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熊正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是在沈阳爆发的。它的起因，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及蒋介石对内对外的反动政策的结果。它的发展，是我国东北三省相继沦陷，日本大举向我进攻，大部国土为日军占领。九一八事变期间，我当时名熊飞，任辽宁省公安局(沈阳市公安局)的督察长兼公安总队总队长。仅就回忆所及，对九一八事变时，敌我双方军事概况，及沈阳沦陷经过，记录下来，以供史料的参考。
(一)九一八事变时，日寇方面
的军事概况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经过日俄战争，取得了长春至旅大的铁路(称为南满铁路)及沿线的租借地，国势日强，积极推行大陆政策，向外发展。田中义一任首相时，向日本天皇密奏有云：“日本欲征服世界，必先灭亡中国，欲灭亡中国，必先吞并满蒙。”(东三省及蒙古)日本帝国主义并吞满蒙的野心，早为世人所周知了。但何时动手，在日本的少壮派与元老派中，是有争执的，少壮派主张急进，用军事手段，元老派主张缓进，用政治经济手段。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少壮派已占上风，元老派已不能有制止作用了。所以事变的爆发，已成势所必然了。当时日本关东军的分布及活动情况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驻旅顺，事变前一个月，已进驻沈阳南满站大和旅馆内。其所辖正规军，有屯驻师团一个，师团司令部驻辽阳南满路车站西北地区的日本兵营内，下辖两个步兵旅团，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一个步兵旅团司令部驻柳树屯，所属两个步兵联队，一个驻旅顺，一个驻柳树屯。另一个步兵旅团司令部驻铁岭。所属两个联队，一个驻辽阳，一个驻公主岭。骑兵联队驻公主岭，炮兵联队驻海城。在旅顺设有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在铁路沿线，驻有铁道守备队。司令部设在公主岭，下设四个大队分驻公主岭、沈阳、大石桥、连山关。此外还有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驻在朝鲜境内的，有十九、二十两个师团。虽归朝鲜总督直辖，当时也向关东军策应，都向中朝边境集结，并准备进入我东北境内。
一九三一年八月以前，日本关东军曾利用万宝山事件，挑起朝鲜人与中国人的恶感，八月又借口中村大尉事件，煽动日本在东北的侨民对中国的仇恨。九月初又密令在乡军人入营。八月下旬，铁道守备队即秘密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九月初在乡军人，也分别在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着军服、持武器，严加训练。在沈阳南满站的日本在乡军人，不时开大会，声言要为中村大尉报仇。在沈阳附近的日本军队，以及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演习频繁。沈阳附近日军且常越出租借地演习。九月八日竟达到北边门外架机关枪演习，并在合堡大街作巷战演习。夜间在商埠地与租借地临近的马路湾派出所附近演习。竟借口说我警察妨碍他们演习，将我派出所包围。督察长熊飞亲至现场制止无效，竟将我派出所枪弹全部缴去。经督察长熊飞、司法科长陈章，到日军第三十三联队交涉，次日方将枪弹取回。其他借故寻衅之事，不胜列举了。日军在沈阳南满站日本忠魂碑附近，还架设大炮三十余门，炮口对向沈阳城内及北大营。关东军司令部也提出强硬抗议，要求我东北边防司令部严惩中村大尉事件的祸首关毓玑，包赔一切损失，并向日方道歉，否则即以武力解决。
(二)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方面的军事概况
当时是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之后，又值东北军与蒋介石部队合攻石友三之后，也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孙科等为首的广东国民政府分裂之后，也正是蒋介石集中兵力，在江西围剿红军，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之际。东北军大部开入山海关以内。在辽宁省境内的东北军，有驻沈阳北大营的是国防军第七旅王以哲旅全部，驻锦州的是国防军第十二旅张廷枢旅全部，驻通辽的是国防军骑兵第三旅张树森旅全部，驻洮南的国防军第二十旅常经武旅全部及洮辽镇守使张海鹏部的省防军第三十二师，辖三个骑兵团，一个步兵团(省防军编制比国防军较小，装备也差些)。驻安东、凤城、山城镇一带的是东边镇守使于藏山部的省防军，辖步兵三个团。驻在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也各只有省防军五个旅，每旅多为两个团。当时黑龙江省的国防军二十九旅、三十旅，共两个旅。由驻黑龙江边防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带入关内，参加讨石战役，其职务由参谋长谢珂代理。驻吉林边防副司令长官张作相母丧回锦州小岭子原籍治丧，其职务由参谋长熙洽代理。张学良虽兼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却常驻北京，执行其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职务，由其参谋长荣臻代理。在这样中央政府无暇支援东北，东北军力量空虚，各省军事长官不在任内的情况下，日军以为机不可失，遂决心爆发九一八事变了。
(三)沈阳沦陷经过
当时辽宁省政府主席是臧士毅，秘书长金毓绂、民政厅长陈文学、财政厅长张振鹭、农矿厅长刘鹤龄、教育厅长(姓名忘记)、警务处长黄显声，各厅长均是省政府委员。重大事务均须由省政府委员会议决议通过。黄显声还兼任省会公安局局长、辽宁警官高等学校校长。“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沈阳形势日渐紧张。我得到各种情报，都随时向黄显声处长报告，黄处长曾在一次省政府委员会议上提出报告，请决定应变办法。决议由黄处长亲见代理边防司令长官职务的荣臻参谋长请示。黄处长面报荣臻，经荣臻指示，由黄处长报经张学良。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黄处长回来向我说：“副司令派王维宙(即王树翰)赴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领土，万一日军向我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态扩大，应付困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要加紧训练，以备万一。”黄显声回沈阳，即将辽宁各县公安队编为十二个总队(三个县或五个县编一个总队)，以资历深的县公安局局长为总队长。并电请张学良为全省公安队换发武器，以备必要时使用(至“九一八事变”时，尚未换成)。
八月中旬以后，情况更加紧张，中国人到沈阳南站及铁路沿线侦察活动，较为困难了，九月十七日上午十时荣臻与关东军代表，在长官部开会，解决中村事件，忍辱承认惩办凶手，已将兴安屯垦区步兵团长关毓玑押入沈阳监狱中，并承认包赔一切损失，及向日方道歉，双方同意结案。荣臻、臧士毅等，以为如此解决，事态不致扩大了。因而未作任何应变措施。
九月十八日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由日本国内回到沈阳，与本庄繁在大和旅馆秘密见面后，南满站情况立即紧张了。我派驻南满站工作人员郎愚向我报告说：“土肥原带有重要密谋，将采取爆发行动。”我将此情报，报告了黄显声。黄于晚饭后，到公安局办公，夜十时二十分钟，南满站忠魂碑附近的日本炮兵，突然开炮，向我北大营射击。日军步兵即时也向北大营围攻。十时五十分钟，王以哲旅长，时在三经路家中，匆回北大营，途中被阻，乘汽车到公安局。当时黄、王与我密谈，认为事态要扩大了。王以哲与黄显声会商如何应付。王以哲表示：早有决定，服从命令，退出北大营，向东山嘴子东北讲武堂撤退。黄显声表示：公安各分局队，将尽力支持，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撤离驻地。九月十九日，我军撤走，日军占领北大营后，复向我军追击。我军第七旅由参谋长赵镇藩率领，撤至东山嘴，会同讲武堂官兵学生向东边道山城镇方面撤退了。同日日军进占了沈阳商埠一、二、三分局及大、小西关两个分局。这些地区的警察及公安部队，尽力抵抗后，颇有伤亡，大部溃散，残部集中于东关公安总局及公安总队部内。
二十日，日军继续攻占我大、小北关，大、小南关各分局。日军飞机三架，也在空中侦察，有时扫射，居民有些伤亡。日军坦克车三辆，在沦陷区的街道上纵横驰驱，商民愤恨异常。当时公安局尚能与臧主席公馆通电话，我曾亲电藏主席请示办法。蒙指示：“尽力支持，慎重处理”。二十日下午日军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及东塔飞机场。在兵工厂内储存的步枪九万余支，各式机关枪二千五百余挺，各种口径的大炮六百五十余门，迫击炮厂存有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余门。兵工厂未制成的炮身还有一千余份。各式弹药更为数颇巨。在飞机场内存有新旧飞机二百六十架，都被日军夺去了。
二十日下午，日军开始在其占领区派持枪上刺刀的士兵，于较重要的街巷路口站岗，有时检查行人。日本宪兵开始向民户检查武器及抗日分子。沦陷区的警察及公安队，除向总局及总队部集中外，余均分散潜伏于各人家中。
九月二十一日，沈阳砖城各城门及东关总局、公安总队部大门，先后被日军坦克车攻开，守门公安队颇有伤亡。在总局及总队部集中的警员及队兵，受黄显声的指示，尽量携带武器弹药，以分局分队为单位，由后门退出，连夜经新民向锦州集中。黄处长又命令警务处卫队长王久升率部驰赴锦州待命。
二十二日，伪自治警察局成立，伪警左臂带白臂章，以维持秩序为名，实际是伪政权的开始。同时地方维持会也酝酿成立。大汉奸赵欣伯，积极活动，准备作伪沈阳市长。荣臻、黄显声等看形势已非，遂化装去北京，省政府、长官部的其他官佐，也多纷纷去锦州、北平。臧士毅、金毓绂未及走脱，在家被日军包围监视。我督率警务处及公安局人员，沈阳市警察局及公安队潜伏人员，向锦州集中。当时其他机关公务员及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如商会会长金哲忱、卢广绩，教育会会长王化一，农会会长高崇民，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珩等。凡不甘心为敌人利用者，均纷纷由皇姑屯上火车，转赴锦州、北京。当时皇姑屯至北京铁路，尚能通车，但皇姑屯车站日军设有岗哨，检查甚严。
(四)结语
“九一八事变”，在沈阳爆发了，沈阳很快也就沦陷了。当时在沈阳的驻军、机关，如步兵第七旅、长官部、省政府的卫队，东北讲武堂、警务处、省会公安局、兵工厂、飞机场等损失武器装备甚多。辽宁被服厂、粮秣厂，损失的服装、粮秣为数更多。至于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东三省储蓄会，以及其他各机关、企业、学校等，损失的现金物资，更无法统计矣。日军有此收获。对它的扩大侵略战争，提供了很多物质力量。因而它的以战养战的计划，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不仅东北三省继续沦陷，而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就相继爆发。蒋介石的误国，诚罪不容诛，而东北当局的轻信蒋介石，不能未雨绸缪，当机立断，亦不能辞其咎也。至今回忆起来，心中犹有余痛。
一九六四年一月
注释：
① 熊正平即熊飞，当时任辽宁省公安局督察长，解放后任西安市政协常委，一九八一年病逝。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