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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由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洛川会议开始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从延安逃跑为止共一年又十天。 
　　我是参加胡部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整编十七师师长(副师长梁文铁、参谋长宋志坚)。整编十七师辖三个整编旅，即十二旅(旅长陈子干)、四八旅(旅长先是何奇，后为康庄)、八四旅(旅长张淇)。在洛川会议时，胡宗南命我师担任富县到延安的护路任务。我随军由洛川到了甘泉，一直住了八个月。到了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胡宗南被迫放弃延安以北地区，固守延安一隅，妄想利用时机，在延安以南金盆湾一带整补反动部队，企图死灰复燃，苟延残喘。因此，才把我从甘泉调到延安，给以延安警备司令名义。我接事后，未出延安城外，所以对胡宗南进犯延安的军事活动，知道的不详尽。本文所述，错误在所不免，还希读者予以补充纠正。 
　　洛川会议和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布置 
　　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到三月上旬，胡宗南就分别发出调动军队的命令，把晋南三角地带临汾、运城等地驻扎的董钊所指挥的部队，除留一小部分固守要点外，大部昼伏夜动、偷偷地开过黄河，在宜川以东地区集结；同时把驻在关中地区的军队也秘密地开到了洛川附近。这些军队均在三月十日以前依限到达了指定地点。在三月十三日进犯延安行动以前，从洛川至宜川线上集结的胡军有：整第一军董钊，整第二十九军刘戡，整一师罗列，整十七师何文鼎，整二十七师王应尊，整三十六师钟松，整七十六师廖昂，整九十师陈武，共有十五个旅，连同各特种部队人数约在十五万左右。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我正率领八十四旅两个团在河南卢氏县“清剿”地方武工部队，忽然接到胡宗南的电报，要我把部队留下，只带警卫营星夜返西安。第三天我刚到陕西华岳庙师部时，又接到胡的第二通急电，限我率领师部和直属四个营在三月七日前赶到洛川县候令，不得贻误。看情形好象很紧张。三月九日天快晚时，我乘汽车赶到了洛川。这的洛川城内城外极其混乱，大街小巷，军民拥挤不堪。洛川周围，南、北、东的马路上，三五成群的汽车队，日夜不停的奔驰，装载着军械、粮弹、物资补充军队。第七补给区副司令狄兴宇亲领第四兵站分监部人员到洛川来指挥补发官兵薪饷等事项。同时，关中二十余县数千辆送粮牲畜大车，在伪专员、县长强迫、催促并监督下，夜以继日地向洛川送粮。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上午，胡宗南亲自在洛川城内西北角洛川中学召开了进犯延安的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西安绥靖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西安绥靖公署副参谋长薛敏泉、参谋处长贾贵英，第七补给区副司令狄兴宇，第一军军长董钊、参谋长朱侠，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参谋长文宇一，第一师师长罗列，第十七师师长何文鼎，第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副师长李奇享，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参谋长刘学超，第九十师师长陈武，第一旅旅长吴俊，第七十八旅旅长沈策，第四十七旅旅长李达，第十二旅旅长陈子干，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第一百六十五旅旅长李日基，第一百六十七旅旅长李崑岗，第一百三十五旅代旅长麦宗禹等约三十人。胡宗南首先讲话，他宣布：“奉委员长命令，要我们很快地将久据延安的‘共匪’消灭，总裁(蒋介石)盼望我们大家加倍努力，完成这一光荣使命”。并叫薛敏泉副参谋长将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分发给大家。胡在这时指手画脚，两眼不时向上看，摸军帽，装出得意洋洋的样子。但到会的人，特别是同解放军较量过吃过苦头的军官们，面部表情都不是胡宗南那种浮躁骄横的样子。他们拿着作战计划和图表，沉重地深思，对这一罪恶的军事活动，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 
　　薛敏泉接着解说进犯延安的军事布置图表，大意是：“总兵力分为两路，右路军指挥官为整一军军长董钊，率领七个整编旅，由宜川瓦子街线分两路向北攻击前进，经过临真镇到延安东北拐峁地区停止待命。左路军指挥官为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五个旅由洛川以东地区，靠紧右路军，向北攻击前进，经牛武镇、金盆湾，到达延安以北枣园一带地区停止待命。两军作战分界线为洛川东四十里铺、南泥湾、通延安的道路之线，线上属左路军。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率两个旅为总预备队，于进攻开始后策应两兵团作战。整十七师师长何文鼎率陈子干旅(这时师辖之四十八旅尚在铜川，八十四旅尚在卢氏)由洛川沿咸榆公路向北攻击前进，并注意公路以西的‘敌情’变化，随时报告，经交道镇、富县、茶坊街到达甘泉县后，担任富县至延安的护路任务，把公路用最快的手段修通，以便利军事物资运送到延安。整一百四十四旅留住洛川，担任后方运输护送任务。”薛敏泉把计划布署讲解后，又加重补充了一句：“这个计划已经过国防部副部长刘斐同意，并且认为很满意。” 
　　薛敏泉解说后，三十余人默不作声。胡宗南看到空气沉默，要裴昌会给大家讲话。裴笑了一声说：“没意见，我们本着政府的命令和胡主任的意图，努力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来奠定西北的局面”。胡又着董钊、刘戡给大家讲话。董、刘二人均站起来说：“没什么说的，干去就是了。”约两个小时，就结束了这一罪恶的决策会议。
　　三月十一日下午，胡宗南找裴昌公、董钊、刘戡、钟松、王应尊、陈武同我共七八个人，到胡的办公地方谈论进犯延安可能发生战争的地点和情况。胡要我们各说出自己的看法。钟松先说：“解放军盘据延安多年，当有一个充分准备，决不肯轻易放弃延安。激烈战争当在延安以南、崂山以东地区。我们希望战争地点离延安以南越远越好，对我们越有利。可能在临真镇、金盆湾一带发生大战。”接着刘戡说：“我们这样多的军队行动，延安当然会知道的。打仗要算账，‘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以我判断，由开始直至到达延安，这一段不会发生大战。可能发生局部战争。我众‘敌’寡，零星抵抗是会有的。较大的激烈战斗将在越过延安以后发生。那时解放军会在山西调来一两个纵队，在他们有利的地势下进行抗击。我们谨防中伏，万不可大意。”裴昌会同意刘的看法。王应尊插嘴说：“我认为解放军在陕北的人数不多，我们到延安不会有战争，如同行军一样。”王应尊说完后，胡只笑了声没有说话。这三种看法可以代表当时胡部大多数军官的军事思想。
　　按原计划规定，三月十二日就要开始进犯。因为部分部队刚由晋东南调来宜川地区，时间紧迫，械弹服装没有全部补给完毕，临时胡才决定改在十三日开始行动。胡叫董、刘两军长利用十二日一天时间，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介绍作战经验，把自己作战的长处和特别注意事项说出，使大家都有明确的认识和准备。
　　刘戡即于十二日上午，集合第二十九军团长以上军官，在洛川东街小学里开会，他首先介绍作战经验说：行军时多派搜索侦探群，前后左右都不可缺，并在侦探群之外派出三三两两的便衣侦探到远方去活动。这样做就不会遭受伏击和袭击的危险。每日宿营时，那怕是大雨、深夜、或者短时休息，都不能因为行军劳苦而不做工事。带兵官到达宿营地后，先出外把地形看好，布好警戒哨兵，一切都妥当后再来安置做饭、休息诸事宜，偷懒就会吃大亏等等。钟松也讲了一些宿营和行军应注意事项。我讲的是构筑工事安排，工事应确实作到点面结合等等。会后，胡宗南照例用打气办法，请与会人员会餐，照团体象。饭后一个个都默不作声地带着沉重的心情溜回驻地。
　　整编十七师担任护路的经过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胡宗南的军队全部出动了，黄昏时均到达由宜川至洛川的封锁线上，进入了攻击准备位置。董钊、刘戡两指挥官也按计划规定的分界线各就各的位置。我带着十七师师部出了洛川北门，到交道镇的南边第十二旅后边的一个村庄里宿了营，晚间全线静静地没有听到枪声。到三月十四日拂晓，全线向北突破封锁线攻击前进了。我带着师部四个直属营，在十二旅的后边跟进，过了交道镇四十里铺翻沟过了要岘，在下午四点钟时，第十二旅先头部队接近了茶坊，解放军在茶坊北山上猛烈地射击，十二旅也用大炮还击，不能前进，因此第十二旅在天黑前就在原阵地露营，与茶坊北山的解放军对峙着，师部宿营于十二旅后方的小村里。这天晚间整夜有零星枪声。当时我判断茶坊不会发生主力战，因为我们东边的大军越过了金盆湾到了茶坊的后方，我们不打，解放军也会退走的。十五日早上没有战斗就到了茶坊，占领了北山。我们积极修整茶坊北山的工事，派兵一连过洛河到富县西城墙警戒，并搜索洛河以西的“敌情”。为了加固北山的阵地，把茶坊商民的床铺门板都搬上了北山。 
　　三月十六日上午，接到胡宗南的电报，要我率师部四个直属营坚守茶坊，加强防守工事，维护交通；令十二旅陈子干率全旅由茶坊即时出发，经牛武镇、清泉镇到南泥湾归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直接指挥。中午十二时，十二旅离开了茶坊。我立即把师部和四个营全部移住在茶坊北山顶上，集结在一个山顶上坚守一点。夜晚茶坊街无一人行走。当晚又接到胡的电报，要我把茶坊的防务交给第四十八旅康庄接替，令我带师部四个营于十七日早由茶坊出发沿咸榆公路北进，限当日到达甘泉县，并要在行进中补修公路。到甘泉后，积极修筑坚固工事，限三天把富县到甘泉的公路修通，以便军运，不得违误，并将修补公路的情形即时报绥署备查。当时我感到一个光杆师部在边区行动是很危险的，虽怀恨胡的这个指示，仍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命令。
　　三月十七日早饭时，康庄带第四十八旅到了茶坊。我对康庄说：要守住茶坊，先要守住北山。要康把主力放在北山上，派小部队过洛河到富县城以西游击，以加强北山工事，并把茶坊到甘泉的公路赶快修通。当日下午我到了甘泉县城。同参谋长宋志坚谈论军事形势时，估计陕北地区解放军兵力，总共不过四万人左右，第一纵队约一万七千人，按现在众寡悬殊的情况来看，攻下延安是无问题的，在延安以南可能遇到小接触，没有大的战斗。我们的估计，同刘戡所料一样。宋志坚还向我说：“胡拿咱们这样大的兵团，挤在狭小的地区里作战，行进必然会混乱，有事就摆不开，而国防部竟然同意这个计划，不知是什么道理！”
　　三月十九日晚间，接到刘戡的电报说：十九日中午我军已占领延安。旋又接到胡的同样战报。到此胡宗南进犯延安的第一阶段就算结束了。胡宗南部队到达了延安，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事，也是他走向灭亡的转折点。
　　胡宗南在进犯延安之前，于一九四七年二月间曾派三十六师，七十六师和四十八旅等部对“囊形地带”进行了一次所谓扫荡。囊形地带是陕甘宁边区南部由陕西的宜君经铜川、耀县、三原、淳化、旬邑西至甘肃的正宁、环县向关中突出的一个地带，胡宗南早就认为囊形地带对关中威胁很大，时刻想割掉这条“盲肠”。这次扫荡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摸清这个地区解放军的兵力，另一方面是为了减轻进攻延安部队左侧翼的威胁，结果，不但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反而使四十八旅，损失一半兵力，旅长何奇也在这次扫荡过程中于西华池被击毙。
　　胡宗南进犯延安的时候，宁夏马鸿逵也想趁火打劫，在盐池县地区集结了一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师，统由他的二儿子马敦静指挥，配合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犯，占领了定边县、安边堡、小桥畔等地区，后来还继续向靖边县和吴旗等地窜扰。
　　胡宗南进犯延安以后，亟图侵占延安以北的广大地区和城市。为了弥补兵力不足的严重缺陷，就委派陕西省保安副司令张坤生为关中民兵总指挥，把关中二十多县的保安队编为九个民兵纵队，纵队长由各县有军事才能的县长、保安团长担任。各县去陕北民兵人数不一，有的县去一个保安大队(等于一个营)，如周至、武功、兴平等县；有的出两个大队，如长安、三原、泾阳等县。九个民兵纵队号称三万人，实际有一万人左右。这是胡宗南虚张声势、扩大宣传、给军队打气的手法。
　　在编组民兵的活动中，胡宗南同陕西省主席祝绍周经过多次争执，由张坤生作了桥梁，才说合成功。各县的保安团队明知去陕北就会送死，但是抗拒不了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厅长蒋坚忍和各专员、县长的凶恶催迫，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到了陕北。张坤生把这些民兵带到延安以后，给延安以南留了二个纵队，担任延安到富县的护路任务，归十七师师长何文鼎指挥，一个是长安纵队，一个是泾阳纵队。其余几个纵队都布置在延安以北地区，大部是担任护路任务，到蟠龙以北的民兵纵队，还配合军队守公路据点。在蟠龙战役中有二个民兵大队同时被解放。被解放了的民兵，有的经过解放区回到关中本县，有的弃暗投明当了解放军。胡宗南到了后来，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时候，对关中民兵也就听其自便，不再那样重视了。关中民兵到陕北后，不但本身受了极大痛苦，伤病死亡很多；也给陕北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如吃粮、烧柴、住房三项就给陕北人民极大的扰害，更严重的是到处抢劫人民的衣物、鞋袜等。派民兵的各县为了给去陕北的民兵筹钱发饷，发安家费，发衣物鞋袜费等，也加重了关中人民的负担。这是胡宗南进犯延安的另一罪恶事实。
　　胡宗南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等地连吃败仗 
　　胡宗南军队到了延安后，稍加休息补充，即继续向延安以北地区进犯。为了使延安附近驻军安全，三月二十五日那天，派整编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到解放军早已布置好打歼灭仗的地点——青化砭搜索警戒。先头部队刚一到达，正准备造饭，即被解放军四面包围，其余部队正在行进途中，猝不及防，仓皇应战，不到二个钟头，战斗即告结束。这次战斗，三十一旅旅部和一个步兵团全部被消灭，共计三千余人，旅长李纪云和团长谢养民均被俘。青化砭战事结束后不到二十天，胡军第一百三十五旅，奉命与三十六师会合，行经瓦窑堡西南的羊马河沟道里，两旁梁上是解放军占领好的阵地，该旅遭到伏击。钟松的三十六师虽已听到炮声，但迟迟不援。该旅在沟道内挣扎不到一天时间，又被解放军全部歼灭。旅长麦宗禹和两位团长均被俘。到了五月四日，担任蟠龙守备任务的整编第一百六十七旅旅部和一个步兵团也被歼灭，旅长李崑岗被俘。当时远在绥德地区的董钊和刘戡，听到蟠龙有战争，措手不及，相互埋怨，怪胡、裴指挥不当，不应该催他们赶着到绥德。董、刘一再给胡打电报，商量救援办法，可是蟠龙战事已经结束了。住在延安边区银行里的胡宗南，知道了蟠龙李崑岗失败的实况后，象发了疯的狂人一样，在办公室里背着手不停的转圈圈，怒气冲冲，随便骂人。他初占延安时那种得意忘形的傲气，一变而为愧愤焦急无可宣泄的一股闷气。
　　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个歼灭性战役后，胡军内部官、兵都存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约在五月下旬，我在甘泉县忽接到延安指挥所主任裴昌会的电令，大意是在金盆湾、临真镇发现有解放军部队活动，要我带第八十四旅二五一团(该旅二五○团守备运城，尚未归还建制)由甘泉出发，向正东金盆湾地区攻击前进。令住在富县茶坊的第四十八旅康庄部由茶坊出发经过牛武镇到南泥湾后归我统一指挥，“扫荡”、“流窜”到金盆湾、临真镇地区的解放军，战斗情况随时报告等语。我接到这个电令后，甘泉防务交参谋长宋志坚主持，并用电话通知第四十八旅康庄。第二天我们分别由甘泉、茶坊两地出发，向金盆湾目的地前进。这次我们军队行动不象过去那样大意了，严格规定行军、宿营，均要在山梁上活动，不得在沟道内行动，违者按军法从事。经过两天在山梁上的战备行军，两路部队都到了金盆湾，但是并没有看到解放军一个人。住了一天，又接到裴的电令，要我带原部队向北方展开大面积搜索前进，到达延安候令。我在去延安途中，仍未遇见解放军。这一次山梁武装游行，军官们对指挥机关失去了信心，而金盆湾地区的人民却再一次遭到胡军的洗劫。  
　　蒋介石飞到延安也挽救不了惨败的命运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个战役，打得胡宗南头晕眼花乱了步伐。胡最伤心的是盘龙镇的失败。该镇是延安以北第一个重要补给站，存储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军用物资极多，全被解放军利用了，而一时自己又无法再弄来这些东西。所以这是胡最心疼的地方。另外，胡侵占延安后，把李崑岗吹嘘的如何智勇双全，雄才大略，好象是绝无仅有的人才，可是，在蟠龙并未显出本领，即被解放军俘虏，胡觉这个耳光子被打得太响，太痛了。
　　八月初，榆林城被解放军围攻。胡的军队在延安附近，远水不解近渴，驰援不及。解放军一度攻入榆林城内，情形极为紧迫。为了解救榆林之急，蒋介石叫胡宗南派三十六师钟松率领该师由安塞西南永宁寨以西地区出发，经靖边，出横山，沿长城北侧昼伏夜动地前进，才到了榆林，而解放军已于前一日撤围东去。钟松乃急率三十六师由榆林南下，在沙家店附近遭到复灭。
　　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榆林战役开始的前夕，蒋介石为了向胡宗南指示机宜，由西安乘美龄号自用飞机到了延安。在蒋介石要来延安之前，胡宗南即派飞机多次由西安给蒋运来洋瓷澡盆、脸盆、马桶、沙发、钢丝床、西餐用具、西餐厨师以及山珍海味等，应有尽有。但是，所有在陕北的军队，经常缺粮吃，根本谈不到蔬菜供应，全靠抢夺百姓的食物来生活。这种判若霄壤的生活方式，在反动派是视若当然的。
　　蒋介石住在延安南关西坡边区外交宾馆里，五日下午，胡宗南把能来延安的旅长以上军官都叫到延安见蒋介石，听说当晚蒋同胡宗南、裴昌会、董钊、刘戡等人研究尔后作战方针。当日下午胡派吉普车到甘泉接我，因天雨路途泥泞，第二天早上我才赶到，胡令我即时见蒋，在蒋正吃早饭时见了面，蒋只问我“住在那里，身体还好吗”一些话。因蒋马上要回南京去，我从蒋住的地方出来，就同胡坐在一个汽车上到了—飞机场。约在六日上午七时，蒋乘飞机走了。胡又拉我同车回到他的住处，才对我说：“总裁指示，今后在陕北作战，不要稳扎稳打，要用急进猛打的战法，补救过去的缺陷。”他接着又说：“解放军围攻榆林，想诱我们去解榆林之围，在米脂以北地区，设伏歼灭我军，我们现在再不上他们的当了。总裁指示，解榆林之围，我们主力缓缓的沿咸榆公路北上，叫钟松带三十六师由左翼急进出击横山，沿长城北边东进，侧击榆林附近的解放军。榆林解围之后，乘解放军未远退时，我们北上主力配合榆林南下的三十六师，在榆、米之间同解放军决战，是一个关键战役。”当时我以为蒋的主张是高明的，但事态的变化，恰得其反，约在八月二十日前后，沙家店战役，三十六师被打垮，一百二十三旅旅长刘子奇被俘，北上的董、刘主力军总是到处白跑，士气散涣，进退维谷。
　　胡连次吃了败仗之后，对陕北的战事不得不采取以守代攻的战略，避免主力决战，只求苟延时间。他一面将整编第一军和几个整编旅调到洛川以南地区，逐渐转移到关中；另一面把遭受严重打击的几个旅抽调到川北、豫西去接新兵，补充实力，企图将来作反革命的本钱。
　　胡宗南一再改变退守计划，何文鼎担任延安警备司令
　　胡宗南对陕北战事采取以守代攻的战略后，决定保持绥德、清涧、瓦窑堡三点，仍以原来驻守上述各地之部队防守。主力则是延安、甘谷驿、延川至黄河西岸之线。延水南岸沿山岭构筑工事，扼要防守。企图控制延水以南，咸榆公路以东广大地区。当时军事布置计划是：整十七师师长何文鼎接任延安警备司令，十七师(欠八十四旅)接替二十七师防务并担任延安至甘谷驿的守备任务，维护延安到洛川间咸榆公路交通线的安全；整二十七师担任甘谷驿至黄河西岸的守备任务。这个布置计划是十月八日由延安指挥所下达到我师的。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我接了延安防务，这时我师建制内只有十二旅和四十八旅，八十四旅已于五月间派往豫西接新兵去了，王应尊的第二十七师移住延安以南附近地区，两师均准备派部队去延河南岸，按指定地段修筑工事，但因十月十一日清涧战役第七十六师全部被歼灭，师长廖昂、参谋长刘学超被俘，接着绥德、瓦窑堡守军也在救援清涧的第一师和九十师掩护下，弃城南逃。胡宗南便放弃了守延河南岸计划，而代之以所谓“固守延安，诱敌攻坚，内外夹击”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整十七师的任务是迅速增强延安城郊工事，准备固守；二十七师控制于金盆湾地区，以备解放军攻打延安时，好内外夹击，达到消耗对方和拖延时间的目的。延安指挥所主任裴昌会对我说：“现在我们不能在野战方面同解放军决胜负了，只有依靠强固工事来打消耗战，目前解放军主力仍在延安以北地区，若能把工事赶快修好，消耗战的目的定会成功的。”当时我认为裴的话有道理，这条路是比较稳妥的一条路。
　　约在十月二十日前后，胡宗南首先由延安跑回西安，十二月下旬延安指挥所撤销，裴昌会也溜走了，控制在金盆湾的二十七师不见了(听说调到洛川以南地区)，所谓内外夹攻的计划完全破产了。只剩下延安一座孤城。咸榆公路时断时通，延安补给全赖空运。这时我认为延安不是我的坟墓，至少也是我被俘的地点。
　　为了确保延安，达到消耗战的目的，我决心把延安原有工事，修理完整，并添补新的石碉。并把延安周围高地川道分为三个守备区，派专人负责，指定部队，担任修筑。以清凉山、东关飞机场包括东川道为第一守备区，派三十四团团长齐天然负责防守；宝塔山包括南川道为第二守备区，由三十五团团长吴子清负责防守；延安西城高地包括北川道为第三守备区，由三十六团团长王粲辉负责防守。派十二旅旅长陈子干担任指挥，负责督修整个工事。按照工事修筑计划把延安周围高地都削成两三丈高的峭壁，使人无法攀登或通过，重新增添石碉群，达到攻不破、摧不毁的强度。把延安城内外东、南、北三个川道和各山腹沟道均用极厚的石条，构筑成上下两层的石碉群，每个石碉配合三个到五个小伏地碉，作为巩固主碉补助射击之用。这种石碉曾用山炮试验过，确实做到了打不垮的程度。
　　为了修建石碉，把延安城关住人的石窑洞拆毁了四、五十个，城内外路两边的石条统统挖掘出来，这还不够，又令工兵十八团用风钻往南山打了数百个石块，才凑齐将近二百个石碉的石块。石碉所用的木料计有千余条，拆掉了延安西边的炼铁厂、国际医院、桥儿沟天主堂、西北局办公大厅、北关党校七个住房和党校大礼堂地板。石碉完成后还认为不坚固，向延安要了五百民工，将延安东、南、北三个川道，各挖深三公尺、宽四公尺两道外壕，壕内均放满了水。因修筑延安工事，使人民受了极大的灾难。
　　胡宗南部从延安逃跑经过
　　胡军蟄伏延安不敢活动，只有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防御工事上，因而不停的加强延安周围的工事。到了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忽然接到胡宗南的电令说：“宜川第二十四旅被围，情况危急，已令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第二十七师和九十师由洛川东进解围，该师用五分之二的兵力即日由延安出发，先到甘泉地区扬言去宜川作战，并与二十九军部随时联系。”当时集合两位旅长商议，作出发准备。参谋长宋志坚主张放弃延安全师南下，经金盆湾，配合东进主力侧击宜川以北地区，全力以赴，进行一次决战，还有转败为胜的希望。如今把一部有用兵力久置无用武之地的延安，实兵家所不取。我们同意宋的见解，决定先按命令出兵，再请示西安。当派四十八旅旅长康庄带领该旅二团即日出发到甘泉，随时用电话向师部联系。从这日起，每天都有电报发往刘戡军部问前线战况，但是只有去电而无回电，我们就怀疑战争有些不妙，三月二日赶快把康旅由甘泉调回延安。接着知道刘戡、严明、李达、周由之等军、师、旅长均在宜川瓦子街被打死，师长王应尊被俘，援宜川的部队彻底溃败。这个惨败的消息传到延安，更增加了我们困守延安，前途黑暗的阴影。
　　宜川、瓦子街战役，胡宗南的四个整编旅全部被歼灭，只逃回数百徒手士兵，这个战役给胡宗南以致命打击，奠定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的胜利基础。瓦子街战役结束未久，洛川相继告急，约在四月十日左右解放军猛攻洛川县城，洛川守军指挥官杨荫寰除打电话向西安求援外，因杨系十七师四十八旅的一百四十三团团长，也急电我要求派部队驰援。这时，我们更不敢轻举妄动，当用电报同西安连系，研究的结果要杨荫寰加强工事，死守洛川，等待南、北两路援军驰赴洛川城郊决战。胡派裴昌会为指挥官，指挥从关中凑集的一部军队，由耀县向洛川前进，用缓进稳打办法来解洛川之围。守备延安的第十七师也归裴指挥。俟北上援军过了宜君接近黄陵县时，十七师再南下到洛川会师。如南北两路有一路被阻击时，另一路应迅速前进，依靠洛川据点马上与解放军决战。这种计划正在进行中，裴昌会已过了宜君县，延安守军即将南下之际，忽然发现解放军主力经淳化、永寿、麟游等县迅速前进，矛头直指凤翔、宝鸡。这时关中西部空虚，解放军如入无人之境，一日前进百余里。胡宗南急忙把裴昌会调回，解救关中危险。解放军这个大迂回在凤翔、宝鸡打垮了胡军的残余部队，也打散了甘肃马继援军队的阻击，返回泾河以北地区，获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
　　到了四月十九日胡宗南已知解放军全部到了关中西部，决定要死守延安的第十七师放弃延安，指挥延安所有的军队，迅速撤回关中耀县待命。这个命令，是四月二十日由西安绥署裴副参谋处长同西安空军第三基地副司令易国瑞乘飞机送到延安的。当时我们决定二十一日拂晓沿咸榆公路向南逃跑。在两天前，我们为了避免解放军中途截击，曾向胡建议，利用延安以北的空虚地区，由延安北开，经安塞、靖边、定边等县，取道宁夏，再同关中。但是未得到胡的采纳。 
　　四月二十日中午和裴处长同机来的还有西安绥署第二处处长金树云，金到延安后，同延安汇报秘书王虹光，延安警察局长陈廷珍乘坐师部小汽车到延安北枣园一带布置潜伏特务。据金对我说：“利用退伍军人名义把特务安置在城乡各处，他们共有五部小型电台，我们离开陕北后，他们定会长期给我们通报消息。”
　　四月二十日下午八时许，我召集十七师团长以上军官以及配属独立营、连、兵站等单位主官在师部开会，由我口头下达明日拂晓全部撤出延安的各种布置：一、拂晓前吃毕饭，五时出发，守阵地部队担任掩护，余均集中在南关。行军次序是：先头部队为四十八旅。中间为师部直属营连、延安警备司令部、山炮营、重炮连、战车连、工兵、兵站和医院等单位，十二旅三十四团归师部直接指挥，随师部前进。最后为第十二旅(欠三十四团)，并派出后卫警戒。严格规定各部队行进时紧紧接连不要有距离，路上若遇小战斗，可一面掩护，一面前进，如遇大的战斗，前、后、中全力集结以赴。这是生死成败的关键。二、各部队单位带不走的东西，一律毁却，不得资“敌”。械弹尽量携带，剩余的责成陈子干在部队撤离延安后，用火焚毁。阵地上埋设的地雷不必拆除，未埋的一律破坏。三、在山顶上的重炮和山炮限二十日晚移到山下，作好出发准备；战车、工兵部队和兵站把紧要的军事物资装在汽车上；医院里的重伤兵由汽车运输，轻者随军前进；医院拿不走的药物不必破坏。四、军法处所押的犯人，情节轻者限二十日晚会同延安县府勒令取保释放，重要者交由延安警备部处长韩志远负责押解。五、陕北行署、延安专署、延安县府各行政单位统随师部后边前进，不得抢前和落后，更不得一听枪声随便乱跑，所有行政人员由各单位主官负责带领。
　　四月二十一日天犹未明，军队即按照命令行动。这时延安城郊一片荒乱凄惨景象，阵地上的地雷连续爆炸，城内焚烧军服的烈火冲向天空，南关的仓库物资也燃起熊熊烈火，面粉、黄米、衣物、绷带、纱布、药品等，乱撒在马路两旁，军民争先恐后地向南逃跑，军属中竟有抛弃小孩而逃命者。我看到这种情形，在南关外对参谋长宋志坚说：“不要走了，叫回来吧，改日再行动。”宋说：“现在不可能。不要怕。走吧。”经过三十里铺、崂山等沿路街镇，从前房屋整整齐齐而今到处残垣断壁。道路上因军民拥挤，竟将重炮一门拥挤到沟内，无法抬出，即令炸毁。行到甘泉北十里铺时，听到前边枪响，发现山头上约有一营军队，向公路实行阻击。我要康庄派兵一营攻击，其余人马快进甘泉城，依靠城墙据点，进行战斗。尚好，甘泉一夜平静无事。我们顾虑越向南走，遇到解放军伏击的可能性越大。二十二日继续向南逃跑，到了茶坊宿营。二十三日由茶坊出发，没有遇到任何阻当，也没听到枪声，只看到沿路破坏的很厉害，村镇均无人烟。当日下午四时许到达洛川县城。军队均住城外东北地区，我进城与杨荫寰见面。 
　　胡宗南命我到达洛川后，把洛川军政人员一齐率领继续南下。这个命令洛川军政单位都已知道了。这时因洛川发生过战事，城防工事阻碍了人马车辆和重武器的通行。部队因连日战备行军，官兵均极度疲乏，所以就未经胡的允许，决定在洛川休息一天。在休息时责成杨荫寰、专员傅云向南派出得力部队搜索，用各种手段向黄陵县搜索解放军活动情报，并令杨荫寰负责修通道路，好让车辆野炮通行，不误南行命令。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预定仍沿咸榆公路南逃，经黄陵、宜君到达耀县。行军序列是第十二旅、师部和所指挥的各单位、第四十八旅、洛川各行政单位，最后是杨荫寰所指挥守洛川军队和保安团，并担任后方的掩护。快天黑时，接到专署的报告说：黄陵到宜君公路被解放军破坏的极厉害，人马不易通过，汽车炮兵更不能走，判断解放军必在这一地区设伏，因而立时改变计划，决定由洛白公路(洛川——白水)南下，并限当晚十二时前把这道命令送达各部队。
　　四月二十五日因洛川炮兵不能越过外壕，到了十点钟才出发，又因洛白公路年久失修，无法急进，只走了四十里就宿营。这天平静无事。
　　胡宗南令我们由延安逃跑时，就指示了作战方针：“若在中途遇到解放军阻击时，可以一面抵抗一面绕道前进，赶快脱离战斗，速回关中。”经我们商议之后认为不能按照胡的指示办了。理由是：解放军的战法短距离突击，速战速决，用最短时间解决一个战役。同解放军边打边退是自寻死亡的道路。陕北各次战役都是如此。我下定决心改变胡的作战方针，如遇解放军阻击，先求得打了胜仗之后，再行南下。具体办法是：站稳脚步，竭尽全力，猛攻猛打，牺牲再大，也得干下去。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
　　四月二十六日，仍按前一日行军序列前进。这天走了七十里路，到史家河宿营。沿途没发现解放军，没听到枪声。从延安撤出的军队和行政人员均已到齐，杨荫寰所指挥的洛川部队，天快黑时，步兵也陆续到达，唯有炮兵部队还未到。休息时，接到杨的报告说：炮兵落在后面，已派部队去掩护。我们到史家河时天色尚早，空中还有飞机，通过对空联络，请由飞机侦察炮兵行动。旋据飞机回报说：沿路并无炮兵踪迹，及至夜深还未到来，估计可能被解放军截去，随令部队特别注意警戒，军队在阵地上露营。因为炮兵未来，准备次日稍晚一些出发。这一夜又平静地过去了。
　　四月二十七日，决定早七时出发，认为若有战斗必在后面，所以把战斗力较强的十二旅作为后卫，把杨荫寰的部队放在前面，继续南下。快到七点钟时，军队正在史家河南梁上集合，我率师直属部队先到南梁，正同三十五团团长吴子清谈话之际，突然在我们集合地西边百米处，各种机枪、手榴弹集中射来，攻击很猛，打乱了我们的队伍，来不及指挥，有的就地卧倒抵抗，有的退到后边地势较好的地方抵抗。我一面教吴子清把军队散开就地射击，不要乱动，以免影响全局；一面把三十四团调到三十五团东边占领阵地，准备战斗。同时派人绕道北边沟内史家河镇要参谋长宋志坚同旅长陈子干、康庄督促三十六团和杨荫寰赶快由北边沟内向南梁进攻，夹击南梁西头的解放军。从早晨到中午，战斗激烈异常，双方相距不到三十米远，打得难解难分，谁也不敢后退，后退就会当俘虏。这时北边队伍向南梁仰攻，因南梁上敌我双方阵线相距太近，沟内射出的炮弹大都落到自己阵地，十几分钟就打死了八十余人，附近十几个窑洞都放满了伤兵。在这个胶着状态下，我要战车连长亲自率领战车，向解放军阵地冲击，令师部警卫营派战斗小组跟战车运动，突击解放军。这一行动我们官兵伤人更多，战车连长也被扒到战车上的解放军用手榴弹打伤了胸部。经过这一突击战斗后，解放军约后退五六十米，仍沿高地西边缘继续战斗。到太阳快落山时，北沟向上攻击的军队也到了梁上，解放军才向后退远了。全夜零散枪声未断，没有激烈战斗。
　　在整天的激战中，我同对空联络员在一起，叫飞机轰炸解放军的后方，并令飞机往北边公路上，搜寻匿藏野炮的处所予以轰炸，但据飞机汇报，沿公路村庄均无炮车踪迹。
　　天黑战斗缓和，我同宋志坚和两个旅长住在一起，研究今日作战情况，估计解放军兵力约有三团之谱，少了未必敢违犯“归兵莫追”之忌，前来突击我军，若同我军人员相等，定会前后包围截击我们。我们深怕延长战争时间，解放军继续增加，对我们不利。基于这种情况，决定迅速脱离战斗，离关中地区越近对我们越有利。遂命三个旅分段掩护，向白水县迅速前进。 
　　四月二十八日南下布置如下：第十二旅(欠三十四团)在原阵地担任全师掩护任务，俟全师撤完后，一面撤退，一面战斗，不要打胶着仗；杨荫寰部在天明时首先南进，到纵目镇停止，占领阵地掩护本队，俟第十二旅通过后再行撤退；第四十八旅在师部后边跟进，到达洛河北岸后占领阵地，掩护全师渡河。预计本日宿营河上村。在全部撤退过程中，解放军并未猛烈追击，只尾随我军而已。这一天撤退秩序极坏，等于溃退，人马争先恐后，落荒南跑，如象长距离赛跑一样，若听后面有枪声，跑的就更快了。到了下午两点多种，我军全部到了洛河北岸，仍然看到尾随的解放军在后面活动。
　　洛河因下雨水位较高，人马仅能徒涉，重武器和车辆无法通过，工兵营营长把架桥部队早带跑了，河水是这样大，解放军又在后边跟着，我同大家研究办法，有人主张抢渡洛河，把重兵器抬过河；有人主张沿公路走到澄城再到大荔。正在无法决定的时刻，忽然两次接到飞机空投下来的绥署通报，说洛河北岸有由澄城北边向西活动的骑兵群，要我们注意，并叫我们赶快渡河到白水与迎接的部队会合。因此马上决定渡河南下，按第十二旅、师部和所属单位、杨荫寰所部、最后四十八旅的次序，重武器和各车辆要各部队设法抬过洛河。在渡河时士兵被洪水淹死十余人。当我离开洛河南岸不久，北岸的解放军猛烈射击渡河部队，这时官兵只顾逃命，谁还敢冒险来抬重武器和车辆呢?就这样把十四、五门山炮，二门重炮，七辆坦克，四十辆新载重汽车，八部小吉普车和其他笨重军用品都遗留在洛河北岸送给了解放军。当夜即电报胡宗南，要他派飞机到洛河北岸轰炸这些遗留的武器。第二天也看见了飞机在北岸遗留武器的地方轰炸多次。但当时接到胡的复电，要我明天带上部队重到洛河北岸夺回这些东西。我没勇气再到洛河北岸去，因为军心已散，不能再打了。再电胡派飞机去轰炸，但无下文。到五月八日我到西安见胡时，胡对我说：“山西运城所丢的重武器由我负责，延安所丢的重武器由你负责。”这是我后来被撤职查办的主要原因。
　　二十八日下午四时许，部队陆续到达河上村，胡宗南派来飞机投锅饼，在村内和大路上空乱向下投，竟打伤了近十名官兵。因解放军相距不远，部队就在村外露营，严密警戒以防夜袭。果然这晚第一百四十四团三位军需被解放军悄悄地拉走了。
　　四月二十九日准备继续南下，经白水县到达蒲城目的地。早晨部队集合快要出发时，忽然发现河上村西北约五里处有解放军小部队活动，军队一行动必定受到威胁，决定派团长齐天然带兵两营抵挡这些小部队。出发走了不到十里路，从白水方面前进的部队，竟向我们打了几迫击炮，我军当予还击，双方互打了十余炮，赶快用号音连系，才知是胡所派迎接我们的部队，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绕过白水县城缓缓地向蒲城行进。我遇到接应我军的旅长夏禹卿，坐上他的大卡车，当日下午就到了目的地蒲城。五月一日部队也陆续全部到齐。到蒲城后，清查这次战役伤亡人数和武器弹药损失情形，计阵亡官兵三百七十余人，受伤五百余人，投诚解放军和逃跑士兵近三千人，损失重炮二门、山炮十三门、野炮八门，战车八辆、载重汽车四十八辆、小吉普汽车七辆，弹药、被服损失数字更大。五月十日左右，蒋介石来西安，胡要我到太乙宫去见蒋，在坐的有裴昌会、董钊，还有由榆林来的第八十三旅旅长沈向奎。蒋同其他人谈完话后，怒气冲冲的骂我：“怕死，无耻”之后，再没说一句话，即时出了太乙宫乘飞机回南京，我便落了个撤职查办处分。
　　胡军内部的矛盾和胡祝之间的矛盾
　　胡宗南军队相互之间以及军事政治之间是矛盾重重的。这一时期有两个内部纠纷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先进延安的问题。按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傍晚宿营时的位置看，第一师部队距延安远些，九十师部队距延安较近，应先进延安。但是胡在当日晚间，就打电报给董钊，要九十师缓进，让第一师的第一百六十七旅李崑岗提前出发先进延安，好在西安报纸上将他预先准备好了的捷报刊登出来。因此，引起了胡部军官们不满，纷纷议论胡的私心太大，不应该对所属部队分出亲疏远近，更不应该明显地左袒第一师，大家愤愤不平。第二个问题，是捏造战绩的问题。胡军侵占延安后，在西安各报上大肆宣传，说延安战役激战甚烈，用猛冲猛打，两翼包围的神妙战术，击败了延安外围“敌人”的猛烈抵抗，打垮了“敌人”三个旅，打死了三千人，“敌人”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极慌乱的向延安以北溃退，我军乘胜追击，占领了延安全城等语。因这项打死三千人的问题，大家在军队中和延安街道上，纷纷议论。陕西省保安副司令张坤生一九四七年五月在延安警备司令部曾对王应曾和我说：“延安近郊打死三千人，为何看不见一个坟墓呢?”还说：“若果有新闻记者来参观，要看这三千多人埋到什么地方，不是一个大笑话吗?记者若问胡、裴和新闻处长王超凡，他们将何言以对?”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欺骗宣传，既然蒙蔽不了胡部军官和士兵，更蒙蔽不了延安的老百姓。胡就是这样一个“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人。
　　还有董、刘两兵团的互相倾轧问题，在胡军中也是一个公开问题。两兵团进犯延安时，虽有作战分界线，各兵团有各兵团活动地区，但是地图不一定相同，因而经常几个旅拥挤在一条道路上行进，人马行李都行走不通。有次前进，由清早到日落只走了二、三十里路，等于军队在路上站队一样，董钊、刘戡两人再焦急也没用。再则胡的军队同解放军作战，吃的败仗太多了，官兵心理上都愿意集中，越集中越好，深怕兵力一分散即被吃掉。当两兵团混乱前进时，官兵部说：“你们占用了我们的道路。”互相埋怨，彼此争吵。三月底我同董、刘谈论这件事，董说：“绥署制定这个计划，就与实地不符。”刘叹了一口气笑着说：“糟糕极了。”
　　反动派的军队上下级的矛盾太多了。如国防部不信任各军的主官，在军、师都派有监督人员。解放战争期间，军队经常被消灭，认为各军队主官对作战命令执行的不彻底，向上所报都是假的。如不战而逃，不到达命令规定地点，逃避作战责任，以少报多等。为堵塞这些漏洞，挽救惨败命运，在作战部队里各派一监察小组。师有上校监察官，直接报国防部。规定各部主官首先要拍发这种电报。在陕北各军、师均有这种监察官。但各军、师长对这些均表不满，常说：“上级不信任我们，何必给我们带这些军队和武器呢?”对于常住在军师里的监察官不理睬。还有点验组、军风纪视察组、会计独立组织等。对带兵官监督的越严密，各带兵官对付的方法也很多。如在作战时无法点名，就冒领粮饷、马干，把经费存到银行生息，同补给区军需局勾结，狼狈为奸，按三七或二八成分掉粮款。这仅是在延安时一部分矛盾而已。
　　胡宗南侵占延安也引起陕西军政双方的暗斗。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想把行政权扩大到陕北，立即派民政厅长蒋坚忍，教育厅长王友直等，组织一个陕北考察团，于四月底到了延安。考察目的是准备在陕北作全面的人事安排。但胡有他的既定方针，要把陕北作为一个新行政试验区，根除共产党在这个地区的影响，树立新风气给全国作模范。胡不用过去的老人，全用新人物，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为核心，选拔所谓优秀青年充当中下级干部，内定顾希平负总责，杨尔瑛为辅佐。这时各县行政权操在胡的军队手中，祝根本就插不进脚。祝对人说：“我是省主席，陕北属于陕西省，专员、县长没有我的派令，谁都干不成，除非把陕北另划一个省。”因而胡、祝间的暗斗就开始了。后经省政府秘书长林树恩多次斡旋，祝才让步，陕北名义上仍归省政府管辖，设置行署，由省府保荐顾希平为省府委员兼行署主任，实际上祝对陕北人事行政不能过问，一切由胡主持安排。祝心中不服，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胡部主力在宜川、瓦子街全部被消灭，刘戡、严明、李达、周由之等被击毙、师长王应曾被俘的这个当儿，祝扩大举行他就任陕西省主席四周年庆祝大会，大宴宾客，并把他四年来的政绩作出图表展览，任人参观，眩耀他的“政绩”，讽刺胡的失败。胡得知后，在下马陵住处跳起脚来大骂祝不是人，不顾整体利害，欺人太甚。这口恶气胡是无法忍受的，于是向伪中央报告说，陕西政治是如何腐败贪污，不协助军队、不催军粮等坏话，并鼓动地方士绅也宣传祝的恶迹。祝听得这种消息后，连忙向蒋介石打电报辞职，果然伪中央在四月底确定改组陕西省府，胡才把唯命是听的董钊扶上了主席宝座。反动集团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互相倾轧，这是他们的腐朽本质，也是他们灭亡的原因之一。
　　胡部对陕北人民的残杀和扰害点滴 
　　一九四七年三月下旬到九月胡军在甘泉的凶残事实：为了修筑甘泉南城墙工事曾借商民的椽板、笼担、绳索、镢、铣等农具，永远未归还农民。修筑东城外高地和洛河西高地，曾将阵地内所有山头修成峭壁，由一丈到三丈高的齐坎，使人无法攀登，并挖有暗道交通，遍设枪眼，工事外围埋设几层四号甲雷钢，为修工事常常要毁坏农田，误踏地雷往往炸死农民。在三月下旬修补茶坊到甘泉一段咸榆公路时，派兵督催沿路居民，不分男女老少，一齐出工赶修，不到三天就要把公路修通。七月间胡军害怕雨季来临，影响军运，绥署交通处长和陕西公路局长孙锡五限期将公路铺成石子路面，通令沿路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在炎热的暑天，到公路边砸石子，每方五角钱的代价，实等于零。
　　杀害革命干部：在甘泉县反动军队同县府合作，曾于三月底在甘泉北门外洛河边窑洞里捕获民兵队长朱良三加以杀害。四月间，第四十八旅在富县逮捕一位队长，也加以杀害。六月间，甘泉县长张亚轩带领军队和县保安队到洛河西岸打游击，捕获甘泉县委书记田丰年、县府科长王居仁等三人，约在一九四七年冬，王居仁越狱逃跑，田丰年书记被杀害。甘泉付村镇以南地区，曾杀害革命退伍军人一人。反动派在甘泉曾推行所谓移村并寨政策，因富县至甘泉的公路经常夜间被破坏，电话线被割断，并有行走的汽车被打坏，当地军队就同县政府将沿公路居民按关中地区一样编为保甲，把洛河以西居民强迫迁移到县城附近或公路两侧，并入人烟稠密的居民点中，以便统治和维护交通。这就使许多居民离开旧居，过着流离失所的惨痛生活。
　　借游击之名实行抢劫的凶残事实：游击是经常的，三日、五日外出游击一次，游击的目的是为了破坏革命政权，肃清地方革命潜伏势力，主要还是抢劫食粮、马料、食盐、布匹以及其它财物。还有，胡宗南派到军队和各县政府的青年服务队人员，经常宣传反共言论，帮助县府组训民众，清查户口，一日几次召集群众开会，使人民不堪其扰。
　　在延安，比在其它地区，破坏的更凶残，除在修筑工事时拆毁房舍窑洞，挖掘外壕外，在北关路北为扫清射界还拆除百姓的房舍，强迫他们迁移。为了防止解放军便衣队混入城内，在三个川道口设置了检查站，盘查出入商民。每周举行特种会报一次，督令警备队在夜晚抽查户口，遇有可疑之人，逮捕起来，送交警备部，军法处管押。延安经常食粮、马料不足，尤其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延安成了孤岛期间，名为出外游击，实则到处抢劫食粮、马料，将延安百里以内弄成了无人区。
　　胡军在侵占延安的一年又十天里，还捕押、杀害了许多革命人士和无辜良民，烧毁破坏了不少革命纪念建筑。胡宗南祸害人民的滔天罪行，是写不完的。以上所述，只是我自己所能记忆起的一部分。我没有见到，没有记忆起来的，还多的很。受人民豢养的军队，却如此苦害人民，不亡真是没有天理!我是参加这个罪恶活动的人，回忆过去，真是死有余辜！解放后，党对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造，把我拯救过来。今后只有进一步加强自我改造，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