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反动派的集中营——青训总队
柳中宇
青训总队——是国民党反动派继西北青年劳动营之后，在西安设立的一个法西斯集中营。我于一九四八年在该队训导组担任教育科科长，亲身参与了许多罪恶活动。根据记忆，写成此文。
一 名称沿革及人事编制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反动派被迫撤销了西北青年劳动营。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妄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向鄂豫皖边区进犯。胡宗南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豫陕边界配合截击，将截获的一部分新四军干部、战士及家属押送西安，在原劳动营的基础上，设立了新的集中营——第一战区长官部青年训导所。地址先在西安城内，后迁南郊山门口村。不久，由于关押人数激增，扩编为第一战区长官部特训总队。一九四六年底，第一战区长官部改组为西安绥靖公署，特训总队亦更名为西安绥署爱国青年训导总队(简称青训总队)，先迁西安南郊韦曲镇及附近一带村庄，后移申家桥以东岳村、小江村、瓜州村、西樊村等地。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反动派统一各地青训总队编制，西安绥署青训总队改称国防部爱国青年训导第六总队，属蒋匪国防部政工局管辖，实际仍归胡宗南指挥和督导。同年冬，又改称第三总队。一九四九年五月，该队随胡宗南西安绥署逃至陕南勉县，缩编为爱国青年训导独立大队。十二月，逃至四川新都，随着新都解放，该队全部瓦解。
不论该队用什么名称，都归胡宗南直接掌握，人事委派调迁，也都由西安绥署(前为长官部)决定。在组织方面，青年训导所时期，主任黄帮彦、副主任张荫椿，都是胡匪政工系统的人。特训总队时期，总队长佘耀庭。青训总队时期，总队长先后有周保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李若海(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七月)、金树云(一九四八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七月)，副总队长先后有李苾、蔡士秋、吴振宇。总队下设人事、总务、经理、训导等组。其中训导组是特务的核心，一切迫害被押者的措施，都由训导组制定发布。训导组组长先后为张景湖、牛孑丁、孔宪文。组下分两科，第一科(教育科)科长先后有刘铭训、柳中宇；第二科(考核处理科)科长先后有邵子良、孔宪文(兼)、黄云台、韩化民、张文瑞(兼)。总队下为大队，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月五月设四个大队，每大队有五至七个中队。各中队六、七十人至百余人不等。计：干部大队以截获的解放军干部和有文化的学生编成，大队长先后有王天授、杨士雄等；士兵大队，以截获的解放军战士、担架队农民和一般没有文化者编成，大队长有郭绍明、王贤达、李迪强、李瑞斋、牛孑丁、雷钟鸣、乔理之、杜纯才、谢耀庭、肖人杰等；军官补训大队(又称复还军官大队)，以被解放军俘虏教育释放的国民党军官编成，大队长先后有李苾、李铭西等；另外还有特训中队，系一九四八年夏，总队长李若海、训导组组长孔宪文、干部大队长王天授等从干部大队中挑出被认为是顽固分子的六、七十人，和窑洞禁闭室关押的二、三十人编成，队长董秉琛；女生区队，队长先后有潘少侠、董少亭；文化工作队，队长石铭图；窑洞禁闭室管理员先后有马彬、朱子斌。青训总队的反动刊物叫《爱国青年》月刊，月刊社的社长为裴汉屏、助理编辑为傅纬。
青训总队象国民党反动派其他机构一样，结党营私，派系倾轧，闹得乌烟瘴气。周保黎当总队长时，胡匪特务头子，国民党西安绥署二处处长刘庆曾派谢璇、江澎、潘少侠等人当中队长。第二任总队长李若海是黄埔四期学生，在胡匪西北青年劳动营当过总队长，是所谓劳动营系。李若海与刘庆曾素有隙嫌，接周保黎总队长后，就大加撤换刘和周的人，安置了许多劳动营的旧部下，象李苾、牛孑丁、王天授、孔宪文等。第三任总队长金树云原是军统特务，调青训总队任总队长，照样大肆更动人事，安插了蔡士秋、荣光福、金效国等。如金效国是其叔父，任青训总队总务组长时，贪赃舞弊，把入冬应发给被关押人员的棉被、军毯都克扣倒卖，使几个人盖一条烂棉被或钻到麦草窝里睡觉，苛刻得很！
二 非人的生活待遇
青训总队是一个庞大的监狱，占用驻地各村的庙宇、祠堂、学校作为囚室。房屋破烂，在潮湿的地面摆些土坯，铺些麦草做床铺，一间小房子里挤了很多人。晚上睡觉连身子也不能翻。每逢夜雨，只好坐到天明。当时有人编顺口溜说：“外边大下，里边小下，外边不下，里边还下。”天长日久，不少人都生了疥疮。
一天两顿饭，每顿发一条黑面杠子馍，份量不够，还没有菜，经常都是饿着肚子。“杠子馍，份量小，三、四两，吃不饱。”正是当时饥饿生活的真实写照。
被关押的人在这里受着非人的虐待，饥寒交迫，疾病流行。青训总队的医疗设备简陋，医官不负责任，而且贪污药品。“内症服阿司匹林，外伤抹点红汞”，不论甚么病都如此一推而过。患者得不到治疗，轻病转重，重病拖死。死者原规定有点棺材费，但都被中队长等贪污，将尸体用烂席一卷埋掉。记得在一九四八年，西府战役被俘的解放军及农民担架队员中的重伤号，因不给治疗，半年以内就死了百余人。
对被俘人员的管理非常严格。平时除上操、开会外，不准出囚房。家属来探望，必须到队长房里见面。各队门口设岗哨，荷枪实弹，日夜巡守。白天由区队长轮流任值星官，随时清查人数。夜里由全队大小特务轮流值班，点人数，查岗哨，监视出外便溺的人。尽管特务们控制严密，经常威胁说：“谁逃跑，抓回来就枪毙”，可是越狱事件时有所闻。一九四八年冬，第十中队就有十个人夜间逃跑了。另一次，两个被俘人员随区队长赴杜曲买菜，半路将区队长推到河里，乘机逃脱。每次出现有人逃跑，特务们立刻出动追赶，气势汹汹，如临大敌，可一次也没见抓回来过。于是恼羞成怒，就对在押的人大肆审问、拷打、关禁，以作报复。
三 毒化训练
青训总队的特务们，除了摧残被关押人员的肉体以外，还通过所谓的政治训练进行毒化，腐蚀思想。每天上政治课，听训育话，举行小组讨论。干部队每天上六至八小时政治课，士兵队每天上六小时政治课。干部队的教材为：(一)《总理遗教》，教官有王九思、张昔方、曲卜玄；(二)《总统言行》，教官有林建成、金世华、沈英杰等；(三)《中共批判》，教官有黄玉清、杨玉峰等；(四)《国际形势》，教官有黄玉清等。士兵队的教材为《三民主义浅说》、《政治课本》、《忠勇故事》等。一些反动透顶的政治教官，借着政治课，大肆鼓吹国民党反动派的邪说谬论，造谣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训育讲话由各队指导员讲《新生活》、《军人读训》、《青年守则》等反动腐朽的东西。还强迫进行小组讨论，写笔记和墙报稿。
军事课，干部队每周上操六至十小时，士兵队每天上操二至四小时。上操时，队长对关押人员动辄打骂，许多人被殴打致残。
一九四八年春，总队副兼训导组长牛孑丁、副组长孔宪文，在一次大、中队长会议上宣布：为了“加强训练，控制思想”，各中队均须设中山室。总队部首先在岳村设立了这样一个腐蚀思想的毒窟(后改为中山俱乐部)，里面陈列着各种反动书报，张贴了专门编绘的《总理遗教图解》、《中国之命运图解》以及诬蔑共产党的领袖和捏造国民党军事胜利的宣传画。各中队由指导员挑选一些被关押人员，也分别办起中山室，规定除上课上操外，必须在这里看书报，接受毒化思想的教育。
四 精神虐待
青训总队经常对关押人员进行所谓思想考核，制造恐怖气氛，作为迫害他们的依据。
一九四八年春，总队副兼训导组长牛孑丁和副组长兼考核科长孔宪文共同制定考核办法，在全总队会议上宣布：考核制度为三级制，中队为基层考核单位，由指导员负责；大队为中层考核单位，由训育主任负责；总队由训导组长和考核科长负责。
考核范围包括每人姓名、籍贯、出身、经历、学历、家庭状况、社会关系、是否共产党员、日常思想言行等。每月填报考核册及考核表(后改为最后被处理时填报)。
思想考核的主要方式，是进行个别谈话，即变象审讯。中队长、指导员、区队长每周必须对在押人员个别谈话一次。地点、形式不拘，随时都可以叫来谈，一边谈活，一边记录。特务们是非常阴险诡诈的，时而和颜悦色，有说有笑，转脸声色俱厉，叫骂威胁，甚至说绑就绑，吊打审讯，手段极其残忍毒辣。中队长万茂生、马献图、张国栋、董秉琛，女生区队长潘少侠，窑洞禁闭室管理员马彬等，都是以捆绑吊打出名的刽子手。
个别谈话，是所谓直接考核。另外，还有什么间接考核，即在被关押人员中互相询问，通过特务分子和变节分子监视或者告密，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大队和总队考核科直接进行思想考核的人员，都认为是共产党重要分子，或思想顽固分子。这些人由各中队、区队长带至大队部或总队部“谈话”，受到重大的压力和威胁。
一九四八年，孔宪文还曾把考核科员分配到各中队去，分别负责考核。当时分到干部大队各中队的科员有黄云台、张允中、周伯诚、钱正祥、张浩然、吴正仁、何令扬、刘昔方、原世铭等。这些人将考核记录直接向孔宪文汇报。特务们对干部大队各中队，特别是第二中队(所押都是被俘解放军连级以上干部)抓得特别紧，每天都有几个人被带到训导组受孔宪文的审讯。
一九四八年夏，西府战役后，青训总队接收了一批被俘解放军，住在长安县南郊至杜曲镇的十几个村子里。胡匪西安绥署政工处派政工大队长张景湖(一九四七年曾任青训总队训导组组长)带领男女政工队员二、三十人，协助进行考核工作。这个特务头子张牙舞爪地吹牛说：“我知道俘虏中隐藏很多共产党干部，有办法把他们全部清理出来。”他把政工队员分散到各中队，整天进行谈话审讯，开什么坦白会、检举会、哭诉会，用尽各种威胁利诱的特务手法，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最后清查出解放军排级干部及文工队员等十余人，由士兵队拔到干部队。
五 “脱党脱籍”的罪恶把戏
青训总队对关押人员采取的另一种恶毒手法，是迫使参加过共产党及有共产党学籍的人自首，即所谓“脱党脱籍”。一九四八年夏，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命令将“脱党脱籍”改称“统建运动”，意即脱离共产党党籍和学籍后，参加国民党的统一建国运动。
其办法是，首先由各中队指导员强迫填写详细的“脱党脱籍”登记表(后改称“统建运动”登记表)，并在誓词上签名盖章或按指印。开大会的前几天，由训导组集合演习。正式开会时，全总队集合，宣誓人站在最前列。唱过反动的国民党党歌和蒋介石领袖歌后，总队长讲话，读宣言、宣誓、念党员守则、呼反动口号。发现谁不喊或不举手，轻者被审讯，重者关禁闭。同时，在西安《西京日报》、《建国日报》等反动报纸上，登出脱党脱籍者的启事。记得自一九四八年春至一九四九年春，象这样的罪恶把戏就扮演过五、六次，每次人数三、四十人至七、八十人不等，其中绝大部分是强迫参加的。
六 窑洞禁闭室——魔窟一瞥
如果说青训总队是一个迫害革命人士的地狱，那么窑洞禁闭室，就是地狱中的一个魔窟。这是由队上恶名昭彰的刽子手孔宪文一手设计的。孔宪文在我们这伙反动家伙中间，是最阴险狠毒的一个。因此，先后博得总队长李若海、金树云的宠信。
原来青训总队禁闭室设在警卫连，先在韦曲镇，后迁小江村南的一个小学内。
一九四八年春，干部大队长王天授、中队长张国栋向李若海报告有十多个思想顽固分子企图暴动，情况严重。李、孔立刻命令把这些人送入警卫连禁闭室。其中有坚贞不屈的革命人士王德明、王大夫(福)等。后张国栋又向李、孔报告说：还有些人去慰问被关者并送东西，于是这些人也被关了禁闭。一次总队会议上，警卫连长刘会荣报告说，禁闭室小，关押的人太多，每天喊叫，怕出乱子。李若海就指示孔宪文、王天授另想办法，这是挖修窑洞禁闭室的由来。
孔宪文派警卫连士兵在岳村以东，西樊村南边原上一座庙的西墙下挖一深沟，两旁凿二十多孔小窑洞，沟外修墙，两头设岗，安门上锁。这个魔窟修成后，孔宪文曾多次吹嘘他的“杰作”，说什么将犯人押进去，插翅也难飞。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转移被押的革命人士。窑洞管理员马彬带领着全副武装的警卫，把二十多个被押者五花大绑，蒙着眼睛，先由警卫连禁闭室押至训导组。孔宪文点过名，恐吓一番，然后再押向窑洞禁闭室。他们在这里日夜带着脚镣，睡在潮湿的地上，经常饿着肚子，还受看守的拷打。孔宪文在训导会议上指示马彬说：“别给他们吃饱，不听话就狠狠地揍，天天逼着他们读三民主义，什么时候拥护国民党，脱离共产党，再叫出来。”政治教官曲卜玄等也常来欺哄诱骗。特务们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各种卑鄙手段，满以为革命者会屈服就范，谁知适得其反，每个人都坚持革命气节，决不向敌人低头。当时曾有这样一件事：关押在这魔窟里度日如年的革命者，为了记录时序的更替，用窑里的黄土捏成飞机，上刻月、日及星期数字，飞机的推进器当做标记，每天旋转，代替日历使用。这种小飞机被管理员马彬发现了，没收送交孔宪文。孔检查后说：“这上面并没有暴动的记号，还蛮好玩，叫他们多做几个给我送来。”马彬连声说：“好。”结果并没见送来。对敌人怀着刻骨痛恨的革命者，是决不会答应特务匪徒们的任何要求的。后来连孔宪文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家伙真是好样的，我估计把他们放进窑洞就会软了，谁知连说一句软话的都没有。那就让他们慢慢受罪吧。”西安解放前夕，青训总队仓惶迁逃，孔宪文令人填塞了窑洞禁闭室，以灭罪证。
七 恶毒的处理办法
青训总队对被关押人员，经过长期折磨和毒化训练后，按规定采取以下四种办法处理：
(一)资遣。指在青训总队长期关押，认为思想可靠，不反对国民党，不再回解放区的被俘革命干部及老弱战士，由中队填表造册，送队上各级领导，签署意见签名盖章，送伪西安绥署政工处批准。离队前三天，还要实行集训，再灌输一些反动毒素。临走时，装模作样的开一次所谓的欢送大会，每人发一张证明书，一点钞票、几条杠子馍、少许面粉，令其离队。这些被“资遣”的人，发那么一点路费，自然回不了家，许多人离队后就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所谓“资遣”，根本是一种欺骗手段。其更大的阴谋，还想扩大政治影响，以瓦解共产党的士气。
(二)服兵役。关押在青训总队的青壮年，大部分被迫送胡宗南部队当兵。每次胡宗南部队来接收二、三百人不等。一九四八年夏，胡宗南令牛孑丁一次挑选青壮年千余人，充当炮灰。青训总队强迫拨服兵役者，约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
(三)调工作。迫使被押人中的少数人，参加各项工作。一九四七年，胡宗南侵占延安，调部分人去延安工作。同年冬，胡宗南西安绥署第二处调十余人参加突击总队。还有的人被调到队上担任助教或《爱国青年》月刊编辑，分别给以国民党下级军官的待遇。对这些人只是利用，绝不信任，都要暗中加以监视。象调作助教的李云长、黄警铃、向道平等，一九四九年十月青训总队逃至勉县时，就把他们杀害了。
(四)遣送解放区。一九四八年，李若海、牛孑丁由伪国防部政工局受训回来，奉命将一部分解放军俘虏送回解放区，他们称为“遣送匪区”。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负担，一方面企图扩大反动政治影响，有着它恶毒的政治阴谋。所谓遣送解放区，并不是让你一走了事。行前还要强迫参加统建社和编入前进工作队。统建社又称戡建社，凡遣送解放区的人，出发前一天，集体宣誓，举行仪式时，正中挂着蒋介石的像，两旁点着明晃晃的蜡烛，造成一种恐怖神秘的气氛。宣誓后，每人发给统建社社员证。走前，编入前进工作队。用孔宪文、牛孑丁的话说：“使这些人回到解放区后，引起共产党的猜疑，不再信任。”这就是他们不打自招的自供。编队后，由青训总队派官兵将这些人押至指定地点。其中一九四八年送了两次，分别送至耀县、洛川一带。以后几次都是送到潼关过黄河，令其自回解放区。
八 罪行见闻点滴
青训总队对被押者百般迫害，其罪恶之多，罄竹难书。我仅举以下两件罪行，由此可见一般。
(一)对被押女青年的迫害。押在女生区队的陈新英，坚持革命气节，不向敌人低头，公开说：“共产党好。”区队长多次向训导组长孔宪文反映她不接受管理，思想顽固。在孔的指使下，潘少侠把她每次捆绑毒打，还不给饭吃，最后送进窑洞禁闭室。孔宪文为此事曾说：“潘少侠真是个母老虎，能把陈新英捆起来毒打，很能干。”
灭绝人性的特务们，对被押女青年，还有许多卑鄙无耻的行为。五十多岁的总队副荣光福，强奸霸占了一个由陕北捕来的二十多岁的安姓女青年。另外，中队长慕超，通过潘少侠打一个王姓女青年的主意；孔宪文也迫使一个高姓女青年和他结婚，都遭到了严词拒绝。
(二)枪杀张天特。张是一九四五年被捕关入西北青年劳动营的，一九四七年又被送入青训总队。一九四九年五月青训总队逃往勉县，行军途中以企图暴动逃跑的“罪名”被押进警卫连禁闭室。一九四九年六月的一天，孔宪文对考核科长张文瑞说：“总队长叫把张天特呈报绥署批准枪决。”张文瑞立刻写了呈文交孔。不久，孔又对张说：“批准密令下来了，总队长叫我秘密执行。”当晚，孔伙同考核科员兼警卫连指导员原世铭，将张天特枪杀于勉县北郊乱葬坟中，就地埋掉。事后，孔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在劳动营当队副时，张天特就在我的队上，他最恨我，要不收拾他，以后他非收拾我不可。”原来这个刽子手要杀害张天特是蓄谋已久了。
九 青训总队的灭亡
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大军逼近西安，盘踞西安十余年的国民党胡宗南部惊惶万状。青训总队也是一片混乱，于五月逃到勉县。七月缩编，改称青年训导独立大队。大队长雷钟鸣，副大队长乔理之，辖四个中队。十月底，逃往四川广元、绵阳一带。十二月，再逃广汉、新都。随着四川的解放，这个历时四年之久残酷迫害革命人士的法西斯集中营，也就土崩瓦解，宣告灭亡了。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