设置了少共营和随军学校，训练战士和班长，补充红军部队。建立了三个赤少队训练大队，培养不脱产的人民武装指挥员。成立了大小三个被服厂，给红军缝制军服；西北红军的制式军装，规定帽、衣、裤、绑带为浅灰色，帽徽红布质五角星，红布质领章，袖章红布圈宽三市寸。由于部队发展壮大很快，三个缝纫厂赶制都供不应求，常有半数指战员领不到制式服装。开办了三个红军医院。建立了十几个修械厂所，有的可以自造马枪和手榴弹。西北军委和各军分会机关建设逐渐健全，并改善了工作制度。
　　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工、青、妇人民群众团体等领导机关，在红日照耀着的七月三日，进驻延川县的重镇永坪镇。立即开办了西北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吴岱峰同志任校长，张秀山同志任政委(张秀山同志被诬陷逮捕后，郭洪涛同志兼政委)，张文舟同志任教育长，李登瀛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王士英同志任校务长。在永坪镇开始铸造工农民主政府的银币和印刷纸币，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制度。
　　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自从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成立，到七月五日，只有五个月的时间，领导西北军委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英勇战斗，不怕艰难，不畏强暴。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近五万敌军的第二次“围剿”。歼灭了敌人正规军二千二百余人，民团、地主武装三千余人，缴获各种枪炮五千余门、件；解放了六座县城，创造了陕甘边和陕北连成一片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西北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发展壮大。到此时已发展到五千人左右，武器装备齐全。各路游击队和各游击纵队已经发展壮大到四千余人，武器装备有二千五百余件，还有部分指战员使用刀矛。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才能，经过作战训练，进步很快，学会了打游击运动战，并且进行了一些攻坚作战。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支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竖排版二二一页）刘志丹同志亲自指挥的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只用了红二十六军步兵二(后期参加)、三团，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的三个团，共二千一百五十余人。所余的红二十六军步兵第一、二、四团，骑兵团、陕北红军独立三团和各地游击队都在原地坚持战斗，有的牵制敌人，有的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因而战胜了敌人，获得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胜利。事实证明，刘志丹同志的军事指挥，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基本原则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刘志丹同志不愧为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好学生。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